第四级簿-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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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几经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样在新鲜的细胞培养基中不见动静。终于有一份血样出现了反录活动增多的苗头。简和唐纳德暂且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再一次把血样放入新鲜的人体淋巴细胞培养系统中进一步察看。果然，繁殖成功！无论在哪一部分新鲜细胞中，逆转录酶猛增。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艾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由简和唐纳德提取出来的这份病毒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来研究该病毒的演化史。因为爱滋病病毒有多种不同形式，原型菌株的出现对众多科学家来说，无疑在弄清不同时间和空间分离出来的艾滋病病毒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了帮助。有些科学家进一步给这个原型病毒菌株建立了遗传信息序列。还有些科学家根据序列更进一步探索出这个原型病毒菌株的各系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发生过多大的变化和哪一些变化。用简单的话说，我们因此而弄清楚了病毒各个变种之间的先后序列、相隔年代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近远，而且有了进行判断和加以分别的准确手段，把这些研究成果归纳起来，勾画成可以称之为世系图之类的种谱。病毒的种谱条块分明之后，艾滋病病毒同猿猴感染的病毒似是实非的异点，就一望而知了。兴许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人类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即艾滋病）的病毒曾经同出一源，但两者的遗传史程却证明它们分道扬镖，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这类病毒是首先见于猴体，而后感染及人，还是从人到猴，可能我们永远解不开这个谜。我们所能肯定的，是这种两者间发生的感染关系，不可能是近些年的事。
我们同时希望我们的病毒提取工作能造福于挽救今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乐于把研究成果提供给索尔克研究所（Solk Institute），用于研制对付艾滋病的疫苗。糟糕的是，不论是索尔克研究所或其它单位制出的疫苗迄今都尚无效。
虽然我们在实验室里把病毒分离出来了，这种病毒在非洲人群中繁衍的程度，却还是个待解的谜。艾滋病善于伪装，而且伪装的面目大多，不仅装来像肺结核，还像很多很多其他疾病。以至想摸清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和范围，都很难办。治病救人，总得先弄清楚得病人数，目前使我们处于困境的就是这一条了。
形势发展得很炔。我们1983年在扎伊尔的调查，加上同时在卢旺达开展的另一个调查，证实艾滋病病毒猖撅的地带是整个中非。此时，世界卫生组织传染性疾病部门的负责人是埃及人法哈里·阿萨德（Fakhrv Assad）。此人干劲十足、热情洋溢。我同他初识于1979年我赴苏丹的途中。我们的难题正好是他的职责范围。经过大量的电话和书信往来，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认为确实有必要由世界卫生组织出面主办和实施一项相应项目。问题卡在他的顶头上司哈夫丹·马勒博士（Dr。HafdanMahler）那里。此人很难说服，他就是理会不了目前情况的重要性。后来他弄通了便十分支持。
1985年初，我开始进行中非共和国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扎伊尔和苏丹接壤，人口约240万。1976年我追踪埃波拉病毒时，也是在这个国家。当时我企图从它同扎伊尔北部边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实现。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该国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1976年时用来堵塞通道的那些树障都已清除，那些不能用的废旧渡船也已更换一新。
此行主要同伙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阿兰·乔吉斯。法国已斯德研究所在大部分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里有一个实验室网络。这个实验室是其网络中的一个，阿兰长着典型法国人的枯叶色头发，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平生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所办的事办好。他爱吃，所以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是十分在行的评酒专家，专评好酒；背上氧气瓶、套上面罩的话，他就是个同谁都能比个高下的潜水运动员了。他一直在非洲工作，目前在加蓬。他的攻关项目是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出血热，这两项原是我们俩的共同爱好。
1996年开春不久，有些病人从一头死去的黑猩猩身上感染了埃波拉病毒，负责分离提取病毒的就是阿兰。阿兰一接手工作就认定疫情，立刻动手，用不着治一等二望三，就把疫情遏制住了。在我们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很快认识到艾滋病病毒已经光临中非共和国。1985年4月里，我们同在班吉。当时我问过阿兰是不是愿意操办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办、在中非共和国召开的非洲艾滋病会议。在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后，我给在日内瓦的法哈里·阿萨德发了一份电传，建议1985年10月份举行一次艾滋病问题的工作会议。也就是说，排在已经要排好在欧洲召开的另一次会议的前一个月，法哈里并不反对。为了扩大会议的参与范围，我们决定除了欧洲和美国的与会者之外，还邀请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我们打算让会议成为讲坛，借此让有关研究艾滋病的信息广为传播，也让不是非洲籍的科学家们听听艾滋病阴影笼罩下的非洲生活的真实情况。世人（包括科学工作者在内）不借异域实况、缺乏地理知识的为数不少。让大家了解该疫病流行的情形对于事态发展只会有利而无害。来到非洲的西方科学家对非洲的想象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是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也可以因此而睁大眼睛见识见识外面世界，这是另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可说落后之极。就是在非洲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贫困国家。1979年以前，它一直处于让·贝德尔·博卡萨皇帝的淫威统治之下。皇帝陛下加冕典礼一次就挥霍了千百万美元。他仿效拿破仑，自立为帝，宣称他的国家为帝国。在被废黜驱逐出境之前，他极力搜刮全国已然贫瘠之至的地皮，杀害他的对手，甚至生吃其人。非洲本以暴君多面恶名远扬，博卡萨更是众恶之翘楚。
说外表上看来，她只是个小小个子的可爱女人。我则同希拉米切尔搭档，仍在班吉各类人群中继续调查。
班吉位于乌班吉（Ubangi River）河岸，既是主要口岸，又是商业中心，人口为34万。我们调查的重点人群之一，就是所谓的“自由妇女”，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扎伊尔的那玛及其同伙那样的女人，都属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随意卖身者。这些自己解放自己的卖身女人，在班吉成群居住于城墙根外圈，一眼看去，就能认出她们来。我们找上门去时，听说我们保证保密，决不在调查报告里引用她们名姓，她们便表示愿意合作。
她们出卖肉体的场所说来可怜，例如，一辆德国大众小货车的残破车身，弄几块硬纸板垫垫，再在窗口档上几条破布烂衫，就成了小小一块外人勿问的隐私地了。多亏当地有个医生定期给她们检查，我们调查过的都在其中。所以，我们开导她们、提醒她们、告诫她们所冒的风险时，就容易多了。对我们来说，循迹觅踪，进一步弄清感染的层次也较为轻松容易些。早在1985年，这些卖身女子，已有40％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这个数字，我们认为过小，怕只是整体的一鳞半爪而已。
那年盛夏，法哈里找了几个人商量由谁来牵头在日内瓦搞一个防治艾滋病的重点项目。防治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我提名乔纳森·曼。自从“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他已经在扎伊尔打开局面，很有声势。我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10月份班吉会议时，法哈里有机会同乔纳森会晤，可以当面听听乔纳森的意见。不出我所料，两人一见就很投机。可是对法哈里问他是否愿意搞一项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项目，乔纳森却没有立刻同意，只表示愿意帮助法哈里为这个新机构出点主意。后来乔纳森还是出山了，担任筹建和领导这项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性艾滋病项目的工作。这项工作在随后五六年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对付艾滋病的其它同类项目所无法比拟的，法哈里才大寿短，两年后突然英年早逝。这个项目也就成了他留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遗赠。
在此期间，同行间争沦得如火似茶的，还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班吉定义”。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用它作为判定艾滋病病例的文字依据。根据众代表多年来临床经验所得出来的综合性条文给艾滋病下了定义，得到一致通过。实践证明，这个定义是行之有效的，它是判断艾滋病在非洲流行的范围的可靠工具，尤其在没有试验条件的地区，作用更大。此项定义的主要内容，如长达1个月或一个月以上的发烧不退，体重骤减，减幅大于10％，泻痢久久不止等等，还有若干次要症状，如肺结核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连续反复性的疙疹病毒感染等。
出席这次具有奠基意义的会议的科学家中，有的是非欧两洲研究艾滋病的权威和头面人物。凑巧的是有两位弗朗索斯，而且都来自巴黎。一位是姓巴雷一西诺西（Barre一Sinoussi）的弗朗索斯，另一位是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Brun一Vezinet）。在艾滋病研究领域里，巴斯德研究所的巴雷一西诺西·弗朗索斯当之无愧地为关键人物。她的逻迄知名也是理所当然。她是卢克·蒙塔温教授（Pro。Luc Montagnier）实验室的工作人员。1983年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科学家。当时传媒炒作炽热，广告和报道不分，大做“发现”艾滋病病毒的生意，反而淹没了她的学术贡献意义。我事后了解到，她确实功不可没，成就来自她那近乎痴迷的钻研素质和百折不回的执着精神。后来她成为声誉极高的费萨尔国王医药科学奖的得主。弗朗索斯现仍埋头于她的文滋病病毒研究，尤其偏重于发展中国家。
第二位弗朗索斯，即姓布伦·韦齐内特的那位，是上述第一位法朗索斯的名闻遐尔的论文共同执笔者。这篇论文写的就是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内容。布伦·韦齐内特名实相符，以他自己的努力，成为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员中的泰斗。1976年埃波拉病毒调查中贮存的血样复查试验工作，也有她的贡献。她得出的结论是苏丹1979年的感染率几乎等同于扎伊尔1976年的数字。
这位弗朗索斯在班吉会议期间，差点无意中酿成一场大悲剧。要是大祸果然发生了的话，艾滋病的研究就得倒退10年。那次会议，在休息期间，主办人组织过一次直升机下乡郊游，两位弗朗索斯结伴同行。起飞20分钟后，坐在驾驶员一侧的布伦·韦齐内特无意中碰撞了控制螺旋桨的操纵杆，致使螺旋桨停转。直升飞机顿时急剧垂直下坠。幸亏驾驶员反应迅速，抢在飞机完全丧失高度之前，稳住了飞机。等飞机停稳，补学家们踏上坚硬的地面时，还心有余悸，颤抖未消。这些科学家都有献身精神，可以从容面对实验室里意外感染的风险，但要让他们接受飞机郊游失事、葬身中非共和国莽莽荒野的下场，实在不能甘心。
从中非共和国返回亚特兰大，我脑子里仍然索绕着艾滋病流行的起源问题。但至少现在有了一条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信息，那就是1976年时扎伊尔北方农村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普遍程度尚不到1％。此外，我们还从一个村民身上取得了病毒。我们还不得而知的是，前后这些年，发生在同一些人群身上的情况又如何。如果我们现在的假设是正确的活，即使城市人口大有增长，农村地区的感染情况也应该维持不变。我们分析在那些僻远乡村地区，病毒传播也就差不多是这种程度。多不了，也断不了，不至于出现大爆发、泛滥成灾。我们关心的是要落实这个假设，从而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病毒这些年栖身的所在。我们还有一种想法也需要通过试验加以证明，从而也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毒猖撅起来的原因是不是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外迁、生活方式变化，尤其是涉及性行为方面的问题等等因素有关。看来，非得派个人去扎伊尔进行一番调查不可。于是，凯文·德科克（Kevin DeCock）来了。
艾滋病毒由农村进入城市
凯文肩负的任务是回到这世界上最僻远的地区去调查搁了10年之久的老问题。茫茫十载，遥遥非洲，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怎样了？我们也想知道当年病毒携带者的近况，特别是那个20来岁的女子，我们就是从她的血液中分离出上溯最早年代的病毒。她的近况如何？
凯文·德科克那时是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我的部下。他曾在肯尼亚工作，渴望重返非洲。他年近40岁，从体格看，一身肌肉，像个典型的长跑运动员。从身分上说，凯文属于世界公民一类，上一次我见到他时，他拿的是比利时护照、美国绿卡，说一口什么毛病都挑不出来的地道英语。他的妻子可爱的索皮亚图（S0piatu）是肯尼亚人。凯文出生于比利时，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却是美国人。父母的结合是二战期间罗曼史的结晶。凯文拿到的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医学院（PrisioI Medica1School）医学博士学位。随后移居美国，进修成为肝脏病专家。他之所以来“疾病控制中心”，而且是在我这个部门工作，就因为他愿意同非洲的病毒打交道。
凯文出发赴扎伊尔之前，我把全部600份血样的捐献者姓名清单交给了他。自然其中最重要的是艾滋病病毒试验呈阳性的5人。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他们目前的情况。
10年悠悠，此地情况并无好转。凯文在第一线所需要的一切还得由我们替他充当后勤。现在我已经靠不上乔纳森·曼了。乔纳森已去日内瓦就任世界卫生组织委派的新工作了。接替乔纳森遗缺的是罗宾·赖德（Robin Rvder）。他是“疾病控制中心”多年的老人，后来调去大学供职。他身材细长，精力充沛，是个理所当然的长跑迷，迷到早跑夜跑，日日长跑的程度。他在冈比亚搞过肝炎感染的研究项目。所以对非洲有相当的了解。困难的是他不通法语。但对新工作，热情洋溢，精力之充沛，决不亚于他日日穿公园而过的长跑劲头。一俟罗宾接过金沙萨的摊子，诸事就绪，我们也就开始了艾滋病病毒的日常研究，现在我们又得再三叮嘱凯文：该做的重要工作千头万绪，当前的病毒研究，必须优先。我们只能这样安排。
金沙萨的飞机航班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凯文总算运气好，弄到一个内地飞机的座位。此行让凯文有机会看到一般旅行者很少看到的扎伊尔部分地区的风光。飞机飞往利萨拉（Lisala）途中。要在坐落在扎伊尔北部乌班吉河沿岸的一个名叫加杜莱特（Ghadolite）的北方小村庄降落。原来蒙博托总统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凯文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别说在扎伊尔，就是在全世界，也没见过这样的地方。有多少机场有金子拱顶的候机大厅呢？我去北方处理猴痘问题时，也领略过那里的气派。该村孤零零的，同哪里也不挨着，没有一条主要公路与它相联。其本身不起任何重要作用。然而街上却是灯火通明，24时不熄。店铺货架上满满当当的摆着由扎伊尔航空公司飞机运送来的各种商品。一句话，整个扎伊尔都难以找到的赏心乐事、舒适享受，这里一应俱全，什么是奢侈排场？什么是腐败浪费？看看这儿，就全明白了。这些都是蒙博托长期统治的标志。
回到亚特兰大之后，我总是焦虑不安。凯文此行能搞出名堂来吗？能查出艾滋病曾否一度泛滥？我坐不安席，像这样闷在办公室里呆等消息，还不如亲自跑上一趟的好。凯文临行之前，在亚特兰大刚签了一份买房契约。我还得分身替他出面料理这方面的后续事宜，像保险之类，都得按规定逐一完成。凯文出差公干，我理当担当后勤支援。但尽干这些，难道不差点劲吗？
事隔10载，重新觅迹寻踪，要说凯文的任务太费心费力，也真够他呛的。但他百折不回，真的把艾滋病病毒试验呈阳性的人找出来了，5个一个不缺。这成绩一方面果然得归功于凯文的聪明才智，但也不能抹杀非洲乡村社会的稳定体制。5个中死了3个。为了查明死因，看是否同艾滋病有关，凯文跟与死者熟悉的人都见面谈了话。按亲朋好友介绍的情况看，这些人死前都有消瘦减重等等足以使凯文确信艾滋病正是死因的种种症状。凯文随即采集了两位迄今存活的阳性病毒携带者的淋巴细胞样本，携回“疾病控制中心”。等试验结果出来一看，两人都有艾滋病病毒的抗体。我们最后仅剩的一丝疑云消失了。
这肯定无疑就是艾滋病。
接下来凯文着手解决他的主要任务。具体的做法是在当初提取血样的、原来村子里采集随机性的群体调查所需的样本。我们想把1976年调查的样本同现在的结果进行对照。
凯文采集了300份新血样，妥加保存，要全都携回国内，交“疾病控制中心”研究。这一段过程花了凯文6周时间。艾滋病病毒实验室负责试验，使用与1976年化验前一批血样时完全相同的方法手段。于是，我们再一次在悬念中等待着。
结果一出来，大家急于核对数据，好一场及时雨！扬布库地区1986年时的感染普遍率同同一地区1976年的数字完全一致，也就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