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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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和我兴奋极了。
假如有一条从非洲到美国本上居民的埃波拉感染途径，就应该是这里。我们询问经理在猴子和雇员身上是否出现过埃波拉病毒那样疾病的可能性时，我们的担心被证实了。
她不仅知道这样一个病例，她还告诉我，两年前她本人就染上了一种急性热病，听起来很可疑是出血热。虽然她已恢复健康，我们还急着检查了她的血液。结果她身上带有少量埃波拉病毒抗体，但是我们不能肯定这到底意味什么。跟踪抽样显示抗体滴定率没有变化，这表明不论她的情况怎样，都与近来发生的埃波拉感染无关。也许她被感染过，也许这是假阳性。
等我回到亚特兰大，我发现检疫部已采取了行动控制猴子进口，以限制那些残忍地对待猴子，在运输和关养时使它们处于拥挤状态的走私者，他们非法将猴子当作宠物出售。
最终，在1990年3月检疫部终于通过了关于不仅在菲律宾，而且是全世界暂时禁止进口猴子的决定。这引起了愤怒的科学家们极力抗议。我们不知道科学家是多么地依赖这些野生的猴子。让我们惊呀不已的是每年美国要进口2万多只猴子，其中有1600只是来自亚洲的弥猴，与在雷斯顿死亡的猴子属付一种类。这些猴子主要用于医学研究，有些则用于测检药物的安全性。我们对大量的进口和实验用途深感恐惧。这是一宗大买卖，还有黑社会在插手，它涉及的范围之广，利润之大，是我们从未料到的。因此我们是为限制和进一步规范猴子贸易做了点事。
但是，禁令生效之前还有一段时间，猴子仍在被进口，有些无疑是患病的。这一点需要紧急地通知兽医和研究人员。乔，史蒂夫和我一起制定管理可能带有出血热病毒进口猴的预防措施，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有一些先例可作借鉴。1967年玛尔伯格流行后，检疫部有规定，要求猴子被放出来以前须关养30天。但这些规定并不完全。在检疫中，总有几只死亡。埃波拉疫情的传播有可能被误诊或漏查。结果，一些被感染的但无症状的猴子在强制性等待期间被放出去，我们仔细地讨论了如何保证最近进口的猴子身上的埃波拉病毒不被漏查。
更糟糕的事发生了。最近进口的猴子中又有了类似埃波拉病毒的疫情出现，这次是发生在宾西法尼亚州另外一家公司购买的进口猴中间，和雷斯顿的猴一样也来自菲律宾，是穿越太平洋由海上运来的，与非洲没有牵涉。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病毒是新的，来自亚洲与亚洲有关，与埃波拉不同。但越来越清楚的是人没有患病，我们不知道的是，人是否会进一步被感染。1990年1月，事情更加糟糕。令人惊讶的是海斯顿实验室为弥补它的损失又开始进口猴子了，供货者仍然是马尼拉原来向他们提供猴子的公司。这批猴子也开始死亡，它们同样是被感染了新丝状病毒。
这真难以置信。
病毒仍潜伏在他们实验室里？还是他们每次进口的都是新感染的猴子？很可能是后一种。
似乎这还不够糟糕。2月初我们从德克萨斯得到消息，说那里发生了一种疑似致命的疾病，并迅速在进口的猴子中蔓延。我给德克萨斯州的实验室打电话，那里的史蒂夫·皮尔逊（StevePearson）毫不奇怪，他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兽医主任博比·布朗的另一位同事。
史蒂夫不仅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兽医，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在电话里就可以听出他对损失了宝贵动物十分忧伤。他真关心它们，并准备尽可能多地挽救他的猴子。我们的调查相当深入，有充分理由肯定没有人染上这种病。如果这是扎伊尔的埃波拉，我们相信到这时候早该有一大批人被感染甚至死亡了。我向史蒂夫建议我们要弄清病毒是怎样被传播的。否则，我们没有控制它的希望。他很愿意合作。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做全部活检。我们谈了一会儿，我向他讲了他面临的特殊危险以及如何采取预防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这些危险。
我意识到他需要一位助手。为此我们从“疾病传染中心”派一位叫做佩吉·蒂普尔（PeflgyTipple）的流行病学专家到德克萨斯去帮助该州的流行病学家凯特·享德里克斯（KateHendrichs）。佩吉喜欢动物，自己拥有一匹马。热衷于收集资料。
不过在这一案例中是凯特收集了大部分的资料。她很年轻，有些易于冲动，充满奔放的热情，是个纯粹的研究人员。她同史蒂夫·皮尔逊紧密合作，能把将要死去的猴子的情况串起来，这使我们对于为什么这些流行病会发生这个问题，有了更好的洞察力。
这项调查被简化到一定程度，因为凯特和史蒂夫只调查亚洲的埃波拉病毒，而不是埃波拉和雷斯顿发生的猿出血热的混合调查。大部分实验室，包括德克萨斯州的那个实验室，在猴子刚刚到达时为它们做结核菌素皮肤实验。结核病是笼养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刚来的猴子，试验时把一种小剂量的试剂注射到猴子眼睛周围柔软的折皱里，如果动物被结核菌有效地感染了，被注射的地方就肿起。瓶装的试剂有几种剂量。从理论上讲，细细的注射器可容纳几种剂量。由于针管中的死角，一次只能抽取七次注射的量。这个试验中的细节竟然是解开这组猴受感染的迷底的钥匙。
凯特仔细检查了猴宠的设计，特别留意被感染的猴子。然后她和史蒂夫以及他的工作人员重新检查了一遍工作程序。是这样的，他们说他们一直是按照同样的程序给猴子做检查的。她要求他们给她重新演示一遍。确实，工作人员按照一个专门的程序从一个笼子到一个笼子地检查。宠子分上下两层，凯特按照他们给猴子注射肺结核试剂的顺序清点猴子。一有情况异常，她就去查询记录猴子死亡的资料。她数得十分仔细。每数到第八只猴子都看到它情况良好，没有得病的迹象。事实上，只有第二只至第七只猴子生病。原因很清楚。那些第一只和第八只幸运的猴子是用干净的注射器注射的。
这是任何一位研究员所能收集到的最好的证据。它说明德克萨斯的丝状病毒，诸如玛尔伯格，埃波拉甚至拉沙，都有可能通过使用过的注射针头传播。凯特的发现提供了病毒传播的最好的解释。如果细菌是空气中产生的，那么第一和第八只猴子会像其他的不幸的同伴那样早就被传染了。后来凯特在波士顿的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上公布了这些资料。
动物管理员感染了
雷斯顿的五名动物管理员主要负责照料近来进口的猴子，他们要做的一件工作是把猴子从运输用的板条箱里放出来。这个活相当简单，用橇棍把箱子打开，被弄断的廉价木片在通风条件很差的房子里散落得到处都是。箱子里那些可怜的，满身泥污，吓坏了的动物只好被抓出来送进一个标准的不锈钢笼子里。我们希望抓动物的人能戴着厚手套，这是个很脏乱的活儿。板条箱里关着一百多只吓坏了的猴子。它们被关了40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箱子里到处是结成块的动物粪便。那些箱子像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使用的一样，装有把手使管理员不直接接触猴子就能控制它们，至少是在猴子被麻醉以后再接触它。当用双手握两个拉手时，这样可能使笼子里的猴子身体后仰。不幸的是，一旦猴子悟出了那机械的道理——这不需要很长时间——它就会把手脚抵在宠子前方板条上以支撑后仰，你拉它推，常常是猴子取胜。唯一打败猴子的办法是也使用双脚。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干这活时都穿上太空服。有时我也坐在地板上采取与猴子同样的位置，把我那双大号的橡胶靴顶在板箱的木条上起杠杆作用。
由于在“疾病控制中心”第四级病毒实验室里我们总能收到别人扔下的猴子，我们成了一些身材较大和年龄较长的动物的主人。经我们手检测四十磅重的猿是常有的事。你得彬彬有礼地对待这些动物。永远避免眼光的接触，大多数的猴子认为这是威胁。动物要被注射轻微的麻醉剂，以便安全地把它们从宠子中移出进行检查和必要的血样采集。我们恪守的常规要求是永远给一只猴使用一支新的针头。另一条规定是涉及猴子的程序必须有两人参加。实际上我们是三十人一起干。
那就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情况。在许多商业性养猴实验室，管理员乐于表现强悍而且不戴手套。许多笼子缺少拉手，所以抓猴子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开宠子的门，大战一番，野蛮对野蛮。有时一个笼子里装两只猴子，这样捉起来就更加危险。有些管理员被猴子抓住，并抓破皮肤或咬伤，于是他们就染上了一种叫做“猴日病毒”的病，这种病毒不会使猴子病得很厉害，实际上这是一种痢疹病毒，在猴子身上最多引起疽疹，唇疽疹。可是，在人身上会引起像狂犬病般的疾病，通常是致命的。由于很少发生，人们几乎已经忘记猴日病毒会使人患病，而大多数猴子管理人员认为这早已成为过去。20世纪80年代在佛罗里达州番萨科拉附近的一个实验室里曾经有过一位猴子管理员死于猴日病毒。后来，调查者在这位死者的办公室里发现他桌上有一本教科书，该书敞开的一页上描述了猴日病毒感染人后的一些症状。可是这位管理员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担心，连对他的妻子也没说。
1990年1月的一个早上，史蒂夫·奥斯特洛夫来到我办公室。他告诉我一位雷斯顿的动物管理员在切开一个受感染而死亡的猴子的肝脏时割伤了自己。史蒂夫对此表现出令人吃惊地不大在意。乔正在俄国参加一个出血热会议，我无法与他联系。我给彼得·贾林打电话。请他主持那里的局势。
实际上，情况不妙。贾林已经准备好了电子显微镜并检查了肝脏，肝脏上全是丝状病毒。警报拉响了。就是它。出了这种事，准是埃波拉。
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认真对待此事。我给佩格·蒂普尔（Pegtinple）打了电话，她最近才被派住雷斯顿以减轻史蒂夫·奥斯特洛夫的工作压力，接管调查与感染的猴子有接触的人的工作。她已经给管理员做了检查，总的来说，他情况还不错。她说话时一点也不着急。那管理员是中年人，肥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我告诉她每小时给他做一次检查，但不要无必要地限制他的活动。
“只是不要离开他，直到他渡过潜伏期”。我说，“从现在起大约一周的时间。”
挂上电话以后，我又与彼得联系。我们一致认为跟踪病人最好的办法是每天采集血样。
第二天，乔从俄国返回。
“干得好”，他听完我告诉他我做了哪些工作后，他说。“这样做是对的，”他接着说，“就这样，如果出现任何像从非洲来的埃波拉病毒那样的情况，那入就很可能要病得很厉害以致死亡。”
佩格在以后的10天里尽可能靠近那人身旁正常地给他做检查，量体温。我们观望，等待。彼得继续采集血样，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我打电话给他，询问有什么变化。果然有变化。
“找到了，”他说。
最近的伊利莎试验（Elisa iest）显示血佯对丝状病毒抗体呈阳性。他已从血样中培养出了病毒，这一点也无疑问，那位动物管理员被感染了。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那人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不发烧，没有咽痛，只是轻微头痛，甚至他的糖尿病也得到控制。
我们同时也观察了另外4名参加新猴运输的动物管理员。我们幸好手头有血样，那是1989年11月第一批猴生病时从管理员身上采集的。其中三份表明血清转化成一种新的病毒，这意味着当我们首次为他们检测时，他们对埃波拉不产生抗体。但现在他们的血清回应强烈。也就是说五个人中有四个感染上了埃波拉病毒，而他们五人都与猴子有过密切接触。
他们一个也没病倒，这是一种新的埃波拉病毒。但是，是让我们摆脱困境的病毒。而且只是这次。前面还有麻烦，乔是有第一手经验的人，让他来说吧。
当动物管理员割伤了自己以后，他没有患病。我很清楚这种病毒对人致病很慢。我想，这是个好消息。可是，事实上，我对形势的这一估计并没有使很多人高兴，其中也包括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同事。
我没有考虑到的是人们从他们原来的立场上退下来是多么的困难。我的结论是，不论什么原因，这不是人的病原体的观点，让某些人接受是困难的。关于这一点，我在“疾病控制中心”参加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讨论。
有一次闹得满城风雨。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C。J。彼得斯用非常强硬的口气在电话中盘问我为什么把第一批受感染的动物管理员送往一般医院而不是放到军方的隔离病房。这并不是说我的决定没有给我带来一些不安。但凭经验和公开的资料我相信把出血热病人隔离在这种病房是根本没有道理的。据我看，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恐惧。我们已经看到可怜的珍妮·桑德斯是如何受到英国政府的对待的。我没有必要让我的同胞受同样的煎熬。确实，我将近15年的经验和其他人的经验表明良好的基本隔离护理不会使医务人员受到异常的风险，能使病人得到最好的护理。病人需要在一个配备有丰富经验的三级护理小组的医院里。这是唯一保证理想治疗的途径。此外，如我指出的那样，现有的“疾病控制中心”制定的对出血热病人管理的措施相当明确。既然这些都是建立在广泛的经验和仔细参照公开的资料基础之上的，我看不出为什么要背弃它们。
然而，对于在高度的一触即发的气氛笼罩下的雷斯顿，把被感染的管理员放进第四级病毒病房，其压力是巨大的。即使病人真的病了，我仍坚持同样的立场。
确实，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宽慰，即雷斯顿病毒对人是不致病的，它不会使人生病，但是，从别的地方进口的猴子身上出现的另外的菌株总是威胁，甚至对人类是有害的。我想知道对动物感染我能做些什么。很显然，我们需要进行有条理的资料收集及进行流行病学分析。但是负责猴子的小组是由兽医病理学家组成的，在流行病方法学方面没有专门知识。我建议史蒂夫·奥斯特洛夫去帮助这些兽医，用他流行病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指导他们的工作。我甚至建议派他的专家助理到军队去。但遭到了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拒绝。只能寄希望于最终被公开的资料能说明病毒是如何在雷斯顿实验室传播的。在没有更有力的反证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只有认为病毒是由感染了的针头传播的，或者是由在猴子身上使用的其他仪器造成的，就像在德克萨斯发生的事件那样。
我们对埃波拉病毒雷斯顿菌株的无知也包括对雷斯顿死猴的真正原因的无知。有些证据表明它们的死因可能是猿出血热合并感染。也可能是猿出血热合并埃波拉病毒在猴子身上引起的比任何单一的病毒更加致命的疾病。苏和她的小组在我们实验室后来做的实验肯定他说明埃波拉病毒的亚洲病毒株远不如它的非洲亲属那样致命，调查人员更慎重的反映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次得病过程的实质。可是埃波拉病毒，无论它是原发病毒或是菌株，连适度的反应也没有引起过。
我对苏说：“假如它根本不像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到这时候我们也该弄明白了。亚洲的丝状病毒对人类不构成威胁。”
这远不能使我的上司消除疑虑，我的估计似乎只能引起失望，甚至气愤。我请苏把雷斯顿的最终结果讲给大家。
1990年3月，在动物管理员使自己感染上病毒但又未能致病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乔和弗雷德因雷斯顿调查的几件事而有所争执。乔原来计划4月下旬离开，这一下他3月底就离开了特殊病原体部去了人类兔疫不全病毒艾滋病部。接着就一连搞了好几年的艾滋病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还热爱他曾为之付出多年心血的出血热病研究工作。现在又需要与艾滋病作斗争，因为它在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在非洲。1989年7月，艾滋病环球研究规划的负责人乔纳森·曼和乔订了一份胁议，让乔到日内瓦去，他们计划检测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药物疗法和感染的机会。他们选择的研究地点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乔在那里的经验会特别有价值。世界卫生组织和“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研究部已经在1989年夏季起草了复杂的文件，那是在第一批雷斯顿猴从菲律宾运出之前。
新闻界猜测乔离开“疾病控制中心”的原因是雷斯顿疫情的争论，完全是夸张的，但是，乔也不必那么仓促地或激烈地离开特殊病原体部。“疾病控制中心”让乔在出血热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流失是对该部门领导工作的严重控告。几年后卡尔·约翰逊也离开了“疾病控制中心”，这样损失就更加严重。
对我来说，这也是我个人的损失。多年来我从事出血热研究工作，乔一直是我的良友和导师，他一走，我只能孤军作战。
猴子远征
1990年3月下旬。所有的文件都已准备好了，乔已调往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部。根据安排，乔要在5月份搬到日内瓦与乔纳森·曼会合，我继续与他保持联系，听取他的意见，在“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别人真正懂得出血热这个领域。虽然我们的技术人员都很胜任，但病毒性疾病部的主任是新来的，他的工作还有个不利条件，他没有医学和流行病学的背景，为此他把一个临时负责人提升为分部负责人，而此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出血热，也从没涉足第四级病毒。
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全力投入。雷斯顿疫情产生了大量的血样，大多数是猴子血清。似乎每一个有猴子的人或用猴做实验的人都担忧埃波拉感染。我们不知道身边有那么多的猴子，我们停止了在全美国的猴子实验室进行血清调查。通常血清调查是为了评估特定感染的流行，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