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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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非洲医院的习惯，这第一个病例病人患病期间，是由病人亲属照管的。他死后，很快他的兄弟也发病了。兄弟比较幸运，活了下来。奇怪的是，第一例病人的妻子更加幸运，她根本没得病，后来的血清检查证实她完全没受感染。
和医生谈话之后，我去拜访那位寡妇。她现在和她娘家的双亲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她才十八九岁，最多不过20出头，由于服丧的缘故，她剃了光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表情呆滞。非洲是个古怪的地方，当一个人死去或即将死去时，亲友聚集在房门外号陶大哭，捶胸顿足。有些社团里，亲人们还用灰烬涂抹皮肤，以示哀伤，这种仪式可以连续进行十多个小时。对西方人来说，这种表现方式未免过于戏剧比，不够真实。但是，它是非洲文化的一部分，决非做作。而一旦服丧期过去，人们就十分冷静，这和西方的行为形成强烈对比。可能是这种礼节提供一种抒发机会，让人们排除忧伤后能继续活下去。
我是想从那名寡妇和别人了解传染病的来源。然而这位寡妇神经紧张，对采访很不习惯。此外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在这个社会里妻子一般不了解丈夫在家庭之外的活动。我很想知道此人生病前如何打发时间，以便了解病毒感染的来源。他有没有被昆虫叮咬过，曾否打过针，是否吃过污染了的食物，有没有打过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了解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多少得到一些关于病毒传播途径的证据。医院是可能的传染途径之一，针头的重复使用，缺少隔离措施，其他病人和病人亲属部可能被传染上。然而不久我就了解到有种风俗习惯给人们造成可怕的风险。遵照这里的文化，人们在埋葬尸体之前要亲自处理遗体以表示对死者的至爱亲情。亲人一般要到棺材前来吻死尸，人们认为尸体是要做到绝对清洁的，他们先是要把遗体充分洗净，把残留体内的粪便等秽物全部冲洗出来。由于埃波拉病人的粪便不可避免地会带血，这就只能把病毒传染给亲人。日后我了解到这就是马里迪有这么多人患上埃波拉病的原因。
当前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住宅区转悠，寻找能向我提供有关疫情信息的人。除了第一例病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病人来自同一病源。我访问了4个病人的家属，他们都与第一例病人有过些接触，但他们的描述没能给我什么确切的答案。于是我的目光转向棉纺厂，它会不会是埃波拉病毒从其自然界宿主进入人体的第一个地方？
尽管棉纺厂的经理很愿意帮忙，但他没能使我进一步了解病毒的可能来源和棉纺厂在疾病传播中可能起的作用。一个很引人兴趣的事实是：棉纺厂的产品是经由朱巴通过尼罗河运往喀土穆的。没有通过扎伊尔出口货物，也没路可通。经理甚至对我这样提问也感到惊奇。他笑着回答说，不可能把任何货物通过扎伊尔运往市场，他已经多年没有在扎伊尔出售他的产品了。我于是去棉纺厂进行考察。
棉纺厂在恩扎拉镇的边缘，是几间砖制和木制的房子。厂房周围有一圈生锈的铁篱笆，土地上原来可能栽种过花草树木。现在是荒草一片。那是五六十年前殖民时代的典型建筑物，现在大部份窗户上已经没有玻璃，有的则糊上破纸或钉上木条，所剩无几的玻璃窗肮脏不堪。厂一房里光线很差，大部分灯泡不亮，有的房间根本没灯泡。天花板很高，那是殖民时代建筑物的标志，挂着的吊扇看起来大多已不能运转。（厂内的两个景象令人吃惊：一是古老的纺织机的隆隆轰响和转动，机器橡是来自工业博物馆的陈列物；另一是空气中的古怪气味，一种棉花纤维、灰尘和噪音的混杂体。这种气味令人无法描述，那是一种我似曾记得，但是一时叫不出名来的气味。我仔细观察这所房子。当我的目光转向高高的天花板时，我立刻知道那种气味的来源了。悬吊着的天花板多处已经褪变为灰色甚至黑色，有些地方已经完全腐朽。这种变色，这种味道一一我忽然想起来了。
蝙蝠。
正如同热带非洲的大多数建筑物一样，天花板成了蝙蝠窝。入夜，这些夜间生活的动物就从房顶倾巢而出，尖叫着去捕捉昆虫、瓜果为食。一到早晨，它们再飞回来头脚倒悬地美美睡上一天。是它们排泄的粪便使天花板变色。天花板腐朽后，蝙蝠的粪便滴落到厂房的地板上，与棉布和尘埃结合后产生出那种阿摩尼亚味道，我在非洲住了很久，知道蝙蝠对人类无害。我们常在夜间爬到房顶上去捕捉它们。我们戴上垒球手套以免伤害它们，然后把它们放掉。这里的人们对蝙蝠习以为常，工厂工人对它们毫不介意。然而对我来说，我不能不怀疑蝙蝠在埃波拉病毒的传播上也起了一定作用。
与死人同机
蝙蝠的排泄物会否是埃波拉病毒的载体呢？如果是，病毒又怎么在蝙蝠体内生存呢？那就得假定病毒相对说来对蝙蝠无害，而对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则是致命的。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同病毒有不同的适应性。但是要证实蝙蝠要对苏丹或任何其它地方的埃波拉病毒负责就困难了。我们没听说过蝙蝠与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患者接触的报导，但由于非洲到处都是蝙蝠，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猜想棉纺厂是恩扎拉瘟疫的传染源并不能说明它一定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以证实蝙幅是否载有病毒。我当时不可能大量取样测试蝙蝠是否广泛受病毒感染以致传播该种疾病，或者是它们没受过感染。几天后到达的世界卫生组织苏丹小组收集了几只骗幅，然而样本不够，他们不仅没能分离出埃波拉病毒，也未能说明任何一只蝙蝠与过去曾发生过的瘟疫有关。由于人类很少从自然载体中传染上疫病，所以不论病毒来自什么动物载体，病例也不会很多。1978年，卡尔·约翰逊一行对非洲的丛林野兽进行广泛搜寻以发现埃波拉病毒的载体时，曾对各种蝙蝠及其他兽类作过试验。后来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的吉恩·约翰逊（Gene Johnson）又曾对一可疑的蝙蝠洞穴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闪电式调查，他掌握的原材料比我们多得多，但也毫无成果。
瘟疫能否从苏丹进入扎伊尔，对此我是有怀疑的。假若病毒是由蝙蝠携带的，那绝不会只是一只蝙蝠而已，如我在此之前说过的那样，人类的交往也不像是传播的渠道。谁会千里迢迢地从恩扎拉到扬布库去呢，他在几乎无路可走的漫长道路上跋涉又为了什么呢？那里没有生意可作。恩扎拉棉纺厂生产的棉纱和布是通过朱巴运往喀士穆或是内罗毕的。无法从扎伊尔出口，扎伊尔也没人会买。
离开恩扎拉之前，我写了封信给唐·弗朗西斯（Don Francis），他后来成为畅销书《乐队继续演奏》（And the BandP1av 0n）的已故作者兰迪·希尔茨（RandyShiltz）关于人类免疫系统不全的主要顾问。唐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曾参与在苏丹境内的一次天花疫病调查。通过无线电波传播我得知他现在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小组，现在仍滞留古巴。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会来恩扎拉，也愿意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信中我提到埃波拉的第一个病例。告知他死者的埋葬地点。我也详细地告诉了他瘟疫的发生情况以及如何去寻找医生和存活者。应该说这是我带着十分满意心情写下的一封信，因为它说明我是进入恩扎拉的第一个调查人。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看到那封信时既惊讶又高兴。
在恩扎拉呆了三天之后，我决定离开。虽然调查很有趣，但是再呆下去我也不可能找到苏丹和扬布库两次瘟疫爆发之间的联系。我唯一可做的是收集样品和捕捉一些可能携带病毒的动物，但是我没有条件也没有仪器来进行如此规模的调查，因此我决定回扎伊尔的扬布库去，然后再北上，去中非共和国。
由于我曾成功地进入苏丹、我想也许我也可能进入另一国境。但当我抵达离边界约15英里处，发现有一棵横躺着的大树挡住去路，既无法绕着它走，又无法截断它过去。没人知道为什么要砍倒那棵树，但它倒在那里已经好几个月了。就算是大树被搬走也没用。人们告诉我说还得渡过一条河。那么说得要条渡船。问题是没有渡船。
于是我掉过头来往回走，到别处去寻找埃波拉病毒。大雨下个不停。红泥浆路越来越泞滑，走起来十分危险。但是司机满不在乎，途中我们捎带上的一个乘便车的人也如此。车子不断地打滑我越来越胆战心惊。在非洲，于弹和病毒是我甘冒的两种风险，然而车祸呢？！我不断要求司机开慢些，每次他都口中咕喀着表示同意，但仍然照开不误。一路上他都没有尊重我的意愿，显然现在他也无意改变他的习惯。经过一个名叫比利（Bili）的小镇之后，他突然一个急转弯，速度之快使整个车子打滑起来，橡个陀螺那样打转转。窗上显出各种色彩：绿色的树、棕黄色的泥巴，红色的粘上，就好像快放的影片一般。后座中50加仑的柴油桶疯狂地碰撞着，没捆住的东西四处飞舞，我摸索着想抓住什么东西，而吉普车继续飞速前进，一会左、一会右地激烈摆动，最后终于翻倒在路旁。
当我睁开眼时，我看到的是天空。我发现我栽倒在司机身上，耳中满是震耳欲聋的叫喊声，那是出自搭便车的人之口。
我被震得四肢麻木，但幸好并没受伤，我艰难地爬出车外。几乎站不住脚。司机则花了更大的劲才勉强站起来。最糟的要算那个搭车人了。他痛苦地嚎叫着：“我的脖子断了！”。但是即便我还处于头晕目眩的状态，我也看得出他是夸大其词。脖子断了的人，一般是叫不出来的。我试着搬动一下他的四肢，还好，四肢能动弹，但他实在痛得够呛。我把他放倒，给他作检查，看他的神经是否严重受伤。看来他是肌肉痉孪很可能是由于受到剧烈震动所致。他自以为是快要死了，陷于歇斯底里的状态。我再三劝慰都没用。然而假如我们不能开车上路，也无法送他上医院。附近的居民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把吉普车翻转过来。现在我有可能对它作一次检查。车子损坏得还不算太严重，车头有一部分凹陷进去，两块车窗被甩了出去，但并没破碎，我再转向搭车人，他仍在嚎叫不止。我想我得想办法把他的脖颈固定住，然后再找个地方让他躺平休息。但在目前状况下，我没法搬动他。由于他并未丧失知觉，我认为他的伤势不至于太严重，也可能是碰伤了脊髓。我翻了翻我随身带的医药箱，你猜怎的，居然还有安定针剂。我给他打了一针。他逐渐缓解下来并睡着了。这时我就用衬衫垫着碎布给他做了一个颈箍。我把颈箍给他拴在脖子上，固定在手臂下，这样我们就能把他搬上吉普车的后座。后来我们得知这个人的近亲就住在离此20英里远的地方，幸而吉普车还能勉强开动，总算运气，终于把此人送到了那里。接着又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修理车子。
后来我们到达一个名为阿布蒙博兹（Abumombozi）的小镇，位于扬布库疫区中心以北80英里处。传说扎伊尔的疫病第一例病人、一位小学教师，就曾乘车通过这里北上，因此我很想知道这里是否也有瘟疫的迹象。有位医生告诉我，他没听说附近曾发生瘟疫，但他不时见过带有伤寒症状的病人。他见到的真是伤寒病人吗？扬布库的医生在未能对病情作出确切诊断之前也常说病人患的是伤寒。医生是否把两种疾病混淆了呢？我无法得知，因为现在没有病例，而过去的病人又没有留下化验结果。
当我到达扬布库后，我们的小组还在村里作调查，询问村民，采取血样，以便了解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我的同事们当然十分想知道我曾否发现扬布库和恩扎拉两处瘟疫之间的联系，我只能使他们失望了。“从一处到另一处需要穿过4个不同的部落地区，而且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要到另一处去。”我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对我的说法抱有怀疑。两个地方同时发生瘟疫，不能不使人们怀疑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我对自己的调查结果深信无疑。三年之后才证实我的看法是对的。
旅途的下一站是本巴（Bumba）。我们在当地的天空教布道处过夜，打算搭乘第二天的军用机回金沙萨。上午十点左右，我赶到机场，原只说按计划有飞机到，并没说明一定有。因此当我到达机场看到有架飞机停在那里，还真有点惊讶。更使我惊奇的是看到有群人围在飞机周围。大多数是妇女，脸上涂沫着白灰，悲伤地大哭大叫，捶胸顿足。好橡机舱尾部发生了什么灾祸，是什么灾祸说不准。走近些时，我看见有人把几个木箱抬进机舱。天啊！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些棺材！我得与飞机上满载的死人一同飞回金沙萨。
我问旁边的一个人，那些人是埃波拉病人吗？
“他们是飞行员，先生，”他回答说，“他们开的直升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这人看着我，似乎在考虑要不要把真象更多地告诉我。“天气很坏”，他好像认为这点解释不够，又接着说：“飞机没有油了。”
“谢谢你”，我说，并准备走开。
但这人又加上一句：“他们喝酒了，喝得大醉。”
后来我听说，我的一个同事彼得皮奥特（Peier Piot），扬布库小组的成员，本来打算乘那架出事的飞机回金沙萨的。当他看出这些飞行员的醉态，就明智地没上飞机，我们同在扎尔伊作过关于爱滋病的调查，相处很好，他现在是联合国艾滋病项目的负责人。我猜想他会常常想起那桩事件的。
找到飞机残骸和那几具尸体，曾花了几天时间，因此尸体已经腐朽发臭了。机舱内的恶臭可怕之至，我当然愿意与另一伙人同行，但我又有什么办法。我从哭喊着、脸上涂着白粉的妇女中间穿过，走上飞机。在空中要呆整整两个小时，无法摆脱令人作呕的恶臭，怎么受得了，然而也只能如此。我系好安全带，坐在死人堆中。
几个星期之后，另一批物品被运往金沙萨，转运亚特兰大。这批物品实际是从扬布库及其附近居民中采集的600瓶血清一一送往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去作埃波拉病毒抗体化验的。我们无从了解的是这些小瓶装着一个和埃波拉病毒无关的秘密。它和其它几千种样品一起，像是神话故事中的恶魔一样，被紧锁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个冰箱内。十年过后，我们才掌握了打开这把锁的知识，然而一一切都太晚了。
了解拉沙病毒
在贫穷的塞拉里昂共和国，约翰·卡马拉（John Kamara）是少有的特权者。他今年三十来岁，毕业于该国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贝（Forali Bay）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他的老家边远又贫困的东方省塞格布韦马，在圣灵（Ho1v Ghost）学校当一名历史与法语教员。他受到学生的尊敬，学生把他当成楷模。塞格布韦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像他那样的人不多。人们有事都来找他商量。他不只是老师，更是他们的朋友。他能帮助学生解开法语动词中的奥秘也能和他们一起踢场足球。
他体格壮健，很少生病，因此当他在1977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半夜醒来感到有点不舒服时，还感到奇怪。他的皮肤摸上去有点发烫，头有点疼。他的肌肉即使在一场紧张的足球赛之后也没这样痛过。当然，他刚从附近的一个村探亲回来，那里的路很难走，而且天气酷热，尘土飞扬。所以他认为是由于旅途劳累而引起的不适，于是翻过身来试图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头痛得厉害，肌肉也更加酸痛，并且肯定发烧了，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约翰生长的地方，疟疾多得是，因此他认为他是得了疟疾了。在塞格布韦马和非洲其他许多地方，人们一旦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往往都被诊断为患了疟疾。成人也如此，尽管他们一生中饱受携带疟疾菌的蚊子的叮咬应该具备了某种免疫力。约翰给校方写了个便条请假，说明自己病了，然后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和4片氯奎宁（这是当时治疗疟疾的标准方法），就上床睡觉了。下午，他觉得好了些，但他发现肌肉酸痛转到后背底下，而且嗓子开始疼痛。
当天晚上，情况更糟了。体温上升，嗓子痛加剧，肌肉疼痛也更厉害。他开始觉得他患的可能不是疟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体温持续上升，疼痛也加剧，他于是去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就诊。为他接诊的伊莎贝尔·金医生（1sabeile King）立刻知道了他患的是什么病。
拉沙热！
1976年11月，对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的调查结束之后，我回到我刚在塞拉利昂凯内马建立的项目现场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研究拉沙热病的长期规划。两项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来做：一是找个住处，二是搞起一个像样的实验室。政府拨给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装成一个可用的实验室。首先我得装上发电设备，房顶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还得取回我在亚待兰大买的设备。设备已经到达塞拉里昂，存放在港口的仓库里，但愿它完好无损。在塞拉里昂，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知道怎样摆弄它。但是在非洲，特别是在塞拉利昂这样贫穷的国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辆报废汽车，顷刻之间就会像动物园中的野兽尸体一样，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须到港口去指导把设备安全地装上卡车，以免设备受损或是被“遗忘”在仓库里。
我到达港口后，沿着一条弯曲小道南行，找到货运经理，他向我担保说设备完整无损，但不允许我亲自去作检查。两天后我收到仓库的紧急通知，说我租用的卡车后门不够大，盛仪器的木箱放不进去，因此我还得再找一辆后门开得大些的卡车来搬运这批仪器，任务是完成了，代价是我几晚未能成眠。
有了这批仪器，我得通上电源。我在扎伊尔教书时，有摆弄电线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