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观音-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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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久违了的贝贝，她冲我嫣然一笑，说：“你是杨瑞。”
　　我有点尴尬地，不知道该说什么。看见了贝贝就像看见了我的过去，我说：“呃……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到我们这儿是想来骑马吗？”
　　贝贝微笑着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不，我不想骑马。”
　　我的语言和表情都有些迟钝发僵，我说：“哦，那……需要我为您做什么吗？”
　　贝贝对我这一脸公事公办的客套笑了一下，说：“那我也订一桌宴会吧。”
　　我马上拿出预订单和钢笔，脸上又恢复了那份“职业微笑”，表情和话语也带出相应的殷勤：“好的，请问您想订什么标准的宴会？”
　　贝贝说：“你们这边是什么标准？”
　　我非常麻利地做着介绍：“我们这儿宴会最低标准是两百五十元一位，最高一千元一位，不含酒水和厅室费，另需加收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布台的鲜花我们是免费赠送的，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我们不收服务费，厅室费打对折……”
　　贝贝打断我：“那就订最高标准吧。”
　　我把价格记在预定单上，又问：“请问您订几位？”
　　贝贝说：“四位。”
　　我边记边问下去：“请问您订什么时间？”
　　贝贝反问：“你什么时间方便？”
　　我抬头，愣住。
　　贝贝大大方方地说：“我请我表姐和她男朋友，还请你，希望你能赏光啊。”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坐在我们俱乐部最豪华的宴会厅里，我第一次以贵宾的身份，享受了我们自己的服务和美味。刘明浩和李佳也来了，个个盛装华彩。刘明浩拉着我挤眉弄眼，一语双关地说：“哎，别忘了这个大客户可是我给你拉来的，你千万套住了可别再稀里马虎的给弄丢啦！”
　　和贝贝一起吃饭是一件开心的事。贝贝是一个性格开朗为人直率的女孩子，她的思维习惯和看问题的角度以及表达的方式，与我们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和她很聊得来。我们吃过那顿高标准的丰盛的晚餐之后由贝贝提议，再到我们相识的那家名叫“男孩女孩”的酒吧去。我们四人挤在一辆夏利出租车里一起进城，在“男孩女孩”里几乎玩儿了一个通宵。我和贝贝搂在一起跳舞，跳得非常开心。那是我在安心走后第一次开心的又笑又跳，而且，那一夜我完全忘掉了安心。
　　对，如果我能够忘掉安心的话，我应该忘掉安心！
　　和贝贝在“男孩女孩”跳舞的第三天，我不知为什么，竟主动打电话到她住的希尔顿饭店，问她想不想出来找个北京老百姓去的小饭馆吃顿饭，我请客。贝贝在电话里意味深长地问我为什么想起要请她吃饭，是怕她一个人在北京太闷吗？我沉默了片刻，竟脱口说：不，是我自己有点闷。
　　我说：“你有空吗？要是没空就算了。”
　　贝贝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当然有空。”
　　后来的那几天，我和贝贝几乎天天晚上在一起吃饭。在北京的那些还算干净的小饭馆里，我向贝贝讲述我们的北京，从名胜古迹讲到胡同掌故，讲到北京现在年轻人中流行的一切。然后，我听贝贝讲美国，讲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和家庭观念，讲在美国怎么看病怎么开车怎么取钱怎么打官司，……彼此的话题对对方来说，既新鲜又充满了陌生的知识。这样的交谈使我们很快地投机起来，并且互相欣赏。有一次吃完饭贝贝把我带去了她在希尔顿饭店的房间，我们继续国内国际地聊到很晚。我告辞时贝贝在房间的门口送我，开门前我们互相说了再见，感觉彼此的声音都有些异样，然后目光都停在对方的脸上。终于，在互相凝视之后贝贝把身子靠在门边走廊的墙壁上，闭上了眼睛。我知道我应该吻她了，就吻了。我吻了她的脸，和她的唇，吻得很轻很轻。吻完之后，我说：“明天见。”
　　第二天晚上我们依然在一起吃饭，吃完饭依然去贝贝的饭店聊天，聊完天依然彼此注视然后相吻，吻完后我们互相要了对方。
　　第二天清晨我们醒来，没有拉上窗帘的房间投满了红色的阳光。阳光的颜色使我们赤裸光滑的身体特别好看。我们为自己的年轻和美丽而倾倒，再次互相要了对方。这是我在安心走后第一次接触女人的肉体，不知为什么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和女孩做完这种事之后隐隐有种羞耻感。我觉得我对不起安心。
　　就在那天早晨，贝贝陪我到酒店三楼的咖啡厅去吃早餐。在早餐结束前她向我提出了跟她去美国的建议。我看出贝贝是认真的，在那个早晨她已决定终身相许。
　　一周之后，贝贝走了，回美国去了。我们频繁地互相通信，通电话，信和电话的内容主要是说些想念爱慕的情话，另外就是说我赴美手续办理的进展情况。贝贝说爱慕想念的话比较直接，那些话总是说得火一般热烈。我说得则比较含蓄，比较温，不那么直露。贝贝为此总抱怨我对女孩子太冷，但同时又说就喜欢我这样的性格。她把我对她的反应当成了性格。她说这样更男人气，很酷。贝贝讨厌饶舌和表现欲太强的男人。
　　也许只有我自己扪心可知，我对贝贝那些表示爱意的话语说出口时有多么勉强，多么言不由衷。我不是不喜欢贝贝，而是禁不住总要揪心地追问自己：你不是爱着安心吗？你现在还爱着安心吗？
　　但我知道我应该走，我应该背井离乡走得越远越好。我不是不爱安心，是安心逼我走的。是她对我们的爱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留下一纸诀别然后不知去向。我留在北京留在我们的家里我无法摆脱安心的笼罩，我要想忘掉一切得到新生就必须远远地离开这里，就像安心当初离开云南来到北京也是为了躲避痛苦为了蜕变求生一样。
　　我应该走，这是一个机会。
　　秋去冬来，在入冬后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早晨，我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的新机场起飞，在空中左偏右摆地绕了半个圆圈，然后校准方向，向东飞去。我从椭圆形的机窗竭力往下看，想再看一眼下面被化雪弄得潮湿变黑的故土，但窗外云遮雾障，什么也看不见。
　　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呆在家里一整天没有出门。我把我和安心共同使用过的每一样东西，能见证我们曾经相爱并且曾经生活在一起的每一样东西，包括小熊的衣服和玩具，都翻出来看。我久久地注视和抚摸它们，为安心，也为小熊，掉了最后的眼泪。然后，我又将它们一一放好，放到安心走的那天它们各自所处的位置。
　　我像安心离开时一样，把屋子认真打扫清洁了一遍，然后，也给安心留了一封信。我写信的时候固执地想，她也许终有一天会回到这里，会看到满屋的灰尘和摆在床头柜上的这个没有封口的信封。安心：
　　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吗？明天，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七号，我就要乘飞机去美国了，永远不回来了。除非你要我回来！我本来想把我这一生都给你的，但你不要。我本来想让你一辈子都过幸福的生活，但这已经不能吸引你。你有你自己的选择，可惜的是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你究竟选择了什么。你给我留下了我无法克服和摆脱的痛苦，你和这世界上任何女孩都不一样，你能让我难以把你忘了！所以我必须走。我要走得远远的，去一个绝对陌生的地方，好忘掉你，就像你忘掉我一样。
　　不写了，我要哭了，我不想再为你哭了。我至今都不敢相信我们竟然这么快就分道扬镳各自去过截然不同的生活，从此再无关系！这是真的吗？也许只有到了明天飞机载着我离开地面的那一刻我才会相信这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还会见面吗？等到我们都老了，还会想起这里吗？还会想起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这个小屋子里来看看吗？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吻你的，不管你有多老。如果那时你还想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重新开始咱们的生活，我会同意的。不管那时我在哪里，是贫穷还是富有，有无家室和儿孙，我都会来的！我会告诉我的家室和儿孙，我年轻时曾有一场刻骨铭心的爱，这场爱我不能忘记！我想作为我一生善待他们的补偿，他们会放我来的！
　　杨瑞我写到后面还是哭起来，我像个小孩子那样流泪和抽泣。我把我这么多天来所要倾诉的绝望与幻想，连同我的眼泪一起，落于纸上。我把绝望幻想和眼泪统统叠进信封。信封摆在平时安心睡觉的那一侧的床头柜上，没写抬头和落款。
　　那天晚上我坐出租车去了刘明浩家，我把一套我家的钥匙交给他请他保管。安心如果回来找我找不到的话，我想她会来问刘明浩的。在我的朋友中，只有刘明浩和她相熟。
　　刘明浩接了钥匙，笑笑，提醒道：“你既然跟了贝贝，可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呀。”
　　我不说话。
　　刘明浩也就收了笑，又问：“跟你爸告别了吗？”
　　我摇头，说：“没有，我不想让我爸知道我出国了，他知道了非把这套房子要回去不可。那是我和安心的窝，我想留着。再说，说不定什么时候贝贝对我腻了，我在美国人生地不熟的要是呆不下去，我还得回来呢。”
　　刘明浩点着头，嘴上却说：“咳，你怎么想这么多。”
　　我说：“也许真是长大了，成熟了，什么事都不那么一往无前了。好的时候要想想坏，出发的时候要想想退路。女人都是善变的。”
　　刘明浩又点头，嘴上却笑：“咳，我看你都快神经了，都是安心惹的祸。”
　　第二天还是刘明浩开车送我去了机场，路上看我沉默寡言，便说了好多鼓舞的话：出国是好事，学本事见世面。再说你要是真成了贝贝的老公，那生活上就算是一步登天啦。回头到贝贝家的产业里再谋个一官半职的，将来有权有势了可千万别忘了爱国，别忘了这边还有一帮啃窝头的穷哥们儿哪，我们还指着你到时候回国投资发我们一点生意做做呢，我今天把话先垫上，你要回来可别忘了！
　　其实，刘明浩不知道，我去美国，就是为了忘掉所有的人。
　　但愿我能忘掉所有人！
　　美国对我是新鲜的，贝贝的家对我是新鲜的，这里的一切，从里到外，都是那么陌生。这陌生的环境果真使我忘掉了过去，过去的人和事，都变得特别遥远，但是，除了安心。
　　我很早就预感到来美国可能是一场失败，因为我忘不掉安心。在美国的生活尽管与我过去的生活毫不相像，但每一个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的细节，都让我联想到安心。时间越长我越发疯地想要看到和摸到我家那两间小屋里存放着的和安心有关的那些东西，我的思念因为找不到展开的环境和寄托的物件而显得无着无落而显得异常痛苦起来。
　　某日，我和贝贝在一间华人开的商店里购物，我突然看到货架上放着一盘似曾相识的CD光盘，是陈晓东的《比我幸福》，我立即买了，并且立即催贝贝回家。回家后我一连几天一遍一遍反复地听那首歌子，弄得贝贝都禁不住奇怪起来。
　　她也听，但听不出所以然，她说：“这歌子好听吗？我认为很普通嘛。”
　　贝贝哪里知道，这是安心给我的祝愿。现在在我听来，在我这个身处异国他乡尽享豪宅美食的人听来，也像是我对安心的祝愿和期盼：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
　　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爱不用抱歉来弥补，
　　别管我愿不愿，
　　孤不孤独，
　　都别在乎，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我听着这首歌，站在窗前，看着洛杉矶阴沉的天空，那时我第一次地想到，我得回来！
　　第三十二章
　　我回来了。
　　我站在南德清冷的雨中，我看到南勐山浮云游动，我走进火车站附近一家临街的杂货店，我拨了缉毒大队队长老潘的手机。
　　老潘的手机关着。
　　缉毒大队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安心经常说起的那个院子在什么方向。
　　半个小时后，我站在了南德市公安局大楼外传达室的窗口前，我递上我的身份证，求见公安局政治处的方主任。
　　传达室盘问了我半天，问我认不认识方主任，我如实说不认识，我是想通过他寻找一个人。还好，传达室的人同意让我进到一间不大的上访接待室里，过了一会儿从楼里下来一个人，告诉我方主任不在，开会去了，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方主任认识的，是个年轻女同志，她叫安心。
　　来人让我稍候，便回楼里去了，没用多久又回到接待室，同行还跟来另一个人。他们进了屋一起问我，问我是干什么的，跟安心怎么认识的？我说我是她的未婚夫，是她爱人，她半年前离家出走，我是来找她的。他们问你怎么能证明你是安心的未婚夫？我说缉毒大队的潘队长和吴队长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认识我，我去年夏天还在这里治过伤呢。
　　那两位干部互相对视一眼，把我带进楼去，带进楼里的一间小会客室里，让我稍候，还给我倒了杯热茶。这次让我等的时间比较长，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一小时后从屋外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个我当即认出来了，是缉毒大队那位姓吴的副队长。
　　吴队长也一眼认出了我：“对，你是杨瑞。”然后他把我介绍给另一位中年人：“这是我们政治处的方主任。”
　　我和方主任，和吴队长，握了手。他们让我坐下，他们隆重认真的样子让我心里有了希望，我想他们肯定是知道安心的行踪的，不然干吗一起出来见我，总不会是想向我打听她的下落吧。
　　方主任先问我：“去年你们是怎么分手的，因为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她留了一封信就不见了。”
　　“信上怎么说？”
　　“她说她不能在她丈夫死了，儿子死了的情况下再跟我谈情说爱，她说她要为他们负责。”
　　那位方主任和吴队长对视一眼，两人都沉默了片刻，片刻后还是由方主任开口，点头说道：“对，据我们知道，她确实是这个想法，所以她回南德来了。她希望继续从事她一直热爱的公安缉毒工作。”
　　我的心，在听到这句话时，一下子舒展开了，我终于找到了安心的下落！我笑一下，说：“我想到了，她在这儿，我早就想到了，她不在老家，就是在这儿！我一直打电话给潘队长的，还打电话给她的父母，可他们都不告诉我，都说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吴队长插话：“这是根据安心同志本人的要求，可能她不希望你再来找她吧，可能她怕影响了你以后的生活。”
　　我快乐地沉默了一会儿，说：“能让我见见她吗？”
　　吴队长看一眼方主任，不说话。方主任迟疑一下，开口道：“小杨同志，我知道你是很爱安心的，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尊重她的选择。她回到了战场，选择了战斗，而且很不幸，她在去年秋天的一次缉毒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南德市人民政府已经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我们知道你和她曾经有过一段恋爱关系，但我们没有找到你，所以，安心同志牺牲的消息我们只通知了她的父母。她的遗物、她的烈士抚恤金和烈士证书，按有关规定都交给了她的父母……”
　　那位方主任，循循善诱地讲了很多很多，我仿佛只听见了牺牲二字，我反复辨别着那两个字的含意，我钻心地想要挖掘出那两个字里还有没有其它的含意。我低着头，我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我不想让我对面的这些警察们，看到我奔涌的眼泪。我的两条腿在椅子上用力地夹紧，想控制住身体因为哭泣而带来的颤抖。我的整个脑子一下子空空荡荡，全身肌肉因为互相撕扭而深刻地疼痛，我用变形的声音恳求他们：“没有，没有，她没有牺牲！我要见她！你们让我见她……”
　　在这场阴雨之后的下午，他们带我去见安心。根据安心父母的意见，安心和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六位缉毒警察和武警战士一起，葬在了南勐山下的革命烈士公墓里。他们的墓前，专门立了一块半人高的纪念碑，上面用半文半白的语言，镌刻着对那次战斗的记述，以及这七位烈士遭遇恶敌英勇无畏的壮举，言简意赅。我看到烈士依序而列的名字中，第二位就是安心。那两个字镌刻得既俊秀又苍劲，很像她的写照。我用手抚摸着那两个字，那字上还残余着雨后的湿意。我双膝跪在安心的面前，用我滚热的嘴唇轻吻了她的名字。那名字很冷，没有生气。
　　我不想再痛哭流涕，我不想让身后的警察们看到，也不想让安心看到我心里的血迹。我怎么能想到在我又回到酒吧，又回到刘明浩那帮人的夜生活里的时候，在我和贝贝每天都共进晚餐并且在她的饭店留宿的时候，安心已经无声地躺在这里。我相信在这个和北京远隔千里的肃静的墓穴中，她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欢笑，看到了我们的缠绵，她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一定是难过得哭了。
　　尽管她说过：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可我还是屈膝跪在她的墓前，久久不起，并且向她深深地一拜，我说：“安心，对不起。”
　　我能说的只有这句话：对不起。我本想让你比我幸福，和我一起幸福，但我做不到了。
　　我知道，你是希望我幸福的，你说过我比你幸福，才值得你对自己残酷！你说过的！
　　从公墓返回市区的路上，我问陪着我的吴队长：“安心牺牲前，留下什么话了吗？她有遗言吗？”
　　吴队长说：“没有，他们是在一场遭遇战中牺牲的，事前谁也没有预料的。”
　　我本想问：安心死得惨不惨，但我没问。
　　吴队长说：“我们潘队长正在外地办案子，他刚才打来电话，听说你来了，劝你节哀。另外，他也希望你能理解安心的行为，她的行为是很崇高的，我们每一个熟悉她的人，都应该为她感到骄傲。”
　　对了，我想起我和安心曾经聊起过关于崇高的话题，我们那时对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和做作的崇高，还是能够感动的。比如老潘给安心讲的那个在沙西公路上开加油站当情报据点的无名英雄的故事，还是足以令我们佩服和崇敬的。但那时连安心在内，我们崇敬英雄却并不打算仿效英雄，我们并不打算去从事那种公而忘私的伟大事业，我们并不打算走进一个圣坛去做“普罗米修斯”式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