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主-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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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一段孽缘。作者在写这段时心情错综复杂，他很想一了夙愿，但又对在这个已经残破、腌脏的女人身上获得胜利是否真是无可置疑的胜利拿不定主意。他犹豫再三，还是勉强通过他的主人公和这个女人睡了。
接下他便开始勾勒这个女子与其他风尘女子的本质上的不同。毫不阁墙地为这个女子使用大量的美好词汇，突出她身上那些末被烟花生涯磨损了的，在郎家妇女身上都是罕见的，任何男人都为之想往的优郎品质和可爱性格。给人感觉，即便是个妓女和她睡了也不亏。甚至更可贵，激起了一个阅人无数的风尘女子的真挚感情还不可贵么？差一点就值得夸耀了。作者毫不困难地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现代观念，一种今所有迷恋贞节观的俗人自惭形秽的高人一等的倾向。
让我们摆脱开这个喋喋不休我讨厌的作者吧！
主人公和这个卖笑女子之间有了一种难舍难分的依赖情结。作者还没有义无反顾地迫令他的主人公娶这位女子。但显然，他使主人公对这个女子我生了强烈的责任感。救风尘是每个正直、善郎的中国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幸作者还没有让他的主人公说出那些道貌岸然的话，用道德的说教来使堕落者幡然悔悟。如果他的主人公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类的屁话，我会立刻合上书，中断阅读。
他的主人公认识了那妓女数月后回国了。为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有朋友介绍他陪伴一个想开拓中国市场的公司老板到中国考察。如果他干得好，受到老板的青睐，他很有可能成为这家资金雄厚、业务范围广泛的大公司的正式雇员。
这种回国旅行是很风光的。食宿均由老板包了，当他和老板用英语亲密交谈时，周围那些嚎华饭店的男侍们一定是神态毕恭毕敬的。他的一个手势，一声轻轻的吩咐都会得到迅速而至的殷勤服务。由于这家公司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他还随因板受到了相当一级政府之中员的接见。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和他立即地握了手。得知他是从大陆出去的，还鼓励了他几句，多做些加强中美人民友谊的工作，要“爱国爱乡”，“多回来走一走，四处看一看。”他在回国期间，去了那位风尘知己的家一趟。这段描写非常感人。那位少女的父母是一对身心交瘁、勤劳奉兰的中年知识分子，老实得连客气、塞暄都很慌张。去国万里的独生女儿是他们掌上明珠。他们本来是舍不得、不放心女儿远行的。但女儿大了，要按自己的志趣生活。他们很开通，同意也支持女儿去“闯一闯”。他们得知女儿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学业大长，生活无忧，便前疑冰释，眉开眼笑。他似乎听到了两位善良的父母心中一块大头“砰”然落地。
两个父母很为自己的女儿骄傲。做母亲的更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来看望她的体面小伙子和她的女儿关系暧昧。她没理由挑剔这个年轻人，也希望女儿在异国有个依靠。对他十分热情，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在外面多照应些她的女儿。女孩娇气、任性，到目外国难免有不顺心的事情。做父母的远在万里之外也帮不上忙，况且女儿大了，有些也不愿意和父母讲，该批评该劝导的就全由他代劳了。
作母亲的希望女儿能在近年回来一趟，让他们看看。但又连忙讲，看她自己的情形定，不安因此误了学业。回国也需要一笔不少的开支，别因此负债。
母亲再三讲，不要她在国外再为他们买什么东西，他们什么都不缺，只希望女儿学业有成，终身有靠。
一个“想”字没写，但通篇充满深情、厚望。
他从女孩的家中出来，坐在绿荫覆盖的马路牙子默默地流下了泪。他回到饭店便给那个女孩打电话，可她的公寓没人接。他知道她晚上要工作，便在第二天清晨打，公寓仍是没人接。他从上午打到下午，每隔一小时便拨一次电话，始终没有回音。
这时，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到第三天仍没人接电话时，他沉不住气了，抛下了那个正打算去西安看兵弓俑的美国老头儿，买了一张飞机票动身回纽约了。
往下的故事就有些不像发生在美国了，从景致的描写和故事发生的地点及其气氛便应该是日本的某处。
主人公回到他所在的那个外国城市，到处找不着那个姑娘，平常有来往的中国贸学生没有一个知道她的去向。后来他找到了她工作的那妓院（注意：在这里明确出现了她卖淫的场所，这和前面所写的美国式的卖淫方式有矛盾）。老板娘照旧表示一无所知。当他正要失望而归时，一个和她一块卖淫的中国姑娘悄悄叫住了他。对他说他要找到的那个人，不久前和一外国头儿私奔了。那个老年嫖客看中了她，他是个很有钱鳏夫，他说服了她嫁给他。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们一起从这个城市消失了。
主人公不甘心最终得到的是这么个消息。他继续在这个城市寻找她，向所有认识她和那个老头的人打听。终于得知了那个有钱的老头儿在一偏僻的乡下的地址。
他乘坐高速火车到了一濒临海边的处于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至此，我已经可以肯定这是在日本了）。
村庄建于山凹处，四周悬崖峭壁环列，峭壁下有终年奔腾咆哮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礁岩。
村庄已经败落了，青年人都进了城，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空旷的街道白天也难得遇见一个人。
一个白发老妪用颤巍巍的声音告诉问路的他，夏未的一天，村里人确实看见那个独居数十年，脾气暴躁的老头儿带回来了一个年轻妇女。他们进了老头儿的大房子后就没露面。几天后，来送信的邮差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派出所的警察也来过了，检查结果是自杀。他们都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好像帕死不了似的，又都吊在了厨房的门梁上。据说那个老年体衰的老头是在那个年轻女人的帮助下才把自己吊上去的。那个年轻女人看着老头儿拴牢了，怎么挣扎也不会掉下来后，自己才从窗不迫地把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一脚踢翻了凳子。
他们死得是那么迫不及待，从外面进屋后，没有触动屋里的任何一件物品，只各自喝了一杯水，大概也是为了吞服安眠药，然后就直接去厨房上吊了。
老妪把主人领到了那所大房子门前。死者的尸体已经搬走火化了。门上贴着封条，据说死者的儿子已经把这所房子出售了，被一个城里住的律买去作了别墅，但新房主还没有来过，大概明年夏天才会带着一家老小，开着汽车来吧。
主人公站在阳光洳烈的小山坡，望着这个静谧、房舍被树荫半遮半掩的异国小村庄，呼吸着远处大海吹来的腥冷的海风，心中作何感想？作者没有提供，他也不便妄加揣测。
桠的事情与许立宇的事情如出一辙。主人公回到城市，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逛，被一个戴墨镜的大汉撞了一膀子。那大汉劈头盖脸给了主人公几记耳光。主人公转身从路边店铺抄出一把菜刀，揪住汉子劈面一刀，那大汉倒下时，血污横淌的脸上还是惊愕的表情。
小说到此截止，作者没有对主人公的下落予以交代。从作者篇尾行文的语感与语境感觉，作者似乎隐隐暗示，主人公已全然对生死荣辱无所谓了。这就是说，他活下去还是步向死亡可能性同样大。
十八
除了这篇小说，还有一则铁闻，那几乎是个笑话，不知经过多少人之口的转述，到我听到时，讲述者也不知故事主人公姓甚名谁，只是说：“一个中国留学生。”
这个笑话讲：一个中国留学生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押解上了飞往中国的民航班机。至于为何遭到驱逐，一切无考，在这则笑话中也不重要。这个留学生上了飞机后，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直郁郁寡欢，心情黯淡，也不和同机的人说话。直到飞机进入中国大陆，从舷窗上可以看到蜿延曲折、白浪席卷的海岸线和阡陌纵横、良田万顿的大陆田野，他突然开口了，哼了出一段旋律：“呵，亲爱的中国呵，我的心还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呵……”他索性站起来，忘情对全机舱的乘客放声歌唱，一只手还多情遣绻地挥来挥去，帮助他形象地抒发感情。
那机舱内，除了一些出国访问归来的中国官员，还有一些留学生，最多的是一个大型的日本旅游团的成。“这些戴着同样式的日本男女率先为他的歌唱鼓掌。他唱得的的确属于声情并茂，那些中国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或感慨，或赞许，或觉得好玩。连忙碌的空中小姐都报以欣赏的微笑。
机舱里的气氛因他的歌唱而变得热烈。
谁也没注意，连他自己也没发现，他唱的是一首曲流亡中国多年，多才多艺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所作词谱曲的歌。
“……我们高棉人民，有了你的支持，就能够赢得胜利，呵——”唱到这里，他才觉得不对味儿，歌声嘎然而止，皱着眉头纳闷地坐下了。掌声更热烈了。
十九
据说，那架机没有按预期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下降时出了机械故障，起落架放不下来，又拉了起来在空中盘旋。后来，首都机场原因关闭，那架飞机不知降到外省哪座机场去了。那天去迎接那架飞机的旅客的人们都失望而归。
动物凶猛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寡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
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我三十岁以后，我过上不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欢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如开妆还多少是个自然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
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
她的容颜改变得如此彻底，我看到她时完全无动于衷。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一位至亲，在软席候车室等候进站时，视线恰与她的目光相遇。她坐在斜地面的一排沙发上，目光随着一个正在地上跑来跑去独自玩的小女孩移动，小女孩跑到我脚前的皮箱边，于是我们相逢。
她手托腮五指并拢几乎遮住了口、鼻、两颊瘦削如同橄榄，一双眼睛周围垂褶累累，那种白色的犹如纸花的褶皱。
纯粹是由于视野内景物单调，那个活动着的小女孩产生了难以抗拒的牵引力，我的目光再次投到她脸上，我发现她刚才注视我的那一眼仍在持续。
那是控究的凝视。小女孩跑到她身边，娇声娇气地说话，她的回答低得几乎听不清，由于拿腔捏调摹仿孩子式的语调而嗓音失真。她把遮住脸的手放下，我移开视线，确认这是个陌生人。
这时，我一直留心注意的候车室门上的电子预告牌打出了我们等候的那次列天气的检票通知。
我站起来，拎着箱子陪同那位至亲走出候车室。
在上行的自动扶梯的人群中，我忽然想起她似乎是谁。我不动声色继续前行，把我那位至亲一直送到车上，在月台上深情地看着站在车窗内冲我微笑的栩栩如生的她，直到火车开走。我在通往站外的地道中边走边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
当我犹豫不决地再次出现在炊席候车室的门口时，她和那个小女孩都已不在了，她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神色怆然的女军官。
十三后，我去参加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当一个个陌生男女走进那个房间，笑容满面地彼此握手，特别是听到其中有一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感受。我和几个男人聊得很多，我知道他们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有人提起一些往事，很有把握地描绘我当时的神情、举止和爱好，而我对此毫无印象。我对自己能清晰地保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感慨不已。主持聚会的一个同志高声对大家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随着一个个名字的道出，蒙尘的岁月开始渐渐露出原有的光泽和生动的轮廓，那些陌生的脸重又变得熟悉和亲切。很多人其实毫无改变，只不过我们被一个远远地隔离开了，彼此望尘莫及，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旧日的情景便毫无困难地再现了。那个苍老、憔悴的女人当年有一张狐狸一般娇媚的脸，这张脸不会使人坠入情网却颇能挑逗起一个成年男人的非分之想。我只是到后来，多年后开始欣赏此类相貌的女子。当时她对我毫无吸引力，我长期迷恋那种月亮型的明朗、光洁的少女。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她总是和米兰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
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季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的苏联、波兰轿车。
上班上学时间，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路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乘家寥寥。热闹的场面只有特殊的日子能看到，游行的群众队伍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那时我十五岁，在一所离家很远的中学读初三，每天从东城到西城穿过整个市区乘公共汽车上学。这是我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原来的一些坏朋友的影响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中学过去是所女中，自从开始接受男人入校后便陷入混乱，校纪废弛。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个人数不等的团伙。每日放学，各个团伙便在胡同里集体斗殴，使用砖头和钢丝锁，有时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便一哄而散。这场面使得所有正派学生父母心惊肉跳。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对自然会轮到我。
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这所新学校是当时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一——我会感到多么无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学校中很长时间没找到同志，后来虽然交了几个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处于教师的影响之下。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违向教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我那时主要从公共汽车上人们的互相辱骂和争吵中寻找乐趣，很多精致的下流都是那时期领悟的。
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和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并用坚韧的钢丝钳成了所谓的“万能钥匙”为锁在家里的朋友们扶危济困，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
我喜欢用一把平平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处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伯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
钥匙难道不是锁在天敌么？
从这一活动中我获得了有力的证据，足以推翻一条近似真理的民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际上，有些钥匙可以开不少的锁，如果加上耐心和灵巧甚至可以开无穷的锁——比如“万能钥匙”。我发誓我仅仅是开锁并不是做贼。在我溜撬的短暂生涯中，我没拿过价值十元钱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纯粹出于喜爱并非贪婪。那时候人们都没有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当时闻所未闻。
我常去光顾的学校前的那片楼区大都居住着国家机构的一般干部、家里多是公家发的木器家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我印象里最阔气的一家，大概是个司长，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那外木壳子的。我的确想了一下将其搬走，随即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是犯罪呵！
我可以作证，当时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那些楼房从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层，灰砖砌就；内部陈设也大同小异，木床、三屉桌和大衣柜、书架，新式一点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
上班时间，那些楼房常常整幢空无一人，我便在那些无人的住宅内游荡，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两口厨房里剩下的食物，看着房间里的陈设，想象着在这里生活的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