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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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说，令企业头疼的官商关系无非以下几种类型：
1、新官不认旧帐，前任的承诺毫无法律保障，后任在情况改变后便擅自推翻；
2、大官好办，小吏难缠。上级领导表态支持的事情，下边的办事人员虚与推委，企业不吐血不算完事；
3、随意干涉企业的经营（主要是国有企业），以行政意志替代市场规律；
4、乱摊派、乱罚款；
5、更有甚者，官商勾结，权力寻租。
官商关系之所以显得日益紧迫，是因为现代工商业越来越要求规范的法制环境和可以预期的经营前景，如果所有的企业只是靠搞定官府，一对一的利益博弈，那么所有的企业都将面对不确定的市场风险，这对企业而言，显然是致命的。
中国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政府几乎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的力量极端弱小。经历了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社会力量逐渐发育。此刻，调整官与商的关系，为现代工商业开创一个更好的行政环境，规范政府的行为，已经成为中国能否完成现代化的最关键的环节。
政府主导了企业的一切，这在全国都有案例。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此，创业者无法主导企业的命运，企业在政府的耳提面命之下会出现什么结局。
政府官员出任企业之职，股权任其转手倒卖，关于官员随时的干预难以节制，如果不中断政府之手的限制，那么，无法独立经营的企业其命运仍将一再重演。
既然企业沦于政府股掌之间，其被任意拨弄只在于政府意志操纵者的好恶了。
现在是一个官商依存，共创政治经济神话的特殊转型时期，官员需要商人投资出政绩，商人需要官员出租权力发大财。道理很简单，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互利互惠、共生共荣的大好事，谁能抓在手里，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从商还是为官。
各界人士谈官商关系
官府与企业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先秦以来，迄今为止，只有清未民初的一名实业家曾以六字箴言一语道破此中奥秘，那就是：离不开、靠不住。
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汪立成说：
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业再大也是企业。
要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赖政府。
尊重政府，但若即若离。
要相信法律法规，不要轻信政府的承诺。
通过权钱交易而获得利益的方法，无疑是踩在“地雷”上生存。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华纲说：
中国现在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环境。官和商肯定是要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必然的。这里面有很多有利和不利的地方。不利的地方就是传统的要改革；有利的地方实际上还是在围绕着传统的价值观在做。
资源性企业，象一些垄断企业，和政府的关联度比较密切，还是离不开的。只有不是资源型的、更多市场化的企业，才和政府的关系度低一点，对资源的利用度越高的企业和政府的关联度越高。如果企业和政府的交往不太密切，就很难生存。
因为中国的“官”是真正的官，而不是西方的形式性的“官”，因为我们是一党制的。而西方国家的“官”是象征性的官，西方国家的官是管理大事而不管理小事。我们的官是全的，什么都管，所以有离不开、靠不住的感受是正常的。
嘉富诚国际资本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锦桥说：
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中，企业是被动的。作为众多企业中的一员，首先要合法经营，按照政府的法规政策来进行你的各项业务，但是又不能被这些业务所牢牢的牵制而影响了你整个企业的发展。
政府经常“违约”，好多政策说变就变，对企业是个致命打击，在此之前根本不会和企业商量。
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说：
土地作为政府主导的垄断资源和暴利资源，已经造就了一大批或明或暗的富翁，其中有商人、也有官员。政府和企业，在土地等传统而必需的国民生计的资源上，无论从何种角度，互相之间都离不开利益和规则的博弈，而这种博弈的最终裁判还是市场和法制，而不是政府，更不是交易。
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杨鹏说：
离不开，首先要看官提供什么样的投入。官首先要最起码提供社会秩序，使社会稳定，还要对商界的纠纷提供公正的裁决。如果从这上面讲，当然是离不开。但不是所有的都离不开。在公共服务这方面，商明摆着是离不开官的。不管是在任何的社会都存在着政府，这就说明需要政府这种形式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服务。
说到靠不住，主要应该是指做生意不能依靠官场的关系。依靠关系的话，如果官员变动了，你的关系也随着变动了，怎么靠得住？市场最靠得住。
现在仅仅靠官场的关系是靠不住的，现在要靠消费者和市场，靠不住就是当然的了。靠不住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由纯粹的官商、由纯粹的依附官场的关系走向市场，在市场中成熟和独立起来了。
以前做生意就是靠官场，你要做生意就要先搞定官场。同时，你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是环环都被官场控制着，所以你的经营一定要靠官场；过去不但离不开，还必须靠。
在全球化背景中，大家有各种资源来源了，在这种情况下和官场的关系，就由一个绝对的附庸变成慢慢独立的法人了。企业和官场的关系就是依法纳税，政府依法管理。在法律之外政府找企业麻烦，政府也不会得到好处；同时企业也不会在法律之外贿赂政府，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企业家认识到官场靠不住，这就是企业家的一种超越了，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的一种健康心态。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为民说：
地方政府越位主导企业，参与管理的现象十分严重。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府就不应该拥有产业，政府只可以控制一些战略性的企业，以及私人不愿意而不得不由政府投资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
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只是一个公共管理者的角色，除了担负国防外交等职责，别的不宜介入，也不应该强行主导，否则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寻租。
政府拥有企业必然导致产权不清，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管理低下。一旦管理者是官员的话，那么他就会完全听命于官场，纯粹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来行事而不是根据科学的治理结构。
从世界范围看，没有哪个国家的国企能够做好，经营效果也非常之差。国企具有先天性的弊端，产权很难真正清晰，亏损之后根本无法追究赔偿责任。
过去政府是重要角色，拥有大家庭的权力和责任，政府现在放弃了责任，但权力却迟迟没有退出。
政府功能过去错位，越俎代庖，企业纯粹是权力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应该避免动用国家机器、暴力手段与私人争夺利益，政府只能是公共管理者、协调者，而不应当强行掠夺私人财产；在规范私人企业行为、帮助企业清晰产权、鼓励技术创新、完善法治环境等方面，政府往往缺乏公开、透明的机制，恰恰就在这些方面，政府不应该也不适当地出现了缺位。
权力企业在一定时期能够发展壮大，曾经取决于政策的优惠和扶持。企业管理层没有强大而有力的监督，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就无法避免；而现实恰恰却是，权力时不时地介入企业，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权力市场经济。
产权机制成了很大的问题。民主国家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公权力主持拍卖，而中国不是直接民主，需要委托代理人；但现在的困难是，没有人民真正信得过的委托人，没有完善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完全开放式的拍卖。
实际上国家给了政策也就相当于投资，是公共权力参与了寻租；而企业享受了优惠就别怪国家没有投入。现在看来，明晰产权只能按照土匪原则来协商，见者有份；而职工与企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是一种雇佣关系。
面对官员
官员与商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所有的中国企业来说，与政府的关系象是一道必答题，无论企业大小，也无论企业家本人的政治身份高低或者有无。
中国企业必须要经营良好的政府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决定着企业资源政策的多寡和生存空间的大小。与面对市场不同，经营政府关系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人与事。
收费多寡是影响官商关系的最现实问题。
“挣扎与较量”基本上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企业与部分官员之间的真实状态。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大多数民营企业在与政府部门的交往中处于劣势位置，在“较量”中“挣扎”，在“挣扎”中“较量”。
官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商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官员在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不良行为：
一是变相寻租；二是滥用红头文件；三是索要物品或产品；四是安排人员。
重农轻商，是各个王朝奉行的国策。抑商却不等于消灭商业，尽管官府鄙视商业和商人，对商人手中的钱却一点不鄙视。不少工商业者在官府的盘剥之下倒闭、破产，但是官府的商业、官僚支持的商业却很兴旺。官网恢恢，自有向官靠拢、以官为奥援的商人。胡雪岩就是典型。
官商结合，权力与金钱结合，产生的合力将比简单的一加一强大得多。官商结合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得到权力官员们认可的企业家，在今后的商战中就已经取得了制高点和优势。这是一笔难以估量的创造辉煌必不可少的无形资产。
在任何国家，政治都不允许非法经济上台面。政治体制不作重大变革，必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定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
凡是渗透进了政治权力核心的企业集团，如果不发生政局变化，其地位已经牢不可破，其发展前途无可限量，这是几乎所有国家都证明了的一条规律。
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是捍卫人民的自由。有产者不希望政治权力侵害自己，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政治权力侵夺，并将其提升到宪法的高度。
中国封建官吏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是始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封建官吏，打一开始就集官僚、大地主、高利贷者及商人于一身。这种“四位一体”的典型人物，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孟尝君。
虽然重农轻商是历代共同推行的政策，但实际上历代政府反对的并不是商业本身，而是反对民间经商，起码是反对商业的“主渠道”掌握在民间手中。这里面有争夺商业利益的经济因素，也有便于专制统治的政治原因。
所以，政府介入商业活动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到汉朝则全面对盐、铁、酒、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管制，并从管制流通过程发展到管制生产过程，形成官卖、官营、官贷等官商合一的“国家经济”。然而国家是一抽象物，具体操作必得由各级官吏之手，于是经商成为国务或者国家公务的重要事项之一。
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官商合一：一个是个人意义上的，一个是国家意义上的。这两个层面势必要融汇成一片，因为人世间还不存在着一种力量足以阻止这个融汇过程。一般的仕宦，“达则兼济天下”时，对各种形态的官业“负有责任”；“穷则独善其身”时，又“先天性”地注定是公共产业的经管者。
官商合一的现象借商品经济之东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官吏自古以来从未如此地与经济打成一片，直到出现了“官僚资本”这个怪物。
官僚资本主要是利用政治权力制造出来的，既如此，这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掩盖不住其贪污不法的伎俩；上行下效，也就无理由去阻止下属的贪污不法。
在专制制度下，任何形式的国家垄断，可能有利于国家于一时，而对百姓的损害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是国家垄断，没有竞争对象，商品不愁没有销路，其质量与价格难以保证；国家垄断其实是官僚垄断，大大小小的官僚成为经营者，他们将国有资产视为己有，偷工减料，抬高物价，对消费者巧取豪夺；由于是国家垄断，其生产与销售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官僚主义，或强行摊派，或无货可供，更谈不上什么售后服务。当代中国人经受过的官商的种种弊端，古代早已经出现了。
什么是商机？决定商机的是人际关系。商人的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同政府官员的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个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一半靠市场，一半靠权力。由权力和市场共同配置资源，权力利用市场，市场膨胀了权力。
商人商人，就是商量着做人。生意只要大家商量着做，自然会有钱赚。
在办公室里谈高尔夫，在球场上谈生意。
在中国，没有来自政界的支持，想在商界有多大作为是不可能的。聪明的商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都是在官和商的结合上肯下工夫钻研的。
资源紧缺的时候，权力投入比资金投入更重要。这块资源给谁不给谁，权力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权力投入可以一次付讫，给予贿赂；也可以折算成“干股”，参与利润分配。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本来是“猫”，其职责是“抓老鼠”，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现在是经商的羡慕从政的，从政的羡慕经商的，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官商勾结的红顶商人有几个特点：一是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二是同社会各方面斡旋的能力；三是资本运营的能力。
如今在官场和商场有句流行语：“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
明清两代，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晋商盛极而衰，据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商跟进”。尽管权力运作是获取巨额利润的快捷方式，但官商勾结历来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乃至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形态中，诸多无法规避的商业悲剧的源头。
商人与政治有关系，原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商人作为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或个人对政治本身有欣赏和观察的兴趣，都无可厚非。但在我们的语境下，提到商人与政治，便直接将意思局限于商人与官员之间的勾结了。
商人与官员的勾结，自然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如果说，时下商人们遵循的全是潜规则，没有权钱交易就一定办不成事情，这话不负责任；但如果说，商人们都是在商言商，远离政治，似乎也不太真实。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得到好处，商人主动靠近官员；二是因为通行潜规则，你不靠近不行。
可以肯定的是，商人与官员走得太近，就容易有权钱交易的嫌疑。权钱交易当然与公共利益不符，也与法律相背。然而很多官员和商人还是愿意走得很近，即便有在法律面前输得落花流水的可能。这些人或许认为，现实中钱权结合体输掉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忘记了机会成本却很大。
难道是精明的商人不知道与官员们走得过近的代价吗？当然不是。但我们应当承认，在一个以权力结构为主的社会中，即便是有钱的商人，在公共权力面前也是弱者。在一个制度尚无法约束官员贪婪本性的市场环境中，商人们多少还是尴尬的。官与商之间距离的远近，事实上真切地反映出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
商人与官员之间距离的远近，依赖于民营家企业的自律程度，依赖于官员依法行事的自觉程度，依赖于相关制度的完善程度。最重要的是后者。在当下，所谓官商勾结的事情发生，板子应该更重的打在官员身上，打在拥有公共权力的人身上。因为没有制度的改良，没有执政行为的变化，怎么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出现呢？
目前许多合资企业中的外资部分，不是根本没到位，就是来中国打一个晃子又回去了。更有甚者，某些所谓的外资，不过是中方的某些单位，通过某个中介机构，找一个名义把钱打出去，然后再进来。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国家对合资企业有优惠政策，可以在这一进一出中，许多国有资产就被弥于无形了。
商人从来是用经济的眼光来分析社会，透视人生的。这种分析法可能最接近于一个物流横溢的社会。有了经济实力，还要会应用资本运营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市场经济不是原罪，恰恰相反，如果有原罪，原罪来自市场背后：社会内部非经济领域的权力不平等。是权力不平等扭曲中国的市场机制，是权力不平等造成中国的贪贿横行，是权力不平等造成人人关心的三农问题。
如何从体制内寻求资源成了企业运行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大量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巨型项目因为选择地址不当，造成巨大浪费。多年来，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工作词语，这就是“跑项目”。打听到上级（国家、省里）准备建设或者引进一个项目，地方官员就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把它建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也有的是自己提出建一个项目，争取中央或者省里拨款。有没有能力“跑”来项目，“跑”来多大的项目，无形中成了评价地方官员工作能力和政绩的重要尺度。因此也因为“关系经济”、“诸侯经济”派生出来了“关系项目”、“首长项目”。
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官商勾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