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1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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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事情。所谓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也就于此得以实现。
青史流名是官员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史，官方修撰就掌管这个权柄。在正史中树碑立传，是朝廷和官员注目的文化事业，也是官文化之一种。
文集——扬名传世的书册。
重要官员死后，出版其生前文字，包括奏疏、书扎、诗文，或称全集、文集、遗集，记录了官员从政的过程。这种文字，高级官员多，道府以下官员的文集则很少。
《大清缙绅全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把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的衙门、官员的姓名、字、职务、籍贯一一列出，使大家对全国职官情况了然于胸。
科名录——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做官要靠科举成名，这种书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类，按姓名、字号、年龄、籍贯、三代及其家属，同年应试，同榜考中的称为年谊，步入仕途，官场中也好彼此照顾。
年谱碑铭——官员的参考书。从中可以汲取仕途上的经验和教训。
以上种种成为清朝末年文化史上的奇观——做官百科全书。
作者绝大多数是官员，从当朝一品到为官员做幕僚的人物，从终身为官者到曾涉足官场者，专业的作者绝无仅有。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官，作为文章的作者只是业余的，文章只是做官的副产品。
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都是政治家，而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人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不论是“人治”还是“治人”，都离不开权、术、智、谋四字。仁者当权、智者识权、多谋者运权、善术者使权，恐怕是中国“人治”与“治人”的传统中最为理想的“四套马车”。
文化与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虽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多都能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写起文章来，也能将圣贤之道说的头头是道，甚至也不乏文采。可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许多人茫然失措，有的碰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摔得头破血流，还有的粉身碎骨。他们不明白，官场上需要的不是学富五车，而是胸有天下；不是才华横溢，而是智谋超群；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身体力行；不是本本主义，而是机智权变；不是温良谦让，而是敢为人先。
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权力集团中不可避免必然会产生反动派，利用学术来反对当权派。于是我们发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在现实的政治中，两个甚至更多的政治集团，为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同一种理论武器，彼此还都振振有辞。
在政治斗争中，学术的作用很是有限。学术敌不过权力，更敌不过武力。
官位不能世袭，但是爵位却是可以世袭的。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袭，但是文化传统却是能够世袭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家族，既长期保持了仕宦的门第，又世代延续了家族的文化传统。
鲁迅曾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按司马迁的解释，所谓“离骚者，犹离忧也。”离开了什么，值得那样呼天抢地地悲鸣？离开了权力，离开了权力中心。
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学，就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贬谪文学。屈原也是这种文学的开山老祖，后世所有的贬谪文学，其主题无不是离开了权力中心的怨愤。
魏文帝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他将“文章”的地位抬得很高，说它是治理国家最为根本的事业，是使个人名垂后世的不朽大事。人的寿命总有尽头，荣华富贵也只不过几十年，这二者的年限无论有多久，都不如文章能流传无穷的岁月。因此，古代的作者们，总是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写作，将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文章之中，不必借助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必依附于权势，而其名声自然会流传于后世。
中国文人的所谓学问，基本上是文、史、哲。学问和政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人的要求也相差悬殊。政治要求于人的是“随机应变”，而学问要求于人的是“特立独行”。
中国历代最高掌权者，总是好鼓吹自己的文治武功。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文治，相当重要的内容就是“治文”。说白了，就是整治文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如此，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也是如此，后世以种种庄严的口号出现的文字狱和政治运动，也莫不如此。宋朝是一个对文人比较宽厚的朝代，却也概莫能外。而在整治文人中，最得力的打手七是文人的同僚。这是中国文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为文人提供了两种人生道路：入世与出世。“入世”，即积极地投身和参与政治；“出世”，即疏远和逃避政治。中国文人的从政，主要的方式是“进言”，是否敢于进言，进什么言，如何进言，这能显示出一个文人的政治品德、见识和智慧，也能决定一个文人的政治命运。能不能听言，听什么样的言，如何对待言者，这不止表明一个最高掌权者的襟怀，更能显示他是明君、是庸主、还是昏君。
孟子有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也被历来众多政治人物作为自己从政和立身行事的准则。孟子将政治人物的人生处境分为两种，一是“穷”，即仕途处于困境，没有了权力，想要治国平天下也无能为力，只好管住自己；二是“达”，即仕途处于顺境，地位日趋显要，权力日趋增多，这时就可以为天下百姓尽力了。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至少中国的历代官场如同酱缸，很少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这话有点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政治环境对置身其中的人的影响。毕竟关系着名和利。人非圣人，能对名利无动于衷的人，世界之大有几人？问题在于取之有道否？有道，则为君子；无道，则为小人。但是，纵观历代官场，纯粹的君子和地道的小人又有几人？
政治舞台的诱惑太多了，太大了；外界的压力、拉力也太多了，太大了；使得一些即便原来很正派的人，想要保持洁身自好，抗拒这种诱惑、这种外力都很困难；更何况有一些从政者，原本就不是什么好坯子，他们从政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这种诱惑来的，这是他们从政的内在动力，根本不需要外力的压和拉。
然而外力是存在的，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外力首先来自最高掌权者。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掌权者的政治目标，道德水准，取舍好恶，能极大的影响臣下政治行为的举措和道德的走向。
仕途上的中国文人，最讲究一个“忠”字，所谓“忠”，就是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当你走上政治舞台时，你选择了什么，追随了什么，你就不能改变，否则就是不忠，就是变节，而不忠和变节，是最可耻的。这是控制文人的一道精神枷锁，更是维系一种制度、一种主张、一个政权和一个掌权者地位的思想柱石。
中国文人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太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对参与其中的政治事务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将太多的政治责任，揽到自己的肩上。中国文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君、国、民以及自身，都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君应当是明君圣主；国应当是政治清明，实行仁政。
“忠”这是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性格高尚与低劣的核心要素，“忠臣”是对政治人物的最高褒奖，有了这一称号，就可以垂范千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忠”的表现应当是“从君之命”，这种“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服从，二是从一而终。既然是绝对服从，就不许有非议；既然是从一而终，就不许有改变，终身不逾，否则便是大节不忠。
但是想让人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得有一个前提，即被忠的对象是始终正确的，是完美无缺的，但这种对象永远都不存在。当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那长长的“忠臣”名单时，我们发现，在他们的对面，总有一个形象暗淡甚至狰狞的最高掌权者的身影。
一般说来，忠臣的出现与否，总是与权力行使的正确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国君的权力能够正常执行、人人都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时，只有能与不能的问题，无所谓忠与不忠的问题。只有国君权力的行使出现偏差，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失去控制或者失灵的危险时，“忠”的重要性才被突显出现。说明“忠”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政治危机的产物。
有三种情况是产生忠臣的历史契机：
一是权力的失误，即最高掌权者的决策出现失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害，而大多数官员或者曲意奉承，助纣为虐；或者明哲保身沉默不语。有那么一种人，不计利害，不顾后果愤然抗争，于是忠臣产生了。
二是权力的失控。专制制度下，权力的一大特色就是权力的独裁、独断、独尊、独享。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是不允许分割的，但是能否保证权力的独有，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果最高掌权者幼弱、昏庸、无能，如果某种势力集团过分强大，便会导致权力的分散、削弱、失控，国家也会陷入混乱和黑暗，这时就需要忠臣，同时这也是产生忠臣的时代。
三是权力的失败。大凡一个权力集团、一个王朝、一个国家行将灭亡之际，也是最为需要和最会出现忠臣的时候。
忠臣的事迹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却总是感动不了他们所效忠的对象，甚至引起这些对象的反感、厌恶、愤怒，遭到打击和迫害；忠臣的英名，永垂青史，可他们却无力改变现实。
人们总以为，所谓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国忧民。其实，对个人不幸的顾影自怜，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方面。古代中国文人之所以好顾影自怜，并不完全是由于多愁善感，实在是因为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道路，只有窄窄的一条，即仕途，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所谓怀才不遇，说白了就是被权力所拒绝。有些人的被拒绝，往往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文人相轻，同僚相忌相害，是中国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所谓“俯仰权势”，是指对权势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国的文人们，在权势面前的常态是热衷、是趋附、是依附；但有时，也会表现出某种傲视、漠视、藐视、甚至敌视。有人认为，中国文人身上天生有一种傲骨，即对权力的傲视，这实在有点抬高了中国文人。如果我们承认“学而优则仕”几乎是中国古代文人唯一的人生道路的话，如果我们承认所谓的“仕”，即取得权力，以便为更高一层次的权力效力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追逐权力的人，会对他所要追逐的猎物表示轻视，表示傲视呢？一个商人绝对不会傲视利润；同样，一个文人，尤其是仕途上的文人，也是绝对不可能傲视权力的。中国仕途上的文人，面对权力，经常表现出来的，倒有一种或轻或重的奴性和软骨病症状。
在后世，凡是几个文人，一旦交往过多，被冠上什么称号，便会被当权者所忌讳，被视为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与当局相对抗的政治性小团体，其下场往往都很不妙。
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中庸之道”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这种哲学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好。所谓“过”，就是“操之过急”；所谓“不及”，就是“无所作为”。它主张从这两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即所谓“中”，要有所作为，但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徐徐渐进，但不能原地踏步。
中国人的主人心理和奴才心理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作怪。主人没有想到的，奴才替主人想好了；主人没有叫奴才作的事情，奴才自己做主做了；主人一个眼色，奴才跑得非快；即使奴才做了坏事，主人也不好意思斩草除根，因为奴才毕竟是自己的奴才。如果当官的对下属没有主人思想，下面的官对上面的官没有奴才思想，中国的许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美国国际公众广播电台记者方家麟女士说：我对中国人的正义观不理解，中国的正义跟权力有关系。许多人不是希望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而是我如果赢，另一方必须输。这是一种欺负人的文化所产生的结果。
24。9官场哲学——厚黑学
哲学是观念的精华，指挥、制约着各项活动，高居于尊贵的地位。官场上盛行的哲学叫厚黑学。
厚黑学的总纲是：脸厚、心黑。心不黑，脸不厚，在官场上就寸步难行；心不黑脸皮厚也难以立足，心黑脸皮薄也做官不会长久，必须脸厚、心黑才能无往而不胜。
厚黑哲学的范畴是“求官六字真言”和“做官六字真言”。
“求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闲。求官者必须放下一切事情不做，用一切时间契而不舍的去求官。
钻——钻营奔走。无孔不钻，有孔必钻，无孔也要钻出孔来。
吹——吹牛。口讲、笔写，一切场合都吹。
捧——捧场。
恐——恐吓。抓住上司的弱点，借机点到，加上捧字，互相为用。
送——送礼。
六字结合，上司或被一字击中，或连中三箭，官职即可到手。
“做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洞。文字、办事都要空洞，留有余地，进退自如。
恭——卑躬屈膝。对上司及其亲朋都要献媚微笑。
绷——绷劲。对下属和百姓从仪表和言谈上都要显出满腹经纶。
凶——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凶狠又要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
聋——耳聋。笑骂任其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弄——弄钱。
前面求官、做官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一个字。
厚黑哲学的的发明者李宗吾，生于1879年，到清朝灭亡，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民国元年，作者在成都《公论日报》上逐日登载，总结、概括、提炼、升华清末官场的事实。素材和资料都来源于晚清，当然是晚清官场哲学。厚黑学发表只好，人们视为奇书，一是言其概括之精辟；一是立论之奇异。
需要再提炼的是，可以变作“厚黑长哲学”：脸厚、心黑、手长；“巴拉压主义”：对上巴结、平级拉拢、对下压制。就更精炼完整。
官场哲学高度概括了清末官场吏治。
进入社会难，看透世事、适应社会更难。进入社会，你必须成为社会人；进入政界，你必须成为政治人。学好《厚黑学》就能应付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情。脸皮厚和心肠黑是获得成功的两大秘诀。
中庸是折中、平常的意思，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绪时，心中是淡然平静的，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经过粉饰，符合常理叫做庸。达到中庸的境地，天地正常运行。为官者必须学会中庸。
官场“庸道”之上、中、下乘
看了关于治庸官的议论，我觉得还应该对庸官现象的本质作进一步分析。须知当今之官场，“庸”不仅是一种为官状态，更是一种为官之道，姑且称之为“庸道”。而且此道甚为练达，得道者非同小可，其弊病相当深广。如果只看到庸官，不识破“庸道”，那我们就也有点“庸”了。
“庸”之为道，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堪称中国官场文化一绝。经初步探讨，它内含中庸、貌似无为，秉承传统官场为官之道并掺以现代灰色人生哲学搅拌而成，寄生于现存的干部体制弊端以行其道，其修炼功夫颇为精深，本文只能举其大端。
“庸道”之上乘，乃曰以“庸”取胜。许多人可能对庸官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滥竽充数的昏庸之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庸官干事平庸无为，但做官却相当精明。有些官员只所以要“庸”一点，非但智商不低，相反是智商特高的表现。一般人只知道以“干”取胜，他们却知道“庸”也可以取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轻巧取胜，可以说是深得此道应用之妙。在官场上，不仅没本事的人喜欢用，就是有本事的人有时也要故作“庸”态，其言合乎中庸、其行貌似无为，这样就显得“忠厚老实”、听话好用，不但可以以“庸”藏拙、以“庸”遮过、以“庸”保险、以“庸”避风，而且还能以“庸”保官、以“庸”得宠，乃至一“庸”而上。这些人虽然在社会上颇遭“庸”议，但在官场上却“庸”得可以，大多四平八稳，有的比只靠“干”的人还爬得快些。如今官场上一些“成功人士”，不就是这种“大智若愚”的人吗？
“庸道”之中乘，乃曰以碌代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间或上网聊聊天，固然庸态可掬，但这样完全以逸待劳的庸官毕竟是少数，而且不可能长久。如今官场存活率较高的是以“碌”代为的庸官，为官者忙文山会海、忙上传下达、忙迎送应酬，忙得不亦乐乎；办事的围着长官风车般地转、抱着公文电话轱辘似的绕，整天忙得跟“打仗”一样。至于是真忙还是假忙，是运转还是空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可以说，在领导机关办事效率缺乏客观尺度的情况下，官员们“碌”而庸在所难免、也身不由己，这样就使庸碌为官之道合法化、正常化了。得道者只要跟着碌、照着碌、顺着碌，就可以以碌掩庸、以碌代为，博得勤政的声名。于是越庸越碌、越碌越庸，庸碌终身无所作为，却可以大言不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也拿他没治。况且有的“碌”得稳中有升、有的“十年媳妇庸成婆”，碌而庸、庸而福者不在少数，更见此道之通达也。
“庸道”之 下乘 ，乃曰以庸保身。在某些官场生态环境里，机关干部中除了“南郭先生”之外，想不随声附和还真不容易。其中有本事派不上用场或者派上用场却得不到好下场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长期窝在机关里郁郁不得志，有的暂露头角即遭风吹雨打，几经挫折，他们在压抑之下渐渐心灰意冷，也渐渐学乖了，于是遁入”庸“门，采取“三不主义”：不出头、不显眼、不提意见。他们不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