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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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官场上的“赶场子”陋习何时能改？
春节前，官场上一些领导疲于奔波，一顿饭要跑好几个地方“赶场子”。很是无奈：“唉，来的都是上级，都是领导，哪儿不到场，面子上都说不过去呀！” 。几位领导轮番跑，“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里哈哈说笑几句，那儿啪啪碰上几杯，菜没吃几口，话没说上几句，不饥不饱，不咸不淡，面子是否挣到还很难说，不尴不尬中倒显得更为疲惫。
一些下属、一些部门，总是千方百计要求上级领导出场为自己的客人接接风，送送行。这是“赶场子”之风日盛的一个原因。交往上图虚荣，做表面文章，也是为人不够坦荡的表现。与人交往，不仅是个作风问题，实际是个人品问题，作风是人品的外在表现，人品是作风的根基所在。真诚相交比什么都重要，虚情假意比什么都可怕，虚与委蛇比没有应酬还令人心寒。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为人做官，只要做到内心仁厚，懂得取舍，胸怀开阔，就不会为“赶场子”、“挣面子”的事所惑、所忧、所惧。
一个人在世上的斤两，是通过做事来衡量的，因而诚心实意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真心实意待客，比“赶场子”重要得多。作风反映党风，党风影响民风，不要小看节日前官场交往上的“赶场子”陋习，那会对社会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只有尽早改调这一陋习，彼此少些俗套，相互多些担待，才能使官场上的交往更加健康文明，社会风气也才会越来越好。
假日谨防温情“腐败”
春节将至，我们向往亲朋之间温馨的真情。然而，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假日与腐败“联姻”，他们关注的是公家的金库，领导的家门，大款的钱袋……
节假日期间，大肆送礼、滥发钱物、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消级腐败现象相对集中，相当普遍。送礼者大行其道，或联络感情，或买官卖官。有些在公款送礼中，趁机贪污。一些单位给干部职工滥发福利、奖金、纪念品或是代币券（卡），甚至上级领导也有份。一些领导和实权人物，酒宴缠身，有的吃请者将宴席订单送上的。一些权力互相利用者，假日相互“走动”，你请我，我请你，花的是公款，结的是私谊。一些有钱的单位，集体解馋，表现领导对部属的关心，“融治”上下级关系。一些拍马屁者邀请上级领导或管理部门人员外出“考察”，旅游费用全包，有的还送“零花钱”，买“纪念品”。单位自己组织旅游活动，费用公款报销。少数有职有权的人，携妻带子全家公费旅游。此外，赌博、嫖娼等腐败行为在假日也较为集中。
监督部门、主管部门放假，往往放松监督，违纪者肆无忌惮，节假日成为腐败的高发期，出现流行性“假日腐败病”。“假日腐败”是温柔的杀手，，使人丧失警惕，容易中弹，中弹则杀伤力大。我国乃礼仪之邦，人们讲礼尚往来，节假日“人情”交往的面纱，温情脉脉的掩盖着腐败面孔。拜年贺节、送礼，年终发奖、分红，节日发福利、搞活动，体面的名义之下，隐瞒着贪污、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许多贪官，都有“假日腐败”重症。假日“腐败病”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在一些单位和个人中形成“惯性”，周而复始，普遍发作。
目前，遏制“假日腐败”乏力，“花架子”多，真功夫少，发通知、提倡议之类做法，往往不管用。极如传染性的“假日腐败”，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
“小腐败”流行的五种表现形式
腐败也腐出了名堂，现在又出了一个名叫“小腐败”的花头经，一提起“小腐败”，人民群众无不深恶痛绝。因为它在群众的视野范围里，看得见、摸得着，点多、线长、面广、量大、多发，直接对老百姓造成危害，破坏公平正义，引发社会矛盾，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影响社会安定。而且它还是“大腐败”的后备军和社会基础，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之基。“小腐败”危害不小，是社会和谐的大敌。观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五种：
其一，是一个“吃”字。多吃多占，大吃大喝，白吃白喝，穷吃穷喝，坐吃山空，一掷千金，挥金如土。一些人热衷于喝“转圈酒”，整天沉浸在醉生梦死之中。吃了东家吃西家，吃了公家吃大家，走一路吃一路，走一处吃一处。要着吃，赊着吃，轮着吃。有些人官不大，对“嗟来之食”乐此不疲，经常向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派饭”。自己吃不说，还要让别人帮他招待客人。许多企业都是被官员吃垮的，许多地方都是被“馋猫”吃穷的。
其二，是一个“拿”字。有民谣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一些人，物欲膨胀，见钱眼开，损公肥私，看见国家和老百姓的东西手就痒痒，能拿则拿，能贪则贪。还美其名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拿白不拿，不贪白不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在一些地方，廉洁奉公被当成傻瓜，贪污受贿被看成有能耐。一些人利令智昏，“吃喝嫖赌全报销”，把单位当成自家的“取款机”。
其三，是一个“卡”字。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去卡老百姓的脖子。脸难看，事难办，门难进，敲诈勒索，索贿受贿，“鸡蛋里面挑骨头”，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吃乱办事，巧立名目，搜刮民财。美其名曰：“县官不如现管”。有的人把“卡”人作为致富经验，津津乐道。说什么，即使能办的事，也不要马上办，要让他多跑几趟，最后收了他的礼，还要叫他感谢你。其行径之卑劣，令人发指。
第四，是一个“吹”字。吹牛撒谎，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文过饰非，只有唱功，没有做功，把“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奉为处世经典。坑蒙拐骗，虚报浮夸，欺上瞒下，好大喜功，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路边工程推波助澜，劳民伤财，误国害民，“村哄乡，乡哄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使老百姓不堪其苦。
第五，是一个“拍”字。溜须拍马，出卖灵魂。凡事只看上司脸色行事，不按制度办事，善于揣摩领导的心理，投其所好，趋炎附势。对上司的话，言听计从，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人云亦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凡事看人下菜碟，官贵民贱，巴高踩低，对领导一个样，对群众又是一个样。工于心计，热衷于研究“升官经”，对上寻找人身依附，不顾老百姓的安危冷暖。
先哲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清除社会生活中不和谐的音符，下决心治理误国害民的“小腐败”，扑灭“苍蝇”，净化社会环境，让老百姓过上舒心日子。
12。15 关于迷信与赌博问题
在中国古代，皇帝为了自己身份的合法性，常常把“天人感应”与政治相结合，在“天人感应”的旗号下，将自然界的某种现象，与现实政治挂钩，如凤凰降落到皇宫的屋顶等现象，称为“详瑞”，这或者是政治举措英明的表现，或者的预示着将有某种幸运、某个大贤将要降临人间。如果出现了某种反常现象，如地震、大旱、洪涝、蝗灾等，这叫“灾异”，是政治黑暗的表现，或预示着小人当政，或某种灾难将要降临。这套学说出自董仲舒，后来为大多数文人和政治人物普遍接受，这要就成为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烧香拜佛已经成为腐败的一种手段。事实上，烧头柱香已经成为中国官员的春节新时尚。官员求神拜佛现象的增多，折射出“模糊政治规则”的弊端——在不确定的“政治规则”下，升迁之道往往不能符合正常的逻辑，所以，为官哲学极易背离正常的价值取向，一切都极易被“潜规则”所左右——这既是蒙昧之因，又与其形成恶性循环之势。
整个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正常的游戏规则，由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投机心理，很多活动，比如官场的升迁、生意的盈亏，都没有规律可寻，许多人看到别人一夜之间发迹，感到不平衡，就容易陷入投机，常常指望烧香拜佛、大师指点，以获得人生的成功。
赌博是一种拿财物作注比输赢的不良社会行为，是人人痛恨的丑恶现象。一般人涉赌，可导致意志消沉、家破人亡；而为官者涉赌，不仅自毁前程，还会失去民心，败坏党风政风，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中国人好赌可谓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朔到尧舜时代。当初叫下棋；下棋本是斗智消遣之事，也许是中国人追求刺激的缘故，逐渐将其演变成了赌博。随着历史的发展，赌博也在不断花样翻新。
在这支浩浩荡荡的赌博大军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党政干部。党政干部痴迷于赌博，已经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直接威胁着公共财产的安全、社会治安和家庭稳定。沾上赌博恶习的官员中，挪用公款、贪污受贿者有之，家庭破裂、妻离子散者有之，陷入黑社会圈套、听命控制者有之。某些官员已经借赌博营造起了一条行贿受贿、非法敛财的“暗道”。
打“工作牌”已经变成某些地方的一种“潜规则”。想给领导加深印象，升个一官半职，就得陪着领导打牌。赌场上露骨的下属、个体和私营老板是“只输不赢”；巧妙的干部是“少赢多输”，既不失体面，又把钱心照不宣地送了出去。一般情况下，官员总是只赢不输的“大赢家”。牌桌上，上演的是上级赢下级，官员赢老板，老板赢利益，但输掉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是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中国大陆，官员赌博热正在蔓延，而且在向境外延伸。大陆官员热中赌博具体表现在：参赌干部从经济管理和企事业单位发展到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级别从低向高蔓延；赌博行为从偷偷摸摸到公开无忌；赌博时间从休闲到通宵达旦甚至利用上班时间；赌博地点从国内向国外延伸；赌资由私款发展到挪用公款。
是什么造成官员的豪赌不止？在大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大背景下，掌握权力的官员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很容易弄到钱，同时他们缺乏监督和制约，有钱有闲、信仰缺失成为大陆独特的官僚生态。
官员境外豪赌本身是官场腐败的一个后果，一旦嗜赌成瘾，反过来又加剧了索贿等腐败行为，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
治赌必须先治官。只有加快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竭制官员腐败现象。腐败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屡打不绝，主要是因为很多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以至成为权钱交易，产生腐败的源泉。
在中国古代，赌博是著名的无痛税收，开赌场如同开税务所，因此，赌博一般都是官府垄断的生意，要买通官吏和衙役才能悄悄地营业。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个争权夺利的大赌场。在这个赌场里，“窃钩者铢，窃国者侯”，虽然有仁义道德的明规则，但大行其道的是不可言传的潜规则，以及明规则与潜规则交错的混规则。
中国人好赌，并非出于天性，，实乃经济垄断、政治强权、文化专制的“家天下”制度使然。一个赌字，揭破了国人的人生真谛。在权力和金钱的博弈中厮混得太久，好赌的心性积重难返。
赌博有大小轻重之分，最危险、最应该禁止的是官赌，即官员的公款赌博。官员境外豪赌，一输就是几百、上千万，这就是不可饶恕的权力腐败。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个争权夺利的大赌场。在这个赌场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虽然有仁义道德的明规则，但大行其道的是不可言传的潜规则，以及明规则与潜规则交错的混规则。我们在权力和金钱的博弈中厮混得太久，好赌的心性积重难返。赌博有大小轻重之分，就现实而论，最危险、最当禁的是官赌，即官员的公款豪赌。
12。16 关于集体腐败与审计问题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财富在高速增长。除非你有管理财富的更好的体制，否则高速增长的财富会对人们产生诱惑，给一些人“捞”提供一个物质基础。而体制的不配套，又给一些人“捞”提供了体制条件。所以，在中国往往有点权就能“捞”，这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能比的，他们的“饼”没那么大，体制问题也没那么多。
说到转轨时期，恐怕俄罗斯跟中国的可比性最强。他们过去在经济上都是国有制为本，政治上都是高度中央集权，后来都转向市场经济。但他们转型时期的出现腐败形态各不相同。俄罗斯出现大量寡头，中国好像没有那么多寡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
都是转型国家，但原来的经济结构不一样，腐败形态就不一样。俄罗斯原来的经济结构是以垄断资源为核心形成的工业体系，有点像我们东北。浙江、广东原来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很大的摊子，如果贪只能点点滴滴地贪，形不成寡头集团。俄罗斯的电力、石油、矿产、交通都是大型的垄断国有企业，民间的中小企业几乎不存在，这就是它的经济基础，所以寡头迅速成形。现在中国还没有这种现象。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政治生态的特殊，注定了中国的垄断国有行业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一步到位，通过改制落到个人手上，它的所有制结构没动，无论电力、铁路、石油，都只是形成国有系统的垄断势力。这就使垄断企业基础上产生的暴富，没有俄罗斯那么明显。
俄罗斯寡头那么多，是因为俄罗斯经济没有经历市场化的全面冲击，原来那种高度集中的全国性体系仍然没动，你只要控制了这个体系的制高点，这个体系就是你的。中国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经济上的分权已经很长时间了，高度集中的全国体系仍然有，但已经不如俄罗斯那么普遍了，很难通过控制一个制高点进而控制整个系统。所以俄罗斯的改革是激进式的，俄罗斯的腐败也是激进式的。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中国出现的腐败也可以说是渐进式的。
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大张旗鼓的寡头化，但桌子底下动手的空间很大，而且手法很精致。
来自公权力的“集体腐败”
其实不能说中国就没有寡头化，一定程度的寡头化现象中国也是有的。只是表现形式比俄罗斯隐蔽。
普京上台后，对寡头迅速采取措施。在俄罗斯，资本跟权力分开了，寡头只是个经济人，背后缺少公权力支撑，难以构成特殊利益集团。我们这里政治、经济混在一块，有的行业巨头有公权力撑腰，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很难制约。
有公权力撑腰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公权力直接出面。最典型的比如土地批租，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直接借助公权力从中盈利。
分析腐败源头，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些地方或部门，用公权力直接滋养垄断利益集团。垄断利益集团借公营机构之壳，最终把公权力才能提供的公共资源、公共机会，转到了个人手上。只不过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杠杆非常长。局外人一般很难看懂。
这种情况下，公营机构中出现所谓的“集体腐败”，就很难避免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腐败，主要就表现为公营机构的这类腐败，这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腐败形态上的明显分别。但是你翻开《刑法》，或者翻开其他反贪法规，你会发现它们都是针对个人腐败来的，不针对公营机构的“集体腐败”。比如最近一次审计就暴露了大问题，一些部委违规动用各种公款，而且都以亿作为单位，但审计出来又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因此坐牢。部门违规使用资金，实际上部门的每个人都受益了。这时你会发现，面对这类“集体腐败”，我们基本上没辙。公营机构这类问题似乎无风险，或者说风险很小，差不多是免责制。
你要从公一步跳到私，只要超过6000块人民币，你就得坐大牢。那怎么办？你就得在公字上做文章，先化大公为小公，然后一步一步化小公为小私，这么变过来，你就容易没事了。
现在搞的民主评议，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制约这类腐败，为什么？提拔、考核领导要征求机构员工意见。但如果你不能搞“创收”，不能给大家带来利益，民主评议的时候大家就要搞你。这种压力之下，一些公营机构的领导上台，往往第一件事就是搞福利，怎么样多捞利益，分给大家。
制约利益交换和输送
按分肥机制的说法，这样的公营机构往往就是分肥机构。这是中国式腐败的一个基本形式。怎么解决呢？
必须明确一个原则：公营机构一切非法所得均为腐败。这点上可以借鉴英国制度，在英国制度之下，只要是非法利益都要追究，不管公营还是私营。
我们对公营机构普遍的利益交换、利益输送还缺乏制约。这是中国反腐败重要的课题，在这点上，我们需要破题。
近年来，审计风暴已经刮过多次，可是不久前公布的审计清单仍然让公众感到触目惊心——不仅被“审”出违规、违法、截留、挪用、虚报、多领、挤占、私花纳税人血汗钱的位高权重的中央部委、单位有32个之多，而且违规、违法的手段多样，数额巨大。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应该最懂得法律、规则的大“衙门”，这些本来应该成为守法、守规则楷模的“中央单位”，为什么竟然如此大胆屡审屡犯？人们更希望搞清楚的是，为什么会这么大面积出“事”，以至于在国务院的组成部门里，已经几乎找不到“净土”？
制度上有漏洞，这是不言而喻的。可中央单位如此成批地上审计“黑榜”，恐怕仅仅从制度的漏洞上找原因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制度”，而且也一直在健全和完善各种制度。与制度的漏洞相比，一种明摆着的对制度普遍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可怕。而能够不把制度“当真”，甚至变着法钻制度的空子，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这一类钱没有进个人腰包的“集体”违法违规的处罚缺乏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