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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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圈子中的人在圈子内需要办什么，往往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官靠商富，商靠官发”是互相之间通过利用后达到的目的。象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那样要起钱来不论张三李四“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腐败招数，风险太大，要做到既捞钱又降低风险，就必须采取“放长线”“打深井”的手法，还要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
在社会中，多数人注定是要别人替他们说话的，尽管由工作、生活而形成的众多人际交往圈子内，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但事实是总会有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左右，社会也就分化为平民、精英、贵族。他们依照经济条件，文化教养、政治需求，各自建立起一套行为准则，在这些准则之下，圈子也就成为一个准社会单位，虽然无形无声，但它限制着每个人的行动，同时也相互碰撞和渗透。
没有永远的圈子，就象不存在无保留的友谊，圈子可能随着社会环境而伸缩，但每个人都在其中，谁也无法脱离。
圈子里有个规则，就是你必须和大家一样，太出格了不行，太有本事了更不行。
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是圈子的本质。圈子是一种互利的活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利是经过长期积累和精心构建的，它没有商品买卖那么简单，也没有权力支配那么生硬，也不象商业化的俱乐部那样随意进出。圈子内外，由人际关系而结合，是社交利益的好渠道。
现在是老乡帮老乡，同学帮同学，战友帮战友。各个单位、各个层次都有不同的圈子，你进入不了人家的圈子，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枉然了。
围绕权力人物，都会形成一个生态圈，衍生各类物种。权力人物一旦失势，生态圈就不复存在了。那些赖以生存的物种就会退化、变种、迁徒、绝迹。
“谁是谁的人”是一个许多人常用的话，在机关呆过、在企业干过、在官场混过的人，多会用这句话。一个人一旦成了谁的人，他就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意识了。古人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个人一旦成了谁的人，他必定战战兢兢，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此人。因为他要从主人那里讨衣食、讨名誉、讨权力。
圈子本是个数学名词，标准的定义是：圆而中空的平面形；环形；环形的东西。引申到社会生活中，意指：集体的范围或者活动的范围。
这个定义是简洁而准确的，是普通老百姓所理解的圈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自己为圆心，以不同的纽带为半径，就可以划出不同的圈子：以血缘而定的亲人亲戚圈；以交际而定的朋友圈；以工作而定的同事圈，此外还有同学圈、老乡圈、娱乐圈等等，不一而足。
在社会职业框架上，我们也经常说各种圈子：演艺圈、体育圈、学术圈、政治圈。。。。。。
各种大大小小的圈子交织而存，各色人等也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圈子中。有的人圈子多，有的人圈子少；有的人是圈子中的重要人物，有的人就是跟着人家混；有的圈子慢慢变小甚至不存在了，有的圈子却逐渐变大了；有的圈子很封闭，外人难以进入，充满神秘色彩；也有的圈子松散无序，散漫自由。。。。。。圈子给人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是每个人生存的心理需要。
在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圈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官场一直是凌架于老百姓之上的特权系统，也因远离普通民众而充满神秘色彩，改朝换代，荣辱沉浮。政治是一个很复杂的生态系统，得失成败很难简单地总结，政治人物是是非功过也很难用简单的标准来衡量。
圈子一说，在百姓而言只是个生活范围的概念，但在政治系统中，却是一个官员安身立命的本钱。在政治词汇中，与圈子相近的表述还有很多：宗派、帮派、山头、派系、党羽、势力、班子、集团等等。简言之，一个官员置身于这个系统中，或主动自觉加入一个圈子，或无意识地卷入一个派系，或纯粹是被别人当作是某某人的“人”，多多少少都会被归类和贴标签。一个圈子就是一股政治势力，要想完全置身事外，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被边缘化：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也没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朝中有人好做官”——被人推荐赏识和提拔了，你就应该站在这个人的队伍中，如果左右摇摆，不但会被这个圈子抛弃，也很容易被别的团体所不齿，也就很难混下去了。
对圈子的研究和经营，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官员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小人物要选好圈子，设法投靠加入，并逐渐在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大人物要组建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最高级的领导者则要平衡好各种圈子，让其存在并竞争，但不能容忍其中一支势力太大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就圈子的组建和形成的目的而言，可以分出一定的层次来：
第一层是志同道合，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团结到一起的“君子”。在中国古代，这类人物基本上是一些理想色彩比较浓厚的读书人，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学而优则仕，想为君主分忧，想为天下苍生谋福利。
在这个层面上有一个特殊的圈子：清议派或者称为清流。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各级政府官员，是一个从读书人到行政人才的转变。有的人综合素质本来就高，经过简单的实习即可胜任，尔后边干边学；但也有许多书生意气很浓，纸上谈兵是高手，而一旦实际任事，就眼高手低了。再加上古代政治制度中特有的言官制度，即专门有一批御史、言官之类的监督官员，可以“风闻上奏”，没有事实根据也可以批评官员，向皇帝告状。在中国政治史上，这样的“政治评论家”是屡见不鲜的，他们往往会左右社情舆论，对政坛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好的也有坏的。总体来说，这个“清流”圈子基本上可以归入第一个层面。但因为他们只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即使他们掌握了权力，往往也难有实际建树。
第二个层面可以简单定义为利益集团。这部分的人物相对前一部分来说，要低一些：他们的才干和抱负要小些，地位也低些，在圈子中也多属于二流人物，但他们人数众多，是政治系统中承上启下的部分。他们所结成的圈子是一个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集团。
公正的说，这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胸无大志自甘平庸的。初出道时，他们也同样有理想有追求，是想干事业的。但理想往往在现实面前被击碎，几番碰壁和挫折之后，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畏难而退，变得事故和圆滑起来。宦海沉浮，拌君如拌虎，他们开始明哲保身，而且经过多年的为官生涯，他们已经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要保住这一切，他们不免要媚上欺下，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也非大奸大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祸国殃民的恶迹。他们只是官僚系统中的普通人——有较多私心和较少牺牲精神的普通人，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多数。本来，世界上就难说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任何人身上都有“好的成分”和“坏的成分”，大英雄和大奸臣都是少数，中间的大多数是一个系统的稳定成分。
在政治生态系统中，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所以，虽然他们不是耀眼的明星，但往往是政治力量的基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中的恩怨情仇、门户帮派也是一种圈子。圈子会形成一张潜在的大网，把你裹在其中，把你的命运同很多人联系在一起。古代的政治江湖更是如此，对于众多的官员来说，他们要解决好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重要问题是跟对人。首先是政治势力的大小，是权倾朝野如日中天，还是风头已过在走下坡路？有没有发展潜力？有没有牢固的根基？核心领袖人物的前途如何？有没有潜在的危机？这些都是不可不细细盘算的。其次是自己与理想中的圈子的渊源。能不能与其中的关键人物发生直接的关系？诸如同乡、同学等等。自己能否体面地加入？自己的身份在圈子中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没有发展前途？自己能得到的眼前好处和长久利益是什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和机会成本？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要有人跟，也就是说你还需要经营好自己的小圈子。这个以你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是你的重要政治资本之一，它也决定了你在上一个层面的圈子中的地位。一个政治官员，要善于“跟上”，上边要有人；也要善于“御下”，下边也要有人。要妥善分配好下层的利益关系，学会用各种手段团结人，用理想、用利益等等。
为官行政者，要组建自己的圈子，最忌讳的是贪恋和刻薄寡恩：好处和利益都归于自己，过失和责任推委给下属，而且对下属严苛，少有笼络。具体的行政事务千头万绪，再好的政策也必须要有得力的人手给你去实施，所以，没有一支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队伍，自己在政治上也难有好的前途。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有许多政治家自己并不贪婪，很精明，也有好的报负和追求，但往往功败垂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清廉：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结果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见容于上下以及同僚，搞得就剩下自己一个好人，即使有很好的政策，也让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给下属利益和好处是最起码的条件：人家跟着你干有前途，那么干得才有劲。而且，必要的时候还要保护他们，甚至是“护短”。有个小毛病小问题，要能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羽翼，羽翼被人家剪除了，你自己还怎么飞？
更多的时候，政治是一种妥协和平衡。局势如此，高层领导者也希望如此。细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如此广大的疆域，自然需要庞大的行政管理系统。庞大的系统运行的时间久了，自然会有它的惰性和惯性，这些惰性和惯性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而任何改革新政又需要大部分原来的人马去施行，道理很简单，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换了，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在现实面前，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妥协，新的政治力量与原来的势力交锋和均衡，至刚至猛的外功不一定就能敌得过看不见的网和阴柔的太极拳。所以说，古代政治系统中的这些无名之辈是很严密的关系网圈子网，是盘根错节的生态系统，是在舞台上表演不精彩、没有太多掌声的众多配角似的人物，但他们却是最基础的力量。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都不能轻视他们的力量。
在圈子中还有一个结党营私的小人集团。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泛这样的小人集团。君子与小人，忠臣与奸臣的交锋斗争是历史中最常见的内容。但在现实中，没有百分之百的君子，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小人，利和道也往往纠缠在一起，道和道也有水火不相容的时候。
就君子就有小人，这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政治家要想干成自己的事业，要“亲贤臣远小人”，但有时候也必须采用手段，利用好小人，或者最低限度要不让他坏娘子军的事业。
“治大国如烹小鲜”——政治是个文火慢炖的功夫活儿。
政治家最忌讳意气用事，政治家的境界是委曲求全，任劳任怨——这也是一种牺牲，没有这种牺牲精神，那么最多成为一个“清流”政治家罢了。政治家要能屈能伸，不仅仅是立言、立德，更重要的是立功。
有韧性还要有肚量，容得下自己的人，自己不喜欢的人，比自己低的人，在某些方面比自己高的人，对国家有用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
政治的升迁其实就是圈子的转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流动是自然规律。一般来说，一个官员在一个职位上干上几年，兢兢业业，有些成绩，没有什么过错的话，总能得到升迁的机会。政治上每上一个台阶，周围圈子的构成自然就发生了变化。政治地位提升了，那么在圈子中的位置自然就不同了，对上他成为上一个圈子里的成员，对下他就是这个圈子的核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些特殊的集团。严格意义上他们不能称为官员，但往往对官场有重大影响。一个是太监嫔妃集团；一个是以师爷为代表的幕僚以及胥吏集团。
官与吏原来没有严格界限和区分的。在两汉时代，每个机关的长官称为“官”，其他的下属就称为“吏”。唐朝的时候，官与吏之间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吏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明朝情况更加不同了，朝廷规定了胥吏不准当御史和考进士，这就基本上把胥吏的出身和前途给限制死了，吏成为没有品级的行政公务人员。
古代的官员大部分是科举出身，有了功名但不等于有了实际治理的才能，尤其是到一个地方上任以后，对地方行政系统的运作以及当地情况，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时候，挑选一个好的师爷就至关重要了。在明清时代，师爷已经成为遍布全国行政系统的重要力量。
因为很多实际的政务都掌握在胥吏手里，他们的本事师徒相传，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势力。好的胥吏和师爷与官员配合起来，则政治清明，否则，“任你官清似水，怎奈吏滑如油”，用人不当，治下无方，便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往往是矛盾的结合体。他们读四书五经长大，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说是深入其骨髓，可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他们一不得不权谋机变，施展手段。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但如果在动荡时期，读书人就没有多大的市场了，这种时候一般是英雄、枭雄、土匪、流氓、无赖等等的时代和乐园。因为乱世是没有秩序和游戏规则的时候，而读书人读的书越多，所受的约束就越多，他们的思想潜意识中，伦理道德都是规范自身行为的规则。
如果圈子中除了领袖，只有一个全面型的二把手作为次级核心的话，那领袖晚上就肯定睡不着觉；如果有两个次级核心的话，，这两个人很容易联合起来共同谋反，领袖很容易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而三个人联合的难度要大得多，而且如果没有得力的次级核心和干部也不行，事情干不成。所以，作为最高领导，随时要掌握全局，不可能让其中的一股势力发展壮大到威胁其他两人的地步，更不要说威胁自己了。
官场上有一个规则，就是“善归于上，恶归于己”。所有荣誉都应该归上司所有，下属如果分了上司的荣誉是会出问题的。“善归于上，恶归于己”是安身保命的良方。
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队伍和势力，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在此方面花费心血，这样才能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本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短期的崛起到长久的霸业，根基扎得越牢固，则枝叶就会繁茂，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
在政治圈子的交锋中，要想打击对手，首先就是要铲除对方的羽翼，逐步削弱对方的势力。把政治舞台切割成几大圈子，把朝廷重臣卷入其中：你只要身在重要位置上，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帝王管理学”的核心就是要在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圈子之间搞平衡：要有塌实肯干为国为民的老黄牛，有对自己摇尾乞怜的狗，有收放自如可随时消灭异己的狼。
人际交往是一门大学问，其核心问题是：第一，交什么人？第二，怎么个交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要交大人物。可是，大人物很多，到底谁更有前途和希望，需要一个判断。而且，同时有多个大人物都有前途时，结交哪一个？这就要分析哪一个可能接纳自己，在哪一个圈子中混有自己更好的位置等因素，不可贸然行事。如果四处碰壁，那么名声就很糟糕了，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个问题也很有学问，交际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分寸尺度。钻营门路，结交高人，笼络人心，是政治人物的基本功课。中国古代有不少官员以“能”著称，所谓的能臣、能吏，除了精通具体业务外，就是人情世故上的精明练达。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尤其对那些热衷于功名的人来说，具体业务能力只是敲门砖，关系网经营得如何才是升官发财的关键。上边没有人赏识，下边没有人追捧是不行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贵人”一说。所谓的贵人，就是那些位高权重，在关键时候能够关照自己的人。而贵人不是毫无由来地就能关照自己的，要靠自己平时大量的“工作”：要让贵人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欣赏自己。这样，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才有可能轮到自己。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那么准备工作要做到什么地方呢？光埋头做业务是不行的，否则，当机会来临时，贵人头脑里的备用干部名单中根本没有你，怎么会推荐你呢？
说到底，封建社会的官场就是关系场，就是一个个圈子网。从低到高，一个个圈子混上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以及重要关头贵人的关照。
有天分的政客对人际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哪些人是将对自己的前途发生重大影响的贵人，他知道如何去靠近和赢得贵人的好感，他也知道如何在一个新的圈子中立足并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能量。
在政治格局中，要想不断地进步，除了上面要有通天的贵人以外，还要有效忠于自己的势力集团。这是一般情况下的通常道理。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作者）主义者关于什么是牢固的政治势力圈子，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评定：在这样一个圈子中间，只能有一个一号人物，众多的三号人物，不能存在二号人物。否则，权力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圈子的牢固性就不复存在。
对于小人来说，绝对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小人能结成朋党和集团，其主要的动机就是利益两个字，其表现方式就是“趋利”和“避害”。
如今的官场体系，基本上还是官选官、官考官、官评官，这使得官员只在意官场评价，更多考虑下属官员和同僚的利益，只要把下属官员和同僚安抚、迁就好了，就升迁有望至少不会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