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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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已朝东。
陈毅默读一遍,回过头来又默读一遍,心有所动。他提笔在信笺上飞快划了龙飞凤舞的四个字:“绝妙好词!”后面的惊叹号又粗又重,浓缩进了陈毅此刻胸中的激昂情感。
过一会,陈毅再次伸手,要过信笺,掏出笔记本,把信笺夹进笔记本中,叶剑英明白,诗人陈毅一定是要唱和一首吧。
但是陈毅的诗始终没有唱和出来。红卫兵的冲击,使陈毅坠入惊涛骇浪中,而陈毅不屈服的性格,更是激怒了红卫兵,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掀陈”高潮。
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档案资料里,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总理接见红卫兵的谈话记录,其中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底,短短50天里,周恩来接见红卫兵达5次之多,累计20多小时,谈话记录中,有一半的篇幅是为了说服红卫兵正确对待陈毅。陈毅生性直爽、豁达,敢说敢做,不是周恩来用身体挡住那些明枪暗箭,恐怕十个陈毅也早已搁倒了。
1967年1月19日晚9时,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北侧的窗户前,周恩来总理揭开紫红色天鹅绒窗帘的一角,注视着人民大会堂正门前方万头攒动的红卫兵和卫戍区战士用身体组成的警戒线。
坐在沙发上的陈毅,像头困在笼子里的美洲虎,再一次站起来说:“总理,还是让我出去和小将们谈谈。”
“不行,我不准你去见红卫兵。”周恩来说。
下午,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还是被几万名红卫兵围困住了。红卫兵一次次冲击警戒线,一遍遍呼喊口号:“打倒陈毅!”“交出陈毅!”3个多小时过去了,这片由高音喇叭、手提话筒和几万条喉咙管组成的喧嚣声浪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在天安门东侧,送面包和茶水的汽车不断开来,一队队红卫兵轮流到汽车旁吃饭,同时,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仍被围得水泄不通。
周恩来心情沉重。一边,是要求造反揪斗的红卫兵;一边,是红卫兵要揪斗的对象陈毅。周恩来知道,情急之下,红卫兵是有可能做出任何过激的行动的。
在一次揪斗会上,陈毅被叫到台前讲话,刚开口不久,会场发生了打斗,骚乱中,一个腰扎皮带的红卫兵跳上主席台,重重打了陈毅一个耳光。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把陈毅带到了后台,骚乱才渐趋平缓。
还有一次,红卫兵当着陈毅和外国大使的面,把驻某国大使的皮鞋拉下,挂在他的脖子上,硬是勒令他下跪、爬行,陈毅上去制止,红卫兵毫不理睬,还扬言要将陈毅一起批斗。
这样的例子太多。周恩来觉得有责任要保护好陈毅。
负责警戒的卫戍区一位团长进来报告,第二道警戒线已被红卫兵冲垮,请求调来武装部队。
周恩来断然拒绝:“不行。”
在这个时候调来武装部队,无异于火上加油。周恩来侧过头对陈毅交待:“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准出去。”
周恩来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汉白玉的台阶上。借着广场上探照灯的光柱,他看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
红卫兵挥舞着密密匝匝的拳头,砸向手挽着手的军人。此刻,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只得用自己的头和脸,去承受一场非战争的战争。那堵人墙微微波动着、颤抖着,显然已经承受不住超负荷的压力,像洪水前即将坍塌的大堤。
周恩来心中滚过一阵复杂的感情,他猛地推开警卫员,走下台阶,扶起一个头上还渗着血迹的战士。一道探照灯雪白的光从面前划过,冲在前边的红卫兵看见了周恩来,飞向战士的拳头停在半空中,再也砸不下去了。
处理过无数错综复杂情况的周恩来,还从没有遇到过如此复杂的场面:
一边是红领章,红帽徽;
一边是红袖章,红语录。
周恩来深吸一口气,调理一下内心里的情绪,然后大步走过去,从一个军人手中夺过手提话筒,大声向红卫兵喊话:
“你们今天一定要冲进人民大会堂,那就从我周恩来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的眼睛微微有些潮湿。他的声音在几万名红卫兵中间传送着,冲到前边的红卫兵,一个个立信了,随即似湍急的江水打了个旋,往回卷去……。
“别往前挤了,停下,停下!”
“安静,听周总理讲话。”
红卫兵冲击的浪潮渐渐平息下来。
显而易见,红卫兵揪黑后台,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指使暗示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所陆续披露的大量材料证实了这一点,相信关注文革史的读者也会关注这一事实,即:红卫兵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打狗棒的角色。狗打过了,打狗棒也就被扔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揪斗彭德怀的情况。
揪彭德怀,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先提出来的。江青、康生全力支持,王力、关锋一哄而上。
有后台撑腰,戚本禹亲自给当时北京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戚本禹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1966年12月的一个冬夜,成都市永兴巷7号彭德怀住宅被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围了。
红卫兵翻墙而入,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怀押往北京。
北京,党中央所在地,没有什么惧怕的。身经百战、突破过敌人无数次封锁线的彭大将军,随红卫兵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12月28日,火车抵达北京,红卫兵立即向戚本禹报到。当时,戚本禹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碰头会”,他站起来,眉飞色舞地向与会者通报:“当代‘海瑞’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回北京!”
周恩来一愣,迅速在心中作出决定。他站起来,说道:“此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说毕,周恩来离开了会议室,亲自将彭德怀安置在京郊的一个军营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连陶铸、陈毅这样步步紧跟毛泽东的干部都难逃批斗、挨打的厄运,彭德怀作为人们心目中毛泽东的强硬对立派人物,其遭遇是可以想象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周恩来尽他的努力保护着一批共产党的干部。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彭德怀。1966年1月1日。”
这封信中有些字句的错乱,或许能证明彭大将军当时心中的惊恐情绪吧。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在1966年底到1967年的上半年,彭德怀虽然被关押,但还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1967年的酷暑季节,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领袖韩爱晶等,下达了折磨摧残彭德怀的指令。戚本禹明确地说:“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红卫兵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德怀七次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据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向中央文革送交的一份报告中记载:“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太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在一份《关于彭德怀的监护情况》的原始资料中,对彭德怀的情况有这么一段记录: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又躲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在为样一种危难的处境中,彭德怀依然忧国忧民。一天看《人民日报》,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彭德怀浮想连翩,忍不住起身写信:
“总理: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得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产四五十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石穿。1967年4月20日晚。”
石穿是彭德怀的号。彭德怀信奉“水滴石穿”的哲学。他忧国忧民,身处厄境还在想着钙镁磷肥。遗憾的是,现在红卫兵也在忧国忧民,在红卫兵的忧国忧民面前,彭德怀的忧国忧民似乎太微不足道,应该让步。
2—2、破四旧
红祸弥漫
“八·一八”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是红卫兵一朝一夕能破得了的。但是北京的红卫兵并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破四旧容易实行,且能立竿见影。何况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从校园冲向社会,能充分体现红卫兵的威风。
一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是小心翼翼地试探。
从8月20日开始,一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
中共中央的宣传喉舌迅速作出了反应。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紧接着,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边还配以社论《好得很!》。社论中说:
“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名,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旧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诞生在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首都和人民永葆青春。”
有中共中央宣传喉舌助威,红卫兵破四旧的红祸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上海、天津、杭州、武汉、广州、长沙、济南、郑州、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成都、南宁、西宁、银川、南昌、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部分中等城市,也开始破四旧。新华社8月25日播发了一则新闻稿,详细报导了“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情况,并且声称,红卫兵破四旧“受到了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中说道: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他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的整个社会面貌。”
林彪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对其中有些提法,毛泽东有另外的看法(如林彪在讲话中提出的“四个伟大”,毛泽东就持保留意见,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卡博·巴布库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毛泽东这么说,不知是“伟大的谦虚”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毛泽东毕竟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出于从全局着眼的考虑,他同意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知道,经过了半年多时间的酝酿、点火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火总算点起来了,这很不容易,决不能轻易给自己点的这把火泼冷水。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红卫兵的这些行动“正合孤意”。
有喉舌的推波助澜,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迅速升级,抄家,砸文物,批斗黑帮,最后发展到对黑五类大开杀戒。
早在7月28日,江青就在一次会上煽动打人,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负责公安工作的谢富治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撑腰,红卫兵就像天兵天将下凡,“破四旧去——”一声呼喊,掀起一阵红色风暴,降下一阵滂沱大雨,倾盆大雨浇打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砸!砸它个稀巴烂!
自元朝建都以来,北京就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京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遍地都是。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无疑是破四旧最好的战场。
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北京市第二中学三千多名红卫兵充当了“尖刀连”的角色,他们首先冲向市内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战》,其宣言中写道: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当破之列。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
“‘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我们要彻底铲除这些资产阶级的温床和苗子。为此,我们向理发、缝纫、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要管。我们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1966年8月的北京城,仿佛是一个处于临战状态的战场,哪怕一点细微的颤抖,也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贴上街头的宣言,像一颗红色信号弹,宣告红卫兵已经出击,并且抢占了制高点,形势十分鼓舞人心。被政治狂热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谁也不甘示弱,纷纷杀出校园,杀向社会,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中争抢头功。
破四旧从改名开始。红卫兵指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岂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红卫兵在市民们的配合和支持下,将商店、工厂、学校、公社等统统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