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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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还有个深深的遗憾，我没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虽然恨不得变成神仙和大侠，从人群中飞跃过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当然我不可能做到。那一天，同毛主席握过手的成了我们最高等的幸运儿，我们所在的二等、三等幸运儿都扑上去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点把他撕得四分五裂！”
刘晓庆回忆中的狂喜岂止是一个人的狂喜，这是1000多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过大检阅的幸运儿的共同记忆，是铭刻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悲喜交加的青春画面。
2－1、大串连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
早在1966年6月初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这样表达了他的想法：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所以有此想法。
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若是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8月1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讲话，他根据毛泽东在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大串连的一个号召和动员。
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大检阅。毛泽东是个诗人，他的浪漫气质使他选择了大检阅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而大检阅确实也使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浪潮。大检阅后，各地红卫兵纷纷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我们也要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
于是，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大串连轰轰烈烈兴起，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地被接见，被怂恿，被煽动。大批量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虔诚地等待毛泽东的接见，然后，他们又把革命的“火种”带往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此《通知》中说：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毛泽东常常突发奇想，做一番惊人之举。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并且写下长长的批语。毛泽东非常欣赏《张鲁传》中的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等作法，认为张鲁的五斗米道“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入道的信教者出五斗米，就可以吃饭不要钱，还有义舍可住，有神道治病，何其乐哉！毛泽东大赞张鲁的五斗米道，是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好，借古喻今，是毛泽东常用的手法。
然而，效仿张鲁的五斗米道创办的人民公社“天堂”的神话，只是一阙让人扼腕叹息的苍凉悲歌。
毛泽东的性格魅力在于他的永不服输。即使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东西，他也能看到其成绩和光明的一面。毫无疑问，大串连中的“免费乘坐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等作法借鉴了人民公社的一些“经验”，目的仍是为达到“天下大乱”。这样史无前例的《通知》，导致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
经毛泽东批准大量印发的陈伯达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各以相互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这里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支持大串连的意图。支持大串连，推广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完全是为了鼓动造反。
在学生大串连如火如荼之时，各地工人也纷纷到北京、到各大城市串连。交通顿时十分拥挤，铁路运输不堪其负担，连车厢厕所内也挤进了六七个人，车厢下的弹簧到了要断裂的程度。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并经毛泽东批准，号召徒步串连，号召有准备有计划的“长征”。可是只有少数学生徒步，多数学生依然乘车，周游全国。大量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难以调运，危及了国家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时届严冬，已有10万人挤到大寨，又有10万人挤到井冈山，还不知有多少万人挤在韶山。天冷，粮缺，路塞，一些地方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军队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做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冈山空投大饼、衣服、毯子。在空投现场，成千上万红卫兵噙着热泪，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大串连的兴趣依然浓厚。1966年12月间，他提出了在全国设立兵站以接待串连者。这个计划很庞大，实施起来有一定困难，终于只好告吹。但是毛泽东对大串连所寄予的厚望由此可窥一斑。
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当年的红卫兵们谁不记得那场规模空前的大串连？串连的往事和串连路上的漫天飞雪搅和在一起，已被深深掩埋到了记忆深处，大串连的日子，是和充满浪漫气息的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提起它，当年的红卫兵们谁都能讲几个动情的故事。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心中，这样的故事多如路边繁花，亮如天上星斗。
南方的一个小镇上，生活按部就班地缓慢推进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大检阅的消息传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但仍然还是掀起了一圈圈涟漪。刚跨进中学的5个少年集合在昏暗的路灯下，悄悄酝酿他们“长征”的宏伟计划。
老实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连饱经沧桑的刘少奇也感叹“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这几个才十二三岁的孩子，又能苛求他们了解什么呢？他们要去串连，说穿了，是图个新鲜好玩，是少年们对外部世界的憧憬和向往。
临到出发的前一天，他们才把这个秘密告诉家人。其中的一位家长坚决不依，将少年反锁在屋子里，不许串连。可是这名充满奇思异想的少年却翻窗而出，冲到长江边，扬言要投河，以死抗争。少年的家长跪在长江边，请求儿子回来，“有话好说”。尽管如此，那个少年的家长仍落了个阻拦革命小将串连的罪名。
少年背着背包和他的几个战友一起出发了，然而他再也没有回来。在韶山，少年死于一场车祸。当电报将这恶梦般的消息传回小镇时，少年的母亲当场昏死了过去。
许多年之后，这位母亲仍然生活在儿子早夭的阴影中，她反复向人述说她的懊悔：“我真不该让他去的，我真不该——”南方的这座小镇，又多了一位现代祥林嫂。
少年的故事很是平常，和后来在武斗中死去的那么多红卫兵相比，大串连中的死者为数并不算多。更多的红卫兵高擎一杆“长征”的旗帜，在迷蒙的风雪中且走且唱，不停地散发传单和毛主席语录片。大串连，是红卫兵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操练和预演。
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犹如春沙沙泛滥时涌出的条条山溪，迅速在全中国形成了无数条布满红旗、红袖章的河流。北京、延安、井冈山、韶山、大寨、瑞金、遵义待革命圣地聚集了密密层层的头戴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的红卫兵。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66年8月到12月，滞留在北京的红卫兵最多时达到250万，大寨20余万，韶山40余万，井冈山茨坪仅三平方公里也聚集了20万，仅只有400个铺位的井冈山大厦挤进了一万多人。夜幕降临，天空下着大雪，红卫兵们却三人合盖一条被子，有的没拿到被子的，则六七个人围坐成一团，中间放条被子取暖，有的则干脆在身上搭件衣服，将就着过夜……。
最幸运也最实惠的是北上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检阅，煽动起了他们心中潜藏的冲天豪情，天安门成了千百万红卫兵们心中最为向往的革命圣地。
而且，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能一个子儿不花到那里串连，当然是件幸福的事。对于南方的红卫兵来说，心中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秘密：到了北京，就能够看见雪啦！有的红卫兵则一心只想着尝一尝北京烤鸭。尽管北京气候寒冷，天寒地冻，但是上头有明文规定，“在接待站每个红卫兵可凭串连证领借一件大衣”，如此照顾红卫兵，红卫兵的滚滚洪流更是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涌来。
从内蒙古草原的牧羊少女，到西藏高原的翻身农奴；从天山脚下的维吾尔青年，到图们江畔的朝鲜族小将……红卫兵跨越万水千山，聚集到了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
一个红卫兵在讲述他串连途中的种种困难和险境，另一个红卫兵在汇报他家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更多的红卫兵则来到清华、北大校园，学习革命经验，摘抄大字报。
在接受过毛泽东检阅过的千百万红卫兵中，有一位来自西藏的翻身农奴，这个17岁的红卫兵手捧一条雪白的哈达，口口声声说要亲手交给毛主席。那条雪白的哈达上，有他们全村100多人的深重嘱托和签名。
然而，当毛泽东所乘坐的汽车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这位双手将哈达高高举过头顶的西藏红卫兵才发现，毛泽东离他仍然十分遥远。他看见的毛泽东只是一点模糊的影子，距离那么远，中间还隔着那么多人，这个全村人选出的唯一的代表，实在无法完成乡亲们交给他的深重嘱托，他“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当时的报刊上登载的一篇采访报道中写道：“时间啊，请你收住脚步；汽车啊，请你开得慢些。翻身农奴的后代，西藏高原的红卫兵，要把人民救星毛主席多看一眼啊！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日子里，他的阿爸被狠毒的领主用马活活拖死在戈壁滩上；他三岁那年，阿妈因为打碎了奴隶主的一个玻璃杯，就被打断了双手双脚，含恨离开了人间。从此，他小小年岁，就成了这座人间地狱中的奴隶。是人民救星毛主席指挥解放军进军西藏，使他和百万翻身农奴一起，翻身见到了太阳！今天，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大救星，这个翻身农奴的后代怎么能够平静呢？”
这位红卫兵离开首都北京返回西藏之前，专门从住地跑到天安门的红墙下，捧起一把泥土包进布袋里，他激动万分地说：“我要把这包天安门下的红土带回西藏，撒在布达拉宫下。天安门和布达拉宫，是西藏人民最神圣电景仰的地方。”
10月25日，大连海院15名红卫兵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旗帜出发了。一个背包，一个红袖章，一张尚未成熟的娃娃脸，却有与年龄不大相称的沉稳和严峻。他们此行，是要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徒步2000余公里，到达红太阳的身边。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胜利抵达目的地。为此，《人民日报》立即发出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文中写道：
“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这样，一支支“长征队”组成了。有的红卫兵长征队索性按照当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路线再走一遍，以示继承光荣革命传统的气魄和决心。
有的红卫兵甚至搞起了世界大串连，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点遍全球。
1966年9月的一天，一辆国际列车在海拉尔被几十名红卫兵小将卧轨拦截。列车喘着粗气缓慢停下，没等到车停稳，红卫兵一拥而上，挤进车厢，向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的乘客散发“红宝书”、语录片和红卫兵战报之类的传单，要外国人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列车被迫晚点5个多小时，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国际列车又才恢复了正常。
同年11月4日，北京第100中学高三学生赵建军、武热河与北京56中学学生孙智忠、北航附中学生瞿绍东4人，私自偷越国境进入越南，要求参加抗美援越战斗。
中国驻越大使馆将4名中国红卫兵到越南串连的消息报告了国务院，很快，就接到了周恩来亲笔签署的电文：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越境，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在援越部队锻练一个时期，在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应由大使陪同。请将4人姓名、年龄、出身、家庭及住址等情况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这种事，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外交上的被动。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候，这4名红卫兵的行动也被视作“革命”。此后，周恩来曾与陶铸等人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陶铸找到周恩来那儿，皱着眉说：“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涉及国外，特别是东南亚。”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强加于人。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全局观念。事情复杂，我们的头脑就不能简单。”
说归说，但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直接支持下，红卫兵大串连的势头已不可阻挡。
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向往的革命圣地之一。
据井冈山外事办公室保存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1966年的来宾登记表上反映，红卫兵赴井冈山串连始于当年9月。
这个月到井冈山的有：东北农学院红卫兵、哈尔滨红卫兵、江西九江红卫兵、桂林红卫兵、北京红卫兵、上海交大红卫兵、哈尔滨工学院红卫兵、井冈山共大红卫兵、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北京43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卫兵、湖南水利学院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战校、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等。
10月份的记载，顿显粗略，似有无法详细记载之难。月末的统计数字是：“红卫兵共计40批，5743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够完整的。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一文中，对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的情况作了精彩详细的描述，文中写道：
“一夜之间，井冈山的肩头，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一道，承受了当时中国最沉重的负荷；一夜之间，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学校，有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山上的中枢机构是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仅生活组，就配备50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17个接待站，在茨坪就有7个。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沙冲、黄坳、大井等处也分别设有接待站。大部分接待站，由井冈山附近的吉安、泰和、荷花、宁冈、遂川、安福、永新、永丰等县负责，每一个接待站由一个县来一套人马，从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到购置锅盆碗盏，全包了。所需经费和粮食，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仅17个接待站的炊事员，加起来就有近千名。”
天南海北奔涌而来的红卫兵们走进苍茫的十万大山中，领略“苍山似海，残阳如血”的诗画意境，心中的豪情又增几分。他们顾不得放下行李、落实住处，也顾不得拂去满身灰尘、弄盆热水来揩把脸、泡泡脚，红卫兵们登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博物馆中厅的毛泽东雕像前，齐声高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巍巍五百里井冈作回音壁，那一字一句不像是从嗓子眼里流出来的，倒更像是从血管里涌出来的鲜红的波涛。
背诵过语录后，一个个红卫兵在自己长征队的旗帜上写下各人的名字，“在厅的两侧，摆满了献上的旗帜。谁都想让自己的队旗享有一个醒目的位置，占据更大的面积。为此，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收走一批。到大串连结束时，博物馆收到的旗帜，叠在一起，下至地板，上至天花板，整整塞满了一个房间。”
大概是11月的最后几天，井冈山便下了第一场大雪。雪花纷纷扬扬，飘舞飞扬，漫山遍野银装素裹，白雪铠铠，颇有诗情画意。尤其是那些广东、福建的红卫兵，生平很少见到过雪景，更不用说大山区中的雪景了，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久久看着那一派冰清玉洁的风光，流连忘返。
然而，欢乐很快被寒冷冲淡了。
气温迅速下降，树枝变成了一串冰条。屋檐下，长短不一的凌冰悬挂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