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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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特别沾光的一点，就是他给孙中山当过警卫，还因公受过伤，此后便一路擢升，二十二岁就成了营长。

由于担心年轻镇不住人，“小营长”就像当年唐生智传授过的那样，特意留起胡须——我这么老成了，谁还能质疑我的能力？

卫立煌的能力是有的，要不然给孙总理当警卫的多了，也不是谁都能出人头地。

太原会战中的忻口战役，是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在抗战中第一次担当方面之责。以后太原失守，大家都玩了命地逃，卫立煌当时也很狼狈，一气渡过黄河跑到陕西去了。

没待几天，蒋介石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每个人都挨了一顿骂。于是，众人打点包裹，转身又折回山西——阎锡山在晋西，卫立煌则立足晋南，都是半正规战加半游击战，日子也都过得十分不易，用阎锡山的话说，就是“一日不得一饱，衣服不能更换”。

总算，苦头没有白吃，阎锡山挺住了，卫立煌也在中条山站住了脚。

1938年冬，卫立煌接替程潜，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常驻洛阳，负责全权指挥包括中条山在内的晋南所有部队。

从1938年到1940年，“华北方面军”先后对中条山发动十二次进攻，但每次都怏怏而归。有一年夏天，日军九路侵略围攻，然而激战三天后，不仅未能攻取中条山，反而遭遇不小损失，来不及带走的尸体横陈在山路上，天热发臭，以至于半年多了都无人敢从那里经过。

中条山守军曾先后十二次击退日军进攻

这确实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遗憾的是，时间一长，卫立煌却因此在思想上出现了麻痹。

在中条山战役之前，蒋介石统帅部已得到情报，判断“华北方面军”的此次进攻规模不同以往，鉴于中条山背靠黄河，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易固守，因此曾建议中条山守军撤往黄河南岸，据河防守。

但卫立煌不以为然。

中条山是他多年经营之地，以此山为依托，已形成半圆形防御线，无论日军从北、从东，还是从西，要想破这条防御线都很难，这叫做置之险地而后生。

兴致勃勃之下，卫立煌还夸下海口，称中条山是抗战中的“马其诺”，防御工事坚固，官兵士气旺盛，完全不用担心守不住。

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此亲自到洛阳与卫立煌见面，后者仍坚持自己的策略。

背水一战，别人都不敢使用这一战术，只有我敢而且使用成功了，这次我也会以不变应万变，像以往那样继续守住中条山。

何应钦最终表示同意。

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古往今来的很多军事实例都表明，险地可以守，但必须有所凭峙，不然险地就会很快变成“死地”。

按照卫立煌的认识，他的第一个凭峙是防御工事，也就是他所说的“马其诺”。

可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规律，但凡叫做马其诺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人家攻破。

淞沪会战时的“东方马其诺”从头至尾就没派上什么大用处，而法国真正的马其诺，一年前就被德国人绕过去了。

不是说防线不重要，而是说如果过于看重和依赖防御工事，最后的结果一定不妙。中条山防区南北纵深很小，就算防御工事真的达到马其诺水平，也很难长期坚守，更何况还不达标。

中条山上有“站、跪、卧”三种防御工事，有交通沟、有据点堡垒，卫立煌在山上转了转，以为这就不错了。

可是苏联顾问也上山视察了，人家看后就大摇其头。

知道什么是现代防御工事吗？得把一座山都给掏空了，山洞里可以过汽车、拖大炮那种的。你这还叫马其诺？简直儿戏一般，太好笑了。

如果工事不行，那就只剩下了官兵士气旺盛。卫立煌虽没读过正规军校，但在陆军大学特别班进修过，兵法战策还是懂的，知道手中若不握有强兵的话，背水一战的确很危险。

张自忠当初过襄河，前三次都有第五十九军保驾护航，到第四次，前面是川军，身边是鲁军，战斗力都大大逊色于第五十九军，这也是他战死南瓜店的重要原因。

能够挡住日军十二次侵占，使卫立煌对中条山守军颇为自信，不过他长驻洛阳，很少像张自忠那样亲自过河，对前线的实情已然非常生疏。

此一时彼一时，1941年的中条山已经有了根本变化，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这当然与大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黄仁宇谈到，到1941年，即抗战进行到一半时，国内物价已是战前的二十倍。随着贫困加剧和给养不足，厌战情绪开始蔓延，军队中的吃空额和走私现象屡见不鲜，且很难遏制。

这种情况各战区都有，但以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尤为严重。

中条山守军，号称二十万，其实根本就不足二十万。首先是因为招不满，使“壮丁”竟然沦为商品，能够进入市场买卖了，开始是秘密的，后来就转入公开。比如在洛阳，一个壮丁的价格是棉花一千斤，或者小麦三十石。

有利可图之后，“壮丁”也成了职业。同一个人可以被卖到十次以上，也就是先到市场上去“卖”自己，然后再从部队里逃出来，接着再“卖”，如此往复，等于拿来换了十次以上的钱。

其次是逃兵现象控制不住。中条山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士兵都要自己打柴、背粮，甚至是推磨子，可谓是战时拼性命、战前做苦工。后方部队的士兵，只要听到是开去中条山，就哭的哭、逃的逃。

当兵的苦，当官的也不好过，饷少就得想别的招，或者吃空额，或者派些人到沦陷区做生意，一来二去，已全无一点打仗的欲望和警惕性。

到1941年，中条山的所谓“抗战”，真的弄得跟儿戏一般了，很多部队都坐在山上不闻不动，就算是偶尔下山，也是一群人在空地方胡转一圈，连枪都没放，就算“凯旋”了。

有些军官对此非常忧虑，把情况反映给卫立煌，可是卫立煌不相信，反而怪对方不会带兵。

你放松，对手却没放松。“华北方面军”一直在观察着中条山动向，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有机可乘。

最后的愚人

1941年5月7日夜间，“华北方面军”突然对中条山发起空前规模的侵略，参战部队达到了六师三旅团。

中条山战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战前日军通过侦察，已经掌握了守军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他们组织突击队，或提前空降潜伏，或抄小路，对师以上指挥系统进行突袭，由此造成一种奇怪现象，即前方还没怎么打，后方却已无法有效地进行指挥。

仅仅一天时间，中条山的两支集团军便被分割开来，双双陷入困境。

卫立煌这才感到大事不好。

在“失街亭”这场戏中，马谡要屯兵山上，王平说你这是自处绝地，如果魏军断掉我们的水源，岂非不战自乱？

中条山守军除了怕断水断粮外，还最怕没有退路，因为身背后就是黄河。

按理，中条山靠黄河北岸应预先建筑一定数量的桥头堡，这样才能保障战时的水上交通，但卫立煌在这方面又做得不够好，结果日军一个迂回，率先抢占黄河岸边，大家都回不去了。

中条山区南北纵深不过五十公里，要想藏到山里去打游击都很困难，守军在被日军包围后，立刻步当年三国蜀军之后尘，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支接一支地陷入崩溃边缘，其失败之快，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场不打就垮的战争，但有一些勇敢的云南人坚持到了最后。

唐淮源，云南江川人，时任第三军军长。

唐淮源是个略显固执的人，也可以说是有些“愚”。有一次打仗，眼看打不过了，唐淮源说要撤，而同僚反对，最后还是撤了回来，途中丢了门大炮。

那个时候，部队有一门大炮都不得了，往往打仗输赢全靠它。同僚因此责怪，“我说的吧，要不撤，大炮就不能丢，你还是太胆小。”唐淮源一听就急了，两人吵着吵着，竟然操起家什打了起来，结果老唐脑袋上挨一扁担，终生留下一道疤。

唐淮源在云南滇军中本来已坐到了前几把交椅，后来唐继尧杀回云南，要夺他的权。大家事先说好，找个空地方单挑，谁败了谁下台。

唐淮源败了，于是他二话不说，带着部队走了。

退出云南后，唐淮源从师长干起。某天上面来人视察，私下要打点费，老唐没理他，那厮没捞到好处，回去后就气呼呼地给打了个差分，将唐淮源由中将师长一下子降到上校师长，比下级的军衔还要低。

这样的“愚人”，本来是不适合在场面上混的，唐淮源自己说过，他之所以能忍受得下来，全是因为要顾及自己的母亲。

唐淮源未满周岁时，就被父亲弃养，由母亲一手带大，因此事母至孝。由于家里实在太苦，他便去报考了云南讲武堂，当时由于身上长了痔疮，他害怕让学校知道后不予录取，于是偷偷跪在地上朝天祈祷，翻来覆去地说一句：“老天爷，求求你让我好了吧，这样我才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也才有能力让母亲免受饥寒。”

等到当了大官，家里生活条件好了，唐淮源因在社会上屡遭挫折，一度欲效仿古人退隐，但这时抗战爆发，他想到要给母亲争取更大荣耀，来安慰老人家，所以又毅然留在军队里。

1939年，唐淮源老母病逝。他在回云南奔丧后，便对家人说：“我这一生都是为了母亲，现在她不在了，我也就一无牵挂，此身当为国有！”

唐淮源的第三军大部分为云南子弟兵，他们是中条山战役中少数表现较好的部队之一。

通过重机枪组成的火力网，第三军给日军以很大杀伤，但当时的局面已非区区一军所能挽救，经过几天的厮杀后，部队伤亡大半。

5月11日，唐淮源见整体冲不出去，决定化整为零，分路突围。分别时，他郑重告诫下属：“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中国民间有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说法，即“大将忌犯地名”。5月12日，唐淮源被困于悬山，此地又称“唐王山”。

王者亡也，唐淮源组织残部三次突围都突不出去，已经弹尽粮绝，此时下起了滂沱大雨，他屏退左右，一个人走进一间土屋。

一切都显得那么糟，但是我尽力了，现在是给部下们做个榜样的时候。

第三军军长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宁死也不愿成为敌人的俘虏。

他的部下果真追随而来。第十二师师长、云南腾冲人寸性奇得到消息后说了一句：“当初忻口战役有郝梦龄、刘家骐一道殉国，第三军打了败仗，牺牲两位军师长也是应该的。”

5月15日，寸性奇右腿被日军炮火炸断，不愿被俘受辱，遂用腰中佩剑自尽而亡。“愚人”唐淮源在中条山做到了最好6月15日，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结束。

日方指挥中条山战役的是由参谋次长转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一个月后他便回国，并因功晋升为大将。

中条山战役与几个月前的上高会战形成强烈反差，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以来打得最差劲的一仗。经此一战，中条山的第五、第十四集团军大部分都损失掉了。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当场战死四万二千人，被俘达到三万五千人，而日军死伤三千都不到，悬殊十分骇人。

蒋介石羞愤交加，接连用了“最大之错误”、“最大之耻辱”来进行评价。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卫立煌被免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兼各职，同时革除陆军上将衔。

第5章　小块头也能做大事情

在1941年的中日大会战中，中日双方都各有一次完胜，中方是上高会战，日方则是中条山战役。让陈诚羡慕不已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其实打得并不好，甚至起先连陈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要不是他出兵猛攻宜昌，薛岳将会输得很惨。

这次会战起自于1941年9月18日，进攻长沙的第十一军由新任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亲自负责指挥。

常胜将军

阿南惟几，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三十期，与石原莞尔是同期生，此前为陆军省次官。

日本侵略军司令官阿南惟几

阿南属于那种见过世面的军人。别人一辈子能见上天皇一面已足够出去吹上半天，但阿南有一段时间却能跟裕仁天天见面——他曾担任天皇的侍从武官，由于小样儿整得挺带劲，据说在皇宫里的时候，还特招宫女们喜欢，连皇后娘娘都对他另眼相看。

这种优越感也被阿南带到了中国。在武汉第十一军司令部，他把两位前任的作战案例都拿出来翻了一下，得出的结论却是冈村也并不比园部高明到哪里去，毛病都差不多，那就是出兵太“散”。

园部分成三路，南北两路都没起什么作用，导致中路孤军深入，被第七十四军打得落花流水。

冈村也分三路，应该说比园部要强一些，可并不是战略战术强，而是“最弱师团”小宇宙爆发，突然表现扎眼，才吸引了包括第七十四军在内的五个军。

阿南要想超过冈村和园部，显然就必须克服“散”，争取“合”。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十一军就专攻湘北一路，各部队齐头并进，相互策应，目的就是寻找并消灭第九战区主力。

如果可以，阿南很希望来个突袭，可惜他做不到，双方天天大眼瞪小眼，各地兵力突然向一个地方集中，实在很难瞒过对方的眼睛，相关情报早就飞到了薛岳的案头。

发现日军由三路变成一路后，薛岳也赶紧调兵遣将，不仅将本战区兵力调往湘北，而且通过统帅部要来了四个军加强防守。

有了这么多部队后，他的思路忽然变了。

老虎仔既以岳飞自命，对打胜仗就有一种比一般人都炽热得多的渴望。道理很简单，在民间的野史评书里，岳鹏举可是常胜将军，谁听说他吃过败仗的？

然而，真实的战场并不是这样。胜利的毕竟只有一方，你胜对方就要败，所以要想天天赢，哪有那么简单！

薛岳的战绩起起伏伏，似乎有一胜必有一败，有一败方有一胜。比如，兰封会战功亏一篑，万家岭便扬眉吐气，南昌会战郁闷得说不出话，到首战长沙就能笑上一笑。

老实说，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能做到这个样子，乃至有百分之五十的胜率，老虎仔已足可以“军事天才”自傲，也完全能划入常胜将军之列了。

他自己大概也是这么想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在抗战后方出现了一幕京剧。

开场后，人们看到男一号首先亮相。但见他顶盔贯甲，前有马童引导，后有帅旗衬托，两厢一排龙套，每人手上各执一旗，上书“精忠报国”四字。

显然，男一号扮的应该是岳飞，可再看帅旗上写的大字，却不是“岳”，而是“薛”。

然后，男二号出场了。这位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分明就是孔明他老人家。

观众全都纳闷了，以为演的是《说岳全传》，怎么又变成《三国演义》了，而且岳飞还改了姓。

再仔细看节目单，才弄明白，原来这是一出玩穿越的现代京剧，名字就叫“新战长沙”，其中岳飞代表的是薛岳，孔明代表的则是薛岳的参谋长。

外行无所谓，看看热闹而已，内行却不满意，有人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扭头便走。

报界一查，才知道这个雷人剧竟然是薛岳自己让人编的，于是议论纷纷。老虎仔脸上挂不住，便推说是参谋长在瞎搞，参谋长一脸委屈，说这是得到长官同意的……

笑不出来了。现代京剧演不下去的同时，战役的功过成败也不得不打上个大问号。

冲动是魔鬼

薛岳很清楚，第一次长沙会战虽然被宣传成“长沙大捷”，然而胜得实在很勉强。冈村宁次固然没有能击破第九战区的任何一支部队，可他反过来也未能击破对方任何一支成建制武装，双方互有伤亡，只是在第十一军撤退时，第九战区才捡到了便宜。

没能捞到大战果，与采取的战略战术是密切相关的：主力“逐次抵抗”，边打边退，等第十一军主动后撤时再返身追击，当然杀不了人家的大龙，只能抓些小鱼小虾了。

这次兵力足够，完全可以打得狠一点。

薛岳的最新部署是，先在新墙河一线“持久防御”，等第七十四军等其他强力军团到来后，再像上高会战那样美美地打它个大胜仗。

这一战术奏效的前提是必须前面能守住，老虎仔对此信心十足，因为新墙河的守军是第四军，在薛岳看来，那是一道铁闸。

前有“老铁军”把门，后有“新铁军”上阵，到时候把日军这么一围，那戏演起来指定好看了。

人一冲动，魔鬼就会上身。老虎仔光顾看着自己的碗乐，他没想到别人吃饭用的已不是碗，而是盆子。

此次，阿南所使用的兵力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冈村进攻长沙，虽说使用了六个师团，但里面相当一部分都是以旅团为单位，充其量只能算支队，而园部进攻上高，更是小气得要命，从头到脚只投下去两师一旅团。

中条山战役说明，没有大投入就不会有大产出，空手套白狼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阿南采取舍弃部分据点的办法，一口气抽调四个师团，另加五个支队，同时他还参照南昌会战的经验，空前加强了特种配备。

由于湘北的道路遭到破坏，日军特种部队的集结很费劲，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但是完成之后，立刻露出峥嵘。

在新墙河北岸，光炮兵就有二十六个大队，相当于四个以上炮兵旅团，全部炮兵接近步兵的一半以上。南昌会战时，冈村动用火炮一百七十门，阿南集结的火炮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三百三十二门！

炮群齐射之后，南岸的守军阵地已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滚滚浓烟以及被炸死炸伤的人。

在特种兵的使用上，阿南比冈村更胜一筹。在湘北一线，他不仅使用了炮兵、坦克兵、航空兵，还首次出动了伞兵。这些伞兵从天而降，突然从后方对第四军形成威胁。

新墙河正面，不过才二十公里的范围，一下子堆这么多步兵和特种兵，老铁军也受不了。

南昌会战的情景再次重现。9月18日上午，第四军阵地就遭到突破，形势急转直下。

在察觉到对手阵势很大，可能远远超过以往规模之后，薛岳立即命令东面幕阜山区的部队发动侧击。

这是早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就曾使用过的战术，即将大部队保持在日军进攻的侧面，在防止对方迂回的同时，通过侧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