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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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储量。

18世纪70年代之后，美洲许多银矿枯竭，白银产量持续降低，英国人无法用越来越少的白银来维持中国茶叶的进口量。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开始打起鸦片的主意。

从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华生上校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董事会成员惠勒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其具体做法是：东印度公司并不需要明目张胆地参与到罪恶的鸦片交易中，只要作幕后操纵即可。但在私下，东印度公司授予一些自由商人对中国的特许贸易权，将鸦片批发给他们。这些自由商人将鸦片装船经海路运往广州卸货并换成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走私上岸。收入进入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自由商人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自由商人只能输送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严惩不贷。

很快，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便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输送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专卖制度，首次从加尔各答向广州输入鸦片，开启了长达140多年的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罪恶历史。英国鸦片贩子为打开中国市场，对罂粟的麻醉作用加大力度宣传，以致中国人普遍认为鸦片有添福添寿的功效，因此又称福寿膏或长寿膏。

1773年是中英贸易发生逆转的关键。这一年，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是1000箱。到1790年，已增加到4045箱，其中东印度公司占最高比例。1796年，中国政府宣布禁烟。两年后，考虑到与中国外交方面的因素，东印度公司不再做鸦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成了鸦片的生产者，鸦片贸易转由其发给特许证的自由商人经营。这些自由商人开始以走私、贿赂等违法手段，继续扩大对中国的鸦片输入。

从l828年起，中国进口的鸦片价值就已经超过了出口的茶叶价值，英国茶叶贸易逆差完全被逆转。白银通过迂回的方式流进东印度公司的腰包。公司将白银运回印度，东印度公司用伦敦开出的银行汇票买回这些白银。因为东印度公司也就是印度政府，所以购买白银的汇票实际上相当于现金。他们把白银运回伦敦，交给东印度公司的代理，由代理携带白银前往广东买茶。与此同时，由鸦片进口引起的中国国际收支赤字，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储备流出。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4亿两白银。1828～1836年，中国贸易出超达到惊人的38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几千亿美元。

英国工业革命后，印度棉纺织业彻底衰败，大量原本种植棉花的印度人开始疯狂改种罂粟。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运输工具，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鸦片贸易使英国主宰世界白银市场，却使中国人陷入悲惨的境地。近代史中的两大罪恶贸易分别是鸦片贸易与奴隶贸易。但与鸦片贸易相比，奴隶贸易实在是太仁慈了。在奴隶贸易中，奴隶本身是需要得到保护的。因此，奴隶的肉体没有被摧残，奴隶的品格与思想没有被败坏。而鸦片却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腐蚀了中国人的品格，败坏了中国人的思想。

鸦片对中国人的伤害是全面性的。同治年间，中国吸食鸦片人口达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10。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鸦片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长期性的。到1932年，中国吸食毒品的人数为8000万，占当时人口的16。8％。即便到了1949年，四川有70％的成年人是鸦片吸食者，云南昆明不到30万人口中鸦片成瘾者有6万多人，今天的云烟大本营云南玉溪吸食鸦片者占当地总人口的30％。

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4月22日，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英国政府废除。1834年以前，所谓的自由商人所组建的洋行已经掌握了一半以上的中英鸦片贸易。外资洋行大批涌现，其中最大的三家英资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以及美资旗昌洋行，他们几乎垄断了中国鸦片贸易。

怡和洋行正式名称是渣甸·麦迪逊公司，由苏格兰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麦迪逊创办。渣甸1802年离开英国前往印度，曾受雇于东印度公司。1817年渣甸脱离东印度公司，加入自由商人行列，开始了鸦片走私的生涯。麦迪逊亦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1815年，他成为自由商人，1818年前往广州开始从事鸦片走私活动。1832年7月1日，渣甸和麦迪逊在广州合伙创办了怡和洋行。1834年，怡和洋行取代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商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主角。就在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后的3个月内，怡和洋行运往广州的货物达75船，占当时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1/3。

19世纪40年代初，渣甸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并成了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心腹。麦迪逊也当选为议员，在下议院一干就是25年。后来，他还当了英格兰银行行长，是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从鸦片贸易中赚到的钱。

1805年，3只美国船装上鸦片开向广州，从此，美国商人开始了对华鸦片贸易。一开始他们是从土耳其，后来从波斯购买鸦片贩运到中国的。美国对华鸦片贸易仅次于英国，1817～1818年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在广州的美国洋行除奥利芬一家外，全都参加了鸦片走私活动。从1805年美国开始对华输入鸦片到鸦片战争之前，鸦片贸易中的巨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成为美国资本家手中的财富。1848年去世的19世纪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所捞到的第一桶金靠的就是贩卖鸦片。这些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在美国迅速转化为工业和金融资本，促进了美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就曾说过，“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创办于1818年的旗昌洋行则是美国鸦片贸易中的“佼佼者”，其前身是美国军官柏坚士1803年在广州创办的柏坚士洋行。柏坚士洋行1818年就武装走私1350箱鸦片到中国，仅次于东印度公司孟买卖出的走私中国鸦片。旗昌洋行的主要股东和经营者分别有：美国历史上那位以新政而闻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创办《福布斯》杂志的福布斯家族，普林斯顿大学主要赞助人约翰·克莱夫·格林、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赞助人阿比尔·洛、开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祖父约翰·柯立芝和创办了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约瑟夫·库里奇。

“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1838年，众所周知的林则徐禁烟运动开始了。鸦片贸易是英国对印度与远东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石，让英国人放弃鸦片贸易，无异于是要将英国人撵出亚洲。渣甸是伦敦侵华集团核心中的核心人物，在他的授意下，怡和洋行在伦敦的代理人下议院议员史密斯代表鸦片贩子向巴麦尊沟通、协调以对英国政府施压，他们强调清政府是在压制自由贸易，要求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扩大贸易开放、增加通商口岸，尤其要保护鸦片贸易。

其实早在1835年，麦迪逊就在英国游说对中国发动战争，意在强迫中国实行无限制的鸦片进口和一切商品的自由贸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任命律劳卑为英国驻广州的商务总监。在巴麦尊的授意下，律劳卑派英国战舰冲击中国在广州设置的阻止鸦片贸易的临时关卡，以制造战争借口。这时候，巴麦尊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宣称：“假如把某一个国家标示为英国永远的盟友或永远的敌人，这个政策一定是眼光短浅的。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

老奸巨猾的英国政府表面并不公开支持鸦片贸易，不过他们却偷换概念，强调中国内部禁烟并不等于中国官员有权搜查和销毁属于英商的鸦片。于是，英国以保护自由贸易为借口，发动了历史上的鸦片战争。所谓鸦片战争，就好比现在的哥伦比亚大毒枭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派军队进攻美国，强迫美国政府宣布吸毒合法化。

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当时的英国政府：“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具有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

当然，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正如当时一位英国军官所说：“可怜的中国人要么躺下来吸毒，要么被屠杀，因为支持自己国家的法律而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成千成百地杀死。经过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后，鸦片终于以‘洋药’的名义成为合法的毒害中国人的进口商品。”

1844年，怡和洋行迁至香港。1843年，上海开埠。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各国洋行入驻上海。1856年，上海成为外国鸦片输入中国的集散地，也成为怡和洋行的鸦片贸易中心。直到19世纪的最后10年，上海进出口贸易中的3/4都是鸦片。

1871年，后起之“秀”沙逊洋行控制了在中国销售的鸦片的70％，取代了怡和洋行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沙逊洋行1832年由犹太人大卫·沙逊创办于印度孟买，上海新沙逊洋行则创设于1877年。没过几年，沙逊家族就获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青睐，相互之间有过好几门婚事，通过联姻关系建立起利益共同体。

今日上海所谓具有历史价值的古旧西洋建筑无不建立在中国人的累累白骨与恶臭的鸦片之上。1880年以后，通过鸦片贸易赚了1。4亿两白银的沙逊洋行，开始从事上海房地产开发业务，很快就成了上海房地产的领头羊。旧上海28幢10层以上高层建筑中，沙逊洋行就占了6幢。

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而中国则被劫掠一空，西方对华鸦片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扩张期。早期大部分鸦片买卖均由欧洲贸易公司或商行代理，并不存在银行之类的专业服务机构。鸦片战争后，商人们所需要的融资金额不断扩大，融资结构也日趋复杂。尤其在作为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基地的香港，商人们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在香港注册和管理的银行以应对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应运而生。一个月之后，即1865年4月3日，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也正式开门营业。

汇丰银行初期筹集的500万港币资本很快被来自中国香港、上海和加尔各答的鸦片贩子全数认缴。汇丰银行临时筹备委员会包括：英国宝顺洋行；美国琼记洋行；英国大英轮船公司；英国磕洋行；德国德忌利士洋行；德国禅臣洋行；英国太平洋行；英国费礼查洋行；英国沙逊洋行；英国公易洋行；印度广南洋行；英国搬鸟洋行；丹麦毕记洋行；印度顺章洋行。除大英轮船公司外，其他股东与经营者均为鸦片贩子。

除汇丰银行外，外国资本在华又开设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等多家银行，均设置在香港。起初这些洋行、银行主要是处理鸦片贸易及与其相关的金融业务，后来逐渐控制并操纵中国工业、经济与金融的命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49年，各大洋行、银行退出中国内地，龟缩于香港地区，形成了控制香港政治、经济的英资金融财团。1966年，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爆发，香港受到严重影响。英资金融财团开始放弃在港业务，以李嘉诚、包玉刚为代表的中资金融财团迅速狙击并夺取其资产与业务。以鸦片起家的英资财团这才开始退出东亚的舞台。

英国“金本位制”的确立

至少从13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初，欧洲采用的都是金银复本位制度，也就是将金银两种贵金属都当成货币。一般日常交易用的是银币，大额的现金支付则用金币。到了18世纪，任何英国或外国公民只要缴纳一定的铸币税，都可以将金银块送到英国铸币厂铸造成可以流通的硬币，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铸币。

然而，复本位制在最近的200年中，却逐渐被金本位制和纸币所替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由于“格雷欣法则”的作用，复本位制度非常不稳定。

“格雷欣法则”由英国金融家托马斯·格雷欣爵士于1559年提出。格雷欣是英国证券交易所创建者，还曾做过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改革货币制度的首席参谋。1559年，他根据对当时英国货币流通的考察，上奏女王，建议收回成色不足的劣币，以防止成色好的良币外流。他曾使用“劣币驱逐良币”一语，用以指因劣币与良币按面额等值使用，因此人们往往把良币贮藏起来或运往外国使用。这样就出现了市面上所流通的都是劣币，似乎把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的假象。

简单地说，“格雷欣法则”是指：在金银复本位制这样的典型双本位制下，金、银两种货币都是主币，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亦称良币）必然被人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亦称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例如，当国家规定1枚金币兑换15枚银币的法定比价，而市场价为1枚金币兑换16枚银币时，人们就会先按市场比价用1枚金币换16枚银币，然后按法定比价用15枚银币换1枚金币，结果就赚取1枚银币的套利利润。当人们用15枚金币按市场比价换取银币，然后再按法定比价换回金币时（不考虑兑换的交易费用），就会多得1枚金币，人们就会将多得的金币收藏，或熔化成金块，或输出国外。如此循环往复，必然使流通中的价值含量相对高的金币越来越少，价值含量相对低的银币则充斥市场。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从历史上看，复本位制度却并非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难以持续。整个欧洲采用复本位制长达700多年。即便是英国，在采用金本位制之前一直都是复本位制。而法国在英国采用金本位制之后，一直保持金银复本位制，并坚持了75年，而英国的金本位制也不过持续了90多年。因此，当一个大国或多个大国都采用复本位制时，“格雷欣法则”并不能起作用。

英国人放弃复本位制，力挺金本位制的原因在于：复本位制难以操纵，英镑无法成为世界货币。到了19世纪，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让中国上千年储存的白银和美洲生产的白银流向伦敦，还让英国人拥有了巨额黄金。英国人控制了全球黄金和白银市场，确立金本位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来发行纸币。1821年，英国正式启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镑含7。32238克纯金。此前，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的英镑只是提取黄金或白银的凭据，现在英镑成为真正的法定货币。

1818年，罗斯柴尔德为普鲁士在伦敦、法兰克福、柏林、汉堡和阿姆斯特丹同时发行的国债，均采用英镑在伦敦支付利息。以后的很多年中，罗斯柴尔德为俄罗斯、奥地利等国发行的国债均采用英镑作为融资货币。这意味着英镑已经拥有了超过其他国家货币的地位，英国人的金融霸权初现峥嵘。

到了1844年，当时的英国首相皮尔向议会提交了改进银行管理的《银行特许状法》，英国议会通过了这部19世纪金融史上最为重要的法案。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发行部持有价值1400万英镑的担保品，包括政府债券和金银贵金属。为了防止纸币的过度发行造成经济波动，银行券的发行必须有100％的国债或黄金储备，英镑完全成了黄金的价值符号和代用品。银行部则拥有一切不在公众手中的银行券。这些银行券加上日常使用所必需的少数铸币，形成银行部的准备金。同时，银行部拥有发行英镑的特权，到1928年，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成为英镑发行的垄断机构。发行部以黄金交换公众手里的银行券并以银行券交换公众手里的黄金，同公众的其他交易则由银行部办理。

英格兰银行与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区别极大。后者是纯粹的存款银行，它开出的每一张汇票都是真实汇票。真实汇票是真实发生交易时签发的票据，它是存入银行的金银贵金属的凭据。真实汇票经过背书就可以像货币一样流通。所谓背书，就是指票据的收款人或持有人在转让汇票时，在票据背面签名或书写文句的手续，票据的所有权由背书人转给被背书人。而英国人主要的流通工具并非金银或百分之百的金银凭据，而多是一种空头汇票。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开出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就是空头汇票。此时，汇票已无须真的来自实际的交易，更不需要兑换为金属货币。通过这种方法，银行券等信用货币就可以凭空地以汇票为基础而创造出来。

其实，英国的金本位制是对黄金的价值钉住，而非数量钉住。它从来不是由黄金数量来决定发行纸币多少的制度。这就好比美联储金库中的黄金，这些黄金只有5％是美国政府的，其余都是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黄金储备。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所谓各国政府与机构之间的国际黄金转移无非是美联储金库中的一个房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发行银行券的银行提供的信用，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金融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英格兰银行是用自己的银行券发放它的一切贷款的。即使在最普遍最强烈的不信任时期，银行券的信用仍然没有动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价值符合实际是以全国的信用作为其后盾的。

欧洲和平的基础：英镑霸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