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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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数着枪匣里的子弹，边打边向悬崖边退去，万一打光了，就跳崖。他说：“宁死也不能当俘虏。危急关头，王平带了侦察排赶到了。”王平当时是红11团的政治主任，自团长邓国清负伤离队后，他们两个就成了搭档。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时，父亲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王平同志救了我》。他写道：“不是王平，我也许难以幸存……”

紧接着就是遵义外围的老鸦山争夺战。关于父亲组织敢死队的故事，我在上一章曾提到过。他说：“老鸦山主峰丢失后，彭老总急了，下了死命令，要我们红11团从翼侧攻上去，无论如何把主峰给他夺回来。我们两次冲锋都被敌人打下来。我组织起敢死队……”

现在的军队中已经没有“敢死队”这个名称了，连《军语》词典中都找不到了。现在叫突击队，是根据战况的需要，一种临时性的编组。但父亲说，不同的是，敢死队是自愿的，也就是“愿意跟我上的，站出来！”

对一个前线指挥员来说，你可以选择攻击路线，可以编组战斗队形，可以灵活地使用火力，但是，你不能改变任务，不能延误时间。面对一次次失利、一次次被敌人反击下去，一批批战士倒下，你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平时的豪言壮语，都要在此刻经受检验，你，必须拼死一搏。

父亲回忆说：“这是道死命令。出发时，正赶上陈赓的干部团上来了，他们从正面，我们在翼侧，两支队伍，一鼓作气，把敌人赶了下去。”

如果陈赓的团没能及时赶到呢？我提出了一个假设。

“没有假设。”父亲摆摆手。

彭德怀在给中革军委的报告中说：“红3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鸦山诸役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352页）

娄山关—遵义，这是一场血战，毛泽东用诗的语言记录了它。我和父亲侃诗，我说毛泽东的诗词中，你最喜欢哪首？你说呢？他反问。我说，公认的《沁园春·雪》和《蝶恋花·答李淑一》自不必说了。但说到意境，当数《浪淘沙·北戴河》这首：“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像一幅画，太美了。他听完，沉思了一下说：“毛泽东的《忆秦娥》这首你读读。”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还有呢？他背诵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父亲当年亲历过的战场：马蹄、军号、西风、冷月、苍山、残阳……红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在领袖的笔下超凡入圣。

那年，他25岁，年轻气盛。战评会上，他回忆说：“对老鸦山一仗，我有看法，我说他们是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呢！”父亲说了些什么，说的对不对，这并不重要。他不是3军团的老班底，一个外来的就敢如此放肆？你不看僧面，总还要看佛面嘛。但父亲说：“彭老总支持了我的意见，把他们一个罚下去当连长；一个罚下去当伙夫；哈哈！当然，很快就回来了。”“彭不是那种爱搞小圈子的人，对干部一视同仁，看不惯拉拉扯扯那一套。下面的干部也一样，和黄克诚、张宗逊，还有彭雪枫、杨勇、王平，我们该吵的就要吵，但大家仍然很友爱。一个领导人自己很正派，带出的部队风气也就正派。”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有一座雕像，粗砺的花岗岩雕刻着两个相拥在一起的红军指挥员，它表现的是当年战场上我父亲怀抱着牺牲的战友邓萍。基座上有父亲的题字：“邓萍同志千古”。史料记载，红军二次攻打遵义，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红11团前沿，与张爱萍一起观察地形，被敌冷枪击中头部。父亲的雕塑像还戴着一副眼镜，其实年轻时的他是不戴眼镜的。战场，就在邓萍墓的山脚下，临着一条河，距敌人不足百米，想来他们是潜伏进来的，当年这里的树丛荆棘似应更繁茂些。现在这里成了公园，属遵义城区，早上晨练、晚上跳舞，人很多很多。

我找到父亲在1936年写的文章《第二次占领遵义》，该文收集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文中详细记载了这个事件。因为写作时间距邓萍牺牲才一年，我相信会比父亲后来的回忆要更准确些。文中记载，父亲带着参谋长蓝国清，陪同邓萍抵近敌前沿，三人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部队向前运动的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按作战条令，这个距离比一线步兵班的冲击发起阵地还要靠前，太冒险了。父亲回忆：“军团的命令是，一定要在拂晓前拿下遵义，因为天亮增援的薛岳部就可能赶到。”也许是担心停留时间过长吧，蓝国清曾建议转移，邓萍没有同意，说这里便于观察。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个小通信员居然从后面摸上来，是要报告什么情况，邓萍交代了一句，那个小战士就趁着薄暮飞身跑回，这一下，把他们三个给暴露了。那样近的距离，一排子枪弹扫过来，惨剧就发生了。父亲后来回忆说：“那是九响棒棒（一种步枪，俗称九响枪），从前额打进，后脑壳出来，血溅了我一身……他是黄埔六期的。”

“我向彭老总汇报，他在电话里就骂开了，你们这些猪狗养的，都给我去死光好了！”“他向军委汇报说，我们的指挥员都在部队的前面，故干部减员相当大。”事后彭老总说了一句话，父亲说他至今都难忘：“革命的路还很长很长，你们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还收集了父亲写的一篇关于乌江战役中的文章，记述了红11团抢占龙安河对岸高地，保障乌江渡口的故事。这是“背水一战”，用兵之大忌。他亲率7连抢渡过河，他们只有一条船，一点一点地把部队渡过去。刚一上岸，对面敌一个营就反扑下来了，他写道：“同志们！我们背后是河，不能退！退就等于死！”（注：张爱萍《手榴弹打坍了一营敌人》，选自1954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我请父亲回顾这个战例，他说：“政治委员是干什么的？就是出现在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方的！”湘江战役，红4师首先过江，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阻击桂军第7军的进攻，保障渡口，掩护中央纵队和红9、红5军团渡河。父亲说：“我那时已经调到师里。敌人从四面八方地压上来。中央纵队是大搬家，伤员辎重多。徐老（指徐特立同志）、蔡大姐（指蔡畅同志）他们过河慢，我一急就喊，我的老祖宗吆，快一点啊！彭老总来了，他手一指，把师指挥所给我开设到最前面去。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人家讲彭老总骂人，我说他不是骂人，是严格要求，战争嘛！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他的指挥所就一直在最前线。”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走过的最艰难的路段，寒冷和饥饿导致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追杀了一路的蒋介石这时竟然都围而不攻了，他坐等着他的对手一步步走向死亡。父亲回忆说，为了顺利地通过草地，部队开始筹集粮食，庄稼地里有些没有长熟的青稞，搓下来烘干了可以当粮食。他们团是断后，前面的部队过后，地里的青稞已所剩无几。父亲带着部队从早到晚的在地里搜寻着，要求是每个人准备好自己的那一份。他们当然知道，面对眼前这片一望无际的草泽泥潭，这点点青稞意味着什么。白天搜寻，晚上烘烤，在荒芜的草泽中，夜幕下篝火点点。通信员因为终日忙着送信，没有时间准备干粮，父亲就把自己准备的那份给了他，自己再去寻找。可到哪里去找呢？地里的青稞像过筛子似的滤了好几遍，天都黑了，他一个人还在那里默默地搜寻。彭老总不知怎么知道了，很感慨地对部队说：“都看看吧，你们的政治委员在干什么！”父亲说，彭老总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他，这话是彭雪枫告诉他的。

我后来参军当了班长，父亲写信说，一个班长要做什么？……要照料好战士的双脚，行军前看看他们的鞋袜合不合适，宿营下来要检查有没有脚打泡的，烧好热水让全班战士都烫了脚后，自己才能休息。记得我给你讲过“吮卒病疽”的故事吗？照顾好自己的士兵，比通晓战术更重要。

这是火与血的洗礼。一个合格的指挥员就应该是，战场上身先士卒，勇敢不怕死；战场下关心部属，吃苦在前；同志之间，秉公直言，不徇私情。在长征路上，这个共青团来的小布尔乔亚式的红军指挥员，终于被彭德怀认可了。

从这以后，一直到全国解放，十几年时光转瞬间过去，我父亲就再也没有在彭老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了。但这段历史，却成了他们人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听父亲说，他和彭老总并没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他们之间只是谈工作，关于更深层次的话题，从来都没有涉及过。他们的相识相知、相互信赖，都溶化并生成于这艰苦的岁月之中，怕是只有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才能够读懂它吧。

彭老总在朝鲜抗击了世界头号强敌美国，为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头功，回国后由他主持军队工作，威望如日中天。

彭老总对这支军队自有他的考虑，他的目标是：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

什么叫“国防军”？就是用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体制来替代军队长期实行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按和平年代工业化国家的要求，改造这支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军队。

他推行义务兵役制，替代志愿兵役制；薪金制替代供给制；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用现在时髦的语言，就是和国际接轨。这是一套全新的治军理念，彭老总并非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卓具战略眼光和政治理念的治国安邦的伟人。

他提出，要用上5到10年时间，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

什么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保证呢？他说，就是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工业。

什么是正规化？就是做到“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度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这样讲，是不是太抽象了，毕竟他的部队还是土包子居多嘛。那就给你们树个样板，看得见，也摸得着。这就是苏联红军。

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第一支当然是苏联军队了，怎么也不能不把老大哥放在眼里啊！

1954年冬天，在渤海海峡南面的山东半岛上，刘伯承亲自组织了合成集团军进攻战役演习；第二年，也就是1955年的冬天，叶剑英又在海峡的对面，辽东半岛上，组织了更大规模的三军抗登陆战役演习。两个元帅出面连续组织大规模的三军联合演习，一时间，掌握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艺术，成为衡量新时期指挥员的重要标准。

命运的大门向他开启。父亲虽然错过了解放战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良机，但在全军向现代化进军的今天，他作为我军首位亲自指挥过现代合成军队联合作战的指挥员，被选调进入总参谋部，成为彭老总和粟裕总参谋长手下负责具体计划、组织和实施的领军人物。他，又一次让同僚们对他刮目相看了。

落实军委提出的现代化、正规化的任务，工作涉及到总参、总政、总后。就军事工作领域，重头戏在父亲主管的军事行政系统。就像长征中夺取娄山关主峰一样，父亲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被彭老总找去，彭德怀有理由相信，当年这个共青团出身的年轻指挥员，今天也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这一年，父亲45岁了。

2　和平年代的总参谋部

在中央统一组织下编写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一书应该是一本权威性的著作。书中把从自建国以来，至1987年这38年中的军事工作，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截止到1957年前，称其为是“军事工作生机勃勃，节节胜利”的阶段；后面呢？文中写到：“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干扰，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军事工作曾遭受到挫折和损失。”它又说：“1954年至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行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前四年发展比较顺利，后八年遇到了几次挫折。”（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27页、40页）

父亲的回忆印证了从1954年至1957年、1958年的这段结论。他回忆说：“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至于后面8年怎么评价，他没有再提及。

当时总参谋长是粟裕。他和父亲都来自华东，新四军时期他是1师师长，战斗在苏中地区。父亲是3师副师长，后来到4师当师长，战斗在苏北、淮北地区。解放战争初期，他们又同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从1954年的任免名单看，副总参谋长有9人之多，但多是兼职或挂名。如王震是铁道兵司令，兼副总参谋长；另外各大军区司令也都兼副总参谋长，但他们都不到任。真正在总参上班的、处理日常工作的副总长只有4人：管作战的陈赓、管训练的张宗逊、管情报的李克农和管军事行政的我父亲。父亲和这几位在战争年代就曾在一起共事，岂止是熟悉，他们可以说是亲密的战友加朋友。他和张宗逊同在彭老总领导下的3军团，张宗逊是红10团团长，父亲是红11团政治委员，长征路上是一道打过来的；和陈赓是陕甘支队的搭档，陈赓任13大队大队长，父亲任13大队政治委员；和李克农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僚。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就更不用说了，黄是新四军3师师长，父亲是副师长。

父亲回忆说：“粟裕对我很信任，很放手，但也很讲党的原则。陈赓，对同志很真诚，不狭隘。他管的作战和哈军工，有时懒得跑了，就叫我去。涉及到军事行政方面的事情，由我先拿出方案，提交总参办公会讨论，再报军委彭那里。大家办事都按共产党员标准，集中领导，分工协作，相互间开诚布公。”

“我们也争，但从不计较，相互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哪个是你整我、我整你的。有时开会晚了，就说去打牙祭吧，到后海的烤肉季，还有全聚德，轮流坐庄，自己掏钱。我们的几辆吉姆车一到，老板就跑出来了，都认识了嘛。”

政治清明、人事和谐。父亲说：“我和他们都有过争论。和粟裕，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大举进攻，为了掩护战略转移，粟裕提出在华中打运动战。我不同意，我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应该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后来我负伤了，粟裕同志指挥得很出色。我们在对台作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都是同志式的争论。和陈赓我们也争。长征时过六盘山前，在固原打马步芳的骑兵，我们意见不统一，陈赓拗不过我，是按我的意见打的。在总参讨论设立防化兵的问题上，我们意见也不一致。但这些都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友谊。”

“各副总长和下面的参谋也相处得很和谐，参谋、处长有事情直接上楼来请示。我那时每天最多半天在办公室，处理一下文件，下午就到各部，各处室去转，有问题当场就解决了。彭老总负责军委工作，只要是正确的意见，都可以向他提出来。这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候。”

这是一群出类拔萃之辈。他们从战争中走来，今天他们荟萃在我军的最高统帅部，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又携起手来。总参搬到旃坛寺后，父亲不再坐车上班，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3个秘书陪着他，环克军负责军务编制；吉振贵负责动员、行政；严彦负责科技、装备。他们和我们都住在一个院里，每天4个人相约，穿过北海公园北门，步行到位于北海西边的国防部大院上班。在他的带动下，许多住在地安门一带的总参、总政、科委的干部也都步行上下班。公园管理处还专门为军队的同志在公园西面开了一个小门，方便大家进出。上世纪80年代，我调总参工作，开电梯的老职工笑话我：“你真没出息，还坐电梯？你爸可从来不坐电梯，都是自己小跑着上五楼。”是啊，时过境迁，当年开电梯的小姑娘都成老大妈了。

首都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每年“五一”、“十一”的晚上，我们都能跟父亲上天安门城楼，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这些只有在画报上见到的伟人们。我们这群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毛主席握手，但警卫人员老是轰我们。父亲点拨我，不要在这里挤，到城楼边的电梯口去等，上面风大，毛主席也就是上来坐坐，一会儿就会走的。果然，一个巨影在簇拥下过来了，我兴奋地大叫：“毛主席，我要和你握手！”可能是声音太大了，他好像愣了一下。毛泽东，古铜般带有赭石色的容颜是舒展的，他的大手软软的，任由我的小手去握着、摸着，看得出，他觉得有趣。后来我才听人说，手软如绵，乃尊贵之躯。父亲说，不错，很勇敢！总理又是一种风格，他过来时，就像一阵风，敏捷而潇洒。我们兄妹都抢着和他握手，他喜欢用力握着，再顽皮地甩你一下。他回过头对父亲说：“都是你的？”朱总司令则像个慈祥的老爷爷，许多小朋友都围着他要握手，他说，“不要挤，都能握到的。”

开始我在八一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小朋友们问我你爸是多大的官？我回家问父亲：“爸，你的官有多大？副总长和司令谁管谁？”父亲勃然大怒，恶狠狠地盘问我：“谁要你问的？”当我说出缘由，他说：“我就不赞成搞子弟学校，风气不好！”下个学期，我就被转到一所普通小学了。上学前，他对我说：“记住，你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是一样的。将来长大了，要靠你自己！”

当时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是以苏联为模式的。

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红军是550万人；经过4年的精简整编，到1924年，锐减至56万人，几乎减了90％；1945年二战结束时是1136万人，到1948年，减为287万人。

我军的情况就复杂些，精简整编大约有9次之多，除了战争形势的影响外，政治因素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只说建国初前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