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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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影响到香港市场，商业萧条，税收减少，于是港英政府通过了“印花税案”。商人虽然竭力反对，但当局仍强制执行。
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加强了自身的团结和斗争，另一方面锐意经营，发展和壮大华人经济，因而逐步争得了部分的权利，使华人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了初步的改善。
1860年罗便臣政府实行“牌照法”，规定凡在香港的商人都必须领取牌照，缴交牌照费。这项收费引起商人的反对。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典当行业实行罢市，结果，香港政府只得减低牌照费。接着，全港轿夫和水上船户也反对牌照费和登记，举行罢工，坚持了3个多月，直至香港政府修正条例才复业。1862年，香港码头搬运工人，反对当局强迫登记，又举行罢工。这些商人、轿夫、水上船户、码头工人，除少数外商，几乎全部都是华人，他们在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觉悟，加强了自身的团结，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华人的团结和力量，不仅由于人数众多，而且还由于华人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华商资本在香港已经逐步成为对香港具有相当影响的力量。早在第四任总督宝灵时期，他估计年缴地租十英镑以上有143人，华人占42人。从他按经济地位估计的人数看，有一定经济力量的华人已占了相当的数量。
中文官学生计划实施
英国要统治香港，中文翻译人才缺乏，一直困绕着前几任总督。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在香港政府服务的或是在港经商的中国人，英语程度很差，除了简单的日常对话外，根本没有其他方面的英语训练。而在港的英国人懂中文的更是少而又少。高和尔因为通晓中文，官拜港府裁判司通译、警察副总监、政府总登记官兼华民司，兼政府总通译官。后来与海盗勾结，贪污受贿，被革除职务。但是，因为缺翻译，港府又不得不把他请回来，官复原职。可见翻译人才的奇缺。诺顿·凯希曾记载1849年在香港执业律师派克关于法庭缺乏中英文翻译的表述：“在民事案件方面，根本没有人通译，因为中国人找不到通译，无法审理他们的案件。在刑事案件方面，当然有通译官高和尔，但他同时又是副警察总监，因此，他对于被告时常又是控方的主要证人。他这两重任务是根本冲突的。”
为了解决中文翻译问题，香港政府曾上书伦敦殖民部，请求在皇家学院增聘中文教授，规定凡是愿意到远东来服务的官学生，如果选修中文，一经考试及格，就从优录用。当时还有人提议，香港的官立学校，应该设立中国通译训练班，借以造就中文翻译专门人才。
1861年3月23日，罗便臣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他拟就的准备呈请伦敦批准的一套培养翻译专门人材的计划。他阐述了香港自开埠以来，因为缺乏中文翻译人材所感受到的困难，以及历来各界人士为改善缺乏翻译人材状况而提出的各种建议都毫无结果的情形。罗便臣说：“在目前，没有适合的通译可用，也没有现成的方法可造就供应这样的人材。过去曾经鼓励服务政府的文员去学习中国文，但是结果发现，而且事实确是如此，经过自上午10时伏案工作至下午4时之后，实没有多余或足够的精力去研究艰难的中国语文，而中国语文不易学习又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本席的计划是，选派的官学生必须年龄在20岁以下，并且应该从各书院去选取，不必仅限于英皇书院一校，如目前选就领事人材所施行者。并且应该给予一百镑做治装费与路费，抵达中国之后更应每年津贴200镑，并且供给宿舍，给他们请好教师。然后经过3年学习，考试录用，每年薪俸400镑，不供宿食；隔两年之后，薪俸可以增至500镑，并应推荐至一般文员机关中去优先录用。每隔半年再考核一次，以看是否有进步。若是品行不佳，或是学习不用功，则实行遣送回国，并且追回过去支付的津贴费用。关于这一点，选取的官学生离英来港时，一定先要觅取保人担保，必要时要偿付因此而耗费的一切费用。”
罗便臣反复强调实行官学生计划的迫切性。他表示，没有适当的精通中国语文的通译，实在无法处理这个拥有12万中国居民的政府行政。他还说了一个有趣的，但又说明翻译重要的故事。
港督的朋友、学者理雅各，他的女儿被人偷去一块表，后来窃贼被捉住，唯一的证人是一个当时正在屋外工作的小工。在法庭上，证人说，当时他正在“墙头上洒灰水”，看到小偷把表偷走。但是，控方的翻译却把证人的证词翻译为，窃贼行窃时，这位证人正在“墙头上睡觉”。法庭为之大哗，一个人正在睡觉，怎么能做证看见别人偷东西，并且墙头上也无法睡觉啊！幸亏理雅各博士精通中文，当时马上纠正翻译的错误，才使案件得到恰当的处理。
立法局会议通过了罗便臣的官学生计划，并得到伦敦的国务部批准。1861年10月12日港府宪报上公布了这个计划。1862年4月间，第一批官学生选出，9月由英国抵达香港，开始中国语文的专门学习。
港元开始使用
港元在香港正式使用，开始于第五任总督罗便臣。英国占领香港初期，币制种类繁多。首任总督璞鼎查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于1842年3月29日及4月27日，公布以英国金银货币、中国白银铜钱、西班牙及墨西哥银元等，作为香港暂行通用货币。1844年底，英国政府为了使香港币制与英国币制相应，实现殖民地货币制度标准化，宣布英镑为香港的法定货币。但是，香港居民已经习惯使用银元和铜钱，一时改变很困难。1845年5月1日，根据香港第二任总督戴维斯的命令，辅政司布鲁士发表布告，修正了以前的通用货币制度。布告规定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印度卢比及其破碎银屑、中国通用铜钱（制钱）等为香港法定通用货币。布告特别指出凡属英国通用货币，不论纸币或硬币，一律为香港合法通用货币。然而，由于铸造及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当时香港市面上英镑的流通量极少。实际上流通的货币单位，仍然以银元为主，1元以纹银7钱2分为计算单位。这事实上是在沿用当时中国的币制。
香港初期币制主要是采用银本位，政府的财政开支却以金本位（英镑）为记帐单位。从1841年到1861年21年的时间，香港官方的一切收支预算，全部以英镑为计算单位。实际生活中收支多以各种银币为单位。这在计算上引起许多混乱和麻烦。
罗便臣认为，金本位不适合香港的环境。于是依照他的命令，1862年宣布取消英镑法定货币规定，改以银元为计算单位，并公布银本位制的法令。财政司在预算、决算时，都以港元作为计算单位。盈余部分则运回英国购买英镑作为储备。这是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港元名称的开始。
既然罗便臣训令财政司在财政方面以港元为计算单位，便应该有香港自己的流通货币。所以他在英国国内铸造了3种香港的硬币：一仙的铜币，一毫的银币，千分之一元的铜钱。这3种硬币中，首先运到香港流通的是“香港一仙”的铜币。这枚铜币，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头像；背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香港一仙”的字样，并标明了铸造年代是1863年。
总督调解俱乐部纠纷
英国统治前期，香港居民生活在十分混乱的社会之中，港英的军队之间，军警之间，政府商人之间是非矛盾不断，冲突随时发生，居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空间。
香港有一间被人称为“新公司”的俱乐部，是英国人组织的。它不仅不接纳中国人为会员，就是英国人自己，在申请加入时，也往往被否决。罗便臣任职期间，俱乐部有不少是非矛盾。
据香港当时的外文报纸记载：俱乐部会章规定，英国海陆军人可以入会。但是，1859年到1860年间，这家俱乐部的会员发现，每逢有英国军人申请入会时，在执行委员审查会议投票表决时，总是被否决。有人开始打听内幕，可是这家俱乐部高层人员一律守口如瓶，不肯透漏消息。
俱乐部本来有一项传统规定，凡是正式会员，在会所内饮酒用餐，照例总是签字记帐的。这时忽然宣布一项新规定：凡是海军籍的会员，在会所内饮酒进餐，一律要付现款，不得记账。有一家报纸透漏了这事的起因，是由于海军人员往来调动不定，一些会员离港时往往不付清账款就走人，使俱乐部蒙受了不少损失，因此取消了海军会员记账的权利。这家报纸还透露，近年该会责难军人会员，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驻扎香港的英国海陆军人对俱乐部的新规定大为愤慨，首先付诸行动的是海军。海军军官全副武装，由长官率领，列队到俱乐部质问，要求宣布欠款潜逃的海军会员是谁。俱乐部不肯示弱，说他们有权保守自己的秘密，拒绝宣布。海军表示，如果说出海军欠款人的姓名和欠款数目，他们愿意照付，可是俱乐部仍然拒绝公布。海军军官当场宣布全体退出该俱乐部。接着，陆军也来支持海军，要俱乐部答应海军的要求。俱乐部仍予拒绝，于是陆军会员也宣布全体退会。
这场风波，一直闹到1860年的圣诞节，总督罗便臣才不得不出面调解，要求大家看在“神”的份上，在“平安夜”握手和解，事态才暂时平息。
早年香港的海陆军人，还常常为了嫖妓同警察发生纠纷。警察想捞娼妓油水，到了晚上就在妓馆附近出现，嫖妓军人觉得警察碍手碍脚，于是海陆军人就联手对付警察，自己派兵放哨，不许警察进入妓馆附近地带。为了吃喝嫖赌，英国海陆军人和警察，不仅闹得一塌糊涂，而且无法无天，惊扰附近居民百姓。
一百多年前，香港以摆花街为中心，附近的荷理活道、阁麟街一带，都是妓馆、酒吧、咸水妹集中营业地点。一到傍晚5时，他们就华灯高挂，开门接客，水手和啤酒兵接踵而至。最初是海军和陆军互相划定势力范围，各不侵犯，但是警察却趁机索贿，到处出现。先是三角冲突，接着是海陆军联手来对付警察。港英当局为了应付海陆军人与警察的冲突，不得不出动由外国商人志愿组织的专队来巡逻。
自来水首次供香港
香港供应自来水，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功劳应归于第五任总督罗便臣。
早年，香港天然水源丰富，从开埠到1863年，香港居民食水供应，完全依赖天然的山水和井水。当时香港仔有瀑布湾，山顶和薄扶林村都有瀑布，上环有水坑口的坑水，足够供应市民及港口发展用水。
罗便臣到任后，发现香港用水方式还很落后，居民仍然饮用天然水，天然水水质不纯，容易引起各种疾病。他认为，建筑水塘，贮存天然水，经过加工过滤，供应居民，是件刻不容缓的事。便决定效仿英国，供应市民自来水。于是，1859年港府出榜悬赏1000金镑，征求兴建水塘及自来水设施方案。结果，由英国军队工程兵罗宁应榜入选。他建议在薄扶林山谷建造一个水塘，安装引水道，把水输往半山区般咸道的蓄水池，再分别供应各区。罗宁的计划得到罗便臣的采纳，并立即着手兴建。经过四年施工，1863年完成，命名为薄扶林水塘，这是香港第一个人工水塘，从此香港就有了自来水供应。供水设备是只在街上安装水龙头，香港称为“水喉”，用户需到街上取水。当时规定，每户每人每日供应6加仑水，不收水费，因为修建水塘时，全港居民都负担过工程费。凡超过6加仑的用户，另收水费，水费不单收，附加在差饷内，差饷2％是水费，最后转交水务局。
新修建的薄扶林水塘，储水量为200万加仑。后来连续扩建，1871年第二期工程完成，储水量增加到6600万加仑。1895年水塘储水量增至7040万加仑。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还比较少，供水的问题尚未显现出来，随着人口增加和工商业的发展，供水问题日渐突显出来，成为以后历任港督的疑难问题。
填海造地起风波
1860年，罗便臣继任港督后，对于宝灵任职时期未完成的填海工程，继续不辍。罗便臣解决了港府同岸边业主的争执，填海修堤工程得以顺利进行，大部分工程于1862年完成。但是，施工过程中，工程时断时续，影响了质量，同时，包工方面也偷工减料，做了手脚，堤坝工程刚刚完成，就开始出现崩塌、断裂等情况，急需修补。
趁堤坝修补之机，罗便臣提出新的填海计划。他提出中区的海旁堤岸重新改筑，将堤岸向外伸展，再填出100尺，以获得更多的土地。1864年8月15日，港府测量官向海岸沿线工商业主公布新的改堤扩建计划。该官员宣称，由于堤岸建造质量差，存在隐患，不得不改建。趁改造的机会，扩大填海区域。填海后所获得的土地，可以免费给业主使用若干年，但沿岸业主需要负担这次填海及筑路费用，作为交换条件。
但是，对于罗便臣的建堤填海计划，沿海岸的有关业主不肯接受。该年9月13日，中区海旁的业主举行会议讨论罗便臣计划，一致反对海旁堤岸改建，并且联名呈文给辅政司，要求港府停止实施工程计划。因为是总督所定，辅政司不接受业主意见，宣布坚持在中区再填海筑堤的计划不变。双方各不相让。对于港府同业主之间的这次争论，罗便臣出于无奈，只好采取了冷处理的方法，将填海修堤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留给后任解决。
1867年，香港遭遇一场大风暴，中区海旁堤岸被毁，接替罗便臣担任港督的麦当奴，又提出修建堤岸码头的新计划，并且委派克托工程师主持施工。麦当奴同他的前任宝灵、罗便臣一样，重建海旁堤岸的计划遭到业主们的抵制。港府派员同业主会商重建中区堤岸计划，意见相差仍然甚远，陷入僵局。麦当奴没有学习罗便臣，把计划搁置起来，而是极力争取。他与律政司研究后决定，向法院提控海旁的一些业主，控告他们不履行土地租赁法例，不负责修理其管辖的堤岸。1868年2月7日特别法庭开审，法官聆讯双方陈词后，竟然站在业主一边，宣判被告无罪。使总督麦当奴陷于尴尬境地。
聚财敛宝话汇丰
在第五任港督罗便臣和第六任港督麦当奴交接时期，有一家不起眼的银行组成开业了，时人谁也不会料到，它竟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发展成为国际性大银行，左右了香港的金融财政决策和管理，这就是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1864年成立，1865年开业发行钞票，注册时资产只不过1500万港元。创始人是苏达兰氏。他联合英商财团怡和与德、美及波斯国家商人，共同投资组成。第一任总理是法国人，董事局成员包括有德国商人代表。后来，其他国家的商团相继退出，只剩下清一色的英国人。1886年德辅时期，汇丰第一座银行大厦落成，后来拆除重建，1935年10月，在香港银行区德辅道落成新的银行大厦。是第二座汇丰大厦，面积56000平方尺，共14层，高247。5尺，整座建筑物的重量约7万吨，是当时远东最巍峨的建筑。它的保险库全由钢筋水泥建成，电力控制启动钢铁栅门。据说，即使运用火攻或其他机械暴力，也不能损毁一丝一毫。库内保险箱7221个，为全港银行之冠。新大厦开幕典礼，由代理总督史美主持，燃放20丈长的一串鞭炮。
这时的汇丰银行，资产已经聚敛到五千余万元。股本分为港币股和英镑股，港币股每股为125元，英镑股每股12。5镑，与港币股相当。
汇丰从一成立就聚财有道，除了自身的经营策略外，还有英国皇家给予的特许状和有关法例赋予的特权，享有其它银行所不可能得到的优惠和方便。就20世纪80年代香港市面所流通的港币来说，每10张中就有8张是汇丰发行的。
据陈谦先生在《香港旧事见闻录》中所载，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纸币的发行权，主要由港英政府授权三家银行发行，英资上海汇丰银行数量最多，其次是英资渣打银行，再次是有利银行。它们发行的纸币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等，后来汇丰发行1000元大额。香港的纸币，不只在香港地区，中国华南地区也相当流行。港币的不稳定，给中国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银行家和港英当局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发行纸币，须要先备有足够的金银实物，或者外汇作为保证，才能使纸币价值稳定。在香港作为发行纸币的贮备金额，与发行纸币的数额相差很远。使纸币价值相当不稳定。一旦遇到战争，或者英镑贬值，美元升值，都影响到港币本身的价值。使持有港币的百姓受到无形的损失，甚而导致银行挤兑，银号倒闭，商场不景气，形成灾难，而损失最大的当然是为数最多的一般中国居民。
据陈勋所著《香港杂记》记载，从1887年至1891年五年中间，香港三大银行签发的通用银数字，就知道英国人获利多少。1888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34984元，实际存仓现银只有2552500元；1890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73332元，实际仓存现银2775833元；1891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50122元，存仓现银实际只有2650833元。此外每年铸出通用硬银币、铜币尚有7216125元。发行币和作为保证的库存两相对比，从1887年至1891年合计签发港币额共为28970786元，存仓现银为13001999元，实际存仓现银还不到签发通用银币额的45％。
由陈先生这一详细对比，不难令人想到，英资银行、香港政府、英国政府，从香港和中国人民手中搜刮去多少钱财。英国政府高层人士却曾手拍胸脯、毫不脸红的声言，英国没有从香港拿走一个仙。按照陈先生的计算方法，一百多年来，仅发行钞票一事，就足以使英国高官无言以对。
汇丰银行，除了享有签发港币发行的特权以控制金融市场外，大量贷款给腐败的清政府，也使它攫取了巨额利息。据有关人士统计，清政府大额向英国和汇丰银行贷款计有：1865年清廷同治时期，向英国借款143万英镑，分2年6次偿还，在香港交付，这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