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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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磋商。关于政治条件，港府愿以广州政府为谈判对手。广州政府表示，如果香港当局原则上能同意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可另寻一方式磋商。
港方代表返港后，金文泰改变了主意，认为这样的解决方式对香港将会产生不利影响。立即宣布，港府不能参加此类解决方式的谈判，但不妨碍华商自己筹集资金来解决罢工问题。
港英当局如此缺乏诚意，就注定了谈判已无法进行下去。12月30日，香港华商代表抵穗商谈经济赔偿条件问题，广州方面拒绝与之谈判。
金文泰对谈判的失败并不遗憾。他本人一直怀疑，向广州支付这笔勒索款是否能确保香港的永久安宁。1926年1月4日，金文泰召开行政局会议决定，“香港目前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维持现状，直到广州现政府被中国某一敌对将领所推翻。”
金文泰从最初主动提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罢工，到后来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察到了广州政府即将发生变化，国民党右派势力逐步扩张。
1月13日，港督金文泰召集港府要员会议，进行了专门研究，与会者一致认为，广州的右翼人士即将得势。广州政府不久即将分裂，罢工委员会就要被解散，对香港的封锁也将随之结束。
1月25日，港英当局悍然对外宣布，中止有关解决罢工的谈判。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派兵包围了罢工委员会，对省港大罢工造成了极为不利影响。伦敦和金文泰的预料被证实了。港英政府对通过谈判解决罢工表现得更无兴趣。
1926年6月5日，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函香港金文泰表示：本政府现已准备与香港政府磋商罢工事件，并准备委派全权代表3人，深信香港亦宜委派负有同等权责之代表3人，进行磋商。
6月16日，港督金文泰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复函广州国民政府：香港罢工已成为过去之事件，但他已任命代表，愿就排斥英货问题与广州政府谈判。
广州国民政府为了表明解决罢工的诚意，主动作出让步。6月21日，陈友仁复函英驻广州领事，一方面声明“罢工仍为政治上一件要事”，同时也表示可以“磋商广东人民业已维持一年之久杯葛运动解决之方法与手段”。
7月15日，中英谈判终于在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举行。谈判从7月15日起至7月23日结束，前后共举行了5次会议。
在第二次会议上，中方代表团发表了《关于对英杯葛之意见书》，分析了此次省港罢工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继上海“五卅惨案”后，港英在广州制造了“沙基惨案”，从而激起了广东人民的极大愤慨与奋起反抗。《意见书》对港英当局与中国人民为敌，对广东采取经济封锁的行径进行了斥责，并对港英当局无理拒绝广州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后所提出的解决条件提出质问。
由于英方对谈判无任何诚意，5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全力支持北伐战争，决议主动取消封锁港澳政策，恢复粤港交通，准人民自由往来。为解决罢工工人所需费用，决定对进口货物加征二五附加税，用来赔偿罢工工人损失，由政府和罢工委员会派员在海关征收。罢工工人每人领取相当于10个月工资的100元。工人可以回港工作，也可以在内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罢工委员会继续供给生活费。10月10日，正式宣布主动停止封锁香港，结束这次罢工斗争。至此，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这次省港罢工使英帝国主义遭受沉重打击，进出口船舶和税收减少，估计贸易一项损失达几亿英镑。
张月爱在《香港1841～1980》一文中论及省港大罢工时认为，这“香港传统的华人社会，已起了深刻的变化，华人社会开埠以来首次对英国人的统治，表示怀疑，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香港工人阶级，也首次显出他们的力量。”“香港政府也首次真真正正面对如何统治这一个华人社会的问题，统治的态度也相继改变。”
正视港人的力量
香港民众的抗英斗争，使英国和港英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严重损失。据巴图所著《别了，港督》一书记载，英国官方估计，1925年英国在中国市场的贸易份额比1924年减少21％，同期香港对内地的贸易额减少近23％。英国和港府对华贸易商品价值共损失32％。政治上英国在东方的殖民统治受到震撼。
香港罢工结束以后，金文泰致力于改善港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他懂得在香港如果排斥占人口总数98％以上的华人，香港的政局将是不可能稳定的，香港的经济更谈不上繁荣。他设法多让香港华人参与香港事务。他突破历来行政局不许华人参与的传统，首次委任华人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金文泰的这一做法，受到殖民地大臣艾默里和外交大臣张伯伦的反对，他们认为华人在保密方面不可信任。金文泰一再请求，英国政府才同意这一任命。
被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的第一位华人是周寿臣。周寿臣，1861年出生，早年在中国海关和铁路工作，以后在香港定居。1923年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26年被委任为行政局3个非官守议员之一。
金文泰的这一行动，在香港历史上具有一定意义，在此之前，华人长期被拒于行政局门外。
金文泰致力于扩大立法局组织。1929年，他将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由6人增加到8人，其中华人议员由2人增至3人，新增加的华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是曹善允，属九龙区居民，也是九龙首次有立法局议员。
1927年，金文泰正式命令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聘请赖际熙、区典二人为讲师。对于港大中文系开设的经费，金文泰还拨款予以资助。
因此，香港人民逐渐恢复了信心，使这个已经瘫痪了的转口港，逐渐恢复了正常运作。为了尽快收拾史塔士留下的烂摊子，金文泰请求英国政府拨款支持香港。1927年5月，伦敦政府决定贷款300万英镑，协助香港重新发展贸易。到了1927年底，香港进出口船只近三万艘，总吨位达到约三千五百万吨，已经接近省港大罢工前1924年的水平。
随着转口贸易的恢复，香港的经济又重新开始发展，香港政府的收入也逐渐增加，1930年，港府收入3000万元，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当年港岛最高建筑物，高达九层的罗士打大厦建成。同时开始建筑城门水塘、启德机场、广播电台以及耗资300万港元的九龙半岛酒店。香港又恢复了转口港地位的活力。
金文泰尽量为在港华人做些实事，缓和与华人以及内地的关系。
1928年3月10日，金文泰访问广东。3月11日，广东省政府招待到广州访问的金文泰，金文泰在演说中表示，对于粤港重新合作感到欢欣，希望粤汉铁路同广九铁路早日接轨。
同年，前皇家空军飞行员成立飞行俱乐部。港督金文泰给予大力支持，提请立法局会议通过拨款6万元，并决定以后每年拨款作为俱乐部经费。同时，决定由政府接办飞机场，因为地皮是何启、区德投资开发，政府接收使用，机场完成之日，就以他两人的名字命名为启德机场。
同年，教育当局的中国课程委员会订定《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其内容与我国内地相同。当时，全港中文学校的学生约4。5万人，英文学校的学生有1。7万人左右。
同年，港英政府开展房屋计划，将市区内贫民窟拆毁后重建，积极改进公共卫生设施。
1930年1月4日，中国确定将海关税改为金本位，中英开展海关协定的谈判，又有人向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建议，以海关协定为杠杆，要中国同意英国保有新界延至1997年之后。当时正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革命运动发展时期，所以蓝浦生认为时机不成熟，“毫无讨价还价机会”。
省港大罢工结束以后，由于港督金文泰看到了香港社会华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促使香港英国人士与华人之间的交往和友谊的进一步发展。金文泰的策略是英国全局政策的一部分，他只能首先稳住香港内部，才能保住香港。这对后来几任港督也有一定影响。
水荒和制水
香港最大的水荒有两次，一次是1895年，一次是1929年。香港天文台由1884年开始记录香港雨量，根据记录，1895年降水量为45。83寸。当年全港人口约为24。8万，因为当年大旱，雨量突少，香港开始实行首次制水，不过只在晚间举行，未致成为严重水荒。
为了解决香港居民饮水困难，港府加紧城门水塘的工程建设。
1929年，香港全年雨量只有69。82寸，而人口接近八十万，造成历史上的严重水荒。
据记载，同年4月，香港大旱，开始实行七级制水，6月，大旱持续，6个水塘，有5个干涸见底。当局组成食水供应委员会应付水荒，宣布紧急措施：楼宇水喉全部停止供水，居民须在食水供应站领水使用。全港80万居民只靠街上306个水龙头，每天供水两小时。7月初到8月底，港九处在极度水荒中，全港各团体纷纷集会，请求当局改善水塘设备及供应。当局采取应急措施，将广九火车的车厢全都改成水箱，到深圳河吸水运来供应，同时派船队到珠江吸取淡水，运来供应居民。
当年有些投机分子，用水艇到宝安县运水来港发售，每桶两毫，发民难财。居民为了逃避水荒，纷纷离开香港，据统计约有二十万人。
直到9月5日，水荒威胁才渐告解除。港督金文泰力促赶快兴建海底输水管。1930年2月30日，海底输水管建成，举行引水礼。
居民为总督祝寿
新界人一直对港英政府没有好感，这是因为，英国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取得新界的租借权；在占领新界的过程中，又曾对新界乡民动用过武力镇压；在接管新界后，又以快刀斩乱麻手段，推出了集体土地契约，将全新界的私人土地收归为“皇土”，按年纳粮。直到金文泰接任第十七任香港总督，在这位“中国通”的努力下，香港政府与新界人的关系才获得改善。金文泰是在省港大罢工的大气候下接任港督之职，当时香港经济已成一潭死水，恢复香港经济是他首要任务。而这位港督以明智之举，采取怀柔手段，不独对新界乡民，甚至对港九的华人，都一反其以前历届或多或少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尽可能笼络人心。
当时全新界的乡绅反对港府民田建屋补价政策，正如火如荼，新界各区乡绅组成了“租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与港府长期周旋，但屡次上呈意见，都不为第十六任港督接纳。
金文泰一上任就赢得新界人的好感，一方面是由于他就任总督前，已经在香港工作生活过14年，熟悉中国文化，懂得中国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与他做为一般工作人员曾在新界区工作过不无关系。
1927年香港风貌
金文泰在1899年考选为香港官学生，曾随宋学鹏研习中文，将招子庸的粤讴译为英文，是1843年璞鼎查就任香港总督以来首位通晓中文及能译粤语的总督。1927年，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是他大力赞助的结果。后来港府将官立中文中学，改名为金文泰中学，就是用来纪念这位重视中国文化的港督。
1903年，金文泰在新界田土法庭工作，使他有机会深入民间，熟识新界情况，在新界民众中有许多老关系。因而他日后能体恤民情。
1925年12月，金文泰接任港督的一个月，便访问新界，当时新界乡民所非议的民田建屋补价问题仍未获解决，但当时一班乡绅对于这位新任港督寄予厚望，以“租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名义，在大埔墟盖搭葵棚为欢迎礼堂。在礼堂前的横额，用花朵砌成“还我使君”四个大字，欢迎金文泰。所谓“使君”，是中国古代对奉使之官的尊称，金文泰之职相当于中国古时州郡的长官，并且曾在新界田土法庭工作过，所以称为“使君”。
金文泰抱着与华人改善关系的态度访问新界，新界乡绅亦抱着新任港督收回民田建屋补价增税政策的期望作盛大欢迎。
1926年，“租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呈函金文泰，就民田建屋补价增税政策重申反对意见，金文泰总督终于命令理民府取消此项政策。
新界乡绅自然视此为德政，就在当年9月1日金文泰51岁诞辰时，为金文泰祝寿。
祝寿会在大埔墟举行，由新界乡议局盖搭一座葵棚为礼堂，除举行寿宴外，并呈送《金文泰制军五一贺寿序文》。序文曾在《中立报》连载。
香港历任总督，能够获得民间团体为他祝寿，而且对其家庭成员也相当友善，相信金文泰敢称空前绝后，也反映他成功收买了新界的人心。金文泰本身亦喜爱新界，在政务之余，经常登山涉水。屯门青山峰上韩陵片石亭之北竖有一石碑，纪述了金文泰二游青山的史迹。
在港岛，还有一条用金文泰夫人命名的山径，即“金夫人径”。这条小道位于金马伦山道与香港仔水塘道之间，是港岛山径中比较有名的一段。沿途有幽静的山林小径，古老的石桥，高崖相接的石涧流泉，还有平静清沏的水塘和近百年历史的高坝。从皇后大道东上湾仔峡道，约40分钟的路程来到湾仔峡公园，在公园南面金马伦山道往前行不久，向右拐入香港仔水塘道，走数分钟后迎面便可看见写着“金夫人径”的路牌。这条为纪念金文泰夫人而命名的山间小路，宽只有一米多，前段狭窄幽深，过石桥后变得宽阔。走完此径需40分钟，接着走湾仔峡道一段，全程需1个小时。
香港岛的金文泰道，金督驰马径，金文泰中学，都为纪念他而命名的。
第十八任 贝璐WilliaM PEEl
1930年5月9日，贝璐接任第十八任香港总督。至1935年5月卸任，在职五年。
贝璐（1875～1947），也译作皮尔，英国人，剑桥大学毕业。长期在马来亚工作，任殖民地行政官员，有丰富的统治殖民地的经验。
贝璐接任前，发生了1929年的华尔街危机和中国的长期内战，香港经济受到影响。港元因而暴跌，1931年曾一度降至一港元兑换英镑不足一先令。由于情况严峻，1931年贝璐组织货币委员会，建议港元仍维持与白银的联系，港元随银价自由浮动，维持港元稳定。贝璐上任当年，制造业也陷于危机，大小工厂倒闭三百多家，占当时全港工厂数量的一半。对外贸易额迅速减少。
由于中国军阀混战，大量内地人口涌入香港，据1931年3月7日全港人口普查结果，总数已近八十五万人。于是，贝璐又颁布一条入境法例，举凡乞丐，无业游民，患传染病，伤残及不能证明本身经济充裕者，均不受欢迎。
1931年，港英政府收入为3300万元，支出3100万元，盈余200万元。此后，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爆发，香港税收减少，财政困难。港英政府设立节约委员会，千方百计削减政府各项支付，减少赤字，同时聘请大批廉价的非欧籍人士担任政府各级部门职位，甚至医院也开始聘用华人为护士。节约委员会建议成立市政局，统一接管卫生局及其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以减少机构，节省支出。
1932年，一些工商界人士受到英联邦特惠税协定达成协议的鼓励，开始集资建厂，发展工业。主要产品为胶鞋、电筒、棉布、棉织品、罐头、食品等。产品除供应本地外，也销往海外市场，特别是在英联邦地区，初步取得立足之地，对促进香港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第十八任贝璐再逼九龙城寨居民拆迁
关于九龙城问题，因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清政府无暇顾及九龙城问题。但清政府坚持中国对九龙城拥有管辖权，只是城内中国官兵并未长期坚守在那里。英军也未长期驻守该城。
1933年6月10日，港英南约理民府通告九龙城居民，他们所居之屋地限于1934年底前由政府征用，酌情给予补偿，并指定城外狗蚤岭为重建房屋的地段。当时城内共有中国居民436人，民房64所。居民多为农民、小贩、泥瓦匠和苦力，在九龙城附近的市场谋生。居民担心搬迁远离市场，会影响他们的生计。在狗蚤岭盖房至少需500元，南约理民府只给他们数十元到200元补偿。用有限的补偿实际无法盖起新房，很可能流离失所。他们知道九龙城应归中国管辖，便向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请求援助。
中国外交部五省特派员甘介侯，6月28日奉外交部之命照会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重申《专条》关于九龙城问题的规定，并且说：清政府官员被迫撤离九龙城，民国建立以来亦未任命官员驻在那里。但这并不能改变条约的规定，也不能取消条约赋予的权利。既然九龙城应该由中国官员控制，城内中国居民就有权自由居住。香港政府命令迁走城内所有居民，完全违背《专条》条文和缔约的精神。他要求英国领事转告香港政府撤销迁移九龙城中国居民的决定。
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英国驻华公使的信中，重申《专条》关于中国对九龙城拥有管辖权的规定，指出香港政府强制城内居民搬迁的命令显然与《专条》条文相抵触。希望该公使尽快要求香港政府撤销其命令。
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英国官员编造“理由”说：中国行使管辖权仍“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英国按照传统已获得对九龙城行使管辖权的权力。中国政府心照不宣地默许此事已超过30年，现在不能说英国在那里是不正当的。
英国外交大臣西蒙主张避免同中国政府讨论管辖权问题。但他又表示，港督不应放弃或推迟实施有关九龙城的计划。8月2日，英国殖民地大臣李斯特在给港督的电报中表示，有关九龙城的计划应该实施。这就是说，英国政府在九龙城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是避免就管辖权问题同中国政府正面交锋，实际上却又不停止破坏中国主权的行动。
1934年6月20日，南约理民府再次通告九龙城居民搬迁，声称他们若一周内不前往申报，则作为拒绝接受该府所拟补偿办法。8月14日，英国驻华使馆在给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辩解说：港督并未发布任何命令九龙城居民限期撤离的命令，只是与他们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