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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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场沿线上盖物业有62公顷，要经过开拓平整才可以出售，最早的批售年限在1993年至1995年。这就是说，属于英治年期仅为两年，而属于特区政府的年期为50年。50年与两年的土地使用费相比，相差25倍，但是，中方为香港平稳过渡，愿意由港英政府收取一半土地批售费，而特区政府收取其余一半，即225亿元左右。这种安排，特区政府已经很吃亏了，可是英国人却连这一半也要在1997年前挪用，这显然是在损害香港人的利益，增加特区政府的负担。
香港人士质疑说，英方不是说机场铁路230亿元就可以建成了么？机铁上盖地收入之英方一半，应足够建机铁了，何以连未来特区政府的一半也要据为己用？英方挪用特区的财源越多，越是大手笔花钱，会把建费弄得越膨大，越损害港人的利益。港人的要求是机场铁路应该省钱，不要造成将来暴加票价和猛加税收的负担。
英方的方案，并没有尊重港人的意愿，坚持不降低成本，只是为大幅增加造价的机铁筹措资金来源，减少借债。其本质是拆特区的墙，去补港府的墙。机铁造价原本是150亿元，而短短几个月内却上升了80亿元，达到230亿元。这说明造价大有压缩余地。英方完全可以订出一个符合效益，而又不必提早挪用特区财政的方案。
备忘录说留给特区250亿元财政储备，经过彭氏16小时的返英“述职”，全给“述”光了。
对于英伦的谋划，中国自然不能接受。新机场工程预算一再调升之后，中方多次提出批评，加上香港舆论的压力，港府才不得不将总建筑费减少。
说到新机场建设经费方案，据文希先生记载，彭定康就中英双方的讨价还价，以港督身份发言时，更有一段惊人“妙论”。彭氏说：“我们要记住，1997年特区行政区会得到自埃及妖后以来，最大批的嫁妆。因为特区政府将从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得到大笔资源，此外特区政府将可继承一盘有盈余的账目。”
外汇基金固然为数庞大，但是，外汇基金是干什么用的？尽管一生搞政治，彭定康也应该明白，它主要作用在于保障港元汇值，这庞大资源不能任意动用。
彭定康所说的外汇基金、土地基金，实质上都是香港人的资产，香港社会的财富，本来就是香港人的血汗钱和中国的土地钱。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外汇基金理所当然地留给特区政府。怎么能说是英国送的呢？彭定康以“嫁妆”相比，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彭定康提出埃及“妖后”来，当然不过是随便打个比喻而已。但他和他的英国上司们，对待新机场及其财务安排，取态就绝不应以随便两字来形容。他们是绝对的斤斤计较，得寸进尺。
所谓外汇基金，是历任港督都不公开的机密。但是，在肥彭上任一周不到的时间，港府突如其来，揭开了这一个世纪以来的机密，不但在香港社会造成震撼，更令人对初来乍到的新港督“刮目”相看。
1992年7月15日，财政司麦高乐突然在立法局会议上，正式公开港府外汇基金资产值。被喻为香港最神秘的面纱，紧紧保密了150年而一朝揭露，当然不会是财政司个人的主意。
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港府揭开财政的大机密，为什么恰巧就选在中英两国政府就新机场财务安排在港恢复举行会谈的前夕。
根据当局公布的资料，截至1991年底，香港的外汇基金总额为2361亿元，其中外币资产及港元资产分别为2253亿元和108亿元，其中累积盈利为987亿元。
财政司麦高乐指出，外汇基金持有的外币总资金相当于290亿美元，按全世界持有外币储备数额最高地区排列，香港排在第12位，而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占第34位，香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外币储备为5000美元，显著超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家平均只有740美元的数目。
就是说，按人头摊派，每个香港人，包括男女老幼，从外汇储备可以有接近四万港元。
除了外汇基金之外，港府还拥有财政储备，截至1991年底为760亿元，而到1992年底时已大幅增加到接近一千亿元。
外汇基金的功用，在于保障港元汇率的稳定；而财政储备为另一笔可备用资金，由港府根据公共开支，在有需要时审慎动用。
两者之外，港府名下的资金尚有“土地基金”，是由卖地所得款项按规定比例拨出积累起来，截至1991年底，转拨土地基金的卖地收入，总额达250亿元，此数字并未包括投资收益。
政改方案出台策划周密
彭定康治理香港的重头戏是第一个施政报告，就在这个报告里，抛出了他的“三违反”政改方案。为了这个方案的出台，在他抵港后的半年里，紧锣密鼓，一方面大打“民意牌”，另一方面积极制定方案秘稿。
彭定康上任两个多月后，施政报告文稿已出。即匆匆返英述职。9月14日晚，彭氏偕其助手黎伟略、韩新及私人秘书贺理等人，前赴唐宁街10号会见梅杰、韩达德、财相雷蒙特及其他主要阁员，引起不少政治评论家揣测。
彭定康返英之行，最主要的任务是把香港近期所发生的事情及施政报告的草拟本，向首相征询意见，并获得他们授权支持。从程序上说，是获得“香港及其他属土事务内阁常务委员会”的8位主要阁员全力支持。彭定康此行达到了目的，内阁常委“八老”鼎力撑腰。对华的行动，统一了口径，协调了步骤。至此，英国政府统治香港最后五年的蓝图，在唐宁街上底定。“肥彭”心头踏实，志意昂扬，准备放手大干。
9月下旬，彭定康续演其拿手好戏——亲民活动。不同的是，此次出巡，由于距离施政报告的发表只有两星期，“亲民”的意义，特别重大。离方案发表之期越近，“亲民”的本钱，自然所需越多，彭督就越笃定。这次“肥彭”点中的“亲民”地点是水乡大澳。对出巡行程作了周密的安排和渲染。
人们私下议论，彭氏这一系列活动，绝对不单是英国政客的惯常做事手法那么简单，背后隐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由于彭定康判断在余下的四年多统治期内，若要推行英伦既定政策，就必需抓紧“民意”来作后盾。只有这样，港府才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不顾中方的反对，强行落实港府决策。争取民意支持，推销港府政策，港府要花的力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但彭定康已决心朝此方向推进。
彭定康虽然身在离岛巡视，其为施政报告所作的推销部署，则同时在市区落实并进。以港督私人新闻秘书韩新为首的一批港府高官，正按照这个方向为彭定康的首份施政报告，制作一套前所未有的具体推行策略。
彭定康出巡的同日，行政、立法两局宪制小组就有关九五年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模式，提出建议：选举委员会由三级议会的直选议员组成，再由他们互选成员“入局”。
与此同时，港督私人新闻秘书、资讯统筹处处长韩新，安排其顶头上司首份施政报告发表后的“推销”行程。整套行销方略，活动的密集、姿态的高昂，都要大大显露出肥彭本人及其身旁“智囊”的高度创意。就连施政报告当日的具体安排都详而再详。
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在拒绝同中方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以年度施政报告的形式公布了他的所谓政改方案。这个政改方案破坏了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既不符合《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也违背了过去几年里中英双方就九五年选举的安排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
至此，彭定康上任后的“曝光”、“亲民”、匆匆“述职”的天机，才算完全泄露出来。
最卖命的一天
10月7日这一天，彭定康神气十足，活灵活现，忙的不可开交。这就是他的所谓“政改方案”出笼的一天。
香港报纸有这样的记述报道：
这位曝光率远胜历位前任者的新港督，已经足足忙了一整天。大清早与助手吃过工作早餐后，他便个别会见了主要政治团体的代表，率先向政治团体讲解了施政报告的内容。稍后港督亦逐一与一些身兼立法局议员职位的行政局议员见面，首先肯定他们过去在行政局工作的成绩，感谢他们所付出的努力。然后，要求他们辞去行政局的职务以彻底实行两局分家。
早晨第一个与港督会面的是“启联”资源中心召集人、两局议员李鹏飞。他8时便抵达港督府，9时才离去。紧接着李鹏飞的是港同盟主席李柱铭，他与港督亦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而民主建港联盟主席曾钰成及几位两局议员包括范徐丽泰、黄宏发、许贤发、何承天稍后亦逐一应邀前来，但每位在港督府逗留的时间约只有15分钟。
忙碌的早上过去后，港督抓紧片刻清闲，与太太林颖彤在港督府共进午餐。
下午2时半，彭定康由港督府抵达立法局，打破传统，站立宣读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施政报告。然后，他立即赶到布政司署会议室，召开了大型记者会。记者会结束，他回到港督府，又举行了两个小型简报会，其中的一个对象是本港传媒高层人士，另一个则是为外国记者而开的。傍晚，他还分别接受了香港“亚洲电视”及英国两个电视台的访问。
晚饭也一点不轻松。与港督共进晚餐的，是他所委任的一批新行政局议员。
晚饭之后，工作并未就此结束。10点半后，布政司及港督的主要助手，又齐集在港督府，与港督一起评估当日外界对施政报告的初步反应。
由彭定康一天马不停蹄的安排，可看出伦敦在香港政制改革上所下的赌注有多大！
如果说在立法局宣读施政报告后，召开记者会是彭定康又一次打破历任港督惯例的做法。那么随后两日，为施政报告公开答市民提问，就更属“肥彭”所独家首创了。
市民对此的反应，则“先热后冷、临尾反弹”，冷与热的分别，甚为显眼。
彭定康连场“推销大会”，最多被问及的是：其政改方案与《基本法》衔接的问题。每一次，彭定康都搬演他的“例牌”答案：如果有人认为本人的建议不符合《基本法》的话，请他提出另一套方案来。面对这样所问非所答的方式，全场便会一时间沉默起来。
究竟彭定康“政改方案”中所提建议，与《基本法》有没有出入，能不能衔接，甚或有没有抵触，怎样抵触，香港舆论自有公论。这里暂且不提。
施政报告发表翌日，彭定康为其亲口宣读的得意之作，推销辩解，整日“行程”，请看新闻报道：10月8日，置身一场长达16小时的马拉松公开辩论，努力推销其首份施政报告。
晨7时半已出现在香港电台，准备回答听众的电话询问，到他结束最后一场电视直播的“舌战”时，已是晚上11时20分。其间与他交手的既有升斗小民，也有各方专才和立法局议员。
综观港督8日出席的四个回应施政报告质询的场合，最轻松的可说是早晨的电台节目。虽然电台节目有声无画面，但据现场记者描述，彭定康在15分钟的节目内，仍一副演说家本色，经常利用手势配合以加强语气，仿如出镜般慎重，亦不时用笔记下市民的问题，回答时则常以“我的责任是……”开始，意味着向港人负责。节目休息播音乐期间，港督一听便摆动左右手作跳舞状，引来直播室内一片笑声。
下午到立法局回答议员的质询，也是一场“秀”，议员只是大配角。开头议员十分踊跃举手提问，第一条问题几乎八成人都举了手，到最后部分议员开始显得“无瘾”，举手开始疏落，也有几位议员由始至终没举手。
比较有趣的是詹培忠的问题，他问港督既是从“英皇制诰”委任出来的人选，这是否与他的民主意念有违？又问他是否拿港人当赌注？对于这一矢中的的发问，彭定康丝毫不显露尴尬。
在大会堂音乐厅内的一场，港督面对一千多人的挑战，在90分钟的大会中，只有11人抢得机会发问，发问者设法刁难、挖苦，甚至指责，部分语调激动，纵使彭定康不懂粤语，但也能感受到市民的情绪。
到了晚上9时50分，彭定康前赴无线电视台出席论坛，与16名来自不同界别的专才就各项政策进行辩论。
彭定康说，自己并不感到疲累，但喉咙则有点儿痛。节目原定是1小时10分钟，但鉴于仍有论者未有机会发问，而港督又愿意继续答辩，临时加时20分钟，至晚上11时20分才结束。
在彭定康祖家，英国政府也为他的政改方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边刚一出笼，那边文武百官，遥相呼应。各大报章均以巨大篇幅，评介彭定康的施政报告，并一致叫好。
彭氏施政报告话音刚刚落地，首相梅杰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完全同意港督的施政取向，并相信这个取向能代表香港未来最佳倾向。称赞彭定康取得了胜利。
《泰晤士报》发表题为《彭定康旋风》的社评，赞扬施政报告是彭督打响的辉煌而雄辩的“第一炮”。虽然并无民选议员进入行政局，会令港同盟失望，但报告对政制改革的各项建议，具有民主化的推动力，这一点是绝无疑问的。
《卫报》社论指出，“彭定康心知争取九五年扩大直选议席希望黯淡，故采取从侧面抢攻的办法推动香港民主。实现区议会与市政局的直接选举是‘后门民主化’之举，是一项巨大成就。新的功能团体界别也涵盖了香港社会各阶层，加上立法局的委员会制，必然招致中方的忌恨。”
《每日邮报》发表以“彭定康在香港的一场赌博”为题的社论说，“彭定康的行为虽然潜在危险，但值得一搏。”
英国人要搏什么？彭定康政改方案的要害又是什么？
三违反的“政改”方案
彭定康的所谓政制改革，就是立法局与行政局分家，本来行政局和立法局是双委任制，行政局有的议员被委任为立法局议员，立法局有的议员被委任为行政局议员。两局的关系是行政主导，立法局对行政局负责。彭定康的方案是：把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分开，使两局议员的身份不重叠，从而使立法局成为一个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行政局非正常化，不委任有正常背景的人士进入行政局；香港总督不再担任立法局主席，主席由议员互选产生；成立由政府官员和立法局议员组成的政府及立法局事务委员会，以商讨处理有关立法及财务方面的事务。
彭定康对1991年的选举方案作了大手术：变双议席双票制为单议席单票制；将功能组由以前的21个变为30个，改组别投票单位为个人投票即一人一票，这样功能组别投票人数可扩大到全香港270万人；选民年龄由21岁降到18岁。
彭定康扩大区议会职权，取消区议会及两个市政局的委任议席，使其全部变为直选；成立1995年立法局选举委员会，由直选的区议员出任，由选举委员会推举10名立法局议员，使区直选议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推选的立法局议员，实际上成为变相的直选议员；规定区议员（均为直选）在立法局中占10个议席。
根据彭定康的施政方案中所玩弄的政治游戏，香港立法局直选或变相直选的议员就达到40名，占由60名议员组成立法局的2/3，这些人可以坐直通车进入1997年以后的立法会，英国政府则可以通过控制由此产生的“民选人士”，进而继续在香港政府中享有发言权。
他的政改方案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违反了中英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和谅解。
按照全国人大的决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由60人组成，其中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30名。1995年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如果要过渡到1997年后成为未来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就必须按上述原则办，但是，彭定康的方案却提出，在30个应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席中，把原有的21个议席，由法团投票产生改为个人投票产生；把新增设的9个议席，由功能团体选举改为“使每个行业中的每个在职人员都可投一票”，就是要把功能团体选举这种间接选举方式改为按行业划分的变相直接选举。
香港立法局的60个议席中，有21个席位（占35％）是由19个按不同社会功能划分的社会法定团体选举产生的，这些团体被称为“功能组别”。在《基本法》中，功能组别的选举被称为“功能团体选举”。显然，功能组别的选举是由功能团体投票的间接选举，这有别于全体选民投票的直接选举。
功能团体选举方式，是港英政府在1984年11月发表的政制白皮书中提出来的。1987年，香港政府在检讨这一制度时，认为这一制度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因而决定加以延续。此后，立法局中这部分人人数逐届增加，从1985年的6人增加到1991年的21人。在起草《基本法》时，英方还一再向中方推荐这一选举方式。英方从来都认为功能团体选举是间接选举。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考虑到，既然这种选举方式为港人接受，并确有优点，就本着把香港行之有效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原则，把功能团体选举这一间接选举的方式写进了《基本法》，并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过。
彭定康把功能团体选举这一间接选举方式改为变相直接选举，完全违背了《基本法》和中英双方在过去所达成的协议，也完全违背了当初设立功能组别的初衷。这种改变还会造成香港居民选举权利的不平等：全香港有600万人，其中有270万在职人员除了有权在分区域的直选中投一次票外，还有权在按行业划分的变相直选中投一次票，而这些行业中的退休人员和这些行业以外的其他人则仅有权所在区域的直选中投一次票。这种在公民选举权力上的人为差别，十分不合理，同时也违反了功能团体选举“循序渐进”的原则。
在有关“直通车”和选举委员会问题上，彭定康也同样做了手脚。所谓“直通车”问题是指：香港政府管治下的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1995年产生的立法局议员，能不能过渡到1997年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