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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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下她的“目标”时，是不存在“港人”的概念的，更不要说什么“民主”了。
英国人的“目标”在北京摔跤了。邓小平严正地向撒切尔夫人声明，关于主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英谈判也自然毫无进展。到1983年1月，当撒切尔夫人获悉，中国准备在同年9月自行宣布对香港的未来方针时，她才慌了手脚，想起利用“港人”、利用“民主”的幌子。
她写道：我建议说“我们现在应该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目标是短期内达致独立或自治，一如在新加坡所作的那样。”“当时没有任何人认为我这些意见具有吸引力”，因此，“就不作进一步研究”。撒切尔夫人没有具体说明，参加会议的内阁大臣、官员和港督，何以不接受她的建议？他们又有些什么样的“反建议”？又是否真的“不作进一步研究”呢？回忆录没有涉及。
回忆录写道，1984年7月贺维访华，“十分有效地使中方相信了我们是可以信赖的”；她再次访华，“主要目标是加强中方信任我们在1997年以前过渡期管理香港的良好意愿”。撒切尔夫人的“目标”变了三次了，从维持三个不平等条约，到“延续治权”、“达致独立或自治”，再到“加强中方信任”。不知道撒切尔夫人的“良好意愿”是真心实意，还是蓄意哄骗。大概是真心实意的哄骗，对内哄骗英国人的选票，对外哄骗中国人的信任。
中国承诺1997年后50年不变，英国则在1997年前几年内大变特变；连两国外长交换的外交函件也要抵赖。
无论1984年的英国是否蓄意哄骗，也无论今天的英国如何横蛮无理，撒切尔夫人倒是作了明智的判断，回忆录说，英国“不可能是胜利，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强大得多的对手”。
德国总理科尔说，英国有人“还活在丘吉尔以前的日子里，以为英国可以掌管欧洲一切”，只可惜，这样的人不止铁娘子一个，而且野心还不止“掌管欧洲一切”。
撒切尔夫人1982年访问北京后，清楚了解到中国会接受什么和不接受什么，并能审时度势，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想法，与中方签署了联合声明。此举体现出一位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政治智慧。
其后中英双方一直能互谅互信，中方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多次与英方磋商，并采纳了不少意见。到1990年正式颁布之时，英方亦表示这是一部值得向港人推荐的好的《基本法》。
撒切尔夫人在书中谈及《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的关系时，称赞联合声明是一个明确、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对1997年后香港的各项安排可以稳定港人的信心，而且，协议中有的条款规定协议内容需写入《基本法》，而《基本法》是九七后香港的宪法。
照理说，由于有了中英第一次谈判所确定的原则及基础，后来的中英谈判应有更高的效率才是。但出人意料的是，英方不仅没有汲取撒切尔夫人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力图在撤出香港前推行一套背弃“三符合”的政改方案，借此与中国相抗衡。采取这一策略的结果，便是导致会谈延宕了半年，仍徘徊于“十字路口”。
显然，彭定康对过往的历史事实不甚了了，也没有认真去了解，才作出了与中方对抗之举。但以“铁娘子”当年之勇，亦不得不面对现实；今日英方，却执迷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勇则勇矣，奈何历史潮流不可逆，反历史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淹没。
“光荣撤退”双方得利
英资公司在香港的投资已达1。2亿港元，每年光利润就是1200亿港元。中国人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充分理解英国人要在香港“光荣撤退”，要维护英商的利益，所以，才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签订《联合声明》，制定《基本法》，达成一系列谅解。英国的利益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之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果抛开了这两个文件，另搞一套，英国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因此，任何在香港制造麻烦、制造动乱的行为都将要损害英国的利益，损害广大英商的利益。
香港著名评论家古星辉先生曾这样分析：“英国交还香港，如果用友好的方式，既可以光荣撤退，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又可以得到长远的经济利益；如果用‘拆烂污’手法，令中国恢复行使主权时，碰到许多困难，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对抗和捣乱，最后使香港受到了一些损失。那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人民和香港同胞还会送钱入英国人的腰包吗？”
但是，做为政改方案的倡导者的彭定康，在香港呆了几年，尚未“看破红尘”，仍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香港，死抱住既定方针不变，对抗如旧，制造麻烦如昔。继单方面制定《政改方案》，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所谓“民选”的立法局，干扰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行动之后，彭定康又单方面制定了所谓《人权法条例》妄想凌驾于《基本法》之上。
到了1996年下半年，虽然从英廷到彭定康，都在讲“合作”，但实际上是口合心不合，主要表现有五个方面：一是不愿“还政于中”，搞所谓“还政于港”，包括一些政府档案、资产等，英方总想直接交给特区。二是英方对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表现了过分的兴趣，甚至要求“共同选人”，想安插代理人，延续殖民统治影响。这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因此遭到断然拒绝。三是反对成立临时立法会，妄想根据英国殖民地宪制《英皇制诰》、《皇室训令》所产生的立法局，硬加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架空中国政府在香港有效的恢复行政主权。1996年12月20日，英外相聂伟敬竟发表声明，质疑临立会的法理依据，并宣称要将问题交国际法庭仲裁。新华社香港分社立即作出回应，明确指出，临立会是在英方破坏了“直通车”安排的情况之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合情、合理和合法。四是港英利用最后的管治期，大幅修改法例，削弱治安权力，为特区立法，给特区政府管治制造麻烦。首先，修改了《刑事罪案条例》，把颠覆和分裂国家罪行，都界定为只有“使用武力”才成立。在香港这样小的地方，用武力从事颠覆、分裂活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彭定康这样界定，就是要掣肘将来特区以法律武器来制止非武力的颠覆、分裂活动。但是，这个问题更要害之处，在于港英越俎代庖，侵犯了特区的立法权，违反了《基本法》，因而是非法的。五是利用临走前的管治权力，牢牢操控传媒，继续施展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华”宣传，造谣中伤，制造“回归恐怖”效应。并且有计划地分化港人，对一些人大肆吹捧，笼络以高官厚禄，吹捧为政治明星。还奉送外国护照，为其“反华”、“反收回”壮胆。对另一些人则诽谤中伤，甚至扬言要抛“黑材料”，加以恐吓。
彭定康自知时日无多，更迫不及待地鼓励一些人在马路示威生事。对放火烧轮胎、冲掸警察的滋事分子，声言要送坐垫、送咖啡鼓励。还跑到大西洋彼岸，公然在西方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攻击中伤香港的爱国工商界人士，引起七大商会的回击。香港人称其为恼羞成怒，穷凶极恶，到了丝毫不加掩饰的地步。
彭定康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害了在港英商的利益，所以英国商人已经不满保守党的政策，因而减少了对保守党的支持。也许梅杰已经知道自己日子不长，没有必要再花心思缓解这些不良政策对中英关系的伤害了。英国国会补选，保守党接连失败，彭定康也知道自己的宦途充满荆棘，既无暇为英商考虑太多，也不会为国家利益费心思，更不会再为梅杰的继任人行个方便，将继续照他的原本安排干到底。
历史不会因某些政客的干扰而停止前进。针对彭定康的不合作态度，中国一方面表明自己遵循《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严肃立场，一方面积极为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按部就班地工作。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后，特区400人的推选委员会成立，60人的临时立法会成立。1996年12月1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80％的支持率选出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港人以“公正、公平、公开”方式推选行政长官。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它标志着香港回归后即将开始一个全新的时代。12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对董建华的任命。12月18日，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李鹏和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了董建华。江泽民向董建华表示，中央不会干预属于香港特区范围内的事务；特区有困难，中央会帮助，请董建华放心。这是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诚意和决心。
几年前，来港时踌躇满志的彭定康，上镜“曝光”日渐稀落，而且偶有现身，也是满脸落寞之状。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从卫兵手中接过了降下的英国国旗，这位末代总督卷起行囊，打道回府了。
香港大事记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秦始皇平定南越，设南海、象郡、桂林三郡。香港地区属南海郡番禺县范围。是香港有正式郡县隶属之始。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
原秦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象、桂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该年受汉高祖封为南越王。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
实行盐铁官营，全国设置盐官49处，番禺盐官驻南头，管辖香港地区盐场。
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
南越丞相吕嘉举兵反汉，汉武帝派将平定。次年破番禺灭南越，改设9郡。香港仍属南海郡番禺县。
公元265年（三国吴甘露元年）
番禺县设司盐校尉，监管包括香港在内的珠江口盐业生产。
331年（东晋咸和六年）
香港改属东莞郡宝安县。
736年（唐开元二十四年）
置屯门军镇，属安南都护府，镇治设南头，驻兵两千多人，辖地包括香港至大鹏湾等地。
757年（唐至德二年）
改宝安县为东莞县，属广州都督府。香港地区属东莞县。
971年（北宋开宝四年）
在九龙湾西北设官富场，置盐官管理，是广东所属十三大盐场之一。
1102～1106年（北宋崇宁元年至五年）
江西吉水人邓符协，崇宁年间进士，授阳春县令。卸职后迁居锦田，建围村而居，为新界邓族定居之始。邓族与其后相继迁入的彭氏、文氏、廖氏、侯氏，并称新界五大族。
北宋末年
彭氏先祖迁居东莞，后居新界。侯氏先祖从番禺迁居东莞，继入居新界上水。
1164年（南宋隆兴二年）
官富场因盐产减少而被裁撤，盐务拨归叠福场（今沙头角以北处）经营。
1197年（南宋庆元三年）
大屿山盐民起义，直逼广州城下，后遭官军武力镇压而失败。
1200年（南宋庆元六年）
广东派水军300人戍守官富场。宋代在佛堂门西北佛头洲设税关。佛堂门古石刻“碇齿湾古有税关，今废，基址犹存”即指此。
1227年（南宋景炎二年）
南宋端宗赵在元兵追逼下，退至广东。四月进驻官富场，建立宋末海上行朝。9月移至荃湾，11月逃往虎门。
1228年（南宋景炎三年）
宋帝赵病逝大屿山，卫王赵继位。
南宋末年
文氏先祖文天瑞迁居东莞。明初迁入新界屯门，继迁屏山、大埔泰亨。陶氏先祖从广西迁居宝安县，后居屯门。
元代末年
廖氏先祖廖仲杰从福建迁居东莞，初居屯门，后迁福田、双鱼境内。其子孙先后在上水乡、樟木头、富溪沙等地定居。
1370年（明洪武三年）
改屯门巡检司为官富巡检司，衙署设官富寨，管辖范围包括香港地区及深圳市部分地区。
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
广东指挥花茂奏设东莞、大鹏两守御千户所，归南海卫管辖。大鹏守御所设镇兵于南头寨，辖六门，其中佛堂门、龙船湾和大澳均在香港地区内。
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
广东左卫千户张斌筑大鹏新城，城上有大炮两尊，设防守千总一员，兵300名，为新安县东北之重要海防。
1444年（明正统九年）
位于新界新田蕃田村内的裕堂建成，为新界文氏宗族最早的祠堂。
1514年（明正德九年）
葡萄牙人入侵香港屯门，设立营寨，勘察地形，搜集情报。
1517年（正德十二年）
葡萄牙殖民者比利·安刺德率舰船8艘擅入屯门，武力侵占该地及南头，安营设寨。翌年，其弟又入侵屯门葵涌一带。
1520年（正德十五年）
御史邱道隆、何鳌上奏朝廷，主张用武力将葡萄牙人及其船舶驱逐。
1522年（明嘉靖元年）
广东海道副使汪亲督师船，与来犯葡舰交战于大屿山一带，夺回屯门。设水营参将驻守南头城，辖佛堂门、龙船湾等6汛。
1523年（嘉靖二年）
葡萄牙殖民者哥丁霍率舰船5艘进犯屯门，守将柯荣率兵抵御，毙敌35人，俘42人。
1573年（明万历元年）
从东莞县分置新安县，属广州府，县治设于南头，香港地区属新安县所辖。
1586年（万历十四年）
南头另设寨，置总兵，仍辖佛堂门、龙船湾等6汛。翌年广东总兵刘凤翔带兵一营移镇于此，裁撤参将一职，添设把总一员。1590年又复设参将，置分总4员。
1623年（明天启三年）
荷兰舰船从佛堂门入侵新安县，知县陶学修率兵击退荷舰。
1637年（明崇祯十年）
8月6日，英商可甸联合会派威代尔率武装商船5艘擅闯珠江，炮轰并占领虎门炮台，强行到广州进行贸易。
1647年（清顺治四年）
张家玉、陈文豹、李万荣等人起兵反清，攻占东莞、新安县城。后张、陈相继战死，李万荣率部据守大鹏湾，1656年为清兵所降。
1661年（顺治十八年）
8月，清政府为禁止沿海居民接济郑成功的抗清军，颁布“迁海令”。香港地区东北自沙头角起至西北之新田、米埔以南地区，皆属迁界之列。整个新安县被迁地界约达2／3。
1666年（清康熙五年）
裁撤新安县，并入东莞县。香港地区属东莞县管治。
1668年（康熙七年）
广东巡抚王来任及两广总督周有德上疏力陈迁海之害，主张复界。清廷允其所奏。港九乡民陆续回迁。同年置屯门、九龙、圣山、佛堂门等7座墩台。
1669年（康熙八年）
复置新安县，县治仍设南头。新界锦田邓文蔚倡议将大桥墩墟迁元朗，曾为新界各乡代表聚会之地。
1671年（康熙十年）
官富巡检蒋振元捐俸买地建署，衙署设于赤尾村。
1672年（康熙十一年）
新界邓祥与邓天章等承垦大埔税地，建大埔墟，将其收入所得用于维持邓孝子祠。
1681年（康熙二十年）
英东印度公司在澳门设立商务办事处。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
7月，英东印度公司派船来华，“卡罗利那”号船在香港大屿山附近停泊达两月之久，这可能是第一艘到达香港海域的英船。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
靳文谟、邓文蔚纂修《新安县志》，共13卷，是现存最早的《新安县志》版本。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
清政府派兵驻守赤柱村，建赤柱汛。
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
英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广州设立商行。
1741年（清乾隆六年）
英兵船“星它”号在中国海域进行窥探，并在香港地区南部停泊修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
英政府派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提出给予舟山群岛的一处海岛和广州附近一处地方的要求，清政府拒绝。
1806年（清嘉庆十一年）
英东印度公司派霍士保多次在香港一带海面探测绘图。
1810年（嘉庆十五年）
清政府在官富寨旧地筑九龙寨。
1811年（嘉庆十六年）
在香港地区设屯门、大埔、九龙墩台及辋井营加强海防。屯门墩台后改为汛房，设千总一员及把总一员驻守。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
英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再次要求割让一个海岛，遭拒绝。该使团途经香港时，对香港进行了详细调查，回国后向英政府报告称香港是世界良港，是应占目标。
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
两广总督派员勘查大屿山的大澳、东涌两地，“编其保甲，设澳长以率之”，在大屿山东涌口建汛房8间，在石狮脚下建炮台两座、兵房7间、火药局1间。
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
舒懋官、王崇熙纂修《新安县志》，共24卷。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
4月，两广总督阮元、粤海关总督达三布告严禁贩卖鸦片。各国烟船不敢驶入黄埔，而泊于内伶仃。香港成为英船汇集的地点，英船在港岛沿岸搭棚居留。
1830年（清道光十年）
英商47人联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占领中国沿海一处岛屿，以“保护”英对华贸易。本年已有6艘英船停泊于香港。
1831年（道光十一年）
管辖香港地区沿海的大鹏营升格为协，以副将一员任指挥，属下分左右两营，香港属右营，总部设于大屿山北岸的东涌寨城内。
1833年（道光十三年）
东印度公司代表斯当顿向英国下议院建议在中国口岸设立一个贸易中心，脱离中国的管制，并称香港是轮船停泊的良港。
1834年（道光十四年）
4月22日，英国政府宣布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从此，对华贸易对所有英资开放。鸦片走私从1834年的二万多箱，急升至1835年的3万箱。
7月15日，英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经澳门、香港到达广州。8月21日，律劳卑向英国政府建议武力占据香港。9月5日，律劳卑命令英舰驶入省河，进抵黄埔，被两广总督卢坤调军击退。
1836年（道光十六年）
英国贸易监督戴维斯宣布要“永久在香港设站”，随即有一队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香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