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西藏-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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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古格、陀林寺成为当时西藏的宗教、文化中心，阿里确立了在佛教史上的神圣地位。沿着同一方向走下去，走到极端，到十七世纪初，古格王国已形成庞大的贵族僧侣集团，僧人已达万人之众，寺庙如林遍布阿里——必然急转直下，走向反面。
扎达人回忆并评论说，古格盛极而衰，终至覆灭，根本原因是王室与寺庙为争夺权力、争夺属民而形成的对立，导火索则是天主教士的介入。
历史已迈入近古。一六二四年，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安瑞特来到古格，重金赠送国王夫妇的同时，宣讲福音劝其皈依天主。一定是出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促使国王夫妇打算凭借西方宗教与当地寺庙相抗衡，于是下令拆毁民房，建立起天主教堂（今已不可见；但扎达人仍能指出该教堂所在地）。此举使原有矛盾激化，古格僧俗愤激，拉达克乘虚而入，于一六三五年灭古格。历时七百余年的王朝毁于一旦。
如前所述，古格人可以是象雄人，但扎达人未必古格人。王宫遗址所在地的扎布让村，一九五九年时仅有三户人家，还是在该地荒废已久后从外地迁来的。近三十年间又有人举家迁往，现共有十七户人家。据说古格亡国之后，古格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现今曲龙乡不足三百人，但古代曲龙之大分为上曲龙和下曲龙，上、下曲龙相交往，人们多不相识，并有“瞎老人一百人，瞎马一百匹”之说——盲人瞎马如此之多，可见人口之众。当拉达克入侵时，曲龙人举乡北逃，经色麦地方，为了怀念家乡、祈求路途平安，一定在那里举行了某种仪式，男女老少每人往指定的一处丢一颗石子，那玛尼石堆迄今犹存；同样地为了怀念家乡的缘故，他们把故乡名字也带走了：日土县现在就有上曲龙和下曲龙。
古格历史上曾达十万之众，现今扎达县仅有四千人。古格时代的窑洞与农田用之不尽大多荒弃。除扎布让的古格王宫遗址外，还有著名的达巴遗址、多香遗址、香孜遗址，还不时发现规模宏伟的未名的遗址。据说，香孜遗址为古格王族的夏宫，上千亩窑洞遍布全山。其上有寺庙遗址，有大量精彩壁画（我看到了孙振华拍的照片，颇类敦煌早期风格）。香孜的这些洞窟，距地面足有二十多米高，一般人无从攀援，只好用绳子把人吊上去。
孙振华声称他拥有对多香遗址的发现专利——至少他是第一位拍摄者，并首次将之公布于世。
多香一地仅有十四户人家，但守着的却是五百多个窑洞以及一个莫尔多寺遗址。该遗址位于多香河以西、象泉河以南，垂直高度约二百五十米的土山上，久已无人居住的窑洞中尚存经书、佛像以及壁画之墙。当年拉达克占领了古格，打算攻打多香时，相传多香的野鸽子密密匝匝地把寺庙遮盖起来。而多香的百姓们则脚穿特制的铁鞋前往扎布让，面见入侵者，煞有介事地声称，去多香需翻山越岭，路远难行，您看，走一趟铁鞋都已磨穿，请你们就不必事倍功半地去攻打多香了吧——这种经常的天真的机智为藏族所独有。
如此说来，已发现的遗址群结构成一个有意味的布局组合——多香遗址在古格以西三十公里处；香孜遗址在古格以北数十公里远；古格以东骑马一天的路程之外，则是达巴遗址。并巳，这些遗址本身的建筑形制也极相似——古格鼎盛时，显然已形成众星捧月的卫星城格局。
沿象泉河流域，这儿那儿，时常可见古代村落遗址，大都为坍塌的窑洞，一些断墙，倾把的佛塔。扎达县的当代农业中多多谈到“复耕”的话题。县办公室主任扎西扳着指头算帐给我们听：象泉河流域是阿里农业、水利最发达的地区，现在扎达2。25万平方公里境内，共有耕地万余亩，其中仅香孜一区就开荒、复耕二千亩；香孜另有尼俄、日穷、扎哇、阿赞四处千余亩原农田有待复耕；扎布让村附近有一条二十多公里长的灌渠尚存，旧时自雪山引水灌溉。但据七十多岁的老旺堆说，从他记忆的前几辈再没用过这条渠，六十年代办社初期，扎布让村还有四百亩农田，现仅耕种着二百亩——地多人少，水利不足是扎达全县普遍存在的问题，大量古代农田只得继续闲置任其荒芜。
扎西叙述了古格的来龙去脉之后，将两手一摊，以权威的口吻作了结论：“随着古格王朝的灭亡，这一地区的文化消失了。”
一盛一衰间以数百年，在历史上并非鲜见。时隔半个世纪之久，此地才由卫藏统治者派遣的僧人将军甘丹才旺率领的蒙藏骑兵收复。以古格覆灭、阿里被纳入卫藏政权管辖为标志，阿里的近代史开始。三百年以来有过一些规模不等的战争，以抵御外来入侵之敌。外敌主要是来自克什米尔，来自英国扶持下的印度道格拉人＇注＇——千余年来藏民族早已钝了外向锋芒，而仅有招架之功了。
十七世纪末叶，阿里三围正式纳入西藏噶厦政府统辖之下，被划分为四宗六本。首府设在噶尔河南岸的噶尔雅沙和噶尔昆沙。拉萨的噶厦政府每三年轮换派出一届噶尔本（相当于专员）。由于地处边境，噶尔本较之卫藏同级官员品位高些，为四品官。
此时的扎达被划分为扎布让和达巴二宗（宗相当于县）。扎布让宗下设六措（区乡）。其中宗本直属四措，陀林寺下属一措，另有曲底措直接归属噶尔本。各措未设行政长官，由当地土王、头人、差巴首户等代理措本职权。以执握法鞭象征司法权。各级长官使用法鞭长短粗细均有严格规定；同时各级官员穿衣、戴帽以及马饰等级森严。可惜实物保存到现在的不多，只听说多布杰是曲底最后一位代本（相当于排长），现在地区政协，他还保存着那顶象征官阶的帽子。
达巴宗因是牧区，无措，由自然区域划分的四部落组成，达巴、曲龙、顿居、东布。四地均未设行政长官。顿居是象泉河发源地。一九五六年，达巴宗与扎布让宗合并成立扎达县。
当年宗、措行政长官的职责是：接待政府官员和信使，监督执行地方政府法规；检查差民的户数、人口变动情况；检查监督差民支差税赋情况；处理一般民事纠纷；守卫边境领土（每年派员去哨口守山）和二十四条外贸通道、与印度谈判会晤等外事活动；收取出口税。
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曾有过一短期的中央政府与藏政府联合组成的地方政府执政阶段。到一九六○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扎达县委员会、扎达县人民政府，下设农牧科、民族宗教科、公安局等直属机关和六区十五乡五十七村。这一体制延续至今。
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央有过指示：边境县不准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整个西藏不摘“文革”。但终于失控。一九六八年，县领导被罢官；下乡串联的干部们鼓动群众拆寺庙、烧经书，民主改革时有寺庙三十二座，僧人一百五十二人，尼姑四人。“文革”中彻底破坏的二十六座，破坏严重的二座，仅有四座基本未破坏。现有僧人五个。
县办公室主任还给出一些数据罗列如下：扎达全县总面积二万二千五百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一万零一百二十八亩；草场总面积一万五千五百平方公里；实用草场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土林实际面积约二百平方公里。
截止到一九八九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扎达全县共有八百五十户、三千三百二十五人；粮食总产一百八十三点八万斤，牲畜十五万头（只），人均年收入六百七十四元。
我们还特别了解到，一九五九——一九六○年间、一九六八年该县两次外流人口二千人，后陆续返回五百六十人。一九七○年以来该县每年递增五十八人。
……
我这样梗概了扎达自古格以来的千年史；如果寻出了象雄文明起源的上限，还要再上推几个千年。国内外许多学者专家正在辛苦地做着这些工作，象雄的轮廓将要渐渐分明起来。
但是——但是什么呢？
当我心心念念于阿里的向往，对于它壮阔绚丽的自然面貌以及对于它晦暗不明的历史之谜的向往，并完成了阿里之行之后；当我急切地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整理笔记、翻阅资料、各方咨询，重新使我所见闻的每一细节复活之后；当我设身处地，试想亲自参与那声色俱烈的历史情景，并果然同那些王族臣民、尊者上师熟悉起来并感到了逼人的生气之后，在我向朋友们津津乐道于阿里、并满怀激情地写完古格千年史之后……在兴冲冲地从事了这一切之后，突然有一个念头骤然升起——我为什么要这么关心这一地区的历史。我关心它的什么。我希图找到什么。它对于人类所关注的重大而迫切的现实人生问题有无意义。而我，是否借机逃遁，以远避需要痛苦地面对着的现实。如果不是，如何从这一关切中看出我的积极努力。
都是问题。这一念头攫住了全部心思，思路无法进行，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最好还是把这一念头搁置，否则我对阿里只能保持缄默。寄希望于文字。它或许能引领我，到达我渴望到达的彼岸——我有多半靠文字思索的习惯。、罗素曾在论述国家特性的成因时说，“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恰好在开创年代临世的卓绝人物的个性。比如像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那样的人物。”后来他还说过，“我不相信俾斯麦若在童年夭折，欧洲七十年间的历史会跟实际所发生的完全相像。”再后来，否认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理论在当代史学中较为普遍。恰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个别性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并与我所关心的史实对号入座。去阿里前在北京大学，我与年轻的甘南藏族学者桑吉扎西曾有一席谈，他对克罗齐的“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当代史”的观点极推崇，格外看重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活动。他不无激烈地说，假如当初松赞干布不选择佛教，藏族的历史和今天会怎样？如果说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是唯一的选择的话，那么，成吉思汗面对着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景教、拜火教、道教（长春真人邱处机一直追随成吉思汗于鞍前马后），为何最终选择了喇嘛教？结果如何——一位蒙古学者曾写道，自接受了喇嘛教，蒙古人就变得懒散，“梦一般活着”——这个与世无争的宗教削弱了一个民族的强悍之风，复又削弱了另一民族的强悍之风。
不消说，这一观点是当代藏族识者中部分人的看法。穿过历史的烟云展眼望去，西藏人蒙古人乃至中国人历经怎样的思想光芒照射：佛教教义提倡的慈悲忍耐、因果报应，孔孟学说的内省节制与中庸和谐，老庄哲学则自由飘逸甘美香醇，这些教义哲学温柔敦厚，温情脉脉地指引人们从善如流，从善如流；千年以来规范了蒙古人种的道德与行为准则。只是这类哲学忽略了一点：人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丧失进犯之心的同时也失却了自我防卫能力。历史进入到公元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今天，人类历史显示的不乏强权政治和暴力流血的场景，而吝于展现希望、光明、乐观迹象。东方式的心智与意境，我身处其中也陶然其中，但在巨大沉重的现实面前不免屡屡遭挫。
历史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走来了，但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每代人都将作出不同的评价，以助于校正通向未来的航标。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精神史。在古格从苍茫中渐渐显现明朗起来的时候，我看见有几位刚毅的形象凸现于前：在生死关头毅然谢绝赎身之金的益西沃、宁肯减寿二十岁也要跋山涉水来藏来传经的阿底峡、耄耋之年仍勤奋译经并拜师求教的仁钦桑布……这些可敬的大勇大智的老人是精神上的伟人，他们开创了历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然而那位试图改变民众信仰的古格末世国王呢？那位冒着生命危险前来铁板一块的异教地区传教的葡萄牙人安瑞特呢？岂不需要更为非凡的勇气！未遂而已。得逞了会导致怎样的结局？未得逞又因为什么？
天主教、基督教以温和的方式始终未能攀上这片高地；伊斯兰教以武力铁骑也未能成为征服者，阿里除东部而外地处伊斯兰教的半包围之中真是个奇迹。假如无论从哪一方打开缺口，藏地盛行伊斯兰教会怎样？
印度教也望尘莫及，它只在相邻的尼泊尔成为国教。吉德尼玛衮的后裔分支在今尼泊尔境内所建的亚泽王朝末世王，也因试图改信印度教而遭灭亡。
在充满偶然的历史中，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必然。
——在我设想着不同于既成历史的种种可能时，我仍然祈望着我的东方精神在与盛气凌人的西方世界的对峙中处于明显劣势的状况下，终能超越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表象，呈现出更长久、更深厚、更坚韧、更美好、更符合天理人性的本质。
学者们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土地制度与家户制度”是南希教授此行课题，格勒及其弟子们辅佐之。她从师学习了三年藏语文，此刻派上了用场，但有时仍需格勒用英语讲解一番，或扎呷和次丹多吉拿藏语一字一句地慢慢重复一遍。她的极为详尽的调查提纲是前几天在狮泉河镇上由格勒口译我帮助整理抄出的。内中包括该地区各时期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近三十年间的土地改革状况；生产制度沿革；家户历史等大题之下不少于上百个小题并许多的禁忌和提示。按图索骥并较好地完成的话，作为生存基础的这一带的经济状况、人际关系等深层社会便就一目了然。遗憾的是时间太紧。不管怎样，由于正式开展了工作，南希的焦躁有所平复，工作之余的一个午间，我们便跑到一个山涧洗澡洗衣。这小溪还是前几年次丹多吉首次来阿里时发现的，此刻只由他担任向导并放哨。小溪水清澈洁净，我们好好地享用了它并记住了它。
杨成把北京吉普停泊路边，拿脸盆舀鱼，一会儿工夫就十六尾。仁慈的南希示意他放生，十六尾鱼儿顺着山溪游走了。
与小溪同一方向的山坡，由于上林风化造成了大片的砂质滑坡。山上倾颓的佛塔及断墙，凄凉地耸立于晚风中。次丹多吉说，那是迁移下来之前的陀林寺旧址，塔内多多存有经书和擦擦＇注＇。听得动了心，便与次丹多吉和老孙一道去访古。彼时正值夕阳已沉，暮色清明。我们走出县城，走过菜地和庄稼地，一路嚼着刚摘来的青豌豆，穿过长长的土夯的残墙和一大片久已废置的窑洞群——我回转身来，打量着这些成片成簇的高及人齐的土崖壁上的洞穴，突然发现它多像一个村庄：道路可通向每一洞窟，似有可集会的小广场，且有墙垣环绕……
那是一个向心的古代村落街庭，如今它固执地永远沉默着。
在晚风中好不容易攀上坡顶，便一头扎进佛塔肚内。里面散乱堆放着黄纸黑字或黑纸金字的经文，这是次丹多吉主要的搜索对象。我则专心致志地挑选擦擦。阿里擦擦图案及制作方法都有异于拉萨一带。其内容多为作为护法神的双身佛，多种多样，形态各异；每个擦擦背后都清晰地印着指纹，这一点特别地叫人产生联想：制作这枚擦擦的那个人早已作古，他留下了心愿之痕，意味深长！对于自己选中的一枚十一面观音最满意，不仅造型优美，裙据密集的皱褶细节也被处理得精美飘逸，在这直径不过五厘米的方寸之地上。后来请一位文物专家鉴定，制作时间被确定为十三世纪。我所珍藏的阿里擦擦中，最早的为十一世纪。
佛塔内的空气有些特别，据说为了防腐的缘故，经文纸加进了有毒原料名为狼毒草，加之内有破烂衣衫和袈裟，连打了几个喷嚏后赶紧撤了出来。我选了几枚擦擦，次丹多吉找了一叠经书。说是对面山坡洞窟内还是应该去一下，无奈夜幕将临，踌躇半晌，只好下山。
暮色沉沉，我感到象泉河在深邃的谷底汹涌扭动，季节使它膨大而浑浊。这一条了不起的河流，哺育过象雄进而哺育过古格，远去，则又去开发滋养另一些国度和人群。象泉河谷因它富庶，历史人事因它无中生有。扎达是象泉河发源地，扎达因此不朽。我在此地所见闻的一切都是它的作品，假使没有它——我还不习惯这样设问——然而假使没有它，那些村落，牛羊，稼穑，草野，那些往逝风景，以及我的探问感慨……
象泉河滔滔而无言。
明天就要离开扎达去往普兰。我站在扎达萧瑟的旷野上，任晚风拂面。对面山壁上星散的窑洞此刻黑黝黝静悄悄，如过往古人不闭的眼睛，瞩望着象泉河谷的岁月，千年沧桑。
第二章 普兰——雪山环绕的地方
——从扎达到普兰的惊险之旅——咋达布热圣地以何为装饰——神湖玛旁雍措，鬼湖拉昂措——边境小城普兰的古商道、国际市场和尼泊尔商人——古宫九层引起拉姆飞升处；洛桑王子及其二千五百个“妃穴”——友善的印度香客和印度苦行者——边多的普兰歌舞，次旦的普兰彩石——那些编织起普兰社会历史生活的细而密的经纬——
普兰是青藏高原这片高大陆的西南门户，在三围中被称之为“雪山环绕的地方”——南有喜马拉雅，北有冈底斯。翻过喜马拉雅险峻隘口急转直下，就是尼泊尔，就是印度了。
普兰在藏民族精神世界中地位独特，盛名不衰，具有其地理、文化、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多重因素。简而言之，它的神山圣湖——冈底斯主峰冈仁波钦和玛旁雍措——即是它神圣到极致的象征。
普兰历史久远。据藏文资料，在公元初始，它就成为象雄国中心辖区之一。后来，又成为吉德尼玛衮的发迹之地。他和他的后代们在此建立了普兰王朝。在喜山另一侧建立了亚泽王朝——后者于十九世纪初才被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武装占领。此前作为中原、藏地的“边界小邦”生存了七百余载。
除此，普兰对于我们来说，别具风采的还有它的服饰、歌舞、传说、古商道……即便对于本上西藏人来说，它也具有扑朔迷离的相当的古典感和异域感。
但是，县名“普兰”的音就译得不确。译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