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会说话-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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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加快，新陈代谢水平提高；能扩张肺部，使呼吸运动加强，肺活量增大，有利于肺部二氧化碳和氧气的交换；能加强消化器官的运动，增加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增进食欲，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
　　“肝在志为怒”
　　怒是人们受到外界刺激时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是一种不良的情志刺激。怒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故称“肝在志为怒”。一方面，大怒可以伤肝，导致疏泄失常，肝气亢奋，血随气涌，可见面红目赤，心烦易怒，甚则可见吐血、衄血、卒然昏倒、不省人事。另一方面，如肝失疏泄，也可致情志失常，表现为情绪不稳，心烦易怒。
　　◎为什么“怒伤肝”“悲胜怒”？
　　“脾在志为思”
　　脾在志为思。思，即思虑、思考，是人体意识思维活动的一种状态。人的思虑的情志活动主要是通过脾来表达的。思是精神高度集中的思考、谋虑的一种情志。当人沉湎于思考或焦虑时，往往会出现饮食无味、食欲下降。有的妇女可以因为工作紧张，思想高度集中导致月经量少，经期紊乱等，这与脾主统血的功能相一致。
　　“肺在志为忧（悲）”
　　古代医家对忧愁的患者仔细观察分析后发现，肺是表达人的忧愁、悲伤的情志活动的主要器官。当人因忧愁而哭泣时，会痛哭流涕，涕，就是肺分泌的黏液。人哭泣的时候，肺气盛，黏液分泌增多，而肺开窍于鼻，所以涕就从鼻中流出了。肺主气，为声音之总司，忧愁悲伤哭泣，还会导致声音嘶哑、呼吸急促等。肺主皮毛，故忧愁会使人的面部皱纹增多。
　　“肾在志为恐”
　　恐为肾志，肾是人们表达惊恐之志的主要脏器。恐是人们对事物惧怕的一种精神状态，对机体的生理活动是一种不良的刺激。《素问？举痛论》说：“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即是说明惊恐的刺激，对机体气机的运行可产生不良的影响。“恐则气下”，是指人在恐惧状态中，上焦的气机闭塞不畅，可使气迫于下焦，则下焦产生胀满，甚则遗尿。“惊则气乱”，则是指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可因惊慌而产生一时性的扰乱，出现心神不定，手足无措等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造就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传统文化”的国学体系，而儒、道、佛，是它的三大支柱，这三教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家庭日用起居、身心休养。当然，中国的医学理论的创立，也不可能背离这三教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三教互相融和的趋势大于互相排斥的趋势，就更利于中医学、中药学在这三教的兼容并存中，在三教的保护支持下迅速发展了。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曾于1940年9月在美国“科学、哲学、宗教同民主生活方式的关系”讨论会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是彼此界线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当然，宗教和科学是无法混合的，就像黑色和白色，黑色是美的，白色也是美的，但是，黑白组合的图案，也许是最美的。宗教之光不同于科学之光，科学之光丰富人的头脑，宗教之光启迪人的心灵，所以在今天的科学之光照到现代心理学上时，我们先看看宗教之光在心理学上有过的灿烂吧。
　　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医学与巫术分家了，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也是医学进入科学范畴的必然。在中国，儒、道、佛三种宗教共存的社会状态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的、内在的对立和联系。我们后人不能也不应该视而不见。只有正确地评价儒、道、佛这三种宗教和中医药学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正视历代贤哲的创造，才能不重蹈历史虚无主义的覆辙。由于本书是对于心理学方面的探讨，所以我们重点研究中国的三教理论对于中医心理疗法形成的影响。
　　◎儒、医、易术中的心理治疗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周易》一系的儒家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早在《周易》与《黄帝内经》成书之前，医术与卜巫就是原始宗教用来除病消灾，避凶祈福的重要手段，原始巫术中就包含着医术。医与巫在上古之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共存并称的，称为“巫医”，大约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分开。所以，成书在西周前期的《周易》，主要是占巫活动的记载，成书与汉代的《黄帝内经》则是巫医分开后，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但是从战国时期的《易传》之后，《易》由占巫转变成了哲学，其中“阴阳”、“太极”、“道”、“神”、“术”等范畴及思维方法，对《黄帝内经》成书产生了很大作用。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说，《易传》为孔子所作，但是到宋代的儒生，如欧阳修，就怀疑非孔子所作。不论是否为孔子“韦编三绝”，历代儒家一直将《易》奉为经典。
　　《周易》的原理、思想以及范畴（如太极、阴阳、乾坤、理、气、道、象、术），在汉代及其后，不仅对儒家，而且对道家，甚至佛家，不仅对哲学思想，而且对科学技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周易》与中医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以至于古代医家有“医易同源”“医易会同”一说。远古至今，医易融会贯通，盛名天下的名医大家，数不胜数，如：隋唐的杨上善，唐朝孙思邈、王冰，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明清时期的张介宾等等都是儒医大家。正是这些熟读四书五经，又精通《黄帝内经》的儒医大家们，融会贯通了儒学与医学，充实了中医的理论，发展了中医药学。例如《礼记？礼运》中把人们的情感变化分为七个类型，“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勿学而能”。但是这种情绪的表述，在中医上就发展得更准确了，儒医把它改为“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更贴近我们的生理心理现象了。为什么这样改呢？《礼记》中的七情，有些是正常的生理活动，并不足以导致疾病，而医学中的这七情，如果在突发、剧烈或者持久存在的情况下，就可以导致情志异常，导致肌体气机紊乱，气血阴阳失调，进而引起肌体的病变，所以就叫做“七情内伤”。
　　儒医不但发现了七情可以内伤到脏腑，而且在医疗实践中，创造了治疗七情内伤的“以情治情”的心理疗法。也就是利用儒、医、易的理论进行的心理暗示疗法。
　　这里我举一个金元名医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七《不寐》中以情治情的医案，来看早期心理学在儒医中的应用。
　　这是张从正（又名戴人），治疗一个富裕人家的妇女失眠症的故事。这个妇人不能睡觉已经两年了，吃什么药都不见效，也就没有医生可以治疗她的失眠了。后来，她的丈夫求到了张从正。张从正给她诊脉后说，两手都是缓脉，缓脉是表示脾这个脏器受邪，脾主思，她是因为思虑过度困住脾气所致的失眠。于是，他就和其丈夫商量：要想办法让她发怒。什么办法呢？他丈夫当着妻子的面给了张从正很多的诊费，然后，留张从正在家里酒肉招待了好几天，再然后，张从正没开一张处方就拿钱走人了！这可把妇人气坏了，大怒起来，以至于脾气发的汗都出来了。当夜，妇人就困得倒床而眠，这一觉连睡了八九天都不醒。然后，胃口开了，能吃饭了，脉也就正常了。张从正总结说：这是因为胆气虚了，胆为木，脾为土，胆虚木不能克土，我激怒她，就激动了她的胆气，胆气重新克伐脾土，脾从思困中得以解脱，这就是“怒胜思”啊！
　　在清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中也有一个以情治情的医案。
　　这是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案例。说的是明末，在高邮有一个被称为神医的人，叫袁体庵。他治疗一个乡试中了举子的年轻人，这个人因为中举子而高兴得发了狂，一直笑个不停，吃什么药也止不住“笑”。求医到了袁体庵的门下。袁体庵诊脉后大惊失色地说：你的病已经没有办法治了。你的命不过数旬了（一旬10天），你赶快回家去吧，恐怕迟了，连家人也见不到了！如果你路过镇江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何医生，再求他为你治病吧。同时袁体庵还让他带一封信给何医生。这个举子一听，吓坏了，性命要紧，立刻启程回家。奔至镇江后，他发现自己不再笑个不停了。咦？其病如失！他找到何医生，把信交给他，何医生让他自己看看这封信，信上说这位先生是因为中了举子，喜极而发狂的。大喜可以使人的心脉扩张，而不复合，中医认为“笑”为心之声，心脉不合，“笑”不能止。这种病用药是治不好的，所以我只能用危险和痛苦的情绪来调整他狂喜的心情，故而我用“死”来恐吓他，让他产生忧愁抑郁，在忧愁抑郁的心情下，他的心窍就能够闭合了，带着这种情绪，我想他走到镇江时，　这个病就应该好啦　！　举子看了这封信，面向北方再三而拜。啊！袁体庵真是神医啊！
　　儒、医、易学结合在心理治疗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非常广泛，这里不过是说一漏万。抛砖引玉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这句话：世界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是中国。
　　◎道教修心之法（1）
　　与儒家始终并存的学派是道家。
　　“道家”之称始见于西汉前期太史公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一文。乃指春秋末年老子创立的以“道”为世界本原的学说、学派，包括其后继任者庄周、黄老学者及其思想。道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不亚于儒家。西汉中期后，儒术独尊，道家在野，但历代仍有不少包括儒生、佛家在内的其他学者汲取道家思想，融会贯通在自己的学派中，所以道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在道家形成发展之时，正是中医药学产生之日，由于二者在思想理论和追求目标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故它们势必相互吸收，相互为用。特别是对于生命观的认同上，和养护生命、延年益寿的方法上，还有对于药物的制作加工等方面，中医学和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道家的生命观，来自老子的生命观。而“什么是生命的本原”这一问题，不仅医家需要解决，哲学家、科学家，乃至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思考和关注，而道家明确地提出“生命原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可以为天下母”的道，在运动中产生了“一”，即混沌状态的气，一气又化为阴、阳二气，阳气轻清，上升为天，阴气重浊，下降为地。阴、地与阳、天二气相冲产生“三”，三就指的是“和气”。由和气产生了世间万物及人，故称“三生万物”。道家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归根到底，道产生天地万物及人，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物，就应该效法天地和道，而这一系列的产生和效法行为，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道教的宇宙演化模式和生命本原论，认定人及天地万物是自然运动的产物，排除了上帝、天命、鬼神在其中的支配作用，是当时的先进文化的代表，是人类思想上的一大进步，所以当时的医学科学，也认可把“道”看作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把“气”视为世界万物及人的生命的本原，从而成功地建立了中医的阴阳学说和气机学说，老子的生命本原论对医学的影响肯定是积极的，重要的。
　　道教的生命本原论，决定了道教的生命观，从而发展出一系列的养生观点，如：清净寡欲、聚气养气、节欲存精、太上养神等等方法，都是道家提倡并亲历而为修行的。
　　道家与儒家不同，治理天下之事，道家不放在心上。道家看重的是修身长寿。而修身长寿重在修“心”，道家的修心之法，大部分在今天看来，就是心理学的范畴，所有的修心的方法，不外乎是针对于生命、针对于死亡、针对于生存方式的心理调整。
　　道家经典中有这样一个记载：
　　黄帝为政事劳累不堪，面色憔悴，心情迷乱，于是决定闲居一段时间，一天，他白天睡觉，梦到自己游玩到一个国家（注意：这种白日梦，就是现代心理学中的一种疗法），那个国家没有君主和官吏，一切都听任自然，老百姓也都无欲无求，自然而然，他们不知道迷恋生存，不知道厌恶死亡（注意：道，出来了。梦中的针对疲劳的心理调整出现了），所以没有一个短命早死的。他们不知道偏爱自己，也不知道疏远别人，所以不喜欢也不憎恨。他们更不知违背自己的意愿去迎合别人，不知道蝇营狗苟地去追求私利，因此没有利益和祸害（注意：遵循“道”的结局出现了。这里的心理调整针对的是黄帝的劳累不堪）。
　　那个国家的人民，不知道什么叫畏惧。投进水里，他们不会淹死，跳进火里他们不会烧伤，甚至连刀砍和鞭打，也不会让他们感到疼痛。他们可以升到半空中，好像脚踏实地一样自在，睡在空中就好像睡在床铺上一样舒服。他们的视线不会被云雾遮挡，听觉不会被雷电所扰乱，心境不会被喜好所迷惑，连山谷都休想绊住他们的脚（注意：“天人和一”的道法自然出现了。多么美好的心理暗示，这种在无欲无求心态下可以成为神仙的心理暗示，缓解了黄帝的憔悴、迷乱）。
　　黄帝梦醒后怡然自得（心理调整成功了），召见他的大臣说：我闲居了三个月，清心寡欲思考调养身体（注意：清心寡欲，是道家调整心态的必需环境）、治理天下的道理，但一直没有想通，直到昨天做梦才悟到真谛，现在我已经知道最高深的道理，就是不能依常理去探求。我领会了，我获得了真理，但是我没办法告诉你们（这真是：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言也！）
　　◎道教修心之法（2）
　　“道”理的深奥，我们不在这里探讨，但是，道教理论对于身心的指导，可以说是最鲜美的心理“鸡汤”。这种心理引导之高明，可以称为现代顶级的心理干预手段。
　　自从有了人类，疾病和死亡伴随着人们生活的分分秒秒，所以对于死亡的敬畏和恐惧，一直扰乱着人类的心理状态，而道家理论就是从人最关心的生命观着眼而建立的。要说道家思想起到了对于生命的心理干预作用，是毫不夸大的说法。道教理论的建立，成功干预了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
　　道教提倡的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即可以把它看作是庄子对于死亡的“安时处顺”、“天人和一”的理论基础，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庄子对于自己的心理调整疗法。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到庄子家里，没有看到应有的伤心场面，却见庄子正对着妻子的尸体席地而坐，两腿像簸箕一样随意曲伸着，一边敲着盆状的瓦缶，一边高声歌唱。其声慷慨激昂，响遏行云。
　　惠子十分气愤，走上前对他说：“你与死去的妻子共同生活了一辈子，她为你生儿育女，日夜操劳，现在她因衰老而死，你不哭也就罢了，居然敲着瓦缶高歌，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庄子放下手中乐器，缓缓回答道：“并非如此！你没有看到我的悲伤，是因为我的悲伤已经过去了，她刚死的时候，我悲痛万分。每次我看到家里她曾经用过的一切，就不禁回想起她平日的一言一行，心里如同刀割一般。但后来，我忽然领悟了！”庄子站起身，继续说道，“你看那春夏秋冬自然变化。春天芳草萋萋，夏天，绿树成荫，秋天果实累累，到了冬天，万物凋零，一片萧瑟。从春到冬，再从冬到春，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变化着。人的生命正如这春夏秋冬的变化一样。人起初是没有生命的，更不用说形体和气息了，恍恍惚惚的世界，经过变化形成了气，气再经过变化形成了形体，形体又变成生命，现在又经过变化回到死亡。她现在安安静静躺在天地之间，而我却为她哭泣，这不是没有明白天命的表现吗？所以我停止哭泣而放声高歌。”
　　为死亡的亲人而悲伤，是人之常情，但是，庄子却从中感悟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与死亡没有两样，顺应自然规律就不会为死亡而悲伤不止，这就是庄子对自己悲伤心理的调整过程。庄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生死观，他把生死看作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认为生死存亡为“一体”，相互转化，没有辨别的必要，既不要乐生，也不可恶死。一切听任自然。
　　道教对于人们“恐惧死亡”的心理干预，更大的贡献在于“对死亡的乐观猜测”。正是这种猜测，建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观点。道教认为，对于死亡的恐惧来自于对于死亡的无知。既然死后的世界是不可知的，那就等于说“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活着和死亡哪一个更快乐，更自在”。
　　庄子说过一个“丽姬出嫁”的故事。
　　丽姬原本是一个民女，因为皇宫选宫女，她被选中，最后还成了皇后，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她在回想当初被选中时，在家里哭得一塌糊涂的悲惨情形，现在看来多么荒唐、愚蠢、无知啊！
　　庄子认为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就像丽姬对于皇后生活的恐惧是一个道理，你根本不知道死亡后什么样，面临死亡哭什么呢？庄子用一个寓言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庄子到楚国去，途中见到一个骷髅，枯骨凸露，呈现出原形。庄子用马鞭从旁边敲了敲，问道：“先生是贪求生命，失却真理，因而成了这样呢？还是你遇上了亡国的大事，遭受到刀斧的砍杀，因而成了这样呢？还是有了不好的行为，担心给父母妻儿留下耻辱，羞愧而死成了这样呢？还是你遭受寒冷与饥饿的灾祸而成了这样呢？还是你享尽天年而死去成了这样呢？”
　　庄子说完，拿过骷髅，当成枕头睡着了。
　　到了半夜，骷髅给庄子显梦说：“你先前谈话的情况真像一个善于辩论的人，看你所说的那些话，全属于活人的拘累，其实人死了，就没有你说的那些忧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