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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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你会不会流利的外语，能不能正确的使用刀叉，是不是衣著时髦流行，反而是一些极次要的问题了——你看郎静山先生一袭布衣，一双布鞋环游世界，那份飘逸的美多么替中国人风光。
在国内也许你是你，我是我，在路上擦臂而过彼此一点感觉也没有，可是当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时，请不要忘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浪迹天涯话买卖
自小以来最大的想望就是做个拾破烂的人，一直到现在都认为那是一份非常有趣而生动的职业。
小时候常常看见巷子里叫卖竹竿的推车，那个车子岂只是卖几根竹竿而已，它简直是把全套家家酒的美梦放在一个小孩子的面前。木屐、刷子、小板凳，卖到筛子、锅碗、洗衣板，什么样的宝贝都挤在那一台小车里，羡慕得我又迷上了这种行业。
后来早晚两次来的酱菜车又一度迷惑了我，吃是并不想吃，那一层层的变化对一个小人来说又是一番梦境，大人买，我便站在一边专心的一盘一碗的颜色去看它个够，那真叫缤纷。
念小学的时候常常拿用过的练习簿去路边的小铺子换橄榄，挤在一大群吱吱喳喳的同学里研究著那些玻璃瓶里红红绿绿的零食，又曾想过，就算不拾破烂，不卖竹竿，不贩酱菜，开这么一家杂食铺也算是不错的事情。
再后来迷上了中药房的气氛，看著那一墙的小抽屉一开又一开，变出来的全是不同的草根树皮，连带加上一个个又美又诗意的名字，我又换了念头，觉得在中药房深深的店堂里守著静静的岁月，磨著药材过一生也是一种不坏的生涯。
后来我懂得一个人离家去逛台北了，看见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更使我迷失了方向，一下想卖干货，一会想贩花布，还有一阵认真的想去庙里管那一格一格的签条——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极有趣的谜语。夏天来了，也曾想开个冰果店，红豆、绿豆、八宝、仙草、爱玉、杏仁、布丁、凤梨、木瓜、酸梅汤……给它来个大混卖。
总而言之，我喜欢的行业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个“杂”。杂代表变化，变化代表一种美，美代表我追求的东西，至于它们哪一种比较赚钱我倒是没有想过。
小孩子的人生观是十分单纯的，无形的职业如医生、律师、作家、科学家这些事对我都太遥远，我看得见的就是眼前街上形形色色的店铺和生计，真是太好看了。
父亲常常说我是杂七杂八的人，看手相的人一看我的掌纹总是大吃一惊，兴奋得很，因为这么乱的掌纹他可以多盖好几小时。
童年到现在我从来不是个纯净而有定向的小孩，脑子里十分混乱古怪。父亲预言我到头来必然一事无成，这点他倒是讲中了。
离开台湾之前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冷冷的冬天大街小巷的漫游，有店看店，没店看街，没街便去翻垃圾，再有趣的娱乐也不过如此了。
那时候是十一年前的台北，记忆中没有几家百货公司，“南洋”是记得的，别家都没有印象了。就算是去过，也可能里面货色不多，不如小街小巷里的商店好看，所以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初次离家时，傻瓜似的带了大批衣服——大概是预备一辈子“爱用国货”下去。虽然穿的也是所谓洋装的东西，可是挤在西班牙同学里面总觉得自己异国风味得相当厉害，这份不同的情调使我心理上极度的没有归属感，是虚荣或者不是自己也说不清楚。
当时父亲管我每月一百美金的生活费，缴六十美金给书院吃住，还有四十美金可以零花，那时西班牙生活程度低，四十美金跑跑百货公司足足有余，那时候一件真毛皮大衣也只需六十美金就可以买下一件了。
马德里有好几家极大极大的百货公司，衣食住行只差棺材没有卖，其他应有尽有，本该是个大开眼界的好地方，可惜当时的我青春过份，什么都不关心，下了课书本一丢，坐了地下车就往百货公司跑，进了电梯，走出来那一层必然是女装部，傻气得可以，却不知道青春少年本身便是光华，哪里需要衣服来衬托。
那一阵情歌队夜间供是到宿舍窗口下来唱歌，其中必有一支唱给那个名叫EC HO的中国女孩，我自是被宠昏了头，浸在阳台的月色里沉醉。回忆起来我的浪漫和堕落便是如此开的头，少年清明的理想逐渐淡去，在迷迷糊糊的幸福里我成了一颗大千世界的浮尘。
青春的甜美和迷人而今回想起来仍然不能全然的否定，虽然我的确是个百货公司里的常客和俗人。跟百货公司结了缘也是那一年开始的。
其实小店仍有小店的气氛和美，可是为了贪图方便总是喜欢在百货公司里流连，在外离家的人一切都不踏实，对生命其他的追求也觉得很可笑，倒是单纯物质的欲望来得实实在在，这种事百货公司最能满足我的渴求和空虚。
以后我去了西柏林念语文，德国人凡事认真实在，生活的情调相对的失去了很多，我的课业重到好似天天被人用鞭子在背后追著打似的紧张，这使我非常的不快乐。时间岔远不够用，睡觉吃饭乘车都觉得一个个生字在我后面咻咻的赶。
那时学校在闹区最繁华的KURFURSTEDAMM大道的转角处，这条美丽的大道长三公里半，不但是商业的中心，也是艺术家们工作游乐的街头，在这条街上西柏林最大的数家百货公司差不多都是排著来的。
总是在上学的途中早一站下车，一面快步的赶路，一面往经过的百货公司里去绕路打转，每天上学进去逛一圈便是我唯一的娱乐了。
换了国家，换了生活程度，父亲涨了我五十美金的生活费，日子还是过得东倒西歪。每吃一次新鲜牛排总不知不觉的会写信回家去报告，母亲看得心酸，我却不太自觉，只等她航空寄来了牛肉干才骇了我一跳。
那时候我很需要钱，可是从来不去超支银行的存款，父亲说一百五十美金，我便照他的嘱咐去生活，百货公司天天去，都是眼睛吃吃冰淇淋，也就是说，纯吃茶式的。
有一日在报纸上看见一个很醒目的广告，征求一个美丽的东方女孩替法国珂蒂公司做香水广告，要拍照，也要现场去推销香水。当时我要钱心切，虽然知道自己并不合报上要求的标准，可是还是横著心寄了好多张彩色照片去，没想到那家公司竟然选中了我，给我相当四十美金一天的马克，在当时那是很高的薪水了，工作时间是十天，我一算可以赚四百美金，这一大笔金钱使我下定了去工作的决心，学校的课业先去向老师问了来，教师好意的说一天五小时的课，十天是缺课五十小时，这将来怎么可能赶上同学？我向她力争夜间告以拚命自修，我非要去赚这一笔大钱。
学校一弄好，我便去跑了好几家租戏装的仓库，租到一件墨绿色缎子，大水袖，镶淡紫色大宽襟，身前绣了大朵淡金色菊花的“东方衣服”，穿上以后倒有几分神秘的气氛，第一日拍了些照片，第二日叫我去上工，当我知道我要会抛头露面的地方竟是西柏林最大的“西方百货公司”时，我望著身上那件戏袍哭笑不得。我一定要去！四百美金是两个半月的生活费，父亲可以不再为我伏案这么久，光是这件事就一定不能退下来。
虽然我不必做店员的工作，而只需要站在香水部门向每一个顾客微笑，喷他们一些叫做什么米的象征东方神秘的新出品香水，可是第一天进百货公司，那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是给我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强悍的老太婆要我在一天之内记住所有百货公司货品的名称和柜台，每一层都不能弄错，加上当时是圣诞节之前，又加了大批圣诞货，这真使我急得要流下泪来，我说我只是来喷香水的，她说你在这儿就是公司的一份子，顾客问到你，你要什么都答得出来，天晓得当时我不过才学了不到三个月的德文，尤其是工具方面的东西那是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记得住的，她交给我电话簿似的一本货单便走了。
几小时的工作可以每四小时休息二十分钟，那时候我总是躲到洗手间吩，脱下丝袜，把发肿的脚浸在冷水里。
照理说进入一个大如迷城似的百货公司去工作应是正合我意，可是那些五花八门美不胜收的一切东西就像一个陷阱，天天张著幽暗的大口等我落下去，我虽然虚荣，可是也知道我是失足不起的。
当我看见成千上万的顾客抱著彩色纸包装的大批货品出门，我的心竟然因为这份欠缺而疼痛起来。那么多穿著皮裘的高贵妇人来买昂贵的香水，我却为著一笔在她们看来微不足道的金钱在这儿做一场并不合我心意的好戏。那缺著的五十堂课像一块巨石般重重的压在胸口，白天站得腿已不是自己的了，夜间沂去还得一面啃著黑面包一面读书至深夜，下工的时候哪怕骨头累得都快散了，那几块马克的计程车费总也舍不得掏出来，再渴再冷，公车的站牌下总是靠著捧著一本书的我。
生命有时候实在是一个玩笑。一个金钱和时间那么拮据的穷学生，竟在圣诞节之前被安置进一幢百货公司里去。
在那次累死人的经验之后，我了解了店员罚站的苦痛，也恨透了百货公司。当那一千六百块马克的支票拿到手时，我珍惜得连一双丝袜都舍不得买。赚钱的不易多少是懂得了一些，内心对父母的感激和歉疚却是更深更痛。那一阵我渴望快快念完学校出来做事，父亲夜深伏案的影像又清清楚楚的浮现出来——不能再拖累他了！
那次百货公司的工作，并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赚钱，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珍惜的花钱。经过德国生活的磨炼之后，我的本性被改掉了许多。至今父亲还说德国人有本事，他亲生的女儿在家里，想修改她一丝一毫都不可能，德国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将她改成了另一副形象。
几年前我去撒哈拉沙漠，那一番渺茫的天地又给了我无边的启示，物质的欲望越来越淡，心境的清明却是一日亮似一日。以后虽然离了沙漠又回到繁华的社会里来，可是百货公司竟跟我失了缘份，就连普通的店铺都不再吸引我。
唯一没有使我改变的是童年的梦想，人是返老还童的，去年荷西远赴奈及利亚工作，一个人在海边住了快七八个月，那时候的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在高高的天空下，在空旷的沙滩旁，拾我的飘流物和垃圾。
现在要是女友们邀我去逛百货公司，大半是拒绝的。理由是：“那么多的东西，看得眼睛也塞住了。”别人总是奇怪：“那不是很好吗？没有东西看叫什么百货公司呢？”我再对她们说：“那么多货品的名字，你去背背看。”别人一头雾水，喃喃自语：“奇怪，为什么要背呢？为什么……。”
这几日因为荷西的家人来度假，我们开车上了高山，进入国家公园的松林里去，那日烟雾镑镑，四周白茫茫一片，大家惋惜得很，觉得白来了一场。我脱口而出：“这样才好。”他们大为不解，扫兴嘛！“怎么还好呢？”“这叫空无一物啊！”我很满意的叹了口气。
加纳利群岛是西班牙政府开放的自由港，重税进口的东西在这儿便宜得多了，家人们自然而然的涌进百货公司里去购物，我甘愿坐在外面街上的露天咖啡座等候。荷西的姐姐奇怪的说：“这个人连百货公司都舍不得逛，怪女人一个呢。”
我照例答了一句：“眼睛会堵住，太杂了。”
“你难道什么都不要？”又问。
我笑了笑摇摇头。真的太杂了，眼花撩乱好没意思。
百货公司虽然包括了人生种种不可或缺的生活形品，可是那儿的东西我真的不要了不是“难道什么都不要”，我还是要的。可是我要的东西不在那儿，我现在经营的东西太大也太小了，大过百货公司，又小得一颗跳动的心就可装满。它们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就让它成为一个我自己也不去猜测的谜吧！
背 影
那片墓园曾经是荷西与我常常经过的地方。
过去，每当我们散步在这个新来离岛上的高岗时，总喜欢俯视著那方方的纯白的厚墙，看看墓园中特有的丝杉，还有那一扇古老的镶花大铁门。
不知为什么，总也不厌的怅望著那一片被围起来的寂寂的土地，好似乡愁般的依恋著它，而我们，是根本没有进去过的。
当时并不明白，不久以后，这竟是荷西要归去的地方了。
是的，荷西是永远睡了下去。
清晨的墓园，鸟声如洗，有风吹过，带来了树叶的清香。
不远的山坡下，看得见荷西最后工作的地方，看得见古老的小镇，自然也看得见那蓝色的海。
总是痴痴的一直坐到黄昏，坐到幽暗的夜慢慢的给四周带来了死亡的阴影。
也总是那个同样的守墓人，拿著一个大铜环，环上吊著一把古老的大钥匙向我走来，低低的劝慰著：“太太，回去吧！天暗了。”
我向他道谢，默默的跟著他穿过一排又一排十字架，最后，看他锁上了那扇分隔生死的铁门，这才往万家灯火的小镇走去。
回到那个租来的公寓，只要母亲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门便很快的打开了，面对的，是憔悴不堪等待了我一整天的父亲和母亲。
照例喊一声：“爹爹，姆妈，我回来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躺下来，望著天花板，等著黎明的再来，清晨六时，墓园开了，又可以往荷西奔去。
父母亲马上跟进了卧室，母亲总是捧著一碗汤，察言观色，又近乎哀求的轻声说：“喝一口也好，也不勉强你不再去坟地，只求你喝一口，这么多天来什么也不吃怎么撑得住。”
也不是想顶撞母亲，可是我实在吃不下任何东西，摇摇头不肯再看父母一眼，将自己侧埋在枕头里不动。母亲站了好一会，那碗汤又捧了出去。
客厅里，一片死寂，父亲母亲好似也没有在交谈。
不知是荷西葬下去的第几日了，堆著的大批花环已经枯萎了，我跪在地上，用力将花环里缠著的铁丝拉开，一趟又一趟的将拆散的残梗抱到远远的垃圾桶里去丢掉。
花没有了，阳光下露出来的是一片黄黄干干的尘土，在这片刺目的，被我看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土地下，长眠著我生命中最最心爱的丈夫。
鲜花又被买了来，放在注满了清水的大花瓶里，那片没有名字的黄土，一样固执的沉默著，微风里，红色的、白色的玫瑰在轻轻的摆动，却总也带不来生命的信息。
那日的正午，我从墓园里下来，停好了车，望著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发呆。
不时有认识与不认识的路人经过我，停下来，照著岛上古老的习俗，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额头，喃喃的说几句致哀的语言然后低头走开。我只是麻木的在道谢，根本没有在听他们，手里捏了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白纸，上面写著一些必须去面对的事情——：要去葬仪社结帐，去找法医看解剖结果，去警察局交回荷西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海防司令部填写出事经过，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去市政府请求墓地式样许可，去社会福利局申报死亡，去打长途电话给马德里总公司要荷西工作合同证明，去打听寄车回大加纳利岛的船期和费用，去做一件又一件刺心而又无奈的琐事。
我默默的盘算著要先开始去做哪一件事，又想起来一些要影印的文件被忘在家里了。
天好似非常的闷热，黑色的丧服更使人汗出如雨，从得知荷西出事时那一刻便升上来的狂渴又一次一次的袭了上来。
这时候，在邮局的门口，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那是在荷西葬下去之后第一次在镇上看见他们，好似从来没有将他们带出来一起办过事情。他们就该当是成天在家苦盼我回去的人。
我还是靠在车门边，也没有招呼他们，父亲却很快的指著我，拉著母亲过街了。
那天，母亲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材衫，一条白色的裙子，父亲穿著他在仓促中赶回这个离岛时唯一带来的一套灰色的西装，居然还打了领带。
母亲的手里握著一把黄色的康乃馨。
他们是从镇的那头走路来的，父亲那么不怕热的人都在揩汗。
“你们去哪里？”我淡然的说。
“看荷西。”
“不用了。”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要去看荷西。”母亲又说。
“找了好久好久，才在一条小巷子里买到了花，店里的人也不肯收钱，话又讲不通，争了半天，就是不肯收，我们丢下几百块跑出店，也不知够不够。”父亲急急的告诉我这件事，我仍是漠漠然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只是从家里走了长长的路出来，在买花的时候又不知道绕了多少冤枉路，而他们那几日其实也是不眠不食的在受著苦难，那样的年纪，怎么吃得消在烈日下走那么长的路。
“开车一起去墓地好了，你们累了。”我说。
“不用了，我们还可以走，你去办事。”母亲马上拒绝了。
“路远，又是上坡，还是坐车去的好，再说，还有回程。”
“不要，不要，你去忙，我们认得路。”父亲也说了。
“不行，天太热了。”我也坚持著。
“我们要走走，我们想慢慢的走走。”
母亲重复著这一句话，好似我再逼她上车便要哭了出来，这几日的苦，在她的声调里是再也控制不住了。
父亲母亲默默的穿过街道，弯到上山的那条公路去。
我站在他们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花被母亲紧紧的握在手里，父亲弯著身好似又在掏手帕揩汗，耀眼的阳光下，哀伤，那么明显的压垮了他们的两肩，那么沉重的拖住了他们的步伐，四周不断的有人在我面前经过，可是我的眼睛只看见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份肉体上实实在在的焦渴的感觉又使人昏眩起来。
一直站在那里想了又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种情境里，不明白为什么荷西突然不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父母竟在那儿拿著一束花去上一座谁的坟，千山万水的来与我们相聚，而这个梦是在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上遽然结束。
我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水，只是在那儿想痴了过去。
对街书报店的老板向我走过来，说：“来，不要站在大太阳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