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研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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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嗣曹王龟年、大臣有崔从龟、王龟、刘崇龟、李权龟、庶僚有乐朋龟、薛元龟、协律有李龟年、进士有张仁龟、处士有陆龟蒙、道士有解元龟、白居易叫他侄子做龟儿、字文籍字夏龟、张志和本名龟龄、王俌字兴龟、贺知章称殷践猷为五总龟，以龟千年五聚，问无不知也。五代时前蜀有京兆李龟祯、宋吕蒙正之父名龟图弟弟名龟祥，就是吕夷简的爷爷，何承矩之子名龟龄、范雍的爷爷名从龟、王大宝字元龟，又有员外郎董龟正、郎中王龟从、陈尧封之子陈渐自号金龟子、陈季常做“龟轩”、杨时号龟山、有侍御史黄龟年、有直讲彭龟年、洪朋字龟父、何兑叫龟津学者、龚开号龟城叟、沈与求号龟溪、王十朋字龟龄、陆游叫龟堂病叟、又做“龟堂”、又以龟壳做帽子，又有张龟寿、元谢应芳自号龟巢老人、室名“龟巢”、所著有《龟巢集》、又戴良自署其居曰“龟毛庐”、明方渊号龟鹤山人、清黄丕烈号龟巢老人，潘恭寿号龟潜，潘祖荫做“龟盫”……这种你龟我龟甚至传到月本，日本有龟井昭阳、有龟井南冥、有龟谷省轩、有龟田莺谷、有龟田鹏斋、有龟田绞濑……日本人之乌龟也。
　　龟蛇同组
　　不料乌龟虽然一路风光，不幸慢慢被人造了谣言，集谣言大成的，是《说文》这部书。《说文》作者许慎（约五十八－约一四七），字叔重，河南郾城人。他是汉朝的古文学家，以博通经籍闻名，大家推服他，称他做“五经无双”。许慎在公元一百年左右，完成了一部书——《说文》，这书本是打笔仗的书，是用来驳斥今文学家解经的说法的，不料书中对中国文字的整理，显出了它的另一层意义，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第一部以偏旁编排的字典了。
　　《说文》全书分五四0部，共收九三五三字。它决定了两千年中文字典的形式，同时在文字学、语意学等方面，又有着最具影响力的功劳。许慎写这部书的重点，在说明为什么一个字要那样写，他要找出每个字的原始意义，再从原始意义上说明它那样写的理由。就这样的，这书收存了小篆和晚周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可以溯源寻根，从而解决进入古典的许多问题。（《说文》就是《说文解字》，它的真正的价值，直到清朝才被认出来。）
　　在《说文》中“龟”字条下，有这样权威的解释：
　　龟，旧也。外骨内肉者也。从它（蛇）。龟头与它（蛇）头同。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龟鳖之类，以它（蛇）为雄。
　　这就是说，乌龟是没有雄性可言的（《列子》中说它是“纯雌”），要生小乌龟，得跟蛇交配才成，正因为如此，所以“龟头”与“蛇头”长得一样。《埤雅》中说：“广肩无雄，与蛇为匹，故龟与蛇合，谓之玄武。”玄武就是指龟蛇，它后来形成为“北方之神”，地位仅次于玉皇大帝。《民俗》第四十八期收有“潮州儿童歌”，原文是：“面盆脞水（脞水，贮水也）津呵呵（清到彻底也），照见北爷（玄天上帝也）在后座，头毛披肩手骑（骑，拿也）剑，脚下踏着龟蛇哥。”这就是玄武拟人化后的造型。《正统道藏》洞真部（昃下）有“元始夭尊说北方真武妙经”，明说这种拟人化的造型是披发跣足、踏龟与蛇，可见龟蛇同组，早就被中国人认定不疑了。
　　糟糕的是，中国人的动物学，实在不怎么高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把乌龟观察清楚。中国人以为乌龟“无雄”，是完全看错了的，这一错就记录在《说文》上，于是积非成是，就传出“王杂俎”所谓“龟不能交；而纵其它者与蛇交”的说法了。既然自家人不搞自家人，自家人竟在外面与蛇奸，那做“无雄”一方面的，还有好话吗“
　　帽儿改绿
　　在元朝时候，有“元典章”规定制度，说娼妓穿着紫皂衫子、戴角中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青头巾与绿色是相近的。到了明朝，头巾发绿，绿似龟头，于是，各路附会就慢慢在集合了。据《陔余丛考》中“绿头巾”条下：
　　明制乐人例用碧绿中裹头，故吴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谓其大为绿头巾，事见《七修类稿》。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带用绢布，妓女无带，伶人妇不带冠子、不穿褙子，然则伶人不惟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史》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绿中以耻之，随所犯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此服为耻。明之令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
　　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中“绿头巾”条下说：“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己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唐朝从李封用罚戴绿头巾方法整人，当时绿头巾主要是象征贱人之服，还没有定型成“敝眷”跟别人睡觉的确定意义，后来龟蛇之说、龟头之色、头巾之绿、娼妓之家，等等等等，各路附会大集合，于是，自戴绿巾而戴绿帽子，就一片绿矣！（绿帽子是清以后的用法，易实甫作《王之春赋》，有“帽儿改绿，顶子飞红”之句，是最有名的。）
　　王八出场
　　至于乌龟以外，又有王八之说，是怎么回事呢？
　　欲知原委，得先谈王八。
　　王八作为人名，最早见于《辽史》，辽圣宗时有安州团练使工八副马保祐，留守开京。到了《金史》忠义传中，有这样一段：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祐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路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躯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这些历史中带出的王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王八。但看全文语气，王八是人名，尚无不雅之称，但到了《新五代史》前蜀世家里，王八就变质了：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这段历史中，王八虽天始不雅，但照《茶余客话》考证：“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可见不论“贼王八”还是“工八贼”，虽已不雅，并没不雅到和绿帽有关。
　　虽然王八之初，只不过真人真名而已，但从“贼王八”之后，王八在北方，慢慢约定俗成，成为乌龟的俗称，也成为骂人的词儿。慢慢在南方称乌龟时候，多以王八代之。一些民间谚语、歇后语，也就全部出笼，像“王八好做气难当”啦，像“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啦、像“王八看绿豆——对眼”啦……都是。虽然王八是北方的口语，但是南方人最初多不知道，《广谐铎》中就有这样的笑话：
　　苏人某，有事赴〔北〕京，反至津门，拟做一二日游，投寓旅馆。一日因事他出，苦不知路径。欲唤黄包车（人力车）代步，于是操其半强之京话，高唤“黄八车”不止。一般黄包车夫多侧目视之，而不之应。某乃执一车夫而问之曰：余唤汝，汝何弗应？岂余不名一钱那？车夫怒目答之曰：君所唤者，乃“黄八车”非“橡皮车”，吾辈非“黄”（王八）故不汝应也！甲闻之始不敢再言。后问于京友，京友告以“黄八车”乃妓女所坐者，其车大名“黄八”，即南边所称“乌龟”，而街头所停者，虽是南方之黄包车，然若辈名之曰“橡皮车”，盖欲与妓车有区别也。甲方知言语之不同，于是不复再唤“黄八车”矣。
　　于法无损
　　照“王杂俎”的说法，乌龟是“污闺之讹”，是从奸污了大闺女变出来的；王八是“忘八”之变，“以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忘也”。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的。乌龟王八的流变，这样解释，显然跟事实与情理都扣不上，自是附会无疑。
　　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在法律上，自己太太与人通奸，“奸夫淫妇”犯的只是告诉乃论的相奸罪，但却有人在恐惧、厌恶与不甘之余，却提出妨害名誉之诉，因为他认为他当了王八，而高等法院法官竟也有跟着乱判的。试看一则台湾最高法院法官的驳回理由，就可领教了：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一九六三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八号
　　上诉人　郑祖瑾住高雄市左营成功路二号
　　被上诉人　毛维理住同右中山路二十三号
　　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上诉人对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审判决，提起上拆。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原判决关于命上诉人赔偿及负担诉讼费用部分废弃，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由
　　本件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损害，系以上诉人诱奸其妻毛陈春子，经法院判处罪刑有案，并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均受重大之损害，依民法第一九五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为诉之原因事实（见卷附刑事附带民诉状）。卷查刑事确定判决，系依刑法第二三九条后段相奸罪，判处上诉人罪刑，并未载有上诉人以何种方法，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情事。按名誉权为人格权之一种，而夫妻之人格各别，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又依原判决记载，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海讯日报》所刊上诉人与毛陈春子通奸之新闻，系由与上诉人同屋居住之闻波告知新闻记者汪宗藩者，并非上诉人发布该项消息，是上诉人亦无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受损情事。原判徒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相好及污闻披诸报端之事，即令上诉人赔偿新台币四千元，尚有未合，本件上诉，应认为有理由。
　　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百七十五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
　　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相信：使人当王八，尚不算侵害“名誉权”，因为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夫妻之人格，各归各的，“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这一判例，显示了法律比社会观念进步的一个面，倒是颇为有趣的。
　　综合上面的种种讨论，我们清楚地看到王八每况愈下的种种方面，最后在法律上，甚至当了王八，也不过乃尔，这对卫道之士说来，真要大发思古之幽情了。因在古代，不但法律上要保护王八，并且保护得连王八都要挨揍，唐朝法律虽然对“奸夫淫妇”判两年（赎铜四十斤），比起今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不算重，但是它不但“不在自首之例”，并且不是告诉乃论罪，而是邻居都可以告发的罪。元朝法律规定不告发是“纵奸”，连邻居都要挨罚的。至于甘愿做王八的，更不得了的。元朝明定甘愿做王八的，本夫与“奸夫淫妇”各杖八十六下，明朝清朝各杖九十下，可见当王八都要挨狠揍。如今王八就是王八了，至少不要再挨狠揍，这种进步，都是王八一落千丈的结果。行文至此，不禁大笑国民党亦有德政，至少他们“忘八”之时、“望八”之余，不再打王八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
　　王八过敏症
　　一九六九年四月里，刘家昌想做导演，筹拍《四男五女》（刘家昌原定名“滑稽人生”、“生老病死”、“四男四女”，我说“四男四女”没有戏，四男五女才有戏，就改为“四男五女”），但他那时候名气不够，别人不相信有大阔老投资他拍片，他就想找个大阔老支持他——假装支持他，以做噱头、以昭大信。那时候有自用汽车的人还很少，而我却是汽车阶级，他看中了我，要我开着汽车，做他的制片人，我开出条件，要向他“强销书刊”——认购《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示友好，他同意，并立字据如下：
　　本人向“OK李”购买《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一○一本），“钱”新台币三0、OOO整子十五日之内二次付清，此据。
　　刘家昌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
　　就这样的，我名列“制片人”头衔，开车进出片厂，见了女明星就搂，俨然大亨了。殊不知这大亨是冒牌的。
　　由于和刘家昌拍片，使我和影剧圈内的人混得很熟。刘家昌挖李翰祥的摄影师陈荣树，使李翰祥颇为不快，由于李翰祥跟我本是熟人，我出面摆平此事，李翰祥杯酒之间，向我抱怨，说他电影公司的“国联五凤”第一凤——江青，就是被刘家昌挖去做老婆的，刘家昌大喜欢挖别人公司的人，教人生气。我劝了李翰祥一阵，李翰祥看我面子，也就没再计较了。
　　后来电影拍成，国民党借口剧本是李敖写的，竟把该片查禁，害得刘家昌大受打击。直到他多年以后，改走投效国民党的路线，梅花不绝、“中华民国”颂不绝，才有志竟成，变成K字压顶的名导演。此是后话，不值一提。
　　在国民党查禁《四男五女》的第二年里，忽然发生了火爆新闻。原来七月十九日李翰祥在桃园夏威夷饭店拍片时，刘家昌赶去，把李翰祥揍伤了，揍了人后，刘家昌下午就招待记者，抱着四岁小儿子，当场大哭，说李翰祥给他当了王八，他忍不了这口气，所以要揍李翰祥，并且把江青休了，要离婚了事。在刘家昌放声大哭之际，他的儿子在旁边参观，手中拿着冰激凌，正吃得痛快。
　　七月二十日《中国时报》报导如下：
　　正在桃园拍戏的李翰祥，因被揍，左边的脸颊浮肿，嘴唇亦破裂。当记者们走访他时，他正以冰块冷敷他的伤处，表情很无奈。
　　他说：“这件事怎么会栽到我的头上，我真不明白，我在电影界二十多年，也没什么狗皮倒灶的事发生过。”
　　李翰祥表示：“我与我的太太张翠英结婚已十九年，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不希望也不允许我的家庭被破坏，同时我也不愿意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他说：“当江青结婚时，我确实曾批评过她的婚姻，那时是因为我对刘家昌认识不深。后来，我发现刘家昌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并且还劝过江青不要再胡闹，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
　　他说：“我劝江青看在孩子面上，不应再闹下去。刘家昌虽然免不了有时与些别的女朋友来往，但对男人来说，这并不是件严重的事。我对江青说，既然你与刘家昌结婚，就应该了解他的个性的，但是江青曾表示过无法挽回的意思。”
　　李翰祥又说：“我和我的太太不可能离婚，我也不可能和江青或其他的女人结婚，因为我的家庭观念很重，我爱我的家，也爱我的孩子。”
　　对于外传他与江青之间有“暖昧”的事，他说：“我真是有口难言，这项谣传不知从何而起。”
　　他说：“江青原是'国联'公司的基本演员，离开'国联，之后，自然免不了与她有来往，而且我导的几部片子，也都有江青参加演出，后来江青与刘家昌分居后，因为寂寞而想自资拍一部电影《梦回青河》，剧本也是我的，我想，谣言可能由此而生。”
　　他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婚姻破裂应该自己检讨一下，不该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李翰祥又说，“我希望他们仍然能和好，不为自己也该为孩子。”同一天的《联合报》上也报导说：
　　李翰祥说：六年以前，当他率领江青回台拍《七仙女》时，外间就曾风风雨雨地传说他与江青如何如何，之后江青与刘家昌结婚之后，谣言才慢慢平息，如今这一谣言又再死灰复燃，使他感到难以解说，不过他只须提出一点来就可以将谣言推翻，假使他与江青之间真有感情之话，江青当初就不会成为刘家昌的太太。
　　李翰祥说：他从影将近二十年，过去在邵氏旗下曾经大红过，回台后他自组“国联”公司，旗下年轻漂亮的女明星也很多，但他一直坚守一项原则：绝不与国内的女孩子们谈情感，他相信圈内人士都了解这是事实，因此他更不可能会与已经结婚生子的江青谈感情。
　　李翰祥说：他一点不怨刘家昌打他，因为只要是男人，都不能忍受“绿色的威胁”的。不过刘家昌在没有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前，只凭流言而把罪名扣在他头上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件事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李翰祥给刘家昌戴绿帽之说，是绝不可能的，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祥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者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李翰祥跟共产党走了，刘家昌跟国民党走了，我今早写完《王八一落千丈考》，联想起这十多年前的一段故事，忍不住追记一下。我在《王八一落千丈考》中写道：“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与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刘家昌的反应，显然是“离奇的程度”的一种。但是，这又绝非刘家昌个人的一个特例，而是流行的所谓“酱缸”节目之一。我的一位坐牢归来的作家朋友，他在出狱以后，在太大离开他以后。就大犯“王八过敏症”，对在他受难时义助他的朋友，一个个咬定是戴他绿帽的人，因而变得毫无理性与感恩，不做王八不炔，但是自认做了王八恐怕也没什么快，充其量，只是他忘恩负义的自欺借口而已、只是他幻想性被虐待狂的变种而已、只是他因嫉妒而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persecutor）的卑鄙栽诬而已。这种王八情结一日不去，这种病态人是一日不能但然庆祝龟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