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是所谓的“三胡”之一，他与胡克实和胡启立同是共青团的三个最高负责人。他被隔离至一九七四年。随后可能是由于邓小平的推荐，担任了党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党的总书记。
陈毅受攻击时是中国外交部长。疯狂攻击他的红卫兵们实际上图谋夺取外交部的大权，进而整倒周恩来。在一次批斗会上，一群迫害狂嚎叫着把一顶高帽子戴在陈毅头上。陈毅请求准许他赴约去见法国大使。他摘下那顶高帽子，要红卫兵妥为保存：“我肯定还用得着它。”说笑话救不了他，他丢了官，失去了自由，身体也垮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逝世了。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书上说他死于癌症。两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不管医疗结论如何，陈毅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夫妻都是死于被称为“文化革命”的这场瘟疫的。
毛身着睡衣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他喃喃地说：“陈毅是个爱国的好人，是位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毛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谁也猜不透。当年陈毅率领将士在瑞金附近的山区活动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断头今日意如何？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却无人来吟诵这首诗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头号对象就是他本人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在中南海大院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住宅紧挨着毛泽东的住宅。七月十二日毛畅游长江：刚回到北京，刘即漫步走到毛的房前，想同老邻居谈谈，却被警卫挡在了门外。他又打电话，没人接。刘的住房有一扇窗户对着毛喜欢散步的那条小径。刘坐在窗前，从清晨直至黄昏，等毛出来，但毛一直没从那儿走过。
刘少奇有一大家子人。他的儿女被卷入了红卫兵运动的漩涡，没过多久他们便惨遭毒打。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被流放到中缅边境，大儿子在那里死于非命，大女儿则被关进了牛棚。他的二儿子刘允尧被关进监狱。年仅十岁的小女儿也遭到同学的殴打，不准她上学。他的三儿子源源和源源的朋友（ 是正受迫害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儿子 ）身无分文，想去血库卖血，竞遭到了拒绝。他的三女儿平平也被监禁起来。
刘少奇及其家人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罗列起来恐怕能写成—本书。他的子女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北京的《工人日报》于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五日发表了这封信。信很长，但比原信要短得多了。刘的遗孀正在写一本关于刘少奇的书，但只写—九六零年刘在湖南宁乡度过的那四十四天的情况。刘在宁乡的老家距离毛的家乡只有三十多英里。那时刘少奇也正在设法了解农村的情况，对毛的大跃进、公社化等政策的后果进行评价。
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试图通过电话和刘少奇及其家人保持联系，后来红卫兵闯进来扯掉了刘的电话。周告诫刘一家不要离开中南海这一受保护的区域。但红卫兵设圈套将刘的妻子王光美骗了出来：他们骗她说，刘平平受重伤已送进医院。在斗争会上，他们给王光美穿上一件衩一直开到臀部的古怪旗袍，并在她的脖子上接了由许多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他们还用小红书（毛的语录）袖打刘少奇的脸，打得他脸颊出血。他们拿走了刘的安眠药，刘只好彻夜不眠，他们把王光美关进丁北京西山的秦城监狱。毛的遗孀江青和“四人帮”成员现在被关在那里。
王光美的一项罪名是她的名字中有美国的“美”字，而她的哥哥王光英的名字中有英国的“英”宇，显然她是美国特务。实际上光美这个名字的含意是“光荣之家的美丽妨娘”，而光英的意思是“光荣之家的英杰”，都是非常典雅的传统的中国名字。确实，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努力想把“亚美利加”一词译得讨人喜欢，故译为“美国”，即美丽的国家；把“英格兰”译为英国，即英雄的国家。但对王家来说，这些名字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王光美的父亲曾任中国的外贸部长，王光英出生时他在英国，而王光美出生时他在美国。这样，这些名字才有了这一层微妙的含意。
刘少奇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彻夜不眠，耀眼的灯光把他的房间照得雪亮（ 而他的妻子却被关在一片黑暗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月，按照林彪的命令，衣衫不整、重病缠身的刘少奇被用飞机押解运送到河南开封，关进了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他被扔在地下室的地上，陷于半昏迷状态。当时他正患着肺炎，而从北京押送他来的看守人员却带着他的药品飞回了北京。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去世了。他躺在水泥地上，数月未理的头发已有一尺多长，口鼻都变了型，嘴角流着血。他的死和死时的情景在多年之后才得到公开的承认。
这场苦难开始前不久，正在养病的刘少奇曾对于女们说：“要是马克思能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半真半假地设想马克思正在九天之上俯视着整个世界。
刘少奇和他的同志们都未觉察到，俯视着他们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毛。正如毛所写的那样，他冷眼看着全世界，看着大地和海洋。
令人费解的是：毛的目光在庐山上为什么变得如此冷峻了？ 他为什么要残酷地整起自己长征中的同志而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呢？ 长期以来，他们不是一直在共事吗？
今天中国没有人能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一位聪明的过来人说，答案也许是因为毛坚信“破”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手段。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毛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曾在杨昌济教授的指导下学过弗雷德里奇·泡尔森的《伦理学》，他在自己的那本书的空白处这样批注道：“我们急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旧世界的毁灭，必将导致新世界的建立。新世界难道不比旧世界更好些吗？”
一九二零年，毛潜心攻读佛学哲理，“破”的原则便印入了他的脑海，并扎下了根。他深信“破”本身就是可贵的。
参加过长征的中国人都认为“文革”的混乱局面不是偶然的。导演这场运动的正是毛本人。是的，林彪、江青和“四人帮”起了作用，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并未超出毛谋划的范围。
这些参加过长征的人也不同意西方关于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夺回个人的权力的观点。他们相信毛从来就没有失去过权力。
他们认为，发生的一切是因为毛对革命急于求成。毛觉得中国的变革不够快，也不够大，旧的东西根深蒂固。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并未出现。他开始出击了，他发动了百花齐放运动、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他试图使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他一道搞一场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世界革命大进军，但未获成功。他的种种努力无一奏效，他越来越感到失望。健在的长征老同志说，毛是个非常激进的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激进程度有增无减。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中国通伊文恩·卡尔森对毛及其革命十分了解，他曾说过：“毛是幻想家，是一个天才。他比他所处的时代要先进五十多年。但他是个危险的人物，因为他的许多计划都是不切实 际的。”
毛从这些失败中汲取了一种教训，而他的同志们则汲取了另一种教训。庐山会议前，他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重游了故乡韶山，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这是他三十二年来第一次回老家。毛知道农村并非太平盛世，他知道彭德怀这个直筒子老兵也去过湖南，井以挑剔的眼光巡视了一番。而韶山地方当局可能为毛布置了一个假象。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是他回来后写了“遍地英雄下夕烟”和“别梦依稀咒逝川”的诗句。
彭德怀看到的是混乱和灾难，毛看到的则是“稻菽千重浪”。他愈发凶狠地把心中的怒火发泄在他的老战友身上。
人们不禁想起这与斯大林的情况多么相似。斯大林在三十年 代搞掉了老布尔什维克。清洗是不是这两家共产主义制度的共同 点呢？ 这是否证明艾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所有的权力都导致腐化，而绝对的权力则导致绝对的腐化呢？ 这种说法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在认真研究了俄国和中国革命都具有的偏执狂特性之后，尤为如此。斯大林的多疑，早年在家乡格鲁吉亚时就表现出来了。毛则早在江西便进行过清洗。
但有一位熟悉毛的中国人却不同意偏执狂的说法，他同意洛甫关于毛和斯大林“整人”都很厉害的说法，但他并不认为毛患有偏执狂病。他说“毛依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完全理智地采取行动。问题是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掺了假，而不是毛的脑子有病。”
也许是这样吧。尽管这样说有点为毛开脱了。肯定有人勤于向毛提供关于他的老战友的虚假情报。他那个权欲熏心的妻子江青在庐山就搞了不少幕后活动，而且从此以后她越搞越凶。
可还有些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毛《登庐山》一诗的尾句是；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
毛写的是诗人陶渊明，他出生的地方离古今闻名的秀峰庐山不过七英里。陶是一员名将的重孙，公元四零五年以后不久便弃官回庐山过起农民的简朴生活来。他与世无争，尽情领略大自然的美景，用诗句记录不断流逝的时光。
在庐山，毛坐在藤椅上，遥望鄱阳湖，目光冷峻，头脑清晰。他“跃上葱茏四百旋”，登上了庐山之巅，但谁能说前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庐山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也许象陶渊明一样，他不久也将撒开公务，返回韶山，在那里象陶那样生活，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象陶所写的那样，毛不愿意再生活在樊笼里，他要“复得返自然”。
这种情绪是不会长久的。毛在取得庐山的胜利之后，便无情地朝“大乱”前进。一九六三年，他写了另一首诗：
“只争朝夕……。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就在他那次著名的畅游长江之前，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一下。”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乱”滚滚而来。毛亲自掌舵。他以冷峻的目光紧盯住自己的目标——他的老战友，那些“害人虫”，拿朱德的话来说，那些在长征中和他同吃一碗饭的人，那些毛认为由于胜利而丧失了革命热情的人。现在，他要进行一场新的更加伟大的革命。如必要，他可以单枪匹马地干。这场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将摧毁一个目前不完美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不完美的制度，并同时摧毁那些意志衰退、不完美的长征战友。任务是严酷无情的，但这将为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扫清道路。毛此时的思想完全沉浸在对这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憧憬之中了。
第三十一章 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赣北新建县一处从未启用过的军校校长住宅的小院里，每逢夕照西下，梧桐树开始投下长影时，邓小平就走出红砖瓦房，开始散步。他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脚步在红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从窗口看着他散步。邓小平当时正被流放，时刻都在看守者的监视之下，她也受到同样的监视。
她后来说：“看着他那坚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一定更明确、更坚定了，他为今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当年，那些穿着灰褐色制服、身负行李背包、肩桂粮袋、腰挎驳壳枪、脚穿草鞋、目光坚定的人们，为了自己向往的前景而艰苦跋涉，翻山涉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自那时起，漫漫的长征岁月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
看来，他们当时所向往的这种前景在思维敏捷的邓小平的头脑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邓小平这个最不可能（或许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领袖的人，现在却已成了中国的领油。
当时，邓小平在贵州的五岭、川滇边界的金沙江江畔和陕北的黄土高原并不驰名。一九六九年他被关在新建县的营房的那些日子里，邓小平这个名字也不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个象邓小平那样有气魄。邓多年来稳步地、几乎出奇地上升。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长征后、他曾担任刘伯承师长的第一二九师政委。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战，后作为第二野战军，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一九四九年十月—日，当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随后，邓成了毛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总管。一九五二年，他来到北京。他参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书记、政治局委员。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都不在话下。一九五七年，他陪同毛赴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摊牌。在中国国内，他的工作是主管农业、工业和教育。
邓小平没有变。他还是襟怀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实实。他察觉到了大跃进的灾难，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他不象另一些人，到庐山来时口袋里揣着两份不同的发言稿——彭德怀得势时用一份，毛取胜时则用另一份。
麻烦就在后来。毛后来说邓（和刘少奇）“见了我就象如丧考妣那样”板着面孔。或者象“文化大革命”的一位领导人陈伯达所形容的那样：“要与邓小平平等讨论问题，比架梯登天还难。”
这就是邓，他反击了，他采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问题时所采用的办法，作了自我批评、但没有奏效。他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邓销声匿迹。他被软禁在家中，不许与外界联系。他的孩子们都四分五散，挨批斗，并被选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他的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断了，下肢瘫痪，还不许就医，造成了终身残疾。一九六八年十月，邓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后扶养他成人的继母都被送到长征启程的江西。在江西，邓小平住在南昌郊外一所空着的步兵学校里的一幢两层楼房里，那里曾是校长的住房。象中国当时的所有学校一样。这所步兵学校也因“文化革命”而早就关闭了。
象许多参加过长征的入的遭遇一律，邓小平过了三年这样的监禁生活。他当时六十五岁，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炉子取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曾在雷诺汽车厂里做过工。此刻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机工手艺。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机厂里劳动，他操作机器、她则擦洗电线线圈。在二十分钟的来回路上，每次都有武装看守监护。这条路很滑，邓有时滑倒。没有得到许可，他们是不准讲话的。
下午，他们在自己园子里劳动，养鸡、种莱。他们把钱省下来，希望能把孩子们接到身边来。他们最小的女儿毛毛（邓榕）和幼子邓梓方（他因皮肤黑而得绰号“小黑人”）在陕西农村的生产队劳动。
邓小平没有受过拷打，还获准从北京带些书来。晚上，他看书，有时看马、列的书，有时看中国历史书籍，有时看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他的继母做针线活。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晚间新闻。
他们渐渐地与一起劳动的工人建立了友情。在这段漫长的禁闭时期，邓打过桥牌吗？ 看来不可能。要打也只能三人打，他与缠绵病榻的妻子和年迈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继母一起打。象延安时期的许多人那样，邓逐渐喜欢上了桥牌。一些国际桥牌手认为邓打桥牌具有世界水平。当权后，几乎天天打桥牌。万里是他的牌友，万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他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初期就成了斗争对象。据说，有时他还与杨尚昆将军打脾。另一个牌友是人大副秘书长丁光禄。纽约的桥牌冠军凯瑟琳·魏与邓打过桥牌，称邓是桥牌好手。他告诉她：“打桥牌使我思维保持敏捷。”他打牌争输赢，但不赌钱。输者得钻桌子，邓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他总是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了起来。由于他的身材矮小，钻桌子对他来说比较容易。
打桥牌和玩扑克牌在延安时期都很流行。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有时一夜一夜地在一起打牌。毛打起来就不愿停手。根据斯诺的看法，他是个“大赌徒，但不善于下大注吓倒对方”，他打牌喜欢下大的（但是假的）赌注。海伦·斯诺报道说，毛常常一个人自己玩牌，他整小时地玩兰米牌戏。
在“文化革命”中，邓首先考虑的是他残废的长子的身体状况和切身福利。一九七一年，他获准把受伤的朴方带到江西。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条件很差，躺在床上，编织铁丝篮子，挣一点钱。接到江西后，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邓夫妇和邓的继母尽力照顾这个年轻人。卓琳尽管自己身体不好，还亲自看护她的儿子。邓给他按摩，并帮他洗澡。以后，邓开始请求当局把儿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适当的治疗。直到一九七三年，邓朴方才获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后，邓终于通过中国当时在纽约联合国的代表黄华的帮忙而得以将邓朴方送到美国去诊治。美国医生说，邓朴方的治疗耽误太久，下肢已无法康复了。他现在担任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长。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邓和夫人被召去参加会议，听政治报告。自一九六六年他们被捕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时，邓朴方和毛毛都已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当邓和夫人由武装警卫押送回家时，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着母亲来到厨房。在厨房里，母亲悄悄地在女儿手上写了四个字：“林彪已死”。
一九七四年二月，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长的毛时代行将告终。“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它的破坏性甚于一场战争，工业颓于崩溃，教育被取消，党被搞得四分五裂。刘少奇等许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况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