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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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A·V·戴西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经典教材《宪法之法则》。多年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攻击戴西教条式地反对新的行政国家，现在仍有许多知识渊博的评论家仍在这样做。但我却对他的理论深表赞同——有一点可能并非不重要，即戴西虽然是个法律大师，但从内心讲，他更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派。用戴西的活，“宪法之法则”源于“几代英国政治家和律师不断努力锤炼出来的两个指导原则”。第一个是议会至上，第二个是法治。我把法治简单概括为“法律高于一切”，这种概括当然是不充分的，无论戴西1885年创作时，还是大约70年后的今天我读他的作品时，法治这个词仍具有浓厚的英国或至少是盎格鲁撤克逊风味。我后来又读了海克的代表著作《自由之宪法》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后才真正开始认识到这一原则有广泛的应用性。
如果政治已融入你的血液，任何事情都像是又把你带回到政治去。不管是回味戴西的著作，钻研复杂的税法，或者与律师学院保守党协会的成员们讨论当前的问题，我的脑海中最重要的还是政治问题。因此，当1954年12月我听到奥尔平顿选区有候选人空缺时，我马上给中央总部打电话，要求将我列入候选人名单，因为我知道，奥尔平顿与我的旧选区达特福德为邻，离伦敦也不远。我参加了面试，并进入缩小的候选人名单。我与丹尼斯坐在选拔委员会的会场外，我听到来自当地的候选人唐纳德·萨姆纳（也是当地保守党协会主席）在他的讲话中坚定地表示，奥尔平顿真正需要的是“一位真正了解这个选区的一切的议员——一个知道洛克斯博特姆（奥尔平顿旧名）道路状况的人。”我和丹尼斯都禁不住大笑。唐纳德·萨姆纳成为该选区的候选人。
选拔委员会的决定自然使我很失望，因为奥尔平顿本可能是我理想的选区。现在看来，在大选前——大选好像越来越近了——找到像奥尔平顿这样对我合适的选区非常不大可能了。因此，我写信给约翰·黑尔说，我现在将“继续从事律师工作，多年内将不再考虑进入议会的事”。他也许比我自己更了解我，他在回信中说，如果在肯特郡有某个能够获胜席位的话，希望我至少重新考虑我的决定。但我坚持自己的决定，同时，我也表示如果需要，我总是愿意到选区去讲话，而且将积极参加大选运动。
虽然，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忠诚的保守党人，但一段时间里我已感到政府本来可以在放弃社会主义、实行自由企业政策方面采取更进一步的、更快的行动。但要想说服公众舆论——或者其实是他们自己——使他们相信味道浓一点会更可口是不容易的。实际上，到1955年，在取消控制方面，或将国有化的工业还给私营部门方面已取得了不少但步伐不大的进展。食品配给制也最终停止了。已采取重大措施来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钢铁国有化已经停止，而且已开始出售公路货运企业。此外，自1951年以来，国有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稳步下降。还有一件事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垄断被打破，商业电视开始运作。
第三节 苏伊士运河事件及以后
保守党关于政策问题的考虑也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激进。把近年来保守党出版的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一个国家》（1950年10月）及《变革是我们的盟友》（1954年5月）进行比较，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两部著作是由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议员撰写的。他们包括伊诺克·鲍威尔、安格斯·莫德、罗伯特·卡尔及特德·希思、伊恩·麦克劳德（后两位只参加《一个国家》的撰写工作）。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涉及的是社会政策，而社会政策是一个很难的话题，特别是在保守党政府不得不减少公共开支的时候。但该文件相对温和的态度表明保守党采取的是守势的办法和思想。文件强调（当然很有说服力地强调）保守党仍将致力于建立一个福利“安全网”，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低于某一标准，保守党也将坚持安东尼·艾登提出的济贫而不是劫富的主张。
《变革是我们的盟友》是一份更为令人振奋的文件。80年代后期，我重温这个文件，发现我成为党的领袖后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分析与书中的相同。本书从探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经济中的集体主义不断扩大的原因写起，然后大胆地批驳了那种和平时期应该继续像二战时期那样对经济进行计划的论调。本书甚至指出了一个每个人都知道是正确的，但战后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人说出的事实，即不管战时的计划体制在当时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是多么必要的，它仍然是低效的、浪费的、官僚的。 如果把贝弗里奇勋爵在他的非官方研究报告 《一个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1944年出版）中提出的设想与十年后的情况作个回顾性比较，就更能揭示对经济进行详尽预测并制订数量指标的经济计划之愚蠢与荒唐。令人敬佩的是报告的一切论述均在情理之中。《变革是我们的盟友》及翌年的保守党竞选宣言的作者们没有做的——这不是说我当时已想到他们应该做——建议从根本上消灭工业中的集体主义，或者对福利国家进根本性的改革。50年代中期以来，保守党至少已经开始考虑对自由市场进行一项连续性分析。一旦保守党有了执政的机会，将可能自然导致自由市场政策。但未来情势的发展并非如此。
1955年4月，丘吉尔辞去首相职务，由安东尼·艾登接替。接着很快发生了一连串事件，举行了新的大选，产生一个新的保守党政府，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惨败，哈罗德·麦克米论——这个善于变革的人入主唐宁街10号。
在1955年5月的大选运动中，我到一些选区发表演讲，这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枯燥无味的事。一旦你当过候选人，其他的事情均对你没有吸引力了。另外，大家对此次大选的结果看得比较清楚。果然不出所料，保守党以超出对手58席的优势赢得大选的胜利。但艾登政府的政治蜜月期却十分短暂。艾登政府上台后不久即觉得拉布·巴特勒在选举前制订的预算太宽松，随后就于10月制订了一个较为紧缩的预算，这使巴特勒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6个月后，哈罗德·麦克米伦取代巴特勒任财政大臣——也使政府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但是，真正使艾登垮台的将是外交事务。
1956年7月至11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背景一直是各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当时，大家总的感觉，至少保守党人的感觉是英国作为一个强国不能受到纳赛尔的埃及的摆布，应该教训埃及一下，决不能鼓励专制者。当时，公众对英法及以色列是如何合作的许多细节并不知道。因此，对我们来讲，安东尼·纳丁及后来我的老朋友爱德华·博伊尔为抗议政府干预运河事务而辞职几乎是难以理解的。虽然即使这么多年后我仍然不能表示赞成，但现在觉得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行动。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要在利益和原则之间找到平衡，决非易事。我丝毫不怀疑英国有权对纳赛尔非法攫取国际航道作出反应——只要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但是，夏季以来，比我们更聪明的独裁者使我们陷入了一个要保护我们的利益就必须牺牲我们的法律原则的处境。英、法、以相互合作受到批评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有人认为一旦事情暴露——肯定会的，也确实这样发生了——我们的声誉将受损。同时，苏伊士事件可能是欧洲大国顶住并搞垮一个第三世界独裁者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独裁者对遵守国际协议不感兴趣，除非协议对他有利。纳赛尔的胜利成果还有：伊拉克亲西方的政权被推翻；埃及占领了也门；以色列被阿拉伯世界所包围，并导致了六·五战争。到我离任时，我们还不断收到这场战争的帐单。
随着我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从这一悲伤的事件中总结出4方面的教训。首先，我们不应该进行军事行动，除非我们已下决心并有能力取胜。第二，在影响英国利益的重大国际事务中，我们再也不能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上。第三，我们应保证我们的行动符合国际法。最后，优柔寡断者必输。
当时，我坚决支持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行动。工党起初支持政府，后来又反对政府的军事行动。我对工党的这种投机行为（我这么认为）十分反感。丹尼斯和我与许多读者一样取消了《观察家报》的订阅，并发誓不再读该报，因为它反对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上的作法）这并不是说我对政府的行动没有任何看法，即使那时我对国际法的细节不如后来那样清楚，我冒着大雨冲过档案巷去买的晚报竟然登出这样的标题：“最后通碟！”英国和法国要求埃及和以色列从运河撤军，使英、法军队将埃、以军队隔开并保护航道。我当时不太清楚英国人怎么能向埃及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支持艾登。
从政治上来讲，在苏伊士事件中的失败行动是一个严重挫折。虽然，事件的全面情况多年后才逐渐清楚，但当时立刻看见的是政府无能，而它的无能是以一种极其令人羞辱的方式暴露出来的。对保守党政府，特别是对由一个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享有信誉的人领导的政府来说，这个事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保守党支持者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诅丧感。丹尼斯作为一名前皇家炮兵的军官，对军事行动快要结束时被迫中止而使我们的军队受到愚弄感到十分气愤，因此，他的反应愈加强烈。他对我说：“当你的部队正在外巡逻时，你绝不应宣布停火。”我将记住这一点：在战争时期，政治家们在作决定时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决定对实地作战的部队意味着什么。
我们也严厉指责美国的表现，一些保守党人从来没有宽恕美国人。到我任首相时，一些较右翼的圈子里的人仍怀有反美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我也觉得我们的传统盟友确实让我们失望了——虽然那时我当然也未意识到英、法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同样让艾森豪威尔失望，因为和平是他的主要竞选口号。但不管怎么说，我也感到我们与我们大西洋彼岸近亲的“特殊关系”的基础是十分牢固的，即使像苏伊士运河事件这样的危机也不会破坏它。一些人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表明美国人极力反对英国的大国作用，美国已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不应该再信任他们，欧洲进一步的一体化是唯一的答案。但我一直坚持认为，还有另外一个结论，并且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如果没有取得美国的支持就无法持久。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苏伊士运河事件还发挥了一个未曾料到的作用。它促使美国最终取代英国成为西方利益和自由的国际经济制度的维护者，而这种力量的转移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也是必要的。
我虽然十分关注苏伊士事件，但并非对1956年11月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恶毒野蛮行为无动于衷。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仅几个月前曾携其为人友善的妻子访问了英国。当时，还有一件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直努力改善其形象，而它对匈牙利采取的残酷的、野蛮的侮辱使其以前的努力化为乌有。数年后，我同鲍勃·康奎斯特谈起我当时的反应。我后来任反对党领袖时，鲍勃·康奎斯特给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他在60年代后期写的《大恐怖》首次全面揭露了斯大林残杀大量无辜的情况。他说，我们在与苏联人打交道时犯的典型错误是我们认为他们会像西方人处在他们的形势时那样行事。影响他们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残酷得多的政治文化。正因为想到以上这些，1980年9月伊拉克进攻伊朗后，我要求情报部门回顾一下像匈牙利这样的事件。我们未能预测事件会发生是因为我们未能把握侵略者的心理，也就未能得出他们将采取行动的结论。
当然，对于匈牙利悲剧的发生，我们几乎无能为力——而且无论有没有苏伊士运河事件，北约都不会为了匈牙利去冒险打一场大战。但许多匈牙利人却不是这样想，这就更加使他们对我们的背叛感到气愤。我记得一家星期日报纸采访了一名隐藏在地下室的匈牙利妇女。她说：“西方不会来帮助我们。自由是很自私的。”听到这种指责，我感到心如刀绞。
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大丢面子后，很明显安东尼·艾登不能继续担任首相了。他在这场危机中患病，1957年1月辞职。我所处的圈子里许多人都在猜测谁会继任首相——因为那个时候保守党领袖是“应运而生”，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我的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相信女王绝不会召见拉布·巴特勒，因为他大倾向左翼了。相比之下，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被认为是右翼候选人。这一切都说明我对这两个人——特别对那个十分聪明、令人难以捉摸的，不久将成为首相的人——的过去和现在的信念了解得多么少。
哈罗德·麦克米伦具有任何老练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力量和弱点。他养成一种倦怠并且几乎很陈旧的风格。这不足以——也不是为了一一掩盖他背后的精明。他是一个戴多个面具的人。例如，你不可能看得出他虽然外表对什么都不在乎，但实际上是一位十分虔诚的政治家。
哈罗德·麦克米伦最大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成就是修补与美国的关系。这是英国恢复其信誉和地位的基本条件。不幸的是，他未能修补苏伊士运河事件对英国政界的士气造成的损害——一种十足的“苏伊士综合症”。他们从相信英国无所不能到几乎神经质地认为英国将千事无成。这总是滑稽可笑的夸张。那时，我们仍是一个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的中等强国，北约的重要国家，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伟大的英联邦的中心。
麦克米伦对国内事务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在他的领导下，1957年政府取消了对私房房租的控制，这就大大减少了自1915年以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的对房租控制的程度。这是一项必要的，但决不是受到欢迎的举措。但总的来说，在麦克米伦领导下的保守党逐步向国家干预的方向迈进，而这种趋势在1959年以后变得更加明显。
即使在那时一些事态的发展也使我感到不安。当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伊诺克、鲍威尔、尼吉尔·伯奇一一麦克米伦的整个财政班子——因为1958年1月公共开支增加了5000万英镑而辞职时，麦克米伦诙谐地称之为“小小的局部困难”。我无权评论争端本身的是非，但我觉得节约公款并非是辞职的不体面的原因。只要在偏离财政道德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几步，那么最终放弃财政道德就变得容易得多。而放弃财政道德又带来自身的负面影响。这就是后来几年的情况。
但麦克米伦确实是一位极其精明能干的政治家。早在1957年夏天，他就已经意识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一直在迅速提高，而这是政治成功的最好希望。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断言“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工党及批评者则攻击这一点，说这表明麦克米伦满足于现状、追求物质享受。但实际上这是对的，在政治上是有说服力的。大家有一种感觉，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而且这归功于私有企业而不是计划。这个国家最不愿意做的是回到那种粗布衬衣式的紧缩简朴的时代。因此，对“超级麦克”的攻击反而于己不利。
虽然这样，保守党人在政治上恢复元气并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在1957年10月党的年会召开时——这是我未出席的少数几次年会之一——民意测验显示对工党支持率为52％，而保守党仅为33％。更糟的是，自由党在1958年3月的托灵顿补缺选举中获胜，对我们是严重的打击。
直到那年夏未，保守党才在民意测验中赶上工党。1959年大选时，两个主要政党都毫不掩饰地竞相附和全国要求物质改善的愿望。 保守党宣言直率地称，“保守党使你的生活更好，不要让工党破坏了。”宣言接着承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使英国的生活水平翻一番，而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则在竟选运动开始几天后宣布，虽然工党计划增加开支，但将不会提高所得税——这个承诺即使在当时的乐观的政治气氛中也是根本难以令人置信的。
第四节 芬奇利之路
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经重新加入到选举的角逐之中。1956年2月，我给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唐纳德·凯伯里写信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种回到活跃政治的想法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我刚开始从事律师职业时曾想全身心地投入法律工作，但是从事财税及公司事务的一点经历非但没有使我的注意力离开政治，反倒使我对法律之信念愈强，对立法机构则更加密切关注。”
过了一个月，我去拜访唐纳德·凯伯里。把我列入候选人名单不成问题——而且这次只考虑保守党拥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胜的。更令我高兴的是唐纳德·凯伯里是1位能够经常提供良好建议、为人友善、值得信赖的朋友。这对希望成为候选人的我来说可不是件小事。
我与选拔委员会打交道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54年，我争取成为奥尔平顿的候选人。1957年和1958年曾争取成为贝克纳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的候选人。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被列入范围缩小的候选人名单，再进行一次大家认为不错的演讲，然后开始回答问题。多数问题的意图是相同的。问我家务缠身，能否有足够的时间为选区工作，我是否意识到当一名国会议员花在外边的时间会很多，花在家里的时间会很少，我一、两年后再争取进入议会是否更好。有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