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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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右派中的偏左人士
后座议员的生活总是那么激动人心而又紧张忙碌，有一次我竟晕倒在议员餐厅，令我的男同事们惊恐不已。我把尽量多的时间用在议会和各后座议员委员会中，也定期出席保守党新议员会餐俱乐部的活动，像哈罗德·麦克米伦、拉布·巴特勒、伊恩、麦克劳德和伊诺克·鲍威尔这样的保守党内的杰出人物和彼得·厄特利这样才华横溢的年轻的保守党记者都常到这个俱乐部演讲。
这个时期，晋升和成功的自然途径是脐身政治中心并成为保守党内的左翼。最重要的是，正在崛起的保守党政治家必须避免成为“反动分子”。没有什么别的可比拥有这一标志更容易使人遭受社交和职业上的损害了。这个时期的保守主义缺乏生气。尽管如今人们普遍认为60年代的道德败坏及社会和经济遭受破坏的形势主要指1964年后的工党政府执政时期，保守党则应对60年代初期的放任自流和犬儒主义趋势承担主要责任。
保守党在60年代初确实处在它不常有的自呜得意的阶段。1959年麦克米伦以压倒多数赢得了胜利，其影响随后持续扩大，这一切甚至使无党派倾向的评论家也认为保守党是“现代化”的政党，而以“布帽形象”出现的工党则面临沦为永久性反对党的危险。有一天晚上拉布·巴特勒在新议员会餐俱乐部对我们说，如果保守党策略得当，未来的25年里我们都可以政权在握。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什么动力促使人们对政策作认真的前瞻性的思考或进行哲学反恩。当时保守党内主要争论的是伊恩·麦克劳德的“爬出非洲”的论点。年老的右派们抱怨英国放弃了对白人定居者和非洲多数部落农民的责任，把权力交给了城镇中毫无根基的非洲人政治家，这些人不久将成为独裁者。以后的时间表明了这些担忧似乎是有预见性的；但在60年代初期它们看似在恋恋不舍地追求几乎已随历史消失的帝国。保守党议员中一小部分热情洋溢的人支持这种批评意见；而我们大部分人则认为伊恩·麦克劳德把保守党的殖民政策“现代化”了，因而支持他。
回顾60年代的情况，奇怪的是，尽管保守党日益严重地担心自己失去对当代发展潮流与时尚的把握，它实际已开始不了解普通保守派百姓的本能和愿望。在涉及工会、移民、法制和向第三世界援助等不同问题时情况如此，而在涉及经济管理的问题时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这倒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1959年冬到1960年的通货膨胀率为零，而且直至1961年夏季前一直不到5％，但是收支平衡问题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当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控制信贷、提高利率、寻求国际贷款以支撑英镑、提高税收及一定模式的收入政策等，这些措施在以后的15年中变得家喻户晓。
当时看不到那种后来产生“赛尔斯登人”和撤切尔主义的反思、伊诺克·鲍威尔正在推行麦克米伦主持的最大的公共开支计划之一的建造医院的10年计划。只有少数后座议员（包括新上任的约翰·比芬）准备就反对收入政策和支持对通货膨胀进行金融控制的问题进行辩论。的确，对通货膨胀（对失业而言）的不健康的担忧一直被当权者们视为反映了英国社会中没落阶层（如领取养者金的固定收入者）的利益，而不反映保守党总部想像中的新兴的、活跃的“年轻经理们”的利益，后来领养老金的固定收入者让我们在诸如奥尔平顿和米德尔斯伯勒西区这样的保守党腹地的补缺选举中领教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一切，加上1962年开始的一系列丑闻，标志着麦克米伦保守主义自呜得意时期的结束。随后的几年里我们经历了失败，成为反对党，最终进行了反思，保守党人本能地放弃了家长制，开始了保守主义的新的风格。
尽管任后座议员时期我与政府和保守党内主流的正统派之间的关系没有出现太大的麻烦，我却明白，即使得到了一些喝彩，我不是那些可以青云直上的年轻保守党人中的一员。我有自己的理想。对于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我感到不安，仅仅是有点不安而已。但对于一个信仰财政稳定、自由企业的创造潜力和社会纪律的人来说，确有许多事情值得担忧。
对我们的经济管理了解得越多印象就越差。我认真地听取了保守党后座议员奈杰尔·伯奇的发言，他严厉批评政府没能控制公共开支。政府的论点是，只要经济继续增长，就可承受公共开支的增加。这就迫使我们实行过分扩大需求的政策，而当它对收支平衡或英镑产生压力时又猛然收回这种政策，这正是1961年夏天的情形。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推出了一个紧缩通货的预算和我们的第一个收入政策——“暂停支付”。另一项作法当然是把税收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之上。财政大臣惟恐基本所得税上涨，特别强调要制止逃税和漏税，通过不断扩大国内税收权限来达到此目的。作为一名税务律师，也源于我自己本能地不喜欢赋予官僚们更多的权力，我对这一问题反应强烈，并帮助“保守党法律界人士协会”写了一份批评性的报告。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应彻底纠正刑事政策中时尚的自由派倾向，于是发言并投票支持一项有关用桦木条或答杖抽打年轻重犯的新条款，我们有些人想把此款加入当年的“刑事司法法案”中。在当时盛行的舆论氛围中，我知道这一条款会使我遭受那些自视高尚和心地善良的评论者的奚落。但我的选民们并不这么看，我们右派议员中的许多人也不这么看。尽管新条款被彻底地击败了，这是可想而知的，却有69名保守党后座议员投政府的反对票而支持这一条款。这是我党自1951年执政以来的最大一次党内造反，议会督导办公室对此颇感不悦。这在我的下院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不按我党方针投票的情况。
1961年的夏季在政治上真可谓丰富多采。我一直关注着外交事务，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事件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关系别扭、苏联人建起了柏林墙（议会就此开会讨论）、与本国关系更密切的是为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而开始的谈判。也有种种关于内阁改组的猜测。尽管我的名声稍稍受损，我还是有理由认为自己可能是改组的受益者。我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处于公众的注意中，这不仅因为关于肉体刑罚的演说，为居住高层住宅的学龄前儿童缺乏必要设施的问题我与弗林特东区的工党议员艾里妮·怀特一起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由于当时大量设计低劣的，可怕的高层楼房正拔地而起，这一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我自认为可以从改组中受益的理由很简单。帕特·洪斯比一史密斯已决定辞职去追求她的商业利益，而人们往往认为保持政府中妇女的人数在政治上是可取的。我甚至得到了关于我的未来职务的已不算很隐晦的提示。据消息透露，有两个位于正空着，一个是航空部，另一个是养者金部。即使我更钟情于航空部，在当时我也明白他们不会把这个位子交给一名年轻妇女。
话虽这么说，当电话响起、我被召去见首相时，我并不想掩饰自己的兴奋。唐宁街10号正在进行大规模整修，于是海军部大厦成了哈罗德·麦克米伦相当豪华的临时寓所。我已对他形成了强烈的个人印象，这不仅来自他在议会或“1922年委员会”的演讲，也来自他到我们“新议员会餐俱乐部”作的演说，那一次他大力推荐迪斯雷利的《雪毕儿》和《科宁斯比》作为政治读物。尽管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迪斯雷利的书能吸引哈罗德。麦克米伦，他的文风过于华美，不太对我的口味）我现在已明白，麦克米伦实际上比他的外表更复杂和敏感，但当时我似乎更相信他表面上显示出来的特点。无论是与肯尼迪总统达成交易、巩固友情，还是向大声咆哮的赫鲁晓夫轻松幽默地回敬几句表示轻蔑的话，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国外的确是英国的杰出代表。
在内、外政策方面，麦克米伦总是为其历史感而引以为豪。他试图在两个超级大国问建立和谐的关系，也强烈地相信英国的命运系于欧洲，在这些方面他深受两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影响。就像他常提醒我们的那样，他确实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议员之一。他喜欢经济增长更甚于财政稳定，长期以来他相信计划的好处，这是他为防止30年代的通货紧缩和失业现象的反应，当时他任蒂斯河畔斯托克顿的议员。据说他任财政大臣时官员们曾统计过他一周内共提过多少次“斯托克顿”，历史的教训总是教会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对战争的起因和资本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原因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从格兰瑟姆的角度与从斯托克顿的角度看待事物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第四节 任职
我穿上那套宝石蓝的最好的套服会见首相。见面时间很短。哈罗德·麦克米伦很有魅力地向我问候，并任命我预想中的职务。我热情地接受任命。我希望尽快开始工作，于是问他我该如何处理部内事务。他以他独特的方式说道：“这样吧，先给常务次官打个电话，明早11点到那儿去一下，到处走走，然后就离开。我是不会呆太久的。”这样，第二天上午，还不到11点，我来到了位于斯特兰德区约翰6亚当街的美观的乔治大厦，当时这儿是“养老金和国家保险部”的总部。我的大臣约翰·博伊德—卡彭特在大门口迎接我）把我领到我的新办公室，我非常欣赏他的这种表示，而且当我任内阁大臣后也总是仿效他的做法。约翰是那种容易使人喜欢的人，人们会欣赏他的善良、对细节的把握及将复杂的事情简捷地解释清楚的能力。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和辩论家。总而言之，他是值得一名新任政务次官学习的好榜样）1962年他升任财政部首席大臣后，我的新大臣是耐尔·麦克佛森，他的后任是理查德·伍德。有他们任大臣我真是十分幸运。只有大臣指挥得当，政务次官的工作才会有意思并劳有所值。我感到他们给予我一切机会。在约翰，亚当街的第一天只不过是认识些新面孔和陌生事件。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别的事。我只是先辨辨方向、听听别人的介绍而已。
星期五（那天是我生日），在布赖顿保守党年会上，我被安排坐在主席台的显著位子。当我穿戴品蓝色裙服和帽子、乘坐品蓝色汽车出现在会场人口处时，只听得一片照相机的咔嚓声。伊恩·麦克劳德在最近的一次小规模改组后就任党的主席，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保守党正在向左转，这次大会的总体气氛也是如此，而我的任职和穿着却与这种气氛格格不入。
回到部里，枯燥的工作代替了抛头露面时的风光，对此我毫无怨言。当时“养老金和国家保险部”（也就是今天的“社会保障部勺处理的问题比政府其他部门的工作（财政部的税收工作部分可能是个例外）从技术上说更复杂些。这不仅关系到在下院能否避免成为他人攻击的对象。如果一个人希望为政策的制定作出一点认真的贡献，他必须对主要原则和个别细节都了如指掌。我开始朝此方向努力。
第一步是重读贝弗里吉报告的原文。该报告明确陈述了战后养老金和福利体系的基本原理。 我原来已对其中的主要内容十分熟悉并非常赞同。 其核心是全面的“社会保险计划”的概念，目的是弥））失业、疾病或退休而弓！起的丧失挣钱能力所造成的损失，这是通过由统一定额的个人投保金资助的基本生活水准救济金体系实施的。与此并存的还有“国家资助”体系。其资金来源于普通税收，目的是帮助那些由于没有能力交投保金或因保险金已用完而无法继续享受“国家保险”福利的人。“国家资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的体系进行试验的，它涉及的领域将随着养老金或个人储蓄的增加而消失。
现在回头看看贝弗里吉作的许多设想和预言而感到可笑是很容易的、他大大地低估了其建议的成本，尽管其中部分原因是战后的工党政府立即实施了全额养老金，而没有像贝弗里吉设想的那样经过一个为期20年的过渡阶段。还有些其他的问题。投保金和福利收益之间的关系因养老金增力“和老年人在人口中比例的上升而愈发变得不明朗，这种关系在任何一个个案中总是间接的。”国家资助“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与后来的”补充救济“和”收入补贴“一样，不断膨胀，成为纳税人的危险的负担。这两个按定义应互为补充而实际上却常常互相矛盾的关系的不正常体系已成为难以摆脱的麻烦了。
尽管有上述问题，贝弗里吉还是竭力防止对福利的依赖和丧失个人主动努力的不良后果，这些正是后来的政府多少忽视了、而现在又回过来给我们带来灾难的问题。不管在实践中的结果如何，贝弗里吉报告的措辞带有后来人们所说的撒切尔色彩：
……国家应为服务和投保金提供担保。在承当担保者的同时，国家不应抑制激励动力、机会或责任心；在制定国家最低投保金标准时，应留有余地，鼓励每个人自愿地为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缴纳高于最低标准的金额。［第9款］
……受保人不应认为可以源源不断地不劳而获，无论其原因如何。［第22款］
……物质进步依赖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依靠投资并最终靠储蓄……部分发放给工薪阶层和其他低收入者的额外资源应由他们储蓄起来，而不是立即消费掉，这一点很重要。第376款］
贝弗里吉最初的构想和这一体系的实际发展情况（及公众对此的期望）之间的差距产生了一些困难问题，我们在部内的大部分时间就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影响并找到解决办法。例如，当通货膨胀还没得到控制时，救济金每年就得上调以应付局面，这时就有各种呼声反对国家保险养老金上调，而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构成个人收入一部分的“国家资助”却没有增加。人们也越来越期望退休时能得到比基本生活水准养老金更好的东西，但其所需的投保金水平或从普通税收中得到的资助使它看来是行不通的。这就产生了约翰·博伊德一卡彭特关于“分级养老金”计划的立意，在这个计划中较高额的投保金将确保得到较高额的养老金，这一规定的制定目的在于鼓励私人职业养老金计划。另一个始终困扰我们、而却找不到最终可行答案的问题是“收入规则”，按照此规则，还在工作的领养老金者可能根据收入的一定水平丧失部分或全部养老金。这一条对领养老金的寡妇们的不利影响使我感到困难和费心，这点我后面还会解释。
另外还有3个将困扰政府多年的问题也开始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没有缴纳足够的投保金而得不到全额“国家保险”养老金的老年人，应该如何保证他们有不错的收入水平。第二个，继续寻找“社会保障”救济的更大的“选择性”（当时的术语），即，把救济集中在最急需的人、而不是泛泛地用于一大批普通受救济者。（事实上，我们当今关于“有目的的救济”——这是现在的术语——的辩论表明，这种做法无济于事。）最后一个，是对“国家资助”及其方式所蒙受的坏名声的争论。正如我常指出的，这一问题有两面性。一方面，真正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当然应得到鼓励接受国家提供的帮助。另一方面，那些我曾称之为“高做的人们”的自尊心从道德上说值得钦佩。他们不食“嗟来之食”，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也可防止依赖性的滋长，因为依赖性意味着一旦失去依赖就会最终导致破坏性的社会后果。
除了贝弗里吉报告和从部里得到的其他一般性介绍外，使我更多地学到社会保障体系知识的是个案工作，即就某人在信中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调查。如果感到对背景情况没有充分了解的话，我是不会在回信中签名的。结果，官员们络绎不绝地进出我那间不大的办公室，以他们无与伦比的学识在每个问题上使我受益。对待议会问题我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即与其他大臣商量。我不满足于知道答案或口径。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我第一次在议会讲台前露面回答提问的前一个周未恐怕对我的私人秘书和我都是一种神经折磨，因为我几乎不停地通过电话寻求他对各种问题作出的解释。
除了与那些受指派处理我的“私人法案”的文官有过一些言辞激烈的对话外，我是在养老金部才开始首次与文官们打职业性交道的，该部的常务次官实际上权力比政务次官大得多。我早就被明确地告知，他只对部内的大臣级领导负责。我在养老金部期间的前后两位常务次官埃里克·宝野和克里弗德·贾雷特是最出色的文官的代表——聪明、认真、非常正直。但真正的专家可能来自更低级别的文官。我不久就发现，有关养老金的正确可靠的资料来源于一个名叫约翰·瓦雷的副秘书。一般来说，我所见过的官员的素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同一部门的3位不同的大臣手下任政务次官，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即使针对同一问题，文官们提供给不同大臣的建议是不相同的。因此，当耐尔·麦克佛森和理查德·伍德收到的政策呈文中的建议措施与我所知提交给他们前任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的不同时，我指出了这点，记得我接着说：“你们不是这么建议前任大臣的。”他们回答说，他们早知道他永远不会采纳这一建议。当时我即决定，一旦我负责一个部的工作，我会坚持对任何文官汇报给我的意见作出绝对坦率的评价。应由其本人陈述理由。
我还得到了另一个教训。废除针对寡居母亲的“收入规则”一事面临重重压力。我对此深为同情。作为一名新议员，这确实是我公开表明自己立场的问题之一。我认为，如果一位失去丈夫而又必须抚养子女的妇女决定外出工作以多挣点钱，她不该因此而丧失抚恤金。也许，作为妇女我更了解寡妇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许我仍然记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在格兰瑟姆我父亲的店里，一个新近守寡的母亲为了节省她那点微薄的收入而购买残次的水果。面对反对党的攻击，我感到几乎无法为政府的立场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