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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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插进一些额外的段落，作为新闻稿发出去。结果，我对随身带到苏格兰来的讲稿动了个大手术。讲话的时间快到了，我还跪在喀里多尼亚饭店房间里，用剪刀和透明胶带从摊了一地的资料中剪贴发言稿。特萨·贾丁·佩特森忙不迭地用打字机帮我打出每一页讲稿。我在利斯市政厅发表的讲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稿子。它的内容至少很新鲜——甚至我也有此感觉。在讲话的结尾，我加进了引自基普林的几行我很喜爱的诗句：
世界正在沉睡，一时还不会醒来，
从漫长的恶梦中，她喃喃自语，
低声呻吟，
突然间，所有的人站立起来，他们
听到了砸碎脚镣的声音，
人们相互微笑着说，他的灵魂
属于他自己！
这里的听众实在了不起，头几次欢呼声就使我精神振奋，我作了最出色的讲话。
接着我们前往格拉斯奇，在机场饭店下榻，很晚才吃晚饭，之后便休息，第二天要继续在苏格兰进行竞选活动。一次成功的讲话引起的激动使我情绪无比兴奋。尽管民意测验表明，工党可能正在向我们逼近，但依旧存在着较大差距，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正在赢得这场争论。工党的竞选已明显地表现出疲惫感。他们反反复复重复一个题目——托利党的政策不会奏效，即使奏效，也是以无情削减公用事业为代价。这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滑进一种论点，即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奏效，英国的问题实质上是无法解决的。这种观点使工党违背了人民的基本要求，人民本能地认为进步是可能的，是应该去追求的。我们代表这种本能要求——实际上，工党把这一独占权拱手让给了我们。我感到竞选的进展情况很好。
当时，丹尼斯、卡罗尔和罗尼·米勒也在饭店里，我们一起闲聊，开玩笑。珍妮特·扬一直和我们一起旅行。吃晚饭时她溜了出去，回来后表情严肃地对我说，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她一直称呼他“主席”——认为政治形势不是太好，应该让特德·希思参加下次党的大选电视广播。
我听了禁不住勃然大怒。这分明是不信任我。要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总部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正在竭力扭转的不仅是威尔逊——卡拉汉的政策，而且也是希思政府的政策，那么他们简直什么也没有懂。我对珍妮特说，如果她和彼得是这样认为的话，那我还不如卷铺盖走掉。特德参加4届大选，3次失利，对一次以这样一个宣言为竞选纲领的大选，他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邀请他来为我们发表党的政纲，等于承认我提出的政策失败。
由于珍妮特传达了彼得的意见而责怪她，也许是不公平的，但这是竞选期间最使我真正感到沮丧的一次。我告诉她，这话我甚至听也不想再听。她把我的反应传达给“主席”时无疑作了一些删节，我怒气未消就上床睡觉了。
第五节 竞选第三周——选举前7天至选举日
星期四上午在格拉斯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平平淡淡毫无特色，记者们似乎没有多少话要说，而我依然心情不佳。上午稍晚一些时候，我接受了一位苏格兰电视记者的采访。这次采访很不好对付，据认为他是个保守党支持者，但却希望证明相反的东西，态度特别不友好。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不足为怪。但这之后，情况又好起来。我们在阿伯丁参观一家乳品厂，我在那里品尝了我所吃过的最好的黄油——但我惊讶地了解到，生产的这些黄油并不是供国内消费，而是运往欧洲经济共同体储藏起来，备作干预价格用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堆积如山的黄油。
然后，我们前往巴基的港口并参观一个鱼类加工厂，那里人民无法抑制的高昂热情和良好情绪在我身上产生了奇妙的作用。傍晚我在埃尔金市政厅一个集会上讲了话，然后乘车到洛西茅斯搭乘飞机回伦敦。在赶往洛西茅斯机场途中，到处有人群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不时停下车来接受鲜花和礼物。这再一次证明，我们是在朋友之中。
星期五上午记者招待会前，当我来到总部听取情况介绍时，不难想像，4月的空气中还有一些不合时令的寒意。在记者招待会上同一名记者讨论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时，我的态度也很冷峻。接着是接受一名电视记者采访。事前我被告知，他是保守党的同情者，结果证明他的态度恰好相反。竞选运动到了这个时候，疲劳已使每个人神经紧张，而压力仍有增无减。我知道我还有几次重要的记者采访，还有最后一次保守党大选电视广播要录像，还有两次重要讲话，一次在博尔顿，另外一次在保守党工会会员大会上。同时，新的民意测验似乎表明我们的领先优势正在逐步削弱。总部认为，保守党的优势已从10个百分点左右下降到6个百分点左右。保守党内部的民意测验比中间数字稍稍偏高一些，但不幸的是，没有理由相信它一定比其他民意测验更可信。我必须取消当天下午访问富勒姆选区的计划，以便集中精力起草保守党大选电视广播稿和保守党工会会员大会讲话稿。但有人对报界说，我取消此行的真正原因是嗓音不行了。报界就利用这话夸大其词，把我描绘成“被战斗搞垮了的玛吉”，说我试图制止选票滑坡。实际上，我的嗓音处于最佳状态——现在我必须不惜冒过份紧张的风险，故意扯大嗓门，让采访记者和听众相信我的嗓子好得很。
星期六早晨的《每日快报》刊登了国际市场舆论研究会的民意测验结果，我们领先的优势已下降到只剩下3个百分点。有迹象表明保守党总部处于轻度的紧张不安之中。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写信给保守党候选人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请大家不要自满，不要绝望。”这封信并没有起到多大的鼓劲作用，也许倒是准确反映了信件作者及其顾问们的心情，他们认为赢得大选的方法是别干不该干的事，而不是去干该干的事。对我来说，我公开地不去理睬民意测验，指出，“你越接近选举日，优势就越缩小，一向都是这样。”事实上，我拿定主意，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脑子里完全不去考虑民意测验，而把剩下的全部精力投进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后几天竞选活动。这天上午我在伦敦进行了很好的竞选活动，包括访问我自己的芬奇利选区，下午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讨论大选电视广播问题。
4月29日星期日是关键的一天。民意测验满天飞。我不去理睬它们。上午我做了头发，午餐后坐车到温布莱会议中心出席保守党工会会员群众大会，哈维·托马斯吸取他参加比利·格雷姆的福音会群众集会的经验，想尽办法把大会搞得异常热烈。一群演员和喜剧演员使集会开得生动活泼。哈维不顾过于严肃的党内官员关于维护“下届首相”尊严的指示，当我进入会场时奏起了《哈罗，玛吉》的乐曲，大家一齐高声唱了起来，这时尊严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热烈的场面——虽然与哈维以后一些年的异想天开的做法相比，这一次似乎还是相当温和的。
讲话本身简短而且尖锐，听众的反应异常热烈。接着我前往萨契—萨契广告公司录制最后一次大选电视广播。从下午4点开始，戈登、罗尼、蒂姆和我对讲稿反复进行修改，然后是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拍摄同一个镜头，每次我们中间总有人觉得还不够好。最后，早已过了午夜，我们终于感到满意。
星期一我的主要竞选活动是参加格拉纳达电视台的“格拉纳达500”节目，由来自博尔顿东区的观众向三党领导人提出问题，博尔顿东区产生的议席被认为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席位（许多年来，博尔顿东区的席位一直由组成下届政府的政党获得，但在1979年，选民们却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这也许是由于全国的注目而使这里的选民们头晕目眩）。我喜欢这样的场合，这比一对一的采访轻松得多。想到这些人是真正关心英国前途的“真正”的选民，使我神经放松，从“掌声测量计”来看，我在这次竞争中获胜。
可是第二天（星期二）早上，又一次全国民意测验表明，工党领先0。7个百分点。这一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的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对这次民意测验作何反应。我不予回答，只是说：我希望这情况将推动保守党支持者到那天都出来投票。这样回答不仅为我在困难时刻解了围，我猜想也是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真的对我们取胜形成威胁，那就是自满，而那时已无自满可言。我接着到西北区进行竞选，当然，最后是在博尔顿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喜剧演员肯·多德出现在讲台上，手拿一根蓝色羽毛掸帚欢迎我。在肯·多德传达诺蒂·阿什的信息之后——他使博尔顿活脱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保守党选区——任何讲话都会显得过于严肃了。但是在竞选运动的这一阶段，只有一个真正的信息，那就是希望把工党赶出政府的人决不要浪费他们的选票，把它投给小党派，而必须投给保守党。
而且，必须不断重复这个信息，直至投票选举那天。我在星期三（5月2日）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就是这个主题。我到伦敦各选区又到处讲这个信息，最后来到芬奇利的伍德豪斯中学。一群女权主义者在那里高喊抗议口号：“我们要妇女权利，不要右派妇女”，我不得不从她们中间挤出一条路来。我驱车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时，感到自己真的累极了。我已找到机会，并牢牢抓住不放。说来奇怪，当我意识到现在不管发生什么，我已无法控制时，我感到高兴。多少个夜晚以来，丹尼斯和我第一次足足睡了6个小时的觉。
第二天是选举日，早晨一觉醒来，听到收音机里报道，这一天早晨所有的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领先2到8个百分点不等。9点钟，丹尼斯和我到切尔西投票站投票，然后驱车到芬奇利。我像惯常那样，到委员会各个房间转了一圈，后面跟随着一群摄影记者。我们回到福拉德大街，简单吃了一点晚饭，稍微休息了一下，我知道这天晚上要长时间熬夜。午夜过后不久，我来到巴尼特市政厅内的芬奇利选区计票中心。他们把我安顿在一间僻静的房间内，屋里有一台电视，准备了咖啡和三明治，在这里我可以迅速听到大选结果。罗杰·博登和我在一起，边看电视报道，边向我补充介绍早些时候总部从电话里传来的信息。我带着一台计数器，上面有基思·布里托为我准备的详细情况。最初的选举结果表明我们已获胜，但其中也有令人沮丧的消息：特迪·泰勒失去了格拉斯奇卡斯卡特的席位。关于我们能取得多少个席位的预测数字开始逐步上升。当地市政会议员、我的选区主席和夫人、我的选举干事和其他一些人进进出出，脸上都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高兴。但是我有意抑制自己过早露出兴奋心情：是为了谨慎小心，或者是出于迷信，尤其是因为我知道，只要期望不是太高，也会比较容易对付坏消息。然而，到最后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就在我走出房间，听到我自己选区的计票结果时，谁都清楚，我们将组织下届政府。
星期五一大早的情况现在已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计票中心支持者的热烈欢迎，访问总部，与家人短暂相聚的温暖和慰藉。关于当天下午前往白金汉官接受女王组织政府的授权，以及随后到唐宁街就职的情况，我已在其他地方记述。
如此规模的胜利使所有的人——或者说几乎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这不仅表明我们赢得了一场选举，也表明我们得到了进行改革的新的授权。正如选举学家和评论家们在仔细研究选举结果后所说的，保守党的胜利模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议会赢得了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多43个席位的多数。这届大选工党所获选票在全部选票中所占比例比上届大选下降5。6％，全部转向保守党，同时，保守党所获选票在全部选票中所占比例超出工党7个百分点，这两个数字无论对哪个党来说，都是1945年以来最大的变化。
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转向保守党人数最多的阶层是熟练工人，其中1／3显然是在竞选过程中转变过来的。这些人恰好就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脱离毕生忠于社会主义信仰的人。他们面临一个特别尖锐的基本矛盾，也是整个英国所面临的基本矛盾：究竟同意政府在国家生活中扮演愈来愈大的角色，还是决心改道易辙，转变方向。特别是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即究竟是依赖国家提供的舒舒服服有保障的生活，还是为了为自己和家人赢得更美好的生活而作出牺牲。现在他们已决定冒一次风险（这确实是一次风险），给我提出的建议投上一票——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给现在体现在我身上的东西投一票。我将永远对他们严守信义。
第六节 重新开始
1990年11月28日，距我第一天踏进此地担任首相11年6个月又24天之后，我最后一次离开唐宁街10号，一片矛盾和混乱的思绪使我感到内心痛苦。我在世人瞩目的公务世界里生活了如此之久，现在却要离开这里走向……何处？然而，尽管我也许已跃入——或者可以说被推进——黑暗，我并不是毫无控制地自由下落。我有我的家人，我身体健康，我还发现，我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道义和实际帮助。
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把他大学院街上离威斯敏斯特宫很近的房子借给我暂作办公之用。当丹尼斯、马克和我到达那里时，我发现一个小起居室可供我工作。我任首相时的政治秘书约翰·惠廷戴尔，以及其他几张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的面孔正等在那里迎接我们。至于我们自己那套在多尔维克的房子，当时丹尼斯和我把它买下来，一半是为了投资，一半是供紧急需要时用（虽然我们很少预见到有此用途），现在我们已不想再留着它。它离威斯敏斯特太远，而且，尽管发生了目前的情况，我们两个都设想，不管我以后干什么，反正不会选择“退休”。我希望挣钱谋生，大概也有此需要。无论如何，不工作是会使我发疯的。
隔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找到合适的住处；先是从亨利·福特太太处借了一套在伊顿广场的漂亮公寓房。找一些事来做当然不成问题。我需要向无数对我表示同情的人写信致谢，他们的慰问使我深为感动。有些给我写信的人本人正处于绝望之中，而我只是情绪低落而已。
很幸运当前有一些个人事情分散注意力。不到一个月就是圣诞节。离开唐宁街意味着必须取消原订在契克斯别墅庆祝圣诞的计划，同时需要为我们自己的圣诞晚会预订饭店房间（我自己的房子已被从唐宁街和契克斯别墅搬出来的包装箱堆满，那是11年半积累起来的东西），需要重新邀请现在已不能去契克斯过节的宾客，定做一套新的离任后的圣诞卡，还要为所有这些付款。
然而，过了一些时候，手上的时间仍多得难以打发。过去我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我知道怎样通过忘掉过去、开展新的事业，为个人的失望找到慰藉。工作是我的灵丹妙药。现在我必须调整工作速度。可是一开始这可并不容易。
我生来就不善于反思或回顾，我总觉得朝前看更可取，处理当前实际问题最容易，而且（在符合情理的范围内）越难越好。现在有了比我当反对党领袖或首相时享有的（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更多回首过去的机会。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种内心的需要（虽然令人痛苦），来彻底思索7下我这辈子究竟干了些什么，获得的机会利用得如何，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
起初，我的非自愿“撤退”被一些阴郁的想法所支配。我仍能从报纸上读到有关“撒切尔时代”的讣告式评价文章。有些报纸刊登了一些有关我担任首相期间工作情况的文章，据我回忆，他们记叙的内容很不准确，这当然毫不奇怪。我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我必须写回忆录用我自己的叙述来加以纠正——毕竟我多次公开开过玩笑说要写回忆录，而且也不乏这方面的兴趣。再说，工作成绩是不会“为自己说话”的，虽然政治家们可能非常希望它们能做到这一点。但我并不把写口忆录看成是自我辩解的手段——那主要是我、我的良知和上帝之间的问题。倒不如说——而且愈来愈觉得——我要通过回忆录来鼓励那些与我思想和感觉相同的人，下一代甚至更久远以后的政治领导人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被政治流放到孤岛上的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惊喜地发现，我这个小小的孤岛在知识和社交方面不再是个荒芜人烟的地方。我周围不仅有关心我的朋友，还有一些与我志趣相投的学者、记者和年轻一代政治家，事实上他们是一些思想和信念足以影响未来的人。我渐渐认识到，离开唐宁街，也就——尽管是多么不愉快和不情愿——摆脱了高级职务带来的某种自找的流放生活。多年来，我不得不与一些政治家和文官相处或共事，他们之中除少数明显的例外，多数人与我意见相左、不同意我的基本观点。他们尽心尽责做着自己份内的事——有的还做了份外的事。但是我经常不得不像政府行为的孤独反对者那样行事，而这个政府又是由我自己领导的。这种情况使无法避免的权力上的孤独进一步加重。我常被描绘成一个局外人，只是由于某些环境因素的奇怪结合，才跨进了局内人的圈子，而且在那里呆了11年半。对我的这种描绘不能说不准确。
现在我又成了局外人，但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我所记得的“局外”。我发现，与我担任反对党领袖时那些困难日子（这些我已在本书前面几章讲到）截然不同，现在我周围那些有见解、有作为、最能干的保守党人几乎都是与我思想一致的。过去那场革命——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税收，扩大所有制，恢复自力更生，建设摆脱贫困的梯子，加强国防，建立大西洋联盟，重振国家的士气和地位——是经过艰苦努力在政府里面完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无法看清在政府外面进行的思想革命的程度。我间或——如一年一度访问政治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