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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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便是张太雷。他是与维经斯基一起从北京来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了两位书记，负责中国部的工作，一位是张太雷，另一位便是维经斯基。
　　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尽管那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各地成立小组的阶段，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是张太雷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而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致祝词。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原名曾让，字泰来，取义于“否极泰来”。上小学时，校长马次立给他取了学名张复，取义于“复兴中华”。后来他改名太雷，取“泰来”谐音。曾用过张春木、张椿年这样的名字。
　　张太雷八岁的时候，父亲便病逝了。靠着亲戚的接济，他艰难地在常州读完小学、中学。在中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英语，跟赵世炎很相似。
　　十七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这样，他从常州来到了北京。不过，北京大学的学制长，家境贫寒的他难以维持。于是，才念了几个月，他便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在《华北明星报》做英文翻译。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太雷是天津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担任天津学生评议会的评议长。他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跟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有了联系。他结识了李大钊，也结识了周恩来，他开始从一般的进步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原本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过六年，跟张太雷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张太雷在北大结识了罗章龙，罗章龙介绍他认识了那位来自俄国海参崴的汉学家鲍立维教授。鲍立维刚来中国时，先是住在天津“特别一区”。这位教授跟俄共（布）有着许多联系。
　　北京的华俄通讯社招聘工作人员，张太雷去应征，为这家通讯社做些翻译工作，跟俄共（布）有了更多的联系。
　　一九二○年四月，当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经鲍立维介绍，张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用英语跟他交谈，非常欣赏这位风度潇洒、英语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
　　张太雷成了当时活跃的“三张”之一。不过，张国焘、张申府还只是奔忙于北京—上海之间，而张太雷则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间频繁往返。
　　一九二○年六月，已经在北洋大学毕业的张太雷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参与了陈独秀、维经斯基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也参与其事。
　　不久，他又来到北京，参与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接着他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回到天津，他筹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书记。他起草了中国第一个团章：
　　1）宗旨——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
　　2）方法——①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②调查工人的状况；③散发文献书籍；④基础的宣传鼓动；⑤组织讨论；⑥出版文献读物；⑦邀请名人演讲；⑧组织研究社会主义；⑨协助组织罢工。
　　3）一切人，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可成为天津共青团团员：①学生，②工人和农民，③人力车夫，④铁路工人，⑤搬运工人，⑥店员，⑦士兵，⑧经大多数团员赞成的所有同情者，都可以被接受为团员。
　　4）加入天津共青团组织需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团员介绍。
　　第3条中说到的“士兵”，由两人介绍可被吸收入团；而凡为“同情者”，须得大多数团员的同意才能被接纳。
　　5）开除团籍——如果某个团员作出了危害其他团员的行动，或是发生了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根据两名或两名以上团员的呈报，经大多数团员同意，他就要被开除出团。
　　6）经费由团员自愿捐献。
　　7）执行机构为书记处或各小组的代表、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社会主义研究部。各部门负责人每月选举一次。
　　8）会议时间——例会定为每星期一次。
　　9）补充条款——修改本章程，需有三名团员提议，由全体大会通过。转引自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夜，张太雷兴奋地跟一位路过天津的朋友，用常州话谈到夜深。
　　这位朋友斯斯文文，一副金丝边框眼镜后闪烁着精明聪慧的目光。他跟张太雷有着同乡、同窗之谊，比张太雷小一岁。此时的他，初出茅庐，后来他的大名震撼中国——瞿秋白！
　　瞿秋白是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在一九二○年十月十五日获得远东共和国派驻北京的使节优林的签证，获准前往苏俄采访，成为中国第一个访问红色苏俄的记者（日后他写了《赤都心史》）。
　　虽然后来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不过此时的瞿秋白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是明显地倾向于共产党罢了。
　　瞿秋白在天津逗留了两天，然后由张太雷送他登上北去火车，经哈尔滨进入苏俄。路过哈尔滨时，瞿秋白“无巧不成书”，竟在那里遇上参加过共产国际“一大”、“二大”的刘绍周。当时，刘绍周随张斯代表团回来，正在哈尔滨。只是刘绍周竟不知道中国各地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以至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出席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
　　送走了瞿秋白，过了一九二一年的春节（辛酉年正月初一为一九二一年二月八日），张太雷忽接李大钊的通知，马上赶往北京。
　　在北京饭店，张太雷见到了从广州回来的维经斯基。张太雷获知，经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派他前往伊尔库茨克工作。
　　于是，张太雷和维经斯基的“记者团”同行。这时，原先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的俄共（布）党员杨明斋仍在上海。张太雷也就成了“记者团”离华时的翻译。
　　第六部分：聚首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莫斯科“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刊物《革命的东方》，在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合刊中，发表的一九二一年六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的一份报告中，有这么一段：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的春天到达了伊尔库茨克，为了与远东书记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
　　在《革命的东方》杂志披露的这份报告中，提及了一个名叫“杨和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译音）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这两个中国人（引者注：其中之一指张太雷）和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国部。……
　　“张太雷和杨和德于一九二一年六月离开伊尔库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位“杨和德”，又被译为“杨厚德”。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回忆张太雷》一书一九三页中，特地加了一条注释：
　　“按俄文音译，应为杨厚德，旧译杨和德，系从英文转译。”
　　不论怎么译，这位“杨和德”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且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
　　不过，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屈指可数。就连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有名册可查。查来查去，没有“杨和德”、“杨厚德”其人。
　　其实，“杨和德”、“杨厚德”都只是音译罢了。他的准确的中文名字应为杨好德。
　　杨好德又是谁呢？
　　杨明斋的本名叫杨好德！
　　杨明斋本来作为俄共（布）党员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如今，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完全合乎情理。确实，他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伊尔库茨克的最恰当的人选。
　　杨明斋是在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之后，去到那里的。
　　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另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松。他的英语也不错。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到苏俄出席少共国际的“二大”。
　　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交错在莫斯科举行：
　　共产国际“三大”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安德列大厅里举行。
　　少共国际“二大”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九日至七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
　　代表也是互相交错的：张太雷既是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少共国际“二大”。
　　俞秀松呢，既是少共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同时也列席共产国际“三大”。
　　此外，杨明斋的一批学生，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过的学员，正好在这时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也轮流列席共产国际“三大”。内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岳、卜士奇、彭述之、谢文锦、华林、曹靖华等。
　　抵达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为记者，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他，异乡遇故知——张太雷。他向张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也答应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共产国际“三大”是一次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会议，因为苏俄已经击败了入侵者，结束了四年内战，踏上了胜利的阶梯。诚如共产国际的名誉主席列宁所说：“我们现在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真正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它在各个最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础，真实的基础。”《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一五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也就是说，苏俄已经牢牢站稳了脚跟，从四年的围困之中解脱出来。
　　出席共产国际的有五十二个国家，一百零三个组织的六百零五位代表，出席开幕式的达五千人。
　　记者瞿秋白当时是这么写的：
　　“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大会开幕式。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
　　大会由季诺维也夫主持。在他宣布开会之后，大厅里响起了嘹亮的《国际歌》歌声。歌声使人们记起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巴黎公社最后一个堡垒——拉雪兹神甫公墓被凡尔赛军队攻破时，那血流成河的壮烈的场景。受诗人鲍狄埃所写的歌词的深深感染，瞿秋白首次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后来在一九二三年，又经萧三转译，陈乔年配歌。那“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四处传唱。
　　列宁出现了，大厅里掌声雷动。瞿秋白是这么描述的：
　　“安德列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开灯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瞿秋白还写道：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在七月十二日的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式上，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作大会发言。由于发言者多，限定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为五分钟。
　　张太雷说：
　　“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极需活动的时机。”
　　张太雷最后说：
　　“在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他高呼：
　　“世界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虽然在共产国际“一大”时，有刘绍周、张永奎参加；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刘绍周、安恩学列席。出席“一大”，刘绍周、张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华工联合会”；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刘绍周、安恩学代表的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在如此庄重、宏大的会议上，却不见那位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的马林。
　　马林哪里去了呢？
　　如同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里转往中国，执行列宁交给他的任务——帮助中国正式建立共产党……
　　第六部分：聚首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一九二一年四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离开维也纳南下，登轮船经过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朝西进发——他走的是一条与维经斯基、张太雷、杨明斋、俞秀松、瞿秋白不同的路线。维经斯基他们走的是上海—北京—哈尔滨—满洲里—赤塔，然后沿西伯利亚大铁道，经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秋明，抵达莫斯科。这条陆路，不知多少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来来往往，人称“红色丝绸之路”。
　　马林与众不同。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他是在一九二○年八月，直接受命于列宁。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而维经斯基来华时是俄共（布）的代表。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的职务远远高于维经斯基。
　　由于种种耽搁，马林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动身来华。他实际上正是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他与维经斯基却未曾见面，彼此之间没有交接。他甚至没有去过伊尔库茨克。
　　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列宁的推荐书的内容，原是马林来华之后，在一九二二年五、六月间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份报告共十三页，用德文写的，当时马林在荷兰。当他把报告寄往莫斯科时，荷兰中央情报所截获了这一邮件。如今，这一文件保存于荷兰司法部档案处之中！在这份报告里，马林详细写及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警察的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尽管如此，马林在路过新加坡时，还是秘密会见了正在那里的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和达尔索诺。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分别于五月十七日、五月二十六日、五月二十八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五月十八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最为详尽的，要算是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致荷兰驻华公使的信：
　　“不久前，荷属东印度政府电告，谓被从殖民属地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鲁克’号汽轮（原名‘阿奎利亚’号）从新加坡来上海。稍后几日，其同党和支持者巴尔斯亦偕妻动身来沪。……
　　“‘英斯布鲁克’号将于六月初抵沪。……
　　“此间，我已将他们即将来沪一事通知各捕房。
　　“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保持监视。”
　　也就在这一天，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了斯内夫利特和巴尔斯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六月三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一二四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G类一五六（所有G类材料统属荷兰外交部文件），总号二三四九，清楚地记载着马林的行踪：
　　“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得烈森。”
　　这“东方饭店”，实际上就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维经斯基一行刚抵上海之际，也下榻于此。
　　马林下榻于大东旅社三十二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他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不过，当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偕其十七岁的爪哇妻子，也住进了大东旅社。巴尔斯化名“达姆龙”。
　　荷兰驻华公使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致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中，这样透露巴尔斯夫妇的行踪：
　　“巴氏夫妇于六月十日离开上海前往哈尔滨，拟赴西伯利亚，荷属东印度政府已请我驻上海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