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击金门-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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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炮击金门
作者：沈卫平
内容简介：
转动地球仪，有一只报晓的雄鸡正在引吭高歌。它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上苍把它安放在一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这就是古往今来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华夏江山。中国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6500多个，群岛和列岛50多个，最屈辱的岛是香港；最凄哀的岛是台湾；最悲壮的岛是金门；最遗憾的岛是厦门……
1958年，在短短64天，毛泽东潇潇洒洒把45万发炮弹从厦门甩到了金门。蒋介石则咬紧牙关把12万发炮弹从金门打到了厦门。一场亘古未有震撼世界的炮战，释放出能量强大的冲击波，至今，这个世界仍能从浩渺的空际感测到它所传达的信息。
正文
一、刘亚楼签发作战命令
1958年7月18日深夜，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灯彻夜通明，一架又一架来自各地的运输机频繁降落。神色凝重严峻的军区空军司令和军、师长们匆匆步下舷梯，拉载他们的小轿车急速行驶。与以往不同，没有一辆开往北京前门打磨场空军招待所，全部径直开到公主坟空军司令部。
黎明，蓬勃的旭日将一片光彩抛向世界，刘亚楼肩膀上的三颗将星耀目生辉。司令莅临，将校们砰然起立。
刘亚楼舒展双臂，做出一个示意大家落座的动作。好怪，他一向紧绷的眉心和嘴角此刻竟溢出一丝关扰不住的笑意。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打了一辈子仗，打了一辈子恶仗与胜仗的将军在歇手多日之后又捞到了仗打，焉能不开怀一笑？
但他的笑从不使人感觉松弛，永远透着一股居高临下令任何一位部属都不敢懈怠不敢拂逆的威风和庄严。
他的带有浓重福建腔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弹射出去，敲打着空军作战室的墙壁，嗡嗡作响。
“同志们，要打仗了！”
开门见山。拐弯抹角不是他的习惯。
“美国人、英国人最近在中东惹祸，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支援阿拉伯，炮打金门。我们空军要立即进入福建。”
“总的作战指导原则，还是毛主席讲的，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将同国民党空军交手是肯定的。还必须充分准备同美国人较量。美国人也不是三头六臂嘛。在朝鲜我们掂量过他的斤两。老飞行员们应该摆摆‘龙门阵’，研究打国民党、打美国佬的战法，要让新飞行员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
最后，他大声发问：
“打赢这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
回答异口同声：
“有！”
很像大战前夕，一位英姿勃发的连长于队前训话，进行极富鼓动性号召的动员。
刘亚楼并非天生就有做空军上将的才学。1929年，这位铁匠的儿子在闽西参加武平暴动时，第一次打仗，身边战友脑袋开了花，白色的脑浆和殷红的鲜血溅在他的脸上身上，也曾吓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动了开小差的念头。他后来回忆，是从小在饥寒交迫中长大、一股内在的强烈的革命愿望和热情支持他硬着头皮干下去。
由于作战勇猛聪明好学，短短三年，他由连、营、团长而师长，年仅21，脚上穿着2斤重的草鞋，肩膀头上已压上千斤的重担，军事才干如翠竹拔节般与日俱长，如豪雨瓢泼般潇洒倾泄。长征路上，他的红二师始终充任全军的开路先锋。铁流二万五千里，这支“枪头”硬不硬，锐不锐，作用非同。刘亚楼不负众望，从江西打到陕北，突破五道封锁，渡乌江，下遵义，翻雪山，过草地，攻陷腊子口，会战直罗镇，一路斩关夺隘横扫披靡，23岁的年轻师长，用一连串的胜利，奠定了在这支革命军中“能征”“善打”的声威。
7月19日上午10时，刘亚楼签发了作战命令。
刘亚楼命令中最要命的一条是时间：指挥机构必须于二十三日前到达晋江；所有地面部队必须于二十四日零时前完成转场；高炮必须在二十五日黄昏前到达任务地区。歼击机各部转场时间虽尚未明确，可想亦不会迟于二十五日。短短几天之中，完成如此复杂、庞大之地面、空中临战转场，谈何容易！
有人讲怪话：真是逼命哩，拉稀尿裤枪毙砍头怕也完不成了。
刘亚楼拍了桌子，骂娘：娘个×，不是我逼命，是战争逼命！哪个没信心完成任务自动辞职。哪个没本事完成任务我找你算帐。
他并非蛮不讲理，他完全清楚任务的艰巨性、紧迫性，但，他亦清楚，半年前，空军就拟定了空军入闽作战的预案，并为此进行了扎实、周密的准备，短期内完成繁重转场任务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同时，他更清楚自己的部队，了解部队中的主观能动性究竟有多大的蕴藏量。临战时刻，他就是要使自己的命令形成强大的高压，一级一级压下去，让所有的主客观能量全部释放出来。
关键时刻，拉弓不怕弦绷断，这就是刘亚楼。
二、坑道指挥所
我在福州空八军司令部见到了杨国华。1958年，杨老任福空指挥所雷达参谋，退休前最后职务为空八军作战处长。他退而不休，从未闲着，被部队返聘为调研员，专攻中国空军发展史。如今，他已是五十年代台海空战问题的专家和权威：
在福建原来有个空一军，是由防空一军归建过来的，只管高炮、雷达、探照灯和机场修建。1954—1958年间，先后建成几个机场，但是没有摆飞机。空一军是“空”一军，徒有虚名。
1958年7月19日，接到命令，由南空机关一部、浙江空五军大部、福建空一军全部，组建福空，聂凤智任司令员。要求几天内必须完成空战准备，确实十万火急，火烧眉毛。
福空指挥所设在晋江罗裳山的掘开式坑道里，64平米大的一个地洞，硬塞进去作训、通讯、标图、电台各类参谋人员一百多人，天气闷热潮湿，加上通风又不好，人待在里边臭气熏天，刚进去，扑面呛鼻的汗臭真能让你窒息，把人冲个斤斗。聂凤智也在里边办公，他每天半夜三点进去，中华牌香烟一叼，开始工作，除去吃饭、方便，不出洞，一直干到日头落山，才出去眯一觉。
条件那样艰苦，没有人发牢骚、讲怪话，哪里有什么上下班时间啊，所有人都是使出浑身最大劲拚命干，分秒必争，先同时间打一仗。同时，也充分做好了敌机轰炸罗裳山、为国牺牲光荣的准备。管理处除了管大家的吃喝拉撒，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处买白布买棺材。我们都同处长开玩笑：你们想得真周到，如果轮上我享用了，那就提前谢谢啦。
空军是个新军种，建国后打大仗，打恶仗，主要在朝鲜，基本是聂凤智指挥。聂这个人平时无架子，可以拉呱，喜欢吹牛讲故事打篮球。但到指挥所那就是绝对权威，大将风度，讲话声如洪钟，很有鼓动性，下面鸦雀无声，没有人敢乱吭气。他一到任立即工作，亲自部署，抓得具体周密，魄力大，决心相当果断。空战决定胜负就是那么几秒零点几秒的事，指挥就怕粘粘糊糊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犹豫不决。
时间，就像一条歹毒的长鞭，每时每刻都在抽打快要被抽光榨干了精力、体力的人们。暴雨，则充当了困难最凶恶的帮手，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横在你的面前给早已疲惫不堪的人们再添加一份艰辛。而曾经自以为十分完美的各项计划在千军万马的调动之中又往往漏洞百出，使得空军入闽的战略行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种种混乱的场面。
连城的雷达阵地，因事先未经图上作业和周密勘察，以致费了吃奶的劲儿把设备搬至山顶，才发现该地仰角均在5度以上根本不能架设。
下发通信敷设方案，却缺少配套之实地勘测资料。使得通信兵像没有佐料的大厨师手捧着菜单而无法下勺。
福州场站油料装卸手续不严，发生油料混合事故，18吨航油统统报废。
受领任务单位未经精确计算即申请车辆，常常运输车装不满，运油车卸不净，空车返回利用率极低，仅角尾一地因调度不当跑空车129台次，使极为宝贵的2万多车公里白损耗。
……
每天，参谋、助理们战战兢兢把一份份“问题报告”呈递上去。谁知，聂凤智往往只看个标题，就顺手甩在一旁，至多批上一句：××长、××部门阅处，再不过问，倒是经常能从完成任务的报告上看到他“很好，应予表彰”的旁批。事后，有胆大者向他提出这一“反常现象”，将军宛尔一笑道：空军入闽，大搬家，没有问题才碰见鬼哩。如果我什么都管，等于什么也不管，我只管大事，一个整体工作的进度，一个飞行部队进驻的隐秘性。下面很辛苦，只要尽了心尽了力，有点小问题也不用大惊小怪。当主管的，有时就得搞点“无为而治”。
二十天后，他不无自豪地向刘亚楼报告：
通信，共开设和扩建了12个指挥所的通信枢纽部，沟通长途电路35处，增设无线电台127部、导航台站48个，架设永备线路298公里，被复线834公里；雷达，架设了11部引导雷达和14部警戒雷达，雷达团由2个扩建为3个，已迅速构成了全区高、中、低对空警戒与引导网；后勤，运送各种油料22109吨，弹药1722吨，副油箱1604副，其他物资20163吨……
自然，最令聂凤智感到振奋和欣慰的还是，他已把航空兵6个师部17个团采取打游击的方式先后进驻了福建地区。和二十天前相比，他已不是仅有“七八个人十几条枪”的光杆司令，而是手握520架作战飞机拥有强大武备的堂堂统帅了。
三、旱地操舟
与福建长期未进驻飞机的举措相对应，在厦门海域，海军亦只部署了少量岸炮和快艇，从未进驻过鱼雷快艇部队。现在，怎样把一大队12条鱼雷艇从上海锚地鬼神莫测地弄到鼍鼓已经声声逼人的厦门去，这是送走了彭德清之后，陶勇即开始日夜劳心费神的头等大事。
有两条路线可资遴选。
一条是海路，自己开过去。海路航程约700海里，温州以北无大碍，白天亦可航行，洞头岛以南便进入马祖、金门等敌占岛封锁线了，白天难以顺利通过，即便夜晚，要想躲开敌人各种手段的观测也有困难。
一条是陆路，用火车运过去。火车速度快、保密系数高，无疑比海路优越。但每条鱼雷艇长约20米，而火车平板车每节才十几米，鹰厦铁路又依山傍水，道路弯曲，隧道有100多座，鱼雷艇能不能装上火车，装上了能不能运过去，运过去了能不能卸载下水都是问题。
南京军区军运处、东海舰队军运处和上海铁路局集中群众智慧，提出了以3节火车平板车运载2艘鱼雷艇的方案。为了解决转弯不受影响，有人又提出可以将两艇首相对，使艇首伸到中间一节平板车上，而艇的重心则落于前后两节平板车，当火车运行转弯时，艇首可在中间一节平板车上左右摆动，自由调节。上海有了办法，厦门积极呼应，彭德清在和平码头，几天内抢建出250米长双轨铁路，使鹰厦铁路终端可直达岸边，并调来50吨吊车一部，以确保22。5吨重的鱼雷艇平稳入水。
鱼雷艇车运南下难题终获解决。
上海张华浜车站岗哨林立严密警戒，陶勇亲临现场，指挥鱼雷艇装车和伪装。是夜，张华浜内无“海军”，鱼雷艇一大队官兵全部着黄绿色陆军服。这也是陶勇的主意，并亲自打电话向上海警备区借来一批陆军服装，为的是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扰乱敌特视听。鱼雷艇们也穿上了“衣服”，掩盖上大篷布，一列车鱼雷艇变成了一列车大米、苹果或你猜什么都成的普通货物。
张逸民老人回忆：
1958年一大队乘火车南下，是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行动，因为暴露厦门进驻了我军鱼雷艇，国民党必然加强防范，后面的仗就不好打了。如果走海路，长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不可能，只要一发报同岸上联系，国民党就知道中共鱼雷艇出来了。
鱼雷艇坐火车，肯定比海路安全，但也不能麻痹、张扬，那时东南沿海敌特很多，敌人空中侦察也很频繁，眼睛盯死了鹰夏铁路。怎样防范，铁路上想了许多办法。铁道部门专门从锦州调来两个机组，全部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司机，经验丰富，绝对可靠。装车那天，上海铁路局局长、书记亲自挂帅，组织了上百个工人同志，个顶个都是党员。到了厦门，我们要从厦门大学那个方向下水，那一带住着一些专家教授，家庭人员比较杂，为了保密起见，只好请他们暂时搬家。当年什么都是政治，讲究高度集中统一，也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一动员，教授们二话没有立即搬家了，心甘情愿地搬。下水后，又动员厦门帆船运输大队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和他们紧紧停靠在一起进行伪装，空中，海上看没有一点破碇。
总之，当年的保密工作完全是在地方的大力支援下搞成的，现在有些人不懂这个，以为装备现代化解决一切问题。不行！实际不管怎么现代化，要想打胜仗，你离不了老百姓。
按照作战计划，东海前指陆续调入的兵力计有鱼雷艇大队3支、护卫舰大队1支、潜水艇大队2支、猎潜艇大队1支、水鱼雷轰炸机师1个、海岸炮兵连4个，加上厦门水警区原有之8个海岸炮连，二十几艘炮艇，这无疑是新中国海军力量在台湾海峡规模空前的一次集结。
当然，此次炮击战略目标有限，政策界定严格，真同国民党海军全面摊牌的可能性并不大。最有可能出现的作战模式还是于两翼实施牵制、支援，中线造成威胁，以策应炮击，扩大战果。因此，彭德清拿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主要研究解决鱼雷艇的战法战术、出击路线及后勤保障问题，令他感到宽慰的是，12艘鱼雷艇，终于被他和陶勇藏着掖着搬到了厦门，像12只饿豹，趴在草丛之中潜伏下来，静待良机扑咬围歼……
图穷而匕见。鱼雷艇一大队，正是这么一柄直到最后时刻才能让对手看清的锋利的短刃。这柄短刃在一个月后的“八·二四”海战中，锐利突发，一举将蒋舰“台生”号刺入海底，严重挫伤了另一艘蒋舰“中海”号……
四、突破“三江”
7月21日，台湾海峡暴雨滂沱。
卅载未遇的一场特大降水福祸参半。
恶劣气候使得终日在福厦空域穿梭逡巡的台湾侦察机无法出动，为大陆方面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扯起了一道天然屏障。但老天爷的慷慨排泄也把闽江、晋江、九龙江撑破了肚皮，陡然暴涨浊浪滔滔的江水像好不容易才逃出牢笼的一群野牛，咆哮而去，横冲直撞，公路、铁路在它的践踏之下到处塌方，遍体鳞伤；43座桥梁不敌重击，呻吟歪斜，断骨折筋。
十万火急开赴战区的一支支摩托化炮兵部队在各处受阻。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场下得人心烦躁，险些误了大事的暴雨说起。
梁树森，1958年任炮三师三十九团团长，离休前任建阳军分区司令员。他说：炮击金门，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敌手不是国民党也不是美国人，而是龙王爷尿泡胀破了，落下来的一大堆麻烦和困难。
1958年7月21日那个雨下得大哟，昏天黑地，倾锅倾缸。就那么沥沥拉拉下了一个来月，生是把咱部队害惨了。
那天一大早，我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到厦门去开会。原以为是布置抢险救灾任务呢，到了厦门才知道，马上要打仗。叶飞、刘培善、张翼翔等军区首长都到了会，打仗的目的意义简单一讲，接下来就是按照地图各自找阵地位置。我的团归三十一军统一指挥，阵地在厦门的黄厝，打击目标小金门，最迟24日夜必须就位。到驻地，天色已暗。根本来不及搞什么“动员”，把上张意图扼要向几个团营干部一交待，部队通电般立刻动起来。
我们团清一色的苏式122榴弹炮，一个连4门炮7辆车，全团36门炮百八十台车。夜间行军，车灯大开，数里光龙，全速疾进，景象蔚为壮观。
22日凌晨，我们团到达泉州。头一辆车一停，整个车队便一辆接一辆停下来。我的车在中间位置，问前边：为什么不走了，咋回事？前边报告：泉州桥还未恢复，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已被卡在渡口，过不去。紧接着，炮十三团等部跟上来，泉州大街上，挤满了车和炮，排出去十几里地，谁也动弹不得。跑到渡口去看，摆渡一次只能渡一门炮或一辆车，四十几分钟往返一次，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24日夜间无论如何不可能进入阵地。最要命的是，那时福建沿海敌特很多，如果给台湾发个报，台湾乘天气转好派飞机来轰炸，庞大的车炮队根本就挪不动窝，也没有地方疏散，结局很可能是还没等我们炮击金门，对方就先下手为强，给我们来个火烧连营700里。
节骨眼上，二十八军詹大南军长从后面上来了。早有耳闻詹军长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初次谋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厉。严厉得像个六亲不认的黑包公，那两道倒八字眉和紧抿住的嘴真叫你双腿打软望而生畏。詹军长一过来先找负责渡口组织的八十三师马副师长，碰巧马副师长刚刚有事到别处去了，詹军长就骂街：把个渡口搞得乱哄哄的，他人跑到哪里去了？赶快给我去找，再不来老子毙了他！又指着工兵团长的鼻子骂：几小时内你要不把桥给我修好，我就毙了你！别人都远远躲着詹军长，我不管，跑过去敬个礼：报告军长，按作战计划，应该我们团先过，现在没办法，车子都挤住了。詹军长又骂：混蛋，通通给我让路，谁不让枪毙他！还别说，詹军长的几个“枪毙”真管用，渡口的秩序马上好多了，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立即给我让出一条道来。
我的团插到江边，还是过不去呀。听有人讲，下游几里远的地方，有座浮桥，我就拉上参谋长去看浮桥。那桥晃晃悠悠的，上面铺木头，乍瞅确实有危险性，粗量一下，汽车上去，两头轮子外侧也就各剩半尺来宽吧。看来看去没把握。车管股长说：我豁出去过一趟看！这个车管股长是国民党的解放兵，一级驾驶员，技术特棒，他居然把一辆车一门炮弄过去了，我们都捏了一把汗。再看，桥虽晃，但挺牢固。于是，下决心把部队拉过来，集中七、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