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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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报道说，肯尼迪总统按照罗斯福的方式，鼓励他的白宫班子和内阁之间以及它们内部成员相互之间进行倾轧和竞争。事实与此相反，我们的作用与其说是在制造分裂，不如说是在建立政府的团结。二、三十个肯尼迪的助手，使他多了二、三十双手和耳目，以及二、三十个头脑去和他自己配合。他们可以跟议员们、官僚们、记者们、专家们、内阁成员们以及政治家们谈话——可以为各部门间的特别工作组服务——可以检阅文件并起草演说稿、信件以及其他种种公文——可以在有些问题出现危机之前就看出来，在有些建议提出之前就估价其可能性——可以斟酌立法要求、政府法令、各种事件、总统的约会、奖励，以及总统的演说稿——还可以为他传达口信，照料他的利益，执行他的命令，以及确保他的各种决定得以执行。
在他的兴趣和知识都比较局限的领域里，需要由我们来考虑的范围往往是广泛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并没有为他作出重要的决定。我们的任务是，使他都有更多的时间、掌握更多的事实和看法，以便他亲自作出决定——扩大他的影响，而不是扩大我们的影响；维护他所作出的选择，而不是维护他的自我主义；确保提问不遭到妨碍，或者在他有机会对此表明自己的意见之前就作出答复。用大选后诺伊施塔特备忘录里的话来说，我们的任务是使“他心里有十分可靠的情报，手头有十分可靠的关键性决定，以便他可以迅速地统筹安排”。这就使他负起了检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沉重负担，不过他宁愿挑起这样的担子，而不愿只成为他自己办公室里的一个办事人员那样，成天卷进例行公事和别人的建议堆里而不能自拔。
当他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就提供意见。更为经常的是，我们使他能对别人的意见作出评价。我们的任务是，冒着使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以及总统——不愉快的风险，提出疑问和批判性的意见，而不是逢迎拍马。如果我们仅仅作为另一级的批准或同意机构，或者过分尊重专家的意见——象猪湾事件异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毫无疑问，我们的任务常常招致人们的怨恨。霍奇斯部长显然由于不能更常见到总统而感到不满。他要求在1961年6月15日的内阁议事日程上列入一项议题——“关于同白宫工作班子的关系问题跟总统进行一次坦率的讨论”。我在会上发现了这件事之后，就递了一个条子给总统，问道，“我应否离开一下？”但是总统既不理睬这张字条，也不理睬这个议题。
工作中的某种重复是难以避免的。总统经常把同一个问题交给不止一个助手去处理，或者使一个助手不知道另一个助手的任务，或者在一个关键性时刻使恰巧在他身边的任何人卷了进去。
白宫班子的遴选工作——这项工作象上文所记，在他当选后的那天就开始了——是总统亲自办理的。他挑选了一些人以适合自己的需要和办事风格。这种人事安排不需要参议院的批准，也不希望给公众造成特殊的印象。一个有势力的政治家施加了重大的压力，想把他自己长期聘请的个人助手成为我们班子的成员，但是当选总统并不器重这个助手，且不愿为任何别人的偏爱所束缚。
没有一个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是为了取悦或为了支持以下几方面的人士：裁军或防务的鼓吹者、黑人或犹太人、国务院或商务部、农场主或劳工；也不是为了讨好或支持任何其他目标、集团或政府机关的。也没有一个白宫班子成员的任命是着眼于照顾任何特殊的类型——在自由派与保守派、各个地区或各种宗教信仰之间搞平衡。我们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完成总统需要我们做的工作以及讲总统所要讲的话。我们并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约翰·肯尼迪。除了约翰·肯尼迪，谁也不能把这些意志如此坚强，而在风格和背景方面又全然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材聚集在一起。
当然，他的白宫班子既不象我们自命的那样效率很高，也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和谐一致。互不通气的现象就出现过不止一次。一定程度的忌护，偶或还有抱怨，不时也曾出现。一批有才干、有魄力的个人主义者，大家归附于一个人，难免总有竞争的情绪，也难免总会轻蔑地提到彼此的政治或知识背景。在高级顾问一级以下的人员中，先后有过几次人事调动，但是肯尼迪个人对助手们的关心、他的一视同仁的作风、以及敦促与表扬并用的手法，完全博得了我们的忠诚。我们每天为他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并且珍惜每一分钟工作时间。
总统不是通过经常表示谢意——这实际上是很少有的——而是通过推心置腹地对待效忠于他的白宫班子和他所任命的其他官员来表示他对我们的赏识。“议员们总是劝说总统把他们的顾问去掉，”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贯串着美国历史的最常见的事情之一。”
当阿瑟·施莱辛格由于把一个专栏作家称作“白痴”而受到攻击的时候，当迪克·古德温遭到指控，说他干预外交事务的时候，当皮埃尔·塞林格的苏联之行受到攻击的时候，当埋头苦干的邦迪、罗斯托和加尔布雷思被人讥讽为“舞蹈教授”的时候，当沃尔特·赫勒、斯图尔特·尤德尔、威拉德·沃茨、阿瑟·西尔威斯特以及许多别人由于某种假定的错误或讹传而受到攻击的时候，总统总煞费苦心地私下使我们每个人放心，而且如果他被问到时，总是公开为我们进行辩护。有一次，报上歪曲了一件航海事故，使杰罗姆·威斯纳一时意气沮丧，他后来谈到总统如何鼓励他振作起来，提议要“就航海和处理新闻界的关系问题给我上课”。当另一个助手就报上刊载的一个个人事件向总统表示歉意时，总统回答说，“这没有关系，我看过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没有出过点事的。”
肯尼迪希望他的工作班子小些，以便使它保持个人的班子的规模，而不成为一个机构。虽然后来为了特殊理由而增加了一些“特别助理”，但他却把高级的有多方面才能的人限制在最低数目上。我的办公室大部分处理对内政策事务，麦乔治·邦迪的办公室专门处理对外政策事务，我们这两个办公室加在一起以比较少的工作人员处理了艾森豪威尔的多出几倍的助手们所处理的工作。我并没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增添专家，我是依靠预算局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优秀的工作班子来进行工作的。
总统需要一个灵活机动的班子。我们的权限是有所区别的，但不是排他性的。每个人都可以，也确实帮助了别人。我们的任务和关系随着时间而发展，正如总统对我们的使用一样。谢尔曼·亚当斯－威尔顿·珀森斯的职责是，监督和检查所有别人的工作，但他们并不是白宫班子的负责人，肯尼迪本人才是他的工作班子的负责人。他的白宫主要顾问们享有同等的身份、同等的薪俸以及同等的进入总统办公室的权利。他把白宫班子比作“一个车轮和一系列轮辐”。
白宫班子的头衔并不意味着等级上的差异，并且头衔本身就很少有什么差别。几乎每个人的正式职称都是“特别助理”。有几个人叫“行政助理”。没有一个人是“总统助理”。实际上，总统在1961年1月就说过，他希望每个人都被称作特别助理。作为一个非常荣誉的职称的继承人，我几乎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不过在白宫的围墙里曾经被使用过的只有一个头衔，那就是“总统先生”。
白宫班子从来没有开过一次有总统在场或不在场的会议，也没有人认为需要开一次这种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忙于自己负责的工作。在必要时，每个人都同与我们职权范围有关的人去会商。例如，我的任务是协助总统制定计划和政策，特别着重于立法方面。这使我可以在一天中分别就外援的咨文问题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商，就外援的费用问题同预算局局长贝尔会商，就咨文的公布问题同新闻秘书塞林格会商，就咨文在国会通过的问题同负责和国会联络的奥布赖恩会商，并就总统为商讨咨文内容而召开的会议问题同安排总统约会的秘书奥唐奈会商，同时还同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对外援助局长会商。我还通过参加所有较为正式的制定政策的会议，来跟上总统的想法，如内阁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总统与国会领袖们举行的早餐会，记者招待会前的早餐会，以及制订预算和立法计划的会议。他和我以一种特殊的非私人性质的方式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当然，没有一个人真正是美国总统的“莫逆之交”。
各部首长
议论内阁阁员位置的高低长期以来一直是华盛顿专栏作家和鸡尾酒会的常客们喜爱的游戏。他们议论着谁进了内阁，谁出了内阁，谁升迁了，谁降职了，谁内定要离职，谁将取代离职的人。他们搞这种游戏主要是出于兴趣，而不是根据事实，因为外界很小获得同这种议论有关的材料。经常见到总统的某个内阁成员，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亲信，也可能会被认为是个讨厌鬼。难得晋见总统的人，可能被认为已授予他广泛的处理事务的权力，或者被认为他与总统的关系已经“完全冻结”。对新闻界来说，评论一个劳工部长是否成功要比评论一个农业部长容易得多。一个邮政局局同长的重要性是不能同一个司法部长相提并论的；也没有哪一个全神贯注在世界危机上的总统同他的商业部长会商的次数会象同他的国务卿会商的次数一样地频繁。
有六个全国性的高级行政官员由于他们职责的性质和他们办事的才能，同总统特别接近。他们是副总统约翰逊，司法部长肯尼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财政部长狄龙，国务卿腊斯克和劳工部长戈德堡。其余的内阁阁员——农业部长弗里曼，第二任劳工部长沃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里比科夫，内政部长尤德尔，商业部长霍奇斯，第二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塞莱布雷兹，以及邮政总局局长戴和格罗诺斯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得到总统的绝对信任与尊重，尽管他同他们相处的时间必然比较少些。
使许多人感到惊讶，并使他们两人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总统和副总统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在一开始相处中的小心谨慎，随后便为真诚的热情所取代了。约翰逊把他的巨大的才能运用到了范围很广的职务上面：反对种族歧视就业委员会主席、空间协调委员会主席、和平队咨询委员会主席、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总统同国会议员的早餐会和记者招待会前的早餐会的参加者、重要外交使命的使者和实地调查人、民主党竞选和筹募基金的人员，以及同国会两院，特别是同否则便很难与之取得联系的得克萨斯州议员和南方议员进行联络的人员。在立法问题和政治问题上，总统特别要征求他的意见。主持参议院会议，以及代表总统出席种种仪式，这只是他的工作中最次要的部分。
总统并不委托副总统去作出决定，而约翰逊也不希望作出决定。在外交事务方面，副总统有时在白宫内主张一种比较好战一点的政策，但他总是大力支持总统所采取的不论何种方针。在国内事务方面，他经常提出一些为总统所采纳的建议，其中包括在赋税法案中对石油和其他行将耗竭的能源实行补贴的一项不十分彻底的改革，以及在民权计划中列入大规模的职业训练与扫除文盲和组织一个志愿调解机构的措施。他在会上发言不多，对那些他感到没有充分了解情况的事情并不主动提出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有几次觉得约翰逊本可以说得坦率一些或者更热衷于提供意见，而约翰逊有时则觉得肯尼迪本可以让他对情况多了解一些。但是据我所知，双方说出气恼的话是比较少的。总统对副总统的忠诚始终没有感到怀疑，而这是许多总统常会感到的问题。肯尼迪还尽力使约翰逊能出席上文提到的各种重要会议，并且公开赞扬他是“非常宝贵的人材”。
有些不真实的报道说，他对约翰逊进行侦察，或者说他正在考虑把约翰逊从下一届候选人名单上去掉（对后一种谣言他曾追查到一些对立的得克萨斯政治家），这使肯尼迪很恼火。他在两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了他的意向，即在1964年继续同约翰逊合作竞选。在一次政治性的宴会上，他说：“波士顿和奥斯汀①的合作是司法部长最后批准的名单之一，然而它却是最成功的合作之一。”反过来，这位前多数党领袖对于自己新职位的不大引人注目和比较缺乏实权却始终不曾出过怨言，他也始终没有妨碍过他的上司或是怎样喧宾夺主。有个记者引用他的话说，“老实说，我认为他〔指总统〕很体贴我，如果我跟他换个地位，我还不会这样体贴呢。”
①肯尼迪是波士顿人，约翰逊是奥斯汀人。——译者
关于如果总统死亡而由副总统继任的这种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不过难得认真谈起这个问题。总统往往在随意取笑时拿这件事跟副总统和白宫班子里的人员开玩笑。有一天，肯尼迪正在他的卧室里由贴身男仆乔治·托马斯帮助穿衣服，准备冒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飞往俄亥俄去，他笑着对我说道，“如果这架飞机摔下去，那末林登将在二十四小时内把这地方彻底出空——你和乔治将会最先走路。”不过总统知道，除了偶然有些例外，他的班子和内阁同副总统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好，并且约翰逊对情况很了解，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顺利地接管权力的。
1961年，肯尼迪请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应为副总统提供特工保护，——不管副总统是否提出要求——并在副总统继任总统之职后，为排在副总统后的人选提供特工保护。同时在1961年间，他还跟约翰逊毫无困难地就一些程序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这些程序，如果由于总统无力履行其职务而有了那种需要的时候，副总统将担任代总统。这项程序跟他们的前任所采取的相应办法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一条。万一总统不能将他的丧失能力一事通知政府，那末文字中副总统进行“适当的协商”一语在肯尼迪一约翰逊协议中有了明白的规定，即应包括要得到内阁的支持和司法部长的一项法律证明。由于司法部长是肯尼迪家族的一员，这种情况使总统和副总统都更加放心了。
司法部长仍然是他哥哥最亲信的知心人。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各个附属机构的特邀成员，作为一个在国外带着总统的旗号、姓氏和目标的人，作为处理重大危机的所有会议的参加者，他在外交事务方面提供的意见和帮助，其范围之广就他这个职位来说，是没有先例的。恰巧国内事务方面有几次重大的危机，包括民权和钢铁价格问题，正在他的部门掌握的权限之内。除了青少年犯罪问题和贫穷问题之外，其他大多数内政措施或是日常的外交活动虽然不必就商与他，也同他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同立法有关的问题和高级人事的甄选方面，他也往往加以协助。
在一群异常有才干的同僚的帮助下，他在没有放松其他那些职责的情况下，使司法部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他不仅促进了民权，而且打击了青少年犯罪活动、有组织的罪恶勾当、垄断性的并吞，以及操纵物价等行为；他还干预了重定界标的案件；为贫穷的被告提供辩护律师；扩大赦免条例的适用范围；促使移民局的工作变得通情达理；改善了联邦法官的素质（除了个别例外）；使联邦调查局在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的辛迪加和破坏民权者方面更有成效；制止了保释条例的滥用和过分的或不适当的惩罚。二十五年米，联邦监狱管理局局长一直徒劳无功地设法战胜反对意见，关闭古老的阿尔喀特拉斯监狱，结果是肯尼迪弟兄把它关闭了。此外，司法部从国会得到的立法比过去三十年中所得到的还要多。由于触犯联邦法律而被起诉的民主党人为数众多，而奉派担任联邦法官的共和党人为数较少，这在两党的工作人员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是司法部长在这些事情上就象在所有别的事情上一样，总是欣然地为贯彻总统批准的决策而不遗余力。
在内阁里有一个总统的弟弟，是有种种不利之处。鲍勃说话直率所犯的错误，是不可能十分轻易地予以否认的。他的敌人可以攻击“肯尼迪弟兄”，而不必仅仅攻击内阁。他对其他各部事务的干预，对他的同僚是个较大的威胁，因为他如不是肯尼迪家的一个成员，他的同僚可能会较为有力地加以抵制的。不过他的长处远远可以抵消这种种短处：他少年老成，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和非凡的干劲、忠诚与献身精神。因此，他的种种错误和政敌的问题，在这弟兄俩之间更多地是引起轻松的玩笑，而不是表示惋惜。
同我在1953年初次见到他时相比，1961年的鲍勃·肯尼迪显得更为热情和深沉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这时正相处得很融洽。他在内阁中的工作既增长了他的专业才干，也使他更为通情达理。通过处理种族偏见的受害者的案件，通过处理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种种起因，他变得更富有同情心了。通过处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战。而通过跟他哥哥一起工作，他变得更有耐心，更乐于听取意见，更为宽厚，并且不那么固执己见。
肯尼迪弟兄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信任与友爱的关系，这即使在弟兄之间也是罕见的。他们总是立即地互通信息，几乎是灵犀相通的。甚至总统也说，他们的互通信息是“有些神秘难解的”。两人都拿鲍勃在政府里的威望仅次于总统这件事开玩笑。当司法部长打来的一个电话使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次会议中断了的时候，总统会笑着说，“请各位容我离开一会，这是国内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打来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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