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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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领袖们对他先是冷淡、猜疑，后来则是激烈地反对。劳联一产联主席乔治·米尼在肯尼迪为他提出的改革法案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大声嚷道：“愿上帝把我们从我们朋友的手中拯救出来吧！”——对此，肯尼迪冷静地回答说：“米尼先生，我也要说这句话。”机械工人工会主席艾尔·海斯把肯尼迪比作阿根廷独裁者庇隆。其他的人则试图在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谴责他。但是这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就一项福利及养老金法案提出并几乎要通过一批反劳工的修正案。米尼和工会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才逐渐勉强地认识到，通过某种立法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可供选择的对象是：要么通过肯尼迪的劳…资改革法案，以铲除他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宽恕的舞弊行为；要么就通过诺兰的劳…资关系法案，以限制他们工会谈判的权利。
在随后发生的斗争中，多数劳联一产联领袖既支持建设性的法案，也支持他们自己志愿的法规。这次斗争使参议员极为深刻地看到了劳工领袖们的品质。象贝克、霍法以及他们的流氓朋友这样一伙人很快便从其他人中孤立出来。不过他发现，并不是所有正派的工会领袖都能象霍法那样有效地行使权力。在一次旅途中他对我说，有些人因为多年掌权，已经变得软弱无力，并同他们的工会会员们脱离接触或互不协调了。有些人思想贫乏，单靠他们手下的人和律师来办事。有些人只不过是傀儡，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的工会。有些人，象建筑行业和铁路兄弟工会的领导人很有能力，因为他们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对会员有影响的问题上，并且对两党的朋友都给以报酬。
企业界的人也怨恨肯尼迪弟兄，因为他们揭露了资方同舞弊分子的勾结。美国律师公会主席也怨恨这位参议员，因为他发表声明，指责有组织的律师对于其会员同舞弊分子勾结，侵吞工会经费的事“显然漠不关心”，而他则对此深表关切。各种各样的民主党政客也对肯尼迪弟兄俩施加压力。当那个以伊利诺斯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史蒂文森密友的身份闻名的杰克·阿维代表一个当事人要求参议员肯尼迪进行调解时，参议员告诉他，只有总顾问肯尼迪能制止调查。等阿维和他的同事离开，到委员会办公室去以后，参议员把鲍勃叫来告诉他，他认为这个请求“令人作呕”。
随着这些反对者的压力增大，肯尼迪的决心也增大了。在拉尔夫，邓根、哈佛大学劳工法专家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以及由其他六位学者组成的一个小组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份劳工改革法案，掌握了劳工法的错综复杂细节，并且第一次真正掌握了立法的程序。1958年，肯尼迪一艾夫斯法案在参议院以八十八票对一票获得通过，结果在众议院却被葬送了。1959年，经过在院内长期艰巨的斗争，肯尼迪一欧文法案以九十票对一票获得通过。
这个法案于是同众议院所通过的兰德勒姆一格里芬法案一起提交会议进行协商。肯尼迪宁愿通过一项折衷方案而不愿什么法案也不通过，他终于能从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中删去了十五项限制工会正常活动的条款，同时却保存了他自己的关于限制工会舞弊行为的条款。虽然最后的文本总的说来更接近于参议院的法案。但他却认为法案不冠上他的姓名是更为策略的。
在整个这项长时期的立法努力中，贯穿了调查性的探索工作。当他签署麦克莱伦委员会报告时，一些全国性的和马萨诸塞州的工会领袖们被激怒了。他回答说，如果他不签字，他在参议院里关于这个问题的信用就会丧失掉了。但是这使他在政治上既有损失。也有收获。电视观众们对肯尼迪兄弟越来越熟悉了，他们看到肯尼迪兄弟严厉地盘问那些不诚实的工会领袖，并教训那些滥用诚实会员基金的骗子。同麦卡锡的作风不一样，这个委员会给一切证人以提出事先准备好了的声明的权利，给予提出问题进行盘问的权利和获得证词文本的权利，反对一人作证，完全防止自证其罪。
参议员办公室
在肯尼迪担任参议员期间，参议院办公大楼第362室的房门总是敞开着的。肯尼迪的参议员工作使他自己和马萨诸塞州的选民都感到满意。
一开始，工作步调是狂热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他的工作人员全出力地干，因为参议员也很出力，还因为他的活力和热忱具有感染性。巴里·戈德华德①对一个朋友说，晚上他离开大楼时，仍然在办公的唯一的办公室必然是肯尼迪的办公室。走廊正对面副总统尼克松的办公室里，秘书们经常分两班工作。但是肯尼迪办公室里的女秘书们既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补休，一贯工作上十小时、十二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而且几乎没有人调班。（尼克松和肯尼迪一起进入国会，彼此相当友好。1953年肯尼迪举行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来宾包括他的全体工作人员，连速记员也在内。来宾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家。副总统偶尔也到我们办公室来看望一下，1955年还送了一篮水果来，表示欢迎参议员从疗养中归来。在这以前，当民主党在1954年的选举中以一票之多似将重新控制参议院时，副总统把我找去说，他无意让共和党人趁肯尼迪住院的机会把参议院组织起来。）
①巴里·戈德华德（1900…），美国共和党参议员，1964年曾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译者
参议员对他下属的工作并不总是满意的。他不喜欢抱怨者和工作拖拉的人。他想知道实情和争执双方的论点，但是他特别厌恶只向他报告坏消息的人。他总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和书面的东西，同时总能看到每一行动或每一见解可以配合进去的更为广阔的图景。
他作为雇主，象他平时的为人一样，对雇员是很耐心的，不过他不能容忍效率不高和工作无能的人。他一向平易近人，肯倾听别人的意见，能迅速领会一项建议，只有在没有建议的时候才感到失望。当他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不同意或不满意时，他从不提高嗓音。诚然，他很少对任何工作人员发火，而且即使发火，为时也很短。但是他作为参议员，却有一个对行政官员说来很严重的弱点，即他不愿辞退任何人。
1953年，他原来分派给我的工作是为新英格兰的经挤草拟一份立法计划。这件事就在那一年里导致他在参议院全院会议上一连发表了三篇内容广泛的演说，提出了若干法案、有关的演说和向全国性杂志投稿的文章，并建立了新英格兰参议员会议的正式组织（由一个内布拉斯加人担任秘书）。
他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中所建议召开的新英格兰参议员会议是他和马萨诸塞州的同事、彬彬有礼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共同发起的。从那以后，我们两个办公室在马萨诸塞州的各项问题上就密切合作、共同工作，我们召开了一些联席会议，发表了一些联合公告。
虽然索顿斯托尔和肯尼迪两人在全国性政策方面往往投不同的票，但彼此尊重，也颇亲密。他们两人都由于同对方合作而亭有额外的政治支持。这两人私下宁愿同一位反对党同事分享参议院特权，而不愿同他们自己党的一个竞争者分享这种特权。他们轮流带头提出有关马萨诸塞州的联合提案。这些提案在这位老资格参议员的1954年和1960年竞选运动中，将称为索顿斯托尔…肯尼迪法案，而在1958年的竞选运动中则称为肯尼迪…索顿斯托尔法案。他们两人对此是完全有默契的。
关于他处理问题是从地方着眼，还是从全国着眼这一问题，最严峻的考验出现在1954年年初，当时圣劳伦斯航道问题①再一次在参议院提了出来。这个问题二十年都未获通过。马萨诸塞州的所有参议员和众议员不问党派和地区，二十年里一直投票反对它。肯尼迪在1952年竞选中也反对过它。马萨诸塞州的港口业和铁路业是反对这个法案的院外集团中的中坚分子。波士顿的码头工人一向是肯尼迪的忠实支持者。他们也谴责这个法案，认为它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威胁。
①圣劳伦斯航道系美国和加拿大在圣劳伦斯河联合修建的一项工程，目的在于使圣劳伦斯湾和安大略湖之间可以通航远洋轮船。此项工程在美国引起长期争论，直到1954年国会才批准美国参加修建。——译者
但是参议员出于他的个性，要我替他汇集有关的客观事实——事实表明这条河道不会造成人们所说的那种损害，而且从国家利益来看，是很需要的。如果美国再拖延下去，很可能（这在1952年还不清楚）加拿大就会独资修建这项工程。他吩咐草拟一篇演说支持这项计划，但在第二天以前不作最后决定，让他好“考虑一晚”。
第二天，他承认自己没有睡多少时间。几年以后，他作出了远比这一次艰巨和危险的决定而没有失眠。不过这一次在许多方面都成为这位三十六岁参议员的一个转折点。他没有义务为航道投票，从而危及他的政治根据地。没有人要求他为任何一方发言。假定他不声不响投一次反对票，也没有人会注意。但是他决心代表国家利益。他对他的选民们说，他们的地区性观念只会使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继续忽视他们。最初，他仍然踌躇不决。随后，他把头一摆——我经常看到他这样一摆，意思是说，“嘿，这是我好歹必须做的事”——走到参议院讲坛上，发表了这篇演说。
他引证他的州历来反对此事的传统，并宣称，“我不能接受对一个美国参议员职责的那种狭隘的看法。”我自豪地站在大厅的后边，人们立即围着我，向我索取演说稿。这篇演说被认为是参议员一生事业以及关于航道问题辩论的一个转折点。航道法案终于成了法律。波士顿《邮报，指控肯尼迪“使新英格兰遭到毁灭”。1958年，他的对手指控他，他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约瑟夫·肯尼迪在芝加哥的商品市场。波士顿市议会的一个朋友告诫他，不要参加1954年圣帕特里克节日的游行，以免在码头工人住宅区被人辱骂和遭遇更坏的事。但是他大踏步前进——没有发生意外事件。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不愿逃避他的听众中可能出现的敌意行为，无论是在波士顿、杰克逊、休斯敦、加拉加斯或达拉斯。
在参议院的演说
肯尼迪每发表一次讲话，工作人员总要事先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在国会图书馆，他以借阅参考书最多而闻名。他在参议院发表的重要演说并不象有些比较喜欢讲话的同事那么多，他也不以一篇演说所受到的宣传来衡量自己或其他人发言的效果。
参议员肯尼迪发表的经过最仔细研究、受到最广泛宣传、但完全遭到官方忽视的演说之一，就是1957年概述美国和西方通过谈判最终解决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的利害关系的那篇。这篇演说在随后的年代中证明大部分都说对了，而且在某些方面也不幸而言中，但当时它在巴黎和华盛顿都受到尖锐的批评。他后来发现，他的姓名和演说在整个北非却受到人们欢呼——访问过阿尔及利亚营地的一个美国记者曾向参议员谈到，他当时感到很惊讶，因为那些疲乏、肮脏的叛军向他询问肯尼迪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不过美国并没有阿尔及利亚选民，因此记者们便拚命寻找他们的政治动机。
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这篇演说，同参议员多年来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具有危险性的信念是一致的，同他在较早时期发表的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两篇演说也是一致的。他在1953年和1954年曾说过，越南人民实现独立的问题拖延得越久，我们对法美两国的反复的预言——法国即将取得军事胜利——相信得愈久，那么越南和它的姐妹国家一旦获得完全自由后，其前途就将愈加困难。当时他还不能预见到，他自己将如何深深地被卷入这些正确地预见到的困难中去。的确，在许多问题上——阿尔及利亚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印度问题、波兰问题、拉丁美洲问题以及防御问题——肯尼迪的演说都大大地走到了他的同事和头条新闻的前面。
当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引起了同反对党的辩论时，他通常能坚持立场，顶住资历较老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攻击。例如对于霍默·弗格森为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政策”①削减陆军实力所进行的辩护，对于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反对肯尼迪关于增加对印度援助的请求，对于威廉·诺兰以一票之差击败肯尼迪提出的鼓舞波兰民族主义的一个方案，或是对于霍默·凯普哈特要求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以辩论肯尼迪指责我国战略部队团步自封的问题等，都是如此。
①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新面貌政策”，强调美国不直接卷入局部战争，加紧武装外国雇佣军队，组织侵略性军事联盟，扩大战略空军，发展新武器，建立“报复性”的攻击力量。——译者
他的著作
除了演讲稿以外，他在任期之中还开始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包括立法、政治、外交政策、经济问题和历史等方面。在这项工作上，他也要我给予帮助。早在1954年，他曾要我读艾加著的《联合的代价》一书中的一节，因为这一节一直使他感觉兴趣。其中讲到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作为马萨诸塞州联邦派参议员的独立风格。他说，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这种参议员抵抗选民压力的事例，那末他就有材料好写一篇有价值的杂志文章了。他希望提醒人们，政治是——而且能够是——最崇高的职业。
后来，在1955年1月中旬，参议员闲着没事干。他因为背部动手术后需要疗养，正在棕榈滩父亲的住宅里卧床休养。他有时没精打采，有时满心烦躁。他知道自己的头脑需要一种引人入胜的活动以补偿身体不能活动的痛苦。通过电话和信件往返商讨，他的《政治上的勇气》一稿的规划复活了。他写成了草稿，送了一份给《哈珀杂志》去考虑。文章暂时定名为《政治勇气的典范》。这时，一种念头已在参议员的心中日益滋长起来，即这类材料很多，足够写一本书而不仅是一篇文章。
哈珀对于出版一本书很感兴趣，源源不断的材料开始送到参议员床边的小桌子上。我在3月中旬以前一直没有见到他，但是我几乎天天通过信件，有时还通过电话接到他的指示——把书给他送去，起草一些备忘录，查对资料来源以及搜集种种材料。他浏览了二百多本书籍、期刊、杂志、《国会记录》和旧的报纸，还有我父亲同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诺里斯来往的信件以及其他来源的资料。
他坚持要了解所写书每一章的全部历史背景。在他边读边写时，他对自己的政治哲学以及在民主政治中一个担任公职的人的职责，产生了远较过去深刻的见解。
除了绪言和尾声两章以外，大部分手稿在6月1日他回到参议院前都已经完成了。几箱子的书，大部分是国会图书馆的财产，从棕榈滩运回了华盛顿。他在办公室和家里仍然日日夜夜地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最后，他选定了这一书名：《勇敢人物的画像》。
随着《勇敢人物的画像》在1956年1月1日的出版，约翰·肯尼迪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了。这本书立即成为一部历久不衰的畅销书。它博得了不少好评，并译成了好几十种文字，从波斯文到古吉拉特文①。虽然除了其中的一章外，想把这本书改编为电视剧本或电影剧本的尝试在1963年以前都失败了，但是大多数章节都已由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和报纸予以转载。一些作品评论午餐会和大学也邀请作者去发表演讲。许多荣誉学位开始象雨点般地落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使他高兴的荣誉是1957年获得的传记奖“普利策奖金”。
①印度的一种语言。——译者
第三章 政治家
1956年，哈佛大学授予约翰·肯尼迪名誉学位，并附有一张证书，措辞同他的最精彩的演说一样简洁和对称：“勇敢的军官，干练的参议员，哈佛的儿子。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
后面一句话绝妙地总结了这位参议员的政治立场。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他在参议院的投票都是自行决定的，但同他的党内进步分子是一致的。他在投票时，不总是绝对投民主党的票；不过他多少年来一直忙于为马萨诸塞州内外的其他民主党人发表演说和募集基金。在竞选运动的宣传活动中，他不象很多人那样隐瞒自己的党籍，但是他也成功地赢得了无党派人士和共和党的选票。关于政治问题，他很少在意个人因素——虽然他私下的谈活中议论人物多于议论问题——而且他并不厌恶反对他、甚至攻击他的人，只要他们的立场是坦率的、对事不对人的。
在《勇敢人物的画像》那本书里，他写道：“我们不能容许对党负责的压力在所有问题上把表达个人责任感的要求全淹没了。”但是他是一个有党派观念的民主党人。在第一任参议员任期中，他曾对我说，假使他是从外层空间来到这里且完全不了解这些争端的活，那末“在听了一会儿蒙特、柯蒂斯以及那一群人的发言之后，他也会欣然地做一个民主党人的”。他说，民主党人一般说来比较重感情、比较有远见、比较有活力。他们并不满足于现状，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改善现状。
但是他的党派观念并不是盲目的或是强烈的，不足以使马萨诸塞州的某些“专职的”党魁、“政客”、政治喽啰和帮闲们喜爱他。象他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但他是一个“哈佛的爱尔兰人”。
一些职业政客们认为，早在当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他就已经表现出来对党是不可靠的。在1947年，他是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代表团成员中唯一不愿意在请求杜鲁门总统宽大处理詹姆斯·迈克尔·柯利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柯利一度是波士顿市长、众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州长，被认为是民主党老派政治家中的一个“元老”。肯尼迪同这类政治家是不想混在一起的。他后来告诉我，更重要的是，柯利由于邮件诈骗罪被判徒刑，刚关进监狱不久，而且经过同有关当局核查以后，表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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