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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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年初，约翰·肯尼迪对这个职位还没有明确的意图时，他曾对一个新闻记者说，“我料想凡是搞政治的人都想当总统。”他想当总统无非就是这个因素——还因为，正如他在1960年经常说的，“这个职位是行动的中心，是美国制度的主要动力和力量源泉”——也因为，正如他在1962年所说的，“你至少有机会对好些问题能有所作为……对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公民，（反正）都会十分关心的……而且，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有益而成功的话，那末……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作为一个民主党党员，肯尼迪认为再让共和党执政四年将是灾难性的。作为一个公民，他为自己国家在六十年代的趋向感到担心。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公仆，他象许多人那样，渴望登上他这一职业的顶点。作为国会两院的成员，他日益认识到，两院所掌握的改进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是多么有限。他在竞选运动中时常讲的一句话最能扼要地说明他谋求总统职位的理由了：“因为我想把事情办好。”
他父亲告诫他说，总统职位之艰难繁忙，可能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坏的工作”。他回答说，这些问题总还是得由人来解决的。他知道这个职位的职责往往遭到苛求，并必须独力承担。可是，他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判断力和勇气，对公共事务的学识，对于自己在参众两院的多年经验，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经历，以及在他同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的交谈中，都体现了自信心。在1960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前，他曾以通常的坦率精神对访问他的一个记者说：“担子是沉重的……〔然而〕这个职位总要有人去干的。我是考虑去担任这个职务的四，五名候选人之一。我认为我能胜任这个职务，我是以这样的认识来争取它的。”
私下里，他甚至可以说得更直率些，他列举出那些在他的同时代曾经担任过或谋求过这个职位的人或者这时正在谋求这个职位的那四、五个人的姓名——这些人的才干充其量也并不胜过他。至于在其他可能竞选的人中，他认为约翰逊最有才干，而赛明顿则是各派最可能一致接受的人选。他对他们两个都有好感，都很尊重。对史蒂文森和汉弗莱也是如此。不过曾经两度担任党的旗手的史蒂文森却直截了当地说，他不想再竞选了。而且肯尼迪还客观地认为他自己获得提名、当选并领导这个国家渡过一个危险时期的能力是超过所有这四个人的。
在这位参议员看来，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不是不能击败的。他于1957年写道，理查德·尼克松将是一位“顽强、老练、精明的对手。……想打败尼克松先生，要采取比谩骂性的声明——就是他在乘车参加1961年总统就职游行时可以看到的那类声明——更进一步的手段。”但是他觉得尼克松志大才疏，其演说风度和过去的历史都不足以在选民中激发起信心来。
这一切不是自视过高而是客观现实。他对自己的不利条件如同对自己的有利条件一样地客观。往往，使记者们难以相信并使拥护者感到惊愕的是，他会当众客观地列举出那些不利条件来。他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当选为美国总统，因为在美国的教徒中基督教新教徒占有二比一以上的多数；从来没有一个四十三岁的人曾经当选为总统俪且特别为了这些原因，他的党不大可能会选中他。另一方面，他知道，他的宗教信仰和年轻的外表虽然为某些人所不信任，却也使他同大多数政客有所区别，并有助于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
假如他能获得保证说，他可以在选定的将来任何一年里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那末他也许不会选中1960年竞选总统。再等八年或十二年年龄上的障碍就会消除，宗教上的障碍也会有所缓和，并且可能使共和党人有所削弱。但是他没有获得这种保证，因而在这方面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的形势、事态和他自身的竞争本能促使他在1960年参加逐鹿。而且他一旦下定了决心，便感到要就在1960年，否则就永不再参加竞选。许多人——专栏作家、竞争对手、朋友和素不相识的人——都劝他等一等，暂靠边，安居第二位。1960年年初的一天，当他在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市的街上进行竞选活动时，同他握手的一个老妇人说：“现在还没到时候，小伙子，现在还太早，还太早。”他和颜悦色、几乎是逗趣地回答道：“不，大娘，是时候啦。现在正是时候。”于是她含笑地离开了他，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
前几年，我脑子里经常在想，将来有一天肯尼迪可能会成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他自己却从未谈论过这件事。1954年当我在参议院会议室里提醒他说，他支持一项次要的经济动议“可能会在今后的一场全国竞选活动中显得很不好”时，他断然地回答道：“我不能一开始就把我的生活建立在那上面，否则我当了总统也当不好，这对我自己也没有好处。”两年之后，当他在棕榈滩卧病时，他那位烦愁的夫人问我，他会不会有一天进入白宫。我在他的办事处里仅仅工作了一个月以后曾对伊夫林·林肯说过：他总有一天应当成为，也可以成为总统的，不过他更可能会先成为副总统。这时，我就把这句话告诉了她。
1956年发生的事件并没有使参议员染上“总统热”，而改变其全部抱负和习性。然而这些事件的确使他几乎立即变成了他的党的全国领袖，以致当选总统对他说来不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他谈话时仍然不提这些。他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刻或任何一个场合表示过要在1960年竞选总统的决心。和往常一样，他只不过打定主意要在自己所处的新形势下，去掌握时代的潮流和事态的发民并且看看形势会把他向前推得多远。在1956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我看得很清楚，竞选总统职位已成为他政治生涯中，而且确实也是他的生活中的首要目标了。不过在他确信他有可能获得提名以前，他谨慎地避免卷入1960年的竞选——即使在私下里，在他良己的思想上，也是如此。我们还要求那些申请物资或许可，以便筹组“肯尼迪竞选总统”俱乐部的志愿人士停止活动（尽管他们的姓名、住址已全被妥善地保存在一份“基层群众的支持”的卷宗里了）。
1959年10月某日，在印第安那州伊凡斯维尔市一家旅馆的房间内，我们就总统提名问题谈到深夜的时候，他说：“我认为现在我可以干了”——这句话使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从来不曾想到他会有另外的想法。但即使在这时，在他所认为的既必要又适当的时候到来之前，他仍没有作出最后的公开的决定。1959年11月在堪萨斯州威奇塔市，有个采访者请他至少举出他认为合意的候选人的名字，参议员没有陷入圈套，回答说：“我确有一位合意的候选人，不过在他有胆量宣布他是候选人之前，我不打算宣布我对他的支持。”他对一个假装对肯尼迪谢绝宣布表示迷惑不解的记者说。因为“每件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和场合的呀”。
民意测验与宣传
肯尼迪的旅行、写文章、宣传以及对劳工改革所进行的斗争，使人们日益注意到他的品质，反映在全国和少帅民意测验中，肯尼迪的实力在不断地增长。不管是同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还是同两个有希望的共和党候选人进行较量，他在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民主党的其他逐鹿者只不过在他们本地区显示出了实力，而肯尼迪则在所有各地区都显示出了实力。
不论怎么说，从1957年到1959年，凡是私下和公开举办的民意测验都使肯尼迪越来越宽心而使他的对手越来越泄气。“竞选中的领先者”总有一些不利之处。批评参议员的人变得更加公开、更加畅言无忌了，他们对他的一字一句都加以政治性的解释。共和党政府在某两昼夜的时间内，对它以前似乎赞成的三项肯尼迪的提案突然转持反对的态度了。这三项提案是：对印度的援助，同波兰的经济关系以及劳工改革。老资格的政界人士曾告诫他说，他动手动得太早了，逼得太紧了，这样会使自己的精力耗尽的。有一个人建议他不要再到马萨诸塞州以外去发表演说。不止一个专栏作家说，从肯尼迪的年龄和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来看，他在1960年竞选总统时机还未到，最好还是“放慢下来”。公共关系专家们也告诫他，不要在新闻界过于出头露面。
参议员有时确曾严格地压缩自己到外州去演说的次数，以便专心致志于参议员的本职工作和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再次竞选。他还设法限定了自己在全国电视上露面的次数，并把宣传的重心从宣传他的家庭和他本人转向宣传他的信念和成就，不过他对于“不要过早动手”这句至理名言却抱怀疑态度。他宁愿同对消息很感兴趣的新闻记者合作，而不愿自费力气试图去耽搁他们的这种兴趣。
此外，他的步子快也有一些好处。它回答了对他健康的一切怀疑。它有助于选民们不去在意他那副不够成熟的外表。它强调的是他的品质而不是他的宗教信仰。它还产生了一种其他逐鹿者无法阻挡并且望尘莫及的自发的势头。肯尼迪深知，一个具有他这种不利条件的候选人在竞选中必须领先并早日赢得胜利，否则就干脆放弃竞选。在1958年，他对我说：“他们谈到我时，至少不再说只好先当副总统了。”那年夏天，另一位友人说，看来只要他提出，副总统一职就可以是他的。对这句话，他咧开嘴笑着回答道：“我们不要老是谈论副职了。我对任何形式的副职都反对。”
宗教问题
有些民主党人，包括其他有获得提名希望的人物在内，希望有个天主教徒当副总统候选人，这样既可以获得天主教徒的支持，又不至于失去反天主教人士的支持，关于副总统的议论就是由他们掀起来的。甚至象沃尔特·李普曼那样聪明绝顶的人，也把宗教问题称为是“肯尼迪参议员所引起的问题”，他建议把肯尼迪放在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二位作为解决办法。据说有个重要的耶稣会知识分子曾经评论说：“情况一向是如此。天主教徒做一名董事很不错，可是做董事长就不妥了。”
参议员肯尼迪没有那么达观。他说，“我觉得这种见解非常令人讨厌。它把大主教徒当作政治棋盘上的小卒子，可以任人摆布。”这种见解还认为由于1928年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①的惨败，最高职位之门对全体天主教徒已经永远关闭了。肯尼迪开始向这种设想挑战——而且尽早向它挑战，希望到1960年这个问题会减少一些神秘色彩和热度。1928年史密斯曾经引用神父的讲道和教皇的圣谕为自己的教会辩护。肯尼迪则援引自己的政绩和见解为自己辩护。他只谈论立法方面的问题，而不谈论神学问题，并且他只代表他自己说话。关于这个总策略他曾对我说：“我想我们就应当坚守一项总的原则，即决心履行我们宪法上的义务。”
①阿尔·史密斯（1873…1944），美国民主党人，天主教徒，曾四任纽约州州长，颇得人望，于1928年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终因宗教教派关系败于胡佛之手。——译者
第五章 预选
1月2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参议员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大步走进一个坐满了人的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份关于他参加竞选总统的一页纸的声明。
他当时四十二岁——还从来没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候选人当选过美国总统，甚至在本世纪内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也从来没有提名过这样年轻的候选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信仰这个教的教徒从来没有人当选过总统，而且在1928年以后，甚至从来也没有人认真地从中考虑过人选。他是合众国的参议员——参议院过去只选出过一个共和党人的总统，没有从中选出过一个民主党人的总统，而民主党人在这一百年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名一个参议员当总统候选人。他们在更长的时期里也没有提名过一个新英格兰人当总统候选人。
然而肯尼迪的一举一动毫不气馁。他从牙买加休假归来，脸晒得黑黑的，讲话干脆而自信：
今天我宣布我参加竞选美国总统。……在过去的三年零四个月里，我访问了联邦的每一个州，并和各界的民主党人交谈过。因此，我参加竞选是以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即我能在提名和大选中获得胜利。
他知道，在这个声明里，他不能扭忸怩怩，或半心半意。他应当使全国各地拥护他的人都知道，他在竞选中将是有始有终的，不会使他们进退两难。不久即将承担起义务来的政界领袖们需要弄清楚，他是否准备认真地大干一番。他决定不直接提到他的宗教信仰，但是却不以为意或毫无敌意地回答了这方面的全部问题。在答复人们担心他太年轻的问题时，他强调谈了自己“几乎到过世”界上每一洲、每一国“的二十年旅游经历，”为美国效劳出力的十八年，先是在太平洋充当一个海军军官……十四年来一直是当国会议员“。他从不直接地或贬低地谈论其他潜在的候选人——他们中只有汉弗莱已经公开宣布参加竞选——只不过要求他们在预选中同他较量一番。
他断然拒绝考虑“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第二天在哈见报界。的节目中，他说，现在的形势与1956年“多少有点不同”，如果他未能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那末我认为我在参议院里可以最适当地为党和国家效力。……我不想把往后的八年花在……主持参议院的工作……在双方票数相等时来投票打开僵局（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并等待着总统去世来继任总统职位。”他本来还会说，象他私下所说的那样，如果他的党以他的宗教信仰为由而拒绝由他当总统候选人，然后又以同样理由坚持要他接受副总统的提名，对此，他是不能接受的。他还认为，如果在1960年的任何其他民主党候选人的名单上把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这很可能就是一张落选的名单上的副总统候选人，不过他并没有这样明说出来。
然而，在那个第一个周末，新闻界的权威评论家仍认为肯尼迪实际上是一个副总统候选人，或者，他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如此自信地吹他竞选总统职位的事。据那些很少离开华盛顿的政治记者判断，实际上没有什么重要人士拥护他竞选总统。全国知名的民主党人几乎全认为，鉴于他的宗教信仰、年龄、职务以及籍贯等因素，提名和选举他当总统都是不恰当的。他们都赞成他当副总统，部分原因是想避免种种反天主教的攻击。他是大家心目中的第二号人物的第一号人选。但是几乎没有一个知名的人赞成他竞选他所唯一愿意接受的总统职位。
国会参众两院的所有民主党领袖——据信只有不活跃的约翰·麦科马克不在内——都赞成约翰逊。民主党的“挂名领袖”艾德莱·史蒂文森没有公开表态，私下则赞成他自己。上届民主党总统哈里·杜鲁门赞成赛明顿。有影响的故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则赞成史蒂文森或汉弗莱。
对众议院民主党人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他们赞成赛明顿。参议院民主党人进行的民意测验则赞成约翰逊。在新闻出版界编辑中进行的民意测验预测是史蒂文森。对民主党各州委员会主席的民意测验却预测是赛明顿。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民意测验中表明他们赞成史蒂文森。自由派的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委员会则赞成汉弗莱或史蒂文森。大多数黑人领袖首先提到的是汉弗莱。大多数劳工领袖，特别是那些被反舞弊调查和立法激怒了的人们，都首先提到汉弗莱或赛明顿。大多数南方的领袖则首先提到约翰逊。
但是这位参议员，一方面不忽视上层工作，一方面注意从基层积聚他的力量。为了依靠新的方法和新的朋友来同这一系列难以对付的困难较量，他也搞到了他自己的一些“法宝”。他的实力基地不是在知名人士麋集的华盛顿，而是在代表们所在的外地各州。那里的选民和普通的民主党党员中，拥护肯尼迪的人多于拥护其他候选人的人。
地方党的领袖们——他们通常比全国闻名的那些大人物掌握着更多选票——倾向于肯尼迪，因为肯尼迪在他们的邻居们和朋友中享有声望，还因为他多次访问了他们的州。他曾在他们的宴会和群众集会上讲过话，为他们的竞选活动筹集并且付出过活动经费，他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和帮助，他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真诚的关怀。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电话，他从来没有忽视过一封来信或怠慢过一个来访的客人。政治领袖们、劳工领袖们、黑人领袖们、知识分子们都从肯尼迪或肯尼迪的办公室以及马萨诸塞州肯尼迪的竞选办公室收到过大量的信件；他们并且不断地收到肯尼迪写的或关于肯尼迪的大量文章，他们还不断地收到肯尼迪打来的电话，肯尼迪写的书或关于肯尼迪的书，而且在各种民意测验中也表明肯尼迪是领先的。
肯尼迪看上去不大象一个政治家，但他却显得越来越象一个胜利者。他具有把次要的候选人带着一起走向政治胜利的历史。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使人感到他会一直干到底的。他的竞选班子虽然缺乏经验，却既有能力，又有信心。他的“新的专业人员”，象奥布赖恩和奥唐奈，都比全国闻名的“老专业人员”工作更为努力也更熟悉各种各样情况。他在一个联合的新英格兰代表团里有一个牢固的政治基地，其规模可以同任何一个大州相比拟。
宗教方面的障碍
但是投在上述这些光明面上的阴影仍然是肯尼迪的宗教信仰问题。民主党人要的是一个总统，而不是什么原则。如果不能提名一个天主教徒当候选人，或者如果提了名，却不能当选为总统，那末不论理由多么荒谬，任何一个民主党政治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肯尼迪的提名，而丝毫不能算作偏执顽固，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肯尼迪也没有把所有怀疑天主教徒能否当选的民主党人就看作是顽固分子。他并没有召唤人们来掀起一场运动，以取消不让天主教徒进入白宫的禁令。他并不急切地想为他的祖辈在波士顿遭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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