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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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了。他今天回家吃午饭。他把她扔在去帕金顿的路上，随时都可能来接她。那是个完美的早晨。她总觉得有个出卖卡瓦尔和墨兰普斯的叛逆，在这样辉煌的日子里把他们捆绑起来。她坐在白沙地上，在我和夏洛特之间。她穿着短裤。她修长的褐色的双腿仿佛栗色母马的健腹，使我着迷。
她笑时，露出了她口里的胶糖。
“我几乎把你们俩都放进我画的湖里了”，她说，“我甚至发现了你的疏忽。你（指亨伯特）戴着手表下水的，是的，先生，你戴了。”“防水的，”夏洛特轻声说，作鱼嘴样。
琼把我的手腕拿到她的膝上，审视起夏洛特的礼物，然后把亨伯特的手放回沙地上，掌心朝上。
“你什么都能看见啦。”夏洛特酸溜溜地说道。
琼叹了口气。“有一次我看见，”她说，“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太阳下山时，就在这儿，做爱。他们的影子大极了。
天刚亮时，我告诉过你汤姆森先生的事。下一次我期望看见穿一身乳白色的老胖艾弗。他真是异想天开，那人。上次他给我讲了一个他侄子的下流故事。好象是——“”喂，“约翰的嗓音。
我不愉快时总习惯沉默不语，或更确切地说，我不悦的缄默所具有的那种冷酷、卑劣气质，过去总能吓得瓦莱里亚束手无策。她总是先小声抽泣继而放声哭号，一边说着：“让我发疯的是，你这样呆着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试过对夏洛特保持沉默——而她只一味发出唧唧声，或咯咯笑我的不言不语。真是个奇异的女人！于是我就退回我原来的房间，现在是标准的“书房”了，低声嘟哝说我毕竟还有部学术性的巨著要写；夏洛特也就继续美化她的家，写几封信，或拿起电话婉转啼唱。我从窗户，透过如漆的白杨树叶的颤动，能看见她穿过大街，心满意足地给费伦的妹妹寄信。
在我仍对滴漏湖静止的沙滩作过最后一次拜访后的一个星期，一直最星雨阴霾密布，那是我能记得的最抑郁的日子。
而后终于出现了二三缕模模糊糊希望的光线——在太阳完全进出之前。
我想到在良好的工作秩序中，我有个灵巧的大脑，我或许该好好利用它。如果我不敢干预我妻子对付她女儿（在令人无望的远方明媚的天空下每天都在越变越热烈，肤色越变越深）的计划，我必须能想出适宜的办法维护自己，这方法日后没准能引向一个特殊的良机。一天晚上，夏洛特自己为我提供了一个出口。
“我有件令你惊喜的事，”她说，脉脉地看着我，手中举起一勺汤。“秋天，我们俩去英格兰。”我一口吞下我勺里的东西，用粉红色餐纸（噢，这是米拉罐饭店需有的证明）抹净嘴唇，我说：“我也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亲爱的，我们俩不去英格兰”“为什么，怎么回事？”她问，看着——那种惊诧比我预料的还严重——我的手（我下意识题叠起又撕开又压平又撕开那张无辜的粉色的餐纸）。不过我微笑的面容不知怎么使她放心了。
“事情很简单，”我答道。“即使在最融洽的家庭里，象我们这样的，也不是所有的决定都由女方做啊。有些事情应该论丈夫决定。我可以想象你这样一位健康的美国女子，遇上与邦波尔夫人——或'冻肉大王'塞缨尔。邦波尔，或一位好莱坞荡妇乘同一条海轮横渡大西洋，定会喜不自禁。我一点不怀疑当我们望着——你，坦诚的明眸，我，控制着我嫉妒的羡慕——望着'皇宫哨兵'或'红色哨兵'或'海獭食者'或别的什么时候被拍摄下来，你我一定会为旅游公司做一则最漂亮的广告。可是恰好我讨厌欧洲，包括古老快乐的英格兰。你很清楚，对老朽和腐败的世界，我所有的，仅仅是悲哀的联系。你画报上登的那些彩色广告也无济于事。”“亲爱的，”夏洛特说，“我真——”“不，等等。眼前的情况纯属偶然。我关心一般倾向。当你想让我不顾工作把整个下午花在湖边晒太阳，为了你我会很乐意顺从，为你晒成个金光灿灿的小黑孩，而不再作学者和，怎么说呢，教育者。当你带我去与可爱的法洛夫妇玩桥牌喝酒，我也总是欣然从命。不，请等等再说。当你要装饰你的家，我不干涉你的计划。当你决皮——当你决定一切事情，我也许完全或部分反对——但从无半句怨言。我可以忽视个别事。但我不能无视一般倾向。我喜欢被你指挥监督，但任何一种游戏都有规剔。我不是生气。我根本不是生气。
别再那样做。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半，嗓音虽小但还清楚。“她走到我身边，跪了下来，慢慢地但非常猛烈地摇着头，抓紧我的裤子。她说她从来没想到。她说我是她的统治者，她的上帝。她说露易丝走了，让我们现在就做爱吧。她说我必须原谅她否则她就去死。
这场小事故使我满是得意。我轻轻地告诉她，这是件无需请求原谅的事，但需改变一个人的方式；我决心趁势故作冷漠阴沉，有相当长的时间只埋头写书——至少是假装用功。
我原先屋里的“工作床”，…早就变成萦绕我心头的那张沙发了，夏洛特从我们同居起就提醒我，那屋子该改成标准的“作家私室”。“英国事件”的两天后，我正坐在一张崭新又舒适的椅子里，膝上放着一大卷书，夏洛特用无名指敲门，悠悠地走了进来。她的姿态和我的洛丽塔多么不同，过去当她穿着脏乎乎的蓝仔裤来看我时，总是浑身散发出性感少女的留香；她衬衣最底下的扣子还总是开着，令人害怕又让人发狂，有股隐隐的邪恶。不过，让我告诉你们。在小黑兹的粗鲁无礼和大黑兹的泰然自若能背后，均流动着娇羞的气质，它们味道相同，低低的声音相同。一位伟大的法国医生曾对我父亲说过，在近亲中，最微弱的胃响“声音”也相同。
夏洛特就这么踱了进来。她觉得我们之间的一切都不对劲。昨天以及昨天的昨天的晚上我们刚上床就假装睡熟，天亮才醒来。
她温柔地问我她是否“打搅了”。
“这会儿不，”我说，把《少女百科》第三卷翻开，查看一幅被绘制人称作“臀界”的画。
夏洛特走到有一个抽屉的仿桃花心木公桌子边。她把手放在上边，小桌子很难看，毫无疑问，可并不碍她的事。
“我总想问问你，”她说（象是谈生意，一点也不卖俏），“这东西干吗锁？你这屋还要它么？样子真蠢极了。”“别管它，”我说。我正在“期堪的那维亚野营”。
“有钥匙么？”“藏起来了。”“噢，亨……”“锁着情书呢。”她给了我…副受伤雌鹿的目光，这使我很气恼，而后，她不知我是否很认真，也不知如何继续这场谈话，就又呆站着了。我慢慢看过几页（校园、加拿大、小型照相机、糖果），她出神地望着破璃，用杏黄加玫瑰色的尖利指甲敲打它。
这会儿（我看到“乘独木舟”和“北美野鸭”了），她挪到我的椅子边，就势重重地落坐在扶手上，用我第一任妻子惯用的香水的气味立刻将我淹没。“阁下愿意在这儿过秋天吗？”她问时，小拇指指着一个守旧的“东方州”的一幅秋景。“为什么？”（非常清晰又馒悠悠）。她耸耸肩。（没准哈罗德过去总是那时候去度假。开放的季节，条件反射到她那儿。）“我想我知道那是哪儿，”她说，手仍指着。“我记得一家旅馆，'着魔猎人'，很古怪，是不是？食物真是精美。而且互不干扰。”她靠在我的太阳穴上摩挲了脸颊。瓦莱里亚很快就又恢复常态。
“晚饭你想吃点儿什么特别的么，亲爱的？约翰和琼一会儿来。”我咕噜一声做了回答。她吻了我的下唇，明快地说她要做个蛋糕（从我租宿起开始的传统，因为我赞赏她的蛋糕），然后留我独自一人选惘地呆坐房内。
我小心地把打开的书放在她坐过的地方（书还试图做海浪翻转，但突在里边的铅笔阻止了它），我查看了藏钥匙的地方：它很乖，仍躺在那只昂贵的安全剃胡刀下边；这只旧的过去我一直用着，直到她给我买了只更好、更便宜的。这是万无一失的隐藏地么——在刀片下边，在那只包着天鹅绒的盒槽里？盒子放在装有我各种各样的工作文件的一只箱中。
我还能做什么改进吗？很显然，要想藏东西有多么难——尤其当一个人的老婆总把眼睛盯在这家俱上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在我们上次游泳后一星期，午间邮递员送来了费伦小姐第二的回信。那女人写道，她刚刚从她姐姐的葬礼回到圣阿尔布拉。“尤菲米姬摔坏臀骨以后就大不一样了。”至于亨伯特夫人的女儿之事，她想告知今年招收已经太迟；不过，幸存的费伦完全相信，如果亨伯特夫人能在一月把多洛雷斯带去，她的入校就可以办妥。
第二天，吃完中饭，我去见“我们”的医生，一个挺友好的家伙，他对一些专利麻醉药持只能用于临床的态度以及对它们的完全依赖，恰好表现出他对医药科学的无知和漠视。
烙将必须回到拉姆斯代尔的事实，便是希望的宝库。为此我要做好充分准备。实际上，在夏洛特做出那个残酷的决定以后，我已经提前进入我的程序了；我必须确保我可爱的孩子到来的那天晚上，以及接连的一夜又一夜，直到圣阿尔杰布拉把她认我身边带走为止，我能有办法让两个尤物沉沉入睡，任河声响或触动都不能使其惊醒。在大半个七月里，我实验过各种各样的安眠药，用药物大食家夏洛特做试验。我给她的最后一剂（她以为那是镇静片——为她的神经上油），把她击昏了整整四个小时。我把收音机音量开满，还将巨亮的饵光朝她脸上打去。我推她，捏她，扎她——但什么也干拢不了她平静而有力的呼吸节奏。可是，每当我一做象是吻她之类的简单动作，她马上就会醒来，象一条章鱼生机勃勃（我仓皇逃走）。这药可不行，我想；还得有更安全的。最初，我对拜伦医生说他上次给我的失眠症开的药于事无补，他好象根本不信。他建议我再试试，而后给我看他家人的照片以转移我的注意力。他有个迷人的孩子，也象多丽那般年龄；但我看穿了他的花招，坚持让他开一些目前最有劲的药。他建议我去打高尔夫，但最后终于同意给我一些，用她的话说，“效力无比的”；便走向另一个柜子，取出一小瓶蓝紫色胶囊，一头有黑紫色带状条纹，他说，这是刚上市的，并不用于那些一口水就能镇静下来的神经病患者；它只用于无法入睡的艺术家们，这些人必须先死去几小时方能再活几百年。我喜欢愚弄傻气十足的医生，尽管内心很高兴，但把药片装进口袋时，还是怀疑地耸了耸肩。再说，对他我也必须严加小心。
记得有一次拜访他，我愚蠢地失口提到了我最后入的那家疗养院，我自信看见了他的耳朵尖痉挛了一下。既然夏洛特或任何其他人都不知道我过去的那段日子，我于是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曾为了写部小说到精神病患者中间做过些调查，不过无妨；这老恶棍当然有个甜甜的女儿。
我精神高涨地告辞出来。用一个指头把住我妻子的小车，心满意足地向家驶去。拉姆斯代尔毕竟诱惑力很大。蝉在叫；大街刚洒过水。一路顺风，我几乎是平滑着就开上了我们那条陡峭的小马路。那天不知怎么样样事都很称心。天那么蓝树那么绿。我知道太阳光灿灿，因为我的点火栓正好反射在挡风玻璃里；我还知道此时正是三点半，因为每天下午给奥泊西特小姐按摩的护士穿着白袜、白鞋正在狭窄的便道上轻快地走着。象平常一样，歇斯底里的琼克长毛狗在我驶下山时朝我袭来：也象平常一样，地方报纸刚刚被肯尼扔在前廊上。
前一天，我已放弃了故意摆出的冷漠的生活规矩。此刻我打开起居室的门便快乐地喊出归家之辞。夏洛特的玉色颈背和青铜色甜面包对着我，身上穿着我第一次见她时穿的那身黄色衬衣，栗色宽松鞋，她正坐在椅角的写字台上写信。
我的手仍然放在门把上又重复了我衷心的欢呼。她写字的手停下来。静坐了片刻；然后她慢慢转过她的椅子，把胳膊肘放在弯曲的靠背上。她的脸因激动的情绪显得十分难看，她盯着我的双腿开口说话时那情景怪是骇人：“黑兹这女人，大母狗，老猫，应受惩罚的妈妈，这……
又老又蠢的黑兹从今起不再是你捉弄的对象。她已经……她已经……“我义正辞严的控诉者住了口，吞咽下她的怨恨和泪水。
无论亨伯特·亨伯特说什么——或企图说什么——都全无必要。她继续道：“你是个野兽。你是个可恶、可憎、罪大恶极的骗子。你敢过来——我就朝窗外叫。滚回去！”同样，我想无论H。H。小声嘀咕些什么都可以省略。
“今晚我就离开。这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永远、永远也见不到那个可怜的乳臭末干的小丫头了。滚出这间屋子。”读者，我那么做了。我上楼来到一半破烂的书房。两手叉腰，镇静下来恢复自若，站了片刻，从门口看到那张遭劫的小桌子，抽屉大开，一把钥匙挂在锁孔里，另外四把钥匙摊在桌面上。我穿过顶楼的走廊，走进亨伯特夫妇的卧室，平静地从她枕头下转移出我的日记，放入我的口袋。然后我朝楼下走去，又停在半路：她正在通电话，电话机正好就安在客厅的门外。我想听听她正说些什么：她取消了订购的什么物品，然后又回到客厅。我再次调整好我的呼吸，穿过过道，进了厨房。我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她从来也不能抵抗威士忌的诱惑。我走进餐室，透过半开的门，看到夏洛特宽宽的后背。
“你这样是在毁我也毁了你的一生，”我平静地说。“让我们通情达理些。这都是你的幻觉。你真疯了，夏洛特。你找到的那些笔记不过是一部小说的片断。你和她的名字也不过是碰巧用用。就因为它们是信手拈来。好好想想吧。我去给你拿杯酒。”她既没回答也没转过身，只是一个劲飞快地胡涂乱写，不知她写的是什么。大概第三封信了（两封已装在贴足邮票的信封里，放在桌上）。我又走回厨房。
我拿出两个杯子（为圣阿尔杰布拉？为洛？）。从冰箱里取出冰块以后，它粗暴地朝我吼了一声。再写一遍。让她重读一遍。她不会记住细节的。改动，伪造。写个片断，拿给她看，或随便扔在哪儿。为什么自来水龙头长鸣起来有时会那么可怕？真是个可怕的局面，真是。象小枕头形状的冰块——是玩具北极熊的枕头，洛说——当温水注进它们的小窝解救了它们，那些刺耳的锉声、噼哩啪啦声和受折磨声便消逝了。我将杯子并排放着。注入威士忌和少量苏打水。她禁止我使用针搅拌。冰盒里一阵乒乒乓乓。我端着酒杯穿过餐室，来到客厅门外，门只开了一个缝，我的胳膊肘都进不去，隔着门我说：“我给你拿酒来了。”没有回答，这个疯母狗，我于是把杯子放在电话机旁边的餐具架上，这时电话响了。
“我是莱斯利。莱斯利。汤姆森，”喜欢在天刚亮时游个泳的莱斯利。汤姆森说：“亨伯特夫人被车轧了，你最好马上来，先生。”我回答说，可能约略有些暴躁，说我妻子安然无恙，同时一手拿着听筒，一边推开门说：“这个人说你被轧死了，夏洛特。”但夏洛特没在客厅里。
第七章
我冲出门。我们那条陡峭的小马路远处显出一幅奇异的景色。一辆又大又亮的帕卡德轿车爬上了奥泊西特小姐家从便道斜上去的一块草坪（有条格子呢膝布就丢在草堆里），在阳光下熠熠闪亮，车门象翅膀一样开着，前轱辘深陷进常青的灌木。这辆车的右边，在草坪斜坡整洁的草地上，一位白胡髭衣着讲究的老绅士——双排扣的灰西装、带花点的蝶形领结——仰面朝天躺着，他的两条长腿并在一起，象一具没有生命的封蜡人体。我必须把当时一瞬间看到的景物变成一连串的字眼；它们在书页上一个接一个的排列可以弥补实际是在一瞬间里猛烈聚合起来的印象的混乱：厚毯膝布、小汽车、老绅士，奥小组的护士跑着，手里拿着一只沙沙响、一半空的平底大玻璃杯，跑回隔着屏风的前廊——可以想象，那儿的那位硬撑起来、受身体限制的老朽女人没准自己正在尖叫，但声音不够大，未能淹没琼克长毛狗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吠叫——放一群已经聚集在便道上靠近一些受检物的邻居那儿，又跑回小汽车，把汽车翻了个底朝天，而后又到草坪上另一群人那儿，其中有莱斯利、两名警察和一名戴玳瑁眼镜的壮汉。关于这一点，我应该解释一下，巡逻警察在事故发生后还不到一分钟就出现了，是因为他们正在两条街以外的交叉小路上向非法停车的发违章通知单呢；那个戴眼镜的人名叫小弗雷德里克·比尔，是帕尔德轿车的司机；躺在绿草堆上的是他七十九岁的父亲，护士还在给他灌水——这么说吧，那草堆是个堆起来的工作台——，他并非真的死去了，而是正舒舒服服，有条不紊地等待从一场心脏病或心脏病的可能性中苏醒过来；最后是便道上用膝布（她经常带着不满在便道上对我指点着那条弯曲的绿色裂缝）簇着的夏洛特·亨伯特血肉模糊的尸体，她是在匆匆穿过马路到奥泊西特小姐的草坪拐角上的那只邮筒去投那三封信时被比尔的汽车撞倒的，并被拖出去几英尺。一个面孔漂亮、穿一身脏乎乎粉袍的小孩把这些信拾起来，交给了我。我于是在裤兜里，把它们撕成碎片。
三名医生和法洛夫妇很快就到了现场，接管了一切。这鳏夫，真是位有特别自制力的人，既没哭也没有怒吼乱叫。
他摇晃了一下，这就是他的表观；但他张开嘴巴只是为了把一切与验尸及其善后处理有非常必要关系的情况和指示表达出来；她的头顶骨、脑浆、金发和血已经模糊一片。等他被两个朋友，仁和的约翰和珠泪涟涟的琼安顿在多丽屋里的床上时，太阳仍在闪耀着；那一晚他的为了方便就寝在亨始特夫妇约卧室；就我所知，他的可能根本没以这个严峻形势所需要的那般纯洁度过此夜。
在这部特殊的回忆录中，我不必详细述说那些不得不参加的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