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抗日突击营-第2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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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真的就只静静地看戏？”
不知为何。周恩来像是总有一句话始终没说出口似的，话说到一半，却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不然怎样？”老毛仿佛看透了周恩来心思，继而挥手大声道：
“谁也不是救世主，我们更不是。或许放在去年我还在心底有一丝波澜，为那些值得我关注的人和事。但今天我不会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也检验了一切。该存在的，无论什么力量也都无法将其抹去。就像多年前我们的那场艰苦卓绝的长征，它总是有理由存在的。”
而在迷雾缭绕的重庆，一场对话也在同样进行着。唯一与延安有所不同的是，同样都是第一公子的身份，同样都曾经是苏联红军低级军官，同样都是从一个地方回到祖国，重庆的蒋公子经国却参加了这一次重大议题的会商。当然理由也是十分充分的，那就是对于即将在蒙古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人比蒋经国更了解正在那里集结的苏联红军，以及苏联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了。
蒋经国怎么去的红色苏联，自不待言，但他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的。1929年12月，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为了表示坚定的立场，他还一度在苏联报纸上发表声明，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也正是有了这些表态和表功，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次年，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惊人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
当然，校方也在他的个人档案里做了同样惊人的评论：“（他）非常聪明、忠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
蒋经国的表现太好，以至于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指示苏共zhōngyāng有关部门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派回中国，参加**领导的红军。但是，**驻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这就让蒋经国第一次回国的机会成了泡影。他再度请求到红军工作，这个请求也落了空。
这件事情颇具戏剧性，因为很难想象，假若延安方面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个建议，蒋氏父子将极有可能兵戎相见，而那将是一副何种场景呢？
或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老毛的伟人特质在那一刻超越了一切吧。
不过随着“西安事变”发生戏剧性的转变，蒋经国第二次回国的机会又一次戏剧性地到来了。
在斯大林首肯下，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通过第三者向蒋经国传达了“经国可以回国”的最高指示。
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把蒋经国召唤到莫斯科，并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做了一番陈述，同时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蒋经国在做出多方保证之后，随即在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了护照，并向蒋廷黻大使辞行。当日，季米特洛夫代表苏共以个人名义邀蒋经国到自己家里。对他说：“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这场极富政治色彩的欢送宴后，蒋经国随即携妻子离开莫斯科。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
可想而知的是，像这样一个红透半边天的儿子，老蒋怎么可能有心情去重温一番天伦之乐呢？
然而终究血浓于水。在刻意疏离了很长一段时间避不相见之后，老蒋终于还是十指连心，极为低调地在当时建于杭州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进行。一进门，蒋经国就向父亲跪下，三叩首。他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表达与过去12年的红色之旅彻底决裂的态度。
终于回归“太子之位”的蒋经国，在1940年10月1日这一天终于开始展露他的治世才华，这一年他刚刚年满30岁。
在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内，踌躇满志的蒋经国对着赣南十一县的县长、秘书、参议会议长、社会贤达等慷慨陈述其“三年计划”：
“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校舍……”
不过谁也没想到，这位已经在十几年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瞩目成绩，同时也用这十几年的实干荏苒岁月证明了自己的新派太子，再一次以自己的言辞震惊了世界。
而这时。在延安的另一位太子此刻正在深入农村，全身心地体验着作为一个合格农民的全部历程。
就在众将结束争论。老蒋即将做总结性发言之前，只是象征性地询问了远远坐在一角的蒋经国。因为在他看来。十几年的历练对于他未来可能接手的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度，还是太少太过苍白了。
“经国，你有什么要发言的么？”
老蒋话音未落，蒋经国早就腾地一声站了起来，颇有些令人意外地慷慨陈词道：
“父亲，经国真真有话要说。各位前辈，同志们，由于经国那段人所共知的不堪经历，所以接下来我要引用的一句先人警言，万望能够引起诸位的足够认识和警觉。那就是林则徐先生曾经大声疾呼过的，亡中国者，终为俄罗斯也！我只想改一个字，亡中国者，必为俄罗斯也！”
随着蒋经国的话音落地，整个会场顿时哄地一声变得人声鼎沸起来。
人头攒动中，逐渐醒悟过来的陈布雷急忙倾身对坐在他前排座椅上的老蒋低声提醒了起来：
“总裁，您必须要有个态度了。目前世界正在多方督促苏联出兵中国，并协助我国对侵华日寇完成最后雷霆一击之关口，我们的态度和所持立场就变得尤为微妙了。”
正凝神想着什么的老蒋，怵然一惊，但马上就面露不悦地猛哼一声：
“娘希匹，我们要什么态度？解放和收复我们失去的所有领土，寸土不让地全部重新收回到中国名下，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再说了，现在讨论的是孟遥他们，关苏联人什么事情，娘希匹。”
陈布雷暗叹一声，但还是尽责地跟上一句：“孟将军之事就是苏联人之事，请总裁三思。”
老蒋似乎有所触动，但不知为何却始终梗着脖子不搭腔，并最终抬手一指蒋经国道：“你的话没有讲完，可以继续讲下去。”
蒋经国点点头，赶紧抓住机会继续大声陈词道：
“同志们，父亲早在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警告我们，像我们这样四亿五千万人口，一千二百万方公里土地的国家，无论是跌下去，或是站起来，对于世界人类总是一番大震动。无论是敌人或是友人，都要先看他自己所受的影响，才敢确立他对我们中国的方针。”
“可是一世纪来，由于列强对我们不断的侵略和压迫——尤其是比邻的日、俄两国，更迭为害。日本没有力量的时候，俄国就来了；俄国打败了，日本又起来；现在日本倒下去了，又成了俄国人的天下。日本的野心，已由日本人自己的口中说出，这是容易明白的。而俄国人则不同，他们口口声声说扶植弱小民族，帮助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运动，援助中国革命，其实绝对口是心非，真正的是要攫取我们在远东的整个大陆。”
老蒋沉脸听着，突然高声命令道：
“经国，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就不要多说了，你只说说协助宋部长访问俄国的事情就行了。”
原来，在今年初也就是1945年初，为了争取到最大国家利益，老蒋趁着罗斯福尚未将《雅尔塔协定》公诸于世之际，飞速派出了由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决定就外蒙古、中东铁路、旅顺、大连军港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向克里姆林宫进行深度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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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抗日烽火第584章、蒋经国来了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临行前父亲就给过我们指示，绝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照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虽然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dúlì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最大症结所在。”
“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所以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史大林谈判。同时又指示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当然还是那句话，问我为什么坚持中国对外蒙古的dúlì和解放一定要反对？”
“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滑稽的命题，而且还是强盗逻辑。我当即这样告诉斯大林说，我们中国十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还在敌人手中。这时您再让外**立。岂不是面对老蒋突然点名要求直接公开谈论访苏结论。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又怎能不知晓作为父亲的一位领袖人物的心思。所以不觉一脸愤懑地说道：
“有一点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可能并不知情，谈判之前，斯大林对这次中苏谈判是定了调子的。他说，谈问题、签协议都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因为那是罗斯福签过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雅尔塔协定。”
逼迫我们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更是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做了让步，因为不这样做。中苏友好条约就无法签订，斯大林也不会出兵，罗斯福就会怪罪我们破坏了全球战略。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那就是外蒙古允许dúlì，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mínzhǔ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不过斯大林很快又对他的人说：条约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抗俄一旦取得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上吗？”
“同志们，从苏联回来我们就专门做了一个统计，自1644年起，到今天外蒙古被迫dúlì出去为止，俄国从我们手中掠夺走的土地，先后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国领土被占的面积，包括现在外蒙古在内。共有6578820平方公里之巨，约为我原有领土的三分之一。倘若与我们现有领土12000000平方公里比较，则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国占领去了。这样大的仇恨，我们将永世难忘！”
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在底下振臂高呼了一声：
“打倒新沙皇斯大林。打倒挂羊头卖狗肉的红色苏联，还我蒙古。”
呼喊声中。有资格与会的胡宗南、薛岳、蒋鼎文等一众高级将领，一脸激愤地呼啦啦站起身来：
“经国同志，请不要再说了，您直接告诉我们得了，在你签下这个条约之后回国到现在，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只要允许，我们一定跟着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蒋经国一听，先是谨慎地看了一眼台上正襟危坐的老蒋，随后一脸郑重地一抱拳道：
“感谢诸位将军声援，怎么做当然首先得听总裁的安排。假若我能有幸得到总裁指示，全权处理当下突击营之国际冲突之危机，我必将维护我中华之最后之尊严，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听了蒋经国这番再明白不过的话，限于身份一直未敢轻易开言的戴笠终于憋不住了，脱口就问道：
“经国先生，您的意思是要支持突击营，即使我政府要公开面对苏俄强权？”
“正是，”蒋经国毫不犹疑地同样也是脱口而出道：
“借此正论突击营这一国家大事之机会，我也算作自动请缨也好，为民请命也罢，只要我能以国家面目出使这一国际强权争端，我当以中华民族之一份子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是，就是，我们支持经国先生——”
胡宗南、薛岳等一干大将又握拳一番呐喊起来：“作为军事将领，我们这次也抛开个人恩怨和立场，坚决支持孟遥及其突击营在外蒙古的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
群情激奋，但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有一个不发话，他们再怎么叫嚷也都是无济于事的。就在这时，老蒋果然适时地将目光定在了何应钦头上，缓缓吐出一串字来：
“你是军事方面的大政方针制定者，你对此有何高见？”
“我——”
众怒难犯，何应钦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但他同样又不肯轻易放弃他手中的那点权利，当然更不肯丢弃他内心那点yīn暗的东西。
不过，就在他嗫嚅着支支吾吾之时，白崇禧虎地一声站起身来，直视着何应钦就是怒目而视。而李宗仁则更加干脆。直接扭头望着老蒋毫不讳言地出声道：
“委员长要问的是我们桂系对此事的集体看法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桂系不桂系的说法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直接代表他们，关于外蒙古之事，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情。不过假若委员长明天要我披挂上阵，到外蒙古再来一个台儿庄大战，我今天就回去整装待发。”
老蒋点点头，沉默半晌，忽然面露微笑对李宗仁颔首道：
“德邻兄言重了，此等先锋之事，怎可让兄再像以往那样冲锋陷阵，岂不真令我党国汗颜哉？兄且安坐。容小辈打探一番也不迟也。”
蒋经国一听，急忙激动地挺胸而立，目光灼灼地望着老蒋。
然而老蒋却是两眼虚虚地飘向窗外，半晌方才幽幽地说了一句：
“你若是有心。倒不妨去探个究竟，就算不能斡旋也能代表我国家之名义给国际一个态度。当然，对你也是一番历练。可惜呀，蒋百里与宋希濂此刻仍羁留海南岛上，突击营对你素来陌生，你如此简单前去多有不妥啊……”
话音落处，蒋鼎文应声站了起来：
“委员长勿忧，若经国先生看得起，鼎文愿随同前往。”
老蒋一脸惊喜地扭过头来，还未开口。戴笠倒先兴奋地叫了一声：
“这个好，这个甚好，我倒把你这个西安行营给忘了。想当年为了突击营那些稀罕物，你倒是与我那兄弟孟遥使了不少心眼，如此也算得颇有旧交了。”
老蒋终于正眼望向了他这个此前一直与他作对的儿子，而且表情也一下子变得十分严厉起来：
“既然是外蒙古之事，且牵涉主权、领土等颇多重大现实与历史事项，你不仅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为国争光，为民族尊严而战。而且不要忘了1924年的那个《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切不可再让苏俄大玩两面手法。记住，现在我中华，不需要第二个顾维钧，更不需要第二个王正廷。”
蒋经国一脸惊喜，同时又是一脸沉思地揣测着老蒋的话。一字一顿地说道：
“父亲，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孟将军和他的突击营在前，以及他们已有的在外蒙古的事实扩张，我只需把握这一点即可：要打就打，要谈则谈？”
老蒋马上脸上一寒，鼻子里只是轻轻哼了一声，便不置可否地兀自起身向外走去。只是走到门口处，他却看似无意地对紧随其后的陈布雷补充一句道：
“布雷先生就代表我在这里再坐一下吧，有些事情或许要商量着来。”
陈布雷答应一声，随即撩起长袍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风轻云淡地轻飘飘坐了下去。
很显然，对于老蒋提到的顾维钧、王正廷，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了。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只可惜的是，事倍功半，刚刚在外蒙古站住脚跟的徐树铮，因为不可能远离北洋政治斗争中心的局限性，未等巩固战果便匆匆回国。
很快，出现权力真空的外蒙出现了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以及由白俄溃军在日军支持下的反动武装，打着恢复**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这两股武装势力，很快在1921年便将最后一直中国守军击溃并永久地撤出了库伦。当年7月，苏俄红军也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不过，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而在外蒙古的苏俄红军最高领导人齐切林在给列宁的密信中，曾这样不无得意地写道：“蒙古革命政府现在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我们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从此变得安全了。”
因此到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
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
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这样**裸的武力威胁：
“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zìyóu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
关于外蒙问题如是规定如下：
“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而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则是一方面不承认该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秘密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坐视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