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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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低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囗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书成，司马光密封好，付司马康切切叮咛：“汝速去吕相府邸，亲自呈交吕相晦叔，请其审览，谨转达我殷殷拜托之意。”
　　司马康接过书信转身离去，行至书房门口，苏轼神情沉重而至。司马康猜度苏轼亦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急忙躬身相迎，设座于父亲身旁几桌前，然后执札离去。
　　苏轼现任中书舍人之职，此时确实是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
　　今天入夜，苏轼在白家巷府邸客厅，与其门生黄庭坚（字山谷），晁补之（字无咎），张耒（字文潜）诗酒相欢，被人视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彭城才子陈师道（字无已）亦应邀参加，苏辙亦参与其乐。
　　黄庭坚，时年四十一岁，由司马光举荐为秘书省校书郎来京，已与范祖禹共同校定《资治通鉴》。
　　晁补之，时年三十三岁，由尚书右丞李清臣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张耒，时年三十二岁，由范纯仁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陈师道，时年三十三岁，由苏轼举荐为太学博士来京。
　　由于审官院事务现由吕公著和程颐负责，对调入朝廷官吏察审极严，他们的任职命令还没有下达，遂居于苏府等待。“苏门学士”的进入京都，不仅张扬了苏轼的声望，而且在京都文坛掀起了一股新风，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局面，显示了苏轼文坛领袖的地位。“苏门学士”多才多艺，几乎都会弹弄琴笛瑟箭之音，不必乐伎、歌伎、舞伎临场，也会自得其乐。今夜他们诗酒相欢的话题，是为苏门另一个学士秦观的命途多舛而鸣放不平。时年三十七岁的秦观少游，尽管诗词惊世，为苏轼、王安石所赞赏，但屡试不第，到处以布衣混食，去年（元丰八年）才混得了一个进士，现仍任定海县主簿，不经殿试制策一关，怕是调不进京都的。诗酒醉心，文人善感，黄庭坚执酒举笛，提议为苏门弟子的时来运转畅饮而歌，晁补之响应抚琴，陈师道应诺品箫，张文潜放喉而歌唱：长翁波涛万顷陂，
　　少翁巉秀千寻麓。
　　黄郎萧萧日下鹤，
　　陈子峭峭霜中竹。
　　秦文囗藻舒桃李，
　　昆论峥嵘走金玉。
　　六公文字满天下，
　　君欲高飞附鸿鹄。
　　丝竹清雅，歌声激扬，苏轼舒臂而舞，苏辙拊掌唱和，欢情正浓，女主人王闰之神情悲伤地出现在客厅，人们惊异，王闰之挽住苏轼的手臂轻声说：“大内宦侍传旨，要你速人大内。介甫已病故于江宁了。”
　　苏轼惊骇，跌坐于椅，沉痛而无语，人们也都沉默了。
　　苏辙对王安石虽怀有不满，但仇恨的是吕惠卿，此刻对王安石反倒有怜惜了。晁补之十三岁时在常州从师于王安国学诗，对王安石自有一层私谊之亲。黄庭坚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自有见解，曾有“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的感慨，而且一直推崇王安石的诗词。也许他们都是文人气质多于官员气派的疏狂人，厚于文采而薄于政见。诗酒相聚的欢乐，突然变成了对王安石哀思沉重的悼念。
　　苏轼忆及十七年前“变法”开始之时，与弟弟子由同游西太一宫见到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二首》诗作的情景，沧桑人世之情涌上心头，遂含泪依王安石原韵吟诗以怀念介甫：秋早川原净丽，
　　雨余日风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
　　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
　　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
　　而今烟草萋迷。
　　黄庭坚接着苏轼的低吟，也依王安石旧作之韵，高声吟出苍凉的悼诗：短世风惊雨过，成功梦迷酒酣。
　　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
　　啜羹不如放囗，乐羊终愧巴西。
　　欲问老翁归处？
　　帝乡无路云迷。
　　晁补之也许由王安石的病故想到恩师王安国的死亡，想到王府十多年来遭遇到的不幸，竟然咽泣出声……
　　苏轼此刻与司马光相对而坐，眼前的几案，酒杯和酒杯中清冽的杜康酒，使他犀通了司马光此时的所想所思，这是祭奠介甫英灵之酒，也是祭奠友谊不混之酒啊！他抬头向司马光一瞥，老司马泪蒙老眼，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凄怆无语，他俩也许都在回想着十五年前在此屋此处王安石涛酒送别的情景，也许都在怀念王安石那“渐老偏谙世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的哀叹和忧郁，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乘田岂为名”的劳累和感慨，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相逢始觉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的侮怨和无奈。苏轼终于在苦涩中开了口：“司马公近日病恙如何？”
　　司马光怆然出声：“‘凄怆江潭’，我已体知介甫愁居江宁十年的悲哀了……”
　　苏轼声咽：“君实知介甫之冷清归去吗？”
　　司马光吟庾信之《枯树赋》以诉心中之哀伤：“‘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戴瘿御瘤，藏穿抱穴，木魅（目间）（目炎），山精妖孽，况复风雷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哀……’我终有负于介甫啊！”
　　苏轼为司马光的哀伤所感吁叹。
　　司马光剖心而自语：“子瞻，我之哀，也许是不该走出‘独乐园’啊！天下之悲怨鼎沸，朝廷之混乱熙攘，社稷之倒悬累卵，太皇太后之焦虑惮思，势之所迫，光自知鹈囗之哀将鸣，但又不能不出，出则不能不有所作为。‘革故鼎新’之图，乃翻天覆地之举，我只能违心而舍弃友谊，真心为社稷谋啊！介甫之于世，已非你我交友之介甫，而是与‘熙宁变法’融为一体之分甫，私谊公怨，难以区分！再说，‘熙宁变法’之祸，不由介甫承担，又能去找谁人呢……”
　　苏轼点头，表示理解。
　　司马光的声音变得更为怆楚：“现时之‘革故’，乃革除介甫所制定的‘新法’，现时的‘鼎新’，乃树立无‘新法’痕迹影响的朝政，我只能以诛贬介甫之失误为‘革故鼎新’开路。只能以清算介甫之失误而重整朝纲，忍痛而为，出于无奈。介甫在世，纵有怨恨，我心尚可疚歉自忍；今介甫已逝，黄土青冢，我还要诛贬其过失而使亡灵不安吗？介甫生平，见识高远，志在富国强兵，锐取之气，朝廷无二，一生清白，毫无苟且糜费之风，我岂不知，但褒扬介甫生平之功业，将与‘革故鼎新’之举相悻，势必引起朝廷混乱，为章惇之辈的反扑提供机缘，自毁其所图啊！子瞻教我，何以解忧？……”
　　苏轼默然沉思着：权力之于人，枷锁耳！人一走上权力的高位，一坐上权力的魔椅，也就失去了人的自由，无论狂狷不羁的介甫，还是循规蹈矩的君实，莫能幸免。这就是权力的奥秘所在啊，它既可使执权者舒展雄心，又可使执权者良知煎熬。若其执权者良知混绝，随心所欲而毫无疚歉之累，那便是万恶不赦的暴君酷吏了。他不想再说什么，徒增添司马君实心中的悲哀，便拿出一份文稿交于司马光：“今夜入更时分，皇上召轼入宫，示以介甫病逝江宁之哀。上甚怜介甫冷清归去，有追赠太傅之意，命轼草制敕文。轼亦知褒贬介甫与现时朝政情状之微妙，举笔惶惶，不敢自信，特请君实详审而示之。”
　　司马光急忙接过“文稿”，因目视近昏，移近蜡烛，艰难仔细阅览：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摩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臣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间，在于谅阔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膊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这篇敕文，基本上展现了王安石不寻常的一生，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心志、才智、学识、性格和在熙宁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时值王安石正道声讨诛伐之际，此文能够出于苏轼笔下，亦属胆大包天、难能可贵。司马光览毕，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拱手向苏轼作谢：“子瞻之笔，活现介甫之锐进、坦荡、赋性、道德和为人，亦显彰介甫学识文章瑰玮藻世之伟迹，定论公允，足慰介甫地下之灵，足达皇上宠信之恩，亦足以震煞朝廷落井下石者浮薄之风。光心怀疚歉而衷心称善，亦解光心头之郁忧了。”
　　苏轼心方宽释，谈及心中之所虑：“介甫之政见和‘变法’之失误为害，软辍笔再三，思之再三，避而未谈，非偏护介甫之罪咎，乃思维浅薄，笔力弱钝，怕不得要领，失之大谬耳。望君实示而启之。”
　　司马光默默点头，思之片刻，诚挚中肯地说：“介甫所持政见，与你我虽大趋一致，由于操术之别，终致千里之歧。然‘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辩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不作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作吧！你不是有过两句诗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我都是‘此山中’人啊！这篇‘敕文’中有此‘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几句就可以了。唉！介甫之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把‘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混为一谈了。我们现时呢？也许正在重复着介甫这个失误啊。”
　　苏轼看到司马光哀痛至深而癯瘁之状有加，怕话多时久，影响老友歇息，便拱手告别：“君实所语，苏轼受教矣！公当以诸葛孔明食少事烦为戒，千万别再排老命了。”
　　司马光苦笑点头：“死生，命也。我虽两脚疾废，目视近昏，还有一颗心啊！介甫走了，感谢你为介甫一生写了一篇好‘敕文’。来，我俩喝了这杯酒，为介甫的英灵送行！”
　　苏轼不禁目湿鼻酸：君实今夜的心境神情，何似一年半前在江宁半山园深夜话别的介甫啊！
　　“人何以堪”，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
　　篇二十　汴京　司马光府邸　政事堂
　　司马光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前的一闪　斯人在茫然的希冀中匆匆离去　天薄大宋啊……
　　司马光的病情在日益恶化着，而他的“革故鼎新”却陷于停顿的状态。“故”是风风火火地“革”了，可“新”是什么？从何“鼎”起？成了当务之急。朝臣们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府邸病卧床榻的司马光。司马光在他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的最后一闪中，投出“中兴社稷”的一丝亮光。
　　元祐元年七月三日，司马光奏得太皇太后恩准，乘坐“椅轿”来到延和殿，向群臣提出了以“人治”为契机的“鼎新”纲领——“十科取士”：为政得人而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各；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囗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光各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矣。故设十科取士。
　　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之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均可举）；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
　　……
　　这个“纲领”，虽然也是旧制“内外举官法”的复活，但司马光赋予了新的内容：招揽人才放宽了官职资历之限，“随器指任”以专长人才充实各职，显示了司马光爱惜人才的意愿和“以才治政”的决心。但他亲自筹建的中枢老人班子，却似一架老化磨损的机器，运转不灵，更没有掀起像“广开言路”那样的“鼎新”高潮。八十岁的文彦博，居太师位而平章军国重事，五天一次乘轿临朝，对司马光“鼎新纲领”的实施情况不闻不问，只是嘻嘻哈哈至三省、六部转悠一圈，散步消食，乐度晚年。六十八岁的吕公著，居右相之位而总理中枢事务，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倒热心推行，但因其精力不逮，生性沉稳，根本没有拚命一搏的劲头。六十九岁的门下侍郎韩维和五十九岁的中书侍郎吕大防，仍然保持着“国之老成”的习性，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不冷不热，暮气苍苍。河北籍的左司谏王岩叟、尚书右丞刘挚、工部郎中梁焘、河南籍的左正言朱光庭、崇政殿说书程颐、左司谏贾易等，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人物，积极狂热地推行着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但对朝臣们举荐的“才士”，百般挑剔，严格查审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的关系交往，似乎都在争抢司马光真传弟子的继承权。特别是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实际行动“完美”着司马光“经术精进可备讲读科”的设想，把年仅十一岁的皇帝赵煦，“讲读”得心惊胆寒，急头摆脑：皇帝赵煦在宫中洗漱盆里捞起几只落水蚂蚁，程颐即色甚庄重而诲教：“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皇帝赵煦凭朱槛偶折柳枝作戏，程颐即正色指谏：“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直惹得皇帝烦心。而苏轼、苏辙和“苏门学士”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人，依然唱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违时歌，偶尔还流露出对王安石几句赞语，引起一些朝臣的皱眉和侧目。朝廷人心混乱，中枢政施迟缓，“革故”容易“鼎新”难啊，司马光在病中闻之，神焦心焚不能自己。
　　元祐元年八月三十日夜晚四更时分，神焦心焚的司马光，辗转病榻，胸闷气堵，似睡似昏，六神迷离，病情迅速恶化，出现了幻觉之象。恍惚中他似乎看见文彦博、韩维醉怡晚年的形影向他走来，吕公著、范纯仁愁眉苦脸的形影向他走来，苏轼、朱光庭、王岩叟、程颐相讥相讽的形影向他走来，年幼皇帝郁郁寡欢的形影向他走来，章惇、张璪、吕惠卿怒目衔恨的形影也向他走来。皇帝、太皇太后、同僚们似乎都在向他询问“鼎新之策”、“福民举措”，而章惇、张璪、吕惠卿等却在侧目冷视着，他双手空空，心中愧作，拱手谢罪。人们倏然离开了，眼前突然出现“相看不足，相亲不倦，相爱不绝，人间黄泉”的老妻。老妻笑吟吟地向他走来，他急步向前迎接，突然夜风吹打窗扉的声音赶走了恍惚中的幻影。周身汗湿，凉风冷心，司马光一下子清醒了：这不是梦境，是心神恍惚的幻觉啊，他衷声吁叹：“幻觉也是一种征兆，也许鹈囗将鸣了……”他骤然间猛烈地咳嗽起来。
　　侍疾于寝居一侧床榻上的司马康，突然被窗扉的“乒乓”声和父亲的咳嗽声惊醒，急忙翻身下床，捧起盥盆至父亲床前，忙为父亲捶背捋胸。司马光抓住儿子的双手，待气息稍平，声音艰难地吩咐：“康儿，我这个月的俸薪怎么是原俸啊？大概是户部官员弄错了。天亮之后，即去户部奉还我当减之俸薪，多一分不可取！”
　　司马康急忙惶惶释解：“朝廷有制，告假超过百日，当减俸薪十之三成，父亲卧病至七月十三日已满百日，故七月、八月都是减俸领取的。三天前，太皇太后得知，虑父亲久病体弱，特下旨赐恩，准于原俸不减。皇恩浩荡，儿怕……”
　　司马光摇头：“太皇太后垂怜，我更当自爱其身，若恃恩而特殊，制为谁设啊！朝制之失威，民心之不平，皆源于特殊于制外之事、之人。汝当牢记，制外之物，份外之物，针线不取，乃我家家规。”
　　司马康连声应诺。
　　“康儿，人生为官，当清廉如水，方可取信于民，无愧自身。我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决非胆怯于粉身碎骨，而是追求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境界，也许就是范公仲淹讲的那个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求之数十年，至今仍未全入其境……
　　“康儿，人生之行世，亦如‘投壶’之乐，不可使其过，亦不可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可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抵。圣人作礼乐、修刑政、立教化、垂典漠，凡所施为，不啻万端，要在纳民心于中正。民为主，官为仆，明乎此理，你也能居官而堂堂正正了……”
　　司马康惊异于此刻父亲的谆谆教诲，一时茫然。司马光拉儿子坐在床边，从枕头下取出一份密封的表文：“我居官四十八年，除祖上留下的房几间、地几垅外，别无所有。能遗于汝者，唯此笺纸几页。汝当记得，此乃四年前我病危于‘独乐园’钓鱼庵雨夜时，写作的那份遗表，是准备死后由淳甫（范祖禹）上呈先帝的。今已失其所图，特留于汝作念，汝当留示子孙，使知吾事君区区之心。若子孙能继承吾志，利国而不害国，福民而不祸民，则我瞑目无憾矣！”
　　司马康一时心神慌乱：这是父亲在遗托后事啊！他“扑咚”一声跪在床前，泪水滚落，接过遗表，语不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