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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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莫斯科的秘密文件，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到了上海这个秘密机关。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罗亦农。他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得票数仅比瞿秋白少一票。罗亦农是湖南湘潭县人。一九二○年，他才十八岁，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并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之后，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虽说也非常年轻，却比瞿秋白冷静。正因为这样，在“暴动热”之中，作为中共长江局书记的他却阻止进行武汉暴动，明确指出：“目前绝非继续暴动时期。”据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罗西北曾为全国政协委员，笔者于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在北京采访了他。告诉笔者，罗亦农是在上海被叛徒何芝华出卖的。当时，蒋介石悬赏五万
大洋，捉拿“匪首”罗亦农。在上海法租界“坐机关”的何芝华看中了这笔巨赏，打算用这笔赏金出国，便出卖了罗亦农。这样，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罗亦农在上海被捕。六天之后，他就死于刑场，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罗亦农本是中共很有作为的年轻领袖，很可惜英年早逝。他的遗孀李文宜后来随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一起赴苏。就在罗亦农就义后一个星期——四月二十八日，中共政治局的三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以及邓中夏、项英聚集在上海天蟾舞台后的小屋里。他们逐字逐句地研读着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共同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他们立即认识到，莫斯科的指令批评了罗明纳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从现存的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可以见到这样的
反响：“国际决议显然同（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有几点不同！”“国际决议”指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眼下，中共应“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 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地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乡暴动。这就是说，那一系列头脑发热的暴动计划，应紧急刹车！瞿秋白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天之后——四月三十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议决案的通告》，表示：“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内，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这样的检讨：
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八年，第四期。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2
就在发布通告的当天，瞿秋白从上海消失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前往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则是五月一日一起离沪赴莫斯科。此后，在五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纷纷经沪前往苏联。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国内指定三人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临时主持留守工作。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大”在国外召开，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五大”在武汉召开。“六大”改在莫斯科召开，是由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弄得不好，便有可能在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代表们会被一网打尽，于是“六大”不得不在当时的“红色堡垒”苏联召开。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陆续来到了苏联。
中共“六大”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原先的一座贵族庄园），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由于制止了“左”倾盲动错误，这时的中共党员增至四万多人。大会之前，六月十二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主要负责人。斯大林的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调，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则是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都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于是选中了向忠发——这除了向忠发是位老工人，还由于他跟共产国际，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触。向忠发就这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中共“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前五人为常委。这样，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徐锡根、卢福坦。
项英之所以能进入政治局，是因为他当年是织布工人的身份。他原名项德隆，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从事工人运动。他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罗登贤，也是从事工人运动的，曾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杨殷则是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一九二五年，他还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斯大林批评说，中共还是瞿秋白、张国焘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央来。于是，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十六人（内有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中，有二十一人是工人。连恽代英、刘少奇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未能入选！共产国际也意识到自身工作中的失误，因为中共领袖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犯了错误，诚如陈独秀之右倾跟罗易、鲍罗廷的右倾大有关系，而瞿秋白的“左”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明纳兹的“左”倾的关系。布哈林这么指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不是个个都经过考试的，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错误的代表好些。”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二百四十三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这样，共产国际作出了新的决定，即由中国共产党派两个代表到莫斯科，经过这两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
经过研究，把瞿秋白、张国焘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样，已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的瞿秋白，又完全脱离了国内的领导岗位，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共党内的第一把手地位。除了瞿、张两人，邓中夏、余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不久，陆定一又出任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他们在莫斯科组成了中共代表团。后来，共产国际还是派出代表前来中国。不过，共产国际声称，代表不再对中共起领导作用，而是起联系人和传达者的作用。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1
上海，忽地来了个三十来岁、湖南口音的“古董商”，租了房子，落脚“做生意”。他自称“萧柏山”。不过，这位“古董商”仿佛是个戏迷，常往天蟾舞台跑。在中共中央那秘密机关里，这位“古董商”变得非常忙碌，不断地向全党发出指示，大有总书记的派头。
“萧柏山”，便是李立三。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尽管中共“六大”选出了向忠发当总书记，可是，中共的实权却操纵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成为中共的实际上的领袖，其实就跟向忠发忽然成为中共总书记一样，只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年轻，没有成熟的领袖人物。
李立三也有他的机遇：中共“六大”之后的第六天，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开幕。共产国际的“六大”，开了两个月。周恩来、苏兆征、项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开会。另两位常委即向忠发和蔡和森，再加上李立三，先行回国，主持中央工作。随后，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向、蔡、李三人回到了上海。向忠发此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仅仗着老工人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这样，他也就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最初，掌握中共领导实权的是蔡和森，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三十三岁的蔡和森具备领袖之才，本来他跟罗亦农一样，很有希望成为中共新一代的领袖。他原名蔡林彬，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氏。一九一八年他和毛泽东共同发起新民学会。翌年，他留学法国，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克思著作。他很快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中，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
蔡和森于一九二一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六大”，则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枝笔，写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他成为政治局常委时，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但是蔡和森回到上海才十来天，却因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检查错误。加上他的气喘病发作，他不得不离开中央机关去养病。不久，他被指责为右倾，撤消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一九二九年一月，他被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由于蔡和森犯了“错误”，李立三便取而代之。十一月二十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常委便改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项英。内中苏兆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才从苏联回国，当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个趣事颇多的人物。
他曾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那是一九一五年夏秋之间，正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汉字正好二十八画）张贴《征友启事》，欲求志同道合之友。第一个响应的是从浏阳来长沙读书的罗璈阶（后来叫罗章龙），跟毛泽东结交。那时，李立三叫李隆郅，从醴陵来到长沙上中学，认识了罗章龙。于是，罗章龙便把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这样忆及往事：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三页，生活·读书·新知（以下简称“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据李立三说，他当时“没有明白表示意见”，是因为他才十六岁，又刚从小县城来到长沙，见识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泽东的提问，所以只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一九一七年，十八岁的李立三中学毕业了，回到故乡醴陵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便投奔护法战争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麾下，当了一名小兵。不久，他这个“小知识分子”当上差遣（相当于连队文书）。一天，他送文书到司令部去，见程司令正在与人下象棋，也就站在一旁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忽地漏出一句“应回马拦卒”。程潜抬头，见是一名小兵，便问李立三：“看样子，你会下棋。”于是，程潜与李立三对弈，没想到总司令竟败在这小兵手下。程潜跟他攀谈起来，才知彼此是同乡，李立三之父李冒珪还是程潜清末同场考中秀才的“同年”。李立三能诗善文，深得程潜喜欢。一九一九年春，程潜资助李立三进京，进入法文专修馆。
这年秋天，李立三便到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冬，他从法国回来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从事工运工作。一九二二年，他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翌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委会书记。一九二五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参加选举，由于李隆郅三字笔画太多，工人不易写，刘少奇便建议他改名。正巧迎面站着三个工人，刘少奇说：“就叫李三立吧。”他思索了一下说：“叫李立三吧。”从此他竟以“李立三”这名字传世。这年，他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赴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一九二七年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然后又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那时，向忠发是他的部下。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旋即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2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贬之后，当即取而代之。不过，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后，李立三在党内的威望并不及周恩来，中共的领导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主持。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便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此后，许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来之手，而李立三则成为周恩来的副手，向忠发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了当时中共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
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中共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员彭湃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因叛徒告密，两人被捕牺牲。
一九三○年三月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出现一行奇特的暗语：
冠生病入院。决：准假两月。“冠生”何人？是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生了什么病，要入院请病假两个月？原来，“病”是他去苏联的暗语。也就是说，政治局批准周恩来赴苏两个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来是个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便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线。
李立三火暴的脾气，是颇为“著名”的。一九二一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轮船在海上悠悠而进。为了打发时光，学生们举行围棋赛。四川队推出了陈毅，湖南队则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于求胜，给陈毅抓住了弱处，一举击败。李立三一气，把棋子连同棋盘一起甩进了大海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此事一直在中共党内被传为笑谈，因为当时在场的许多留法学生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跟朋友聚谈，别人说及军阀之腐败和凶暴，他每每在一侧大声呼喊“打倒”、“推翻”、“杀掉”。他恨不得把旧世界在一个早上全部推翻掉。正因为这样，他的同志们都熟知他的火暴的脾气，竟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一次是在安源，谣传罢工失败，李立三去刺杀军阀赵恒惕未遂而牺牲，他的同志们很快信以为真，周恩来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又一次，他参加南昌起义，传说他跟敌人拼杀，血染战场。于是，又为他开追悼会，主持人依然是周恩来！在批判了陈独秀的“跪着降”之后，李立三越发激动起来，日渐“左”倾。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斯大林会见前来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负责人时，便和李立三有过小小的争论。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军装，一双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会见中共领导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斯大林分析中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
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可是，李立三发言时，却说：“中国还是处于高潮。”
斯大林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因此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诚如李维汉所言：“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周恩来刚走，李立三便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鼓吹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置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
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中共组织要举行工人总罢工、总示威。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那天，光是上海便组织了一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