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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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的这次访美，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是中美两大民族传统友谊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世界论坛报》称“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杠杆”。在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进行了各种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化界人士。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向数千人发表了讲话，回答了近百名记者的提问。先后有2000多名记者采访报道了这一历史性访问，美国的三大主流电视网每天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或“邓小平频道”，有评论说，邓小平以其独特的魅力在美利坚刮起了“邓小平旋风”。据白宫老资格的礼宾司人士说，欢迎邓小平的热烈场面是空前的，在美国乃至世界外交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而邓小平的传奇经历、可爱性格和政治风度也深深地吸引着美国人民。纽约州的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说：“？穴邓小平？雪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肯定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说：“他沉着镇静而有自制力。”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陶森说：“（邓小平）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老练。”而中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在记者述评中说：“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
还有一点值得记住的就是，邓小平访美回到北京后的第10天，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他半个月前在白宫跟卡特就说过的。邓小平说话算话，说干就干。
□邓小平在华盛顿收到了毛泽东42年前写给他的信。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华盛顿访问时，意外地收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一封毛泽东在1937年8月19日写给他和任弼时的亲笔信。
事情是这样的：邓小平在华盛顿先后在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和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等人物的同时，他还会见了一位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斯诺。
海伦也是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笔名尼姆·威尔斯，绰号佩格。1907年9月21日生于芝加哥，父亲是个律师。她怀揣埃德加·斯诺文章的剪报本，于1931年乘美国“林肯”号海轮来到中国上海，在美国领事馆当秘书。1932年与埃德加·斯诺结婚。1937年4月她在斯诺的影响下，只身前往西安，并成功越过国民党的封锁进入延安，写下了她的成名代表作《红色中国内幕》（中译名《续西行漫记》），是《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重要补充。在中国期间，她和斯诺在北京还参与策划了“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工合”运动。她一直关注中国并热爱中国，写了17部有关中国的书，但大都未能出版。
1937年，海伦到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40多个中共领导人和著名的红军将领。但是，遗憾的是她没有采访到邓小平和任弼时。因为他们已经率领部队离开延安前往云阳镇，待命开赴抗日前线。但海伦并不甘心，她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共的所有高级将领采访到，给他们写上一笔。于是，她就找到毛泽东，请求毛泽东给她想办法。毛泽东拗不过她的“穷追猛打”，只好答应给她写封介绍信。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
礼
毛泽东
1937年8月19日
而当海伦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兴致勃勃地赶到云阳时，任弼时和邓小平却已离开了云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斯诺多次来过中国，因为她与斯诺在1949年已经离婚，故而未能转交这封信。海伦一直没有放弃要把这封信交给它的主人。任弼时于1950年去世后，海伦就始终期待着亲手把这封信交给邓小平。然而天遥地远，时空阻隔，再加上中美两国长达30年的政治隔绝、对立，直到这次邓小平来到美国，海伦一下子喜出望外，立即从家乡康涅狄格州赶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会见邓小平的要求。经过多方努力，她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终于如愿以偿。
当她和邓小平握手的时候，海伦激动地说出了第一句话：“你真难找啊！”
是啊！这一找，等了42年！而毛泽东主席也已经在3年前逝世。
邓小平热情地握着海伦的手，亲切地说：“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啊！我听说过的，听说过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才见面。”
然后，海伦兴奋地将这封尘封了42年的信郑重地交给了它的收信人邓小平。摄影记者们也纷纷抢着拍下了这个中美友谊史上十分珍贵的镜头，后来许多报纸也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消息。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美国的访问。”
1981年8月，刚刚离任的卡特夫妇应邀来到中国。邓小平亲切会见了卡特夫妇。会谈中，他们谈得最多的仍然是他们共同关心的中美关系问题。
邓小平说：“我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停滞，要继续发展下去。发展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需要。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国方面来说，是当时总统尼克松先生开创的，卡特先生执政时完成的，希望里根政府继续作出努力来推进中美关系。”
卡特说：“对美国人民来讲，美中之间的新关系所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明显的。这种关系将会持久地向前发展，不会因党派而异。”然而，事情并非卡特所说的那样，里根政府一上台，对华政策的转变再次让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后话。
这次会谈，他们不可避免的再次谈到台湾问题。会后，邓小平设午宴招待了卡特夫妇。
这是邓小平和卡特的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是在6年以后的1987年6月。邓小平仍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卡特夫妇。
会谈中，他们还就他们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以及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苏关系和中东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邓小平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第二次到中国的卡特夫妇，这次专门去了一趟西藏。卡特向邓小平说明了他去西藏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同尼泊尔作个比较，一个是实地看看“文化大革命”后西藏的历史文化恢复状况。并说：“我是一个农场主，拉萨附近的农业情况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觉得西藏发展旅游业的前景广阔。
邓小平也承认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并说中央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是坚定不移的。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邓小平指出，看待民族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
邓小平还问卡特：“这次到拉萨的感觉怎么样？”
“非常有意思。”卡特说，“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进行长途旅行的话，我想首先你应该再去一次美国。”
邓小平一边吸烟一边爽朗地笑着说：“上帝不允许我再年轻20岁喽。”
卡特说：“对美国来说，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说：“我们经常回忆两国关系正常化和我访美时受到美国政府破格接待时的情景。在你的任期内，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了不起。”
卡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美国的访问。”
会见结束时，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对邓小平说：“非常感谢你送给卡特图书馆的挂毯，我们非常喜欢。”卡特将自己刚出版的回忆录作为礼物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
邓小平与卡特这次会见的谈话，后来分为两篇，分别以《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和《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
———邓小平和尼克松
一提起美国总统尼克松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有人把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在大河里航行的轮船，从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始，到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结束，中美关系真正地从“解冻”到“起航”，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尼克松和毛泽东、周恩来就是中美关系的“解冻”人和奠基者。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让尼克松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邓小平会主动邀请要与他见面。他终于在离开白宫5年后第一次回到白宫。
197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了盛大国宴，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参加国宴贵宾共有140人，其中包括24名中国官员、6名美国政府内阁成员、14名参议员和11位美国知名企业家。其中还有两个人物是邓小平向卡特总统特别提出要求而邀请的，所以就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就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
邓小平和尼克松在华盛顿见面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众所周知，这个时候，中美关系的“解冻”者毛泽东、周恩来已经逝世，尼克松却因为“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而在美国备受“冷落”。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让尼克松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邓小平会主动邀请要与他见面，他终于有机会再次回到白宫。要知道，这是他自从1974年离开白宫后，5年来第一次回到白宫。据说，尼克松是在一片美国式的嘘声中走进白宫的宴会大厅的。
卡特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保持信心》一书中，是这样描述邓小平和尼克松的第一次见面的：“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在白宫的出现震惊了华盛顿的新闻界。尼克松总统虽然并不认识中国的现任领导邓小平，但在短时间的招待会上，他却同他们津津乐道他以前的中国之行。从他们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位受敬重的朋友，他们并没有把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指控看得很重。”
当美丽动听的《美丽的阿美利加》音乐在宴会大厅里奏响时，表情一直十分镇静的尼克松却突然显得十分激动，他在宴会桌旁愉悦地对邓小平说：“你知道吗？他们演奏的是同一支乐曲，就是我访问中国时听到的那支曲子。”显然，他很高兴与邓小平谈起他第一次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访问。
邓小平告诉尼克松：“你来的时候，我还远在长江的南边，在一个叫南昌的省城郊区的农机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你来访问，我是很高兴的。”
7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11时27分，尼克松是作为美国总统的身份，在中国的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起聆听美国的国歌。那是自1949年之后23年来，《美丽的阿美利加》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奏响。如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在美国的总统府和中国的另一位副总理再次听到这支乐曲，一样的旋律，两样的心情———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以一个顽固反共的政客身份起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是他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一贯本色。他成名于整肃美国国务院中无辜的较有进步思想的官员阿尔杰·希斯。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最喜欢的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等都受到过他的排挤和迫害。不论在台上或台下，尼克松始终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效力的一名重量级角斗士。1946年，尼克松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初登政治舞台。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时，尼克松当上了副总统。以后几经荣辱兴衰，终于在1969年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美国的第37任总统（1969—1975），并于1972年赢得连任，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正当他权极位尊而踌躇满志的时候，因卷入“水门事件”的丑闻，为避免遭国会弹劾，翌年他被迫辞职。
作为共和党的领导人，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在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尼克松深知没有中国，“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他希望与中国对话。于是他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带话给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中国同样需要美国来扼制苏联。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于1970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著名记者斯诺夫妇，以此传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而在这年年初，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驻华沙的中国大使馆内恢复谈判；8月美国宣布取消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过往的中国船只加油的禁令；到了9月，总统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1971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以“小球”推动“大球”；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宣布尼克松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来到中国，并于27日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告别宴会上，尼克松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1。6万里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同时，尼克松还表示：如果他连任，将在下一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水门事件”的发生，尼克松对周恩来的“五条秘密承诺”也成了空头支票，大大推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而据基辛格回忆说：毛泽东对轰动美国政坛的这一事件，是“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而在1976年的元旦，毛泽东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时，仍然称尼克松为“总统先生”，并说：“我愿意叫他为总统先生，谁也管不着。”毛泽东还认为西方政治虚伪的很！就因为两卷录音带就可以让一位总统下台，岂不是咄咄怪事！可见毛泽东是喜欢尼克松的。
邓小平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尽管尼克松当年的愿望没有能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奠基者。邓小平特别要求卡特总统请尼克松到白宫参加国宴见面，并在宴会的答词上说：
“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而据当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宴会席上，尼克松坐在我的旁边，白宫的服务人员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这使我很感动。终席时，这位前总统请同桌的人在一张印有中、英文名的菜单上一一签名留念，说是要带回家给他的妻子帕特看。”
由此可见，尼克松这次回到白宫赴宴的心情。
此后，尼克松多次访问中国，几乎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看到，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尼克松的时候，高度评价了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他是这样说的：
“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二十三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1972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尼克松回忆说：“我在1989年对中国进行的第6次访问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但是他仍然坚持来到中国。
从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和尼克松第一次在白宫见面，到1989年10月31日尼克松第6次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次同邓小平会面，尼克松和邓小平的交往成了邓小平外交生涯中一件非常特殊的活动。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相互间的友谊是深厚的，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交往是在求同存异之中与时俱进的。
1989年10月31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这时正是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因为春夏之交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措施，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