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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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在煤山（今北京景山）的歪脖树上自缢身亡，享国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终于寿终正寝，入土为安了。
毋庸置疑，闯王李自成担当了明王朝掘墓人的历史角色，换了张献忠或者高迎祥，他们不见得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年李自成为什么要造反呢？是什么把李自成逼上了梁山呢？
李自成加入起义军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这个偶然与崇祯初年一次小小的驿站改革密切相关。
驿站是我国古代的通讯机构，相当于现在的邮局，同时兼有政府招待所的职能。明朝时期，驿站机构已经相当完备，堪称世界第一。当时驿站密密麻麻遍布全国，驿站工作人员数以万计。政府传递信息确实极为方便，但是，驿卒们的工资在晚明时期成了政府的一个不小的负担，因为朱明王朝此时已是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了。
即位后的第三年，崇祯皇帝为了节省财政开支，采纳一个官员的建议，颁下一道圣旨，宣布裁撤全国各地的驿站。金口玉言的皇帝老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成千上万的驿站小公务员就都下岗失业没了生活来源，而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在饿死和造反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于李自成来说，裁撤驿站是不幸，更是幸运，但对于大明王朝却只能是万劫不复的厄运的开始。
那么，到底是哪个官员给崇祯皇帝提了这个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绝命建议呢？
此公名唤毛羽健，一个不错的名字，可惜人不怎么样，毛羽健当时在朝中担任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给皇帝提意见。为什么说这位毛御史不怎么样呢？因为他建议裁撤驿站并非出于忠君爱国、为国抒难的公心，而是出于大大的私心，出于一桩风流公案引发的火气。
这场风流公案可是精彩的很！
毛御史是个一等一的“妻管严”，可是又实在耐不住偷腥的欲火，于是就趁老婆大人回乡探亲的空档，在北京偷偷摸摸包了一个“二奶”。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段风流事最终还是传到了大老婆的耳中。
正当毛御史和“小三”如胶似漆、难解难分之际，老婆突然从天而降，几个大嘴巴落下来，打花了“小三”的粉脸，打歪了老毛的鼻子，打碎了二人的一场春梦。
河东狮之所以能够腾云驾雾般从遥远的老家赶到京城大发雌威，是因为她“乘传而至”，用现代话说，她是坐着驿站的高速马车（当时的规矩是沿路各站的驿马轮流上路，马歇车不歇）来到的。
因为偷腥儿挨了老婆打的毛御史心里窝囊得能吐出一个臭鸭蛋来，但他面对河东狮可是敢怒不敢言。毛御史既然没有足够的勇气跟家里的一把手叫板，只得把一肚子怒火发泄到驿站上，于是他给大明朝的一把手——崇祯皇帝上了一本，夸大其词地诉说驿站之害，并建议裁撤全国各地的驿站，正因为财政入不敷出而脑袋发胀头疼不已的崇祯皇帝当即拍板通过了，于是，李自成失业了，挨饿了，造反了，最终，大明朝被这个愤怒的前驿站工作人员给灭了。
显而易见，这桩风流公案就是那只导致明朝灭亡的蝴蝶，我们的寻找至此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如果毛羽健这只猫儿不偷腥或者他偷腥而不惧内，他就不会那么仇恨驿站，意欲除之而后快；如果没有裁撤驿站之举，李自成就不会因失业愤而加入造反者的行列；如果李自成没有被逼上梁山，就不会有后来的闯将、闯王，就不会有李闯王进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一桩风流事最终断送了大明朝。
第84章 崇祯皇帝的六副面孔
我们习惯于将古代帝王分为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昏君（如宋高宗赵构）、能君（如明成祖朱棣）、庸君（如清咸丰帝）、仁君（如汉文帝刘恒）、暴君（如秦始皇嬴政），而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却很难用一个名号来盖棺论定，因为这位皇帝既有能君业绩，又有庸君形状；既有明君风采，又有昏君行径；既有仁君姿态，又有暴君手段，是个极其复杂、难以捉摸、有着六副面孔的人物。
能君业绩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荒唐了一辈子的明熹宗朱由校一命呜呼，临死前他同意将帝位传给弟弟信王朱由检。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崇祯帝。尽管他只有十七岁，但比他哥哥要成熟得多。当时，朝政大权把持在以大太监魏忠贤和熹宗奶妈客氏为首的阉党手里。最初几天，双方是在紧张而微妙的气氛中度过的，表面一切如故，相安无事，背后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九月一日，魏忠贤变被动为主动，提出辞去东厂职务以试探新帝的反应，崇祯帝不动声色，没有批准。次日，客氏提出出宫，这次崇祯帝没有客气，立即表示同意。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贤给皇帝上疏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崇祯帝的批复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个顺水推舟之举，便终止了朝野上下齐拍魏忠贤马屁的不正之风，而又不致引起魏阉的恼怒。崇祯帝还不断地嘉奖阉党人员，他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同时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势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倒魏的导火索最终竟然是由魏忠贤的党羽点着的。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魏忠贤的得力干将），却美化魏忠贤，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李代桃僵之策。静候了七天之后，崇祯帝决定罢免崔呈秀，让他回老家待命。这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嗅觉灵敏的官员觉察到政治局势的新动向，于是揭发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连连不断呈到皇帝眼前。于是，崇祯帝立即开始行动，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列举他十大罪状的奏疏。魏忠贤吓破了胆，第二天就请求辞去爵位，得到崇祯帝的允许。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
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时竟然还牛皮哄哄地带着卫兵一千人、大车四十辆。一个戴罪宦官竟然还敢如此飞扬跋扈，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崇祯帝敏感的神经。于是，他接着下了一道圣旨，命锦衣卫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在阜城县南关的旅舍中，亲信散尽的魏忠贤自缢而亡，客氏被押往浣衣局乱棍打死，客魏两家子孙都掉了脑袋。
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迅速进行。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阉党终于被一网打尽，崇祯帝就这样不动声色、沉着老练地除掉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
明君风采
除掉阉党之后，崇祯帝亲自选拔了一批大臣，还下诏甄别被魏忠贤杀害或削夺职权的官员，该平反的平反，该起用的起用，一时之间朝廷风气耳目一新，京畿内外民心大快。
崇祯帝即位后，自奉特别节俭。他亲自带头穿浆洗过的旧衣，将许多金银制品都拿到银作局化掉充饷。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他多次减少皇帝开支，遣散宫中大批宫女。崇祯帝没有特殊嗜好，吃穿住用一概不讲究，声色犬马统统不沾身。
崇祯帝的勤政超过了任何帝王，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平时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在乾清宫看奏章，军情紧急时他连续几个昼夜不休息。同时，一道道诏谕传遍天下，罢除了为皇室服务的一切不急之役，与民休息；撤回了天下镇守太监，严禁宦官干政，严禁官员结交太监；向边镇发去银两，安定军心；戒谕官僚结党，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这一道道诏令在帝国臣民心中唤起了希望。
在用人方面，崇祯帝虽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颇具慧眼，他提拔任用的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郑成功、史可法等都是兼具文采武略，足以独当一面的杰出人物。
崇祯帝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皇帝，如果不是生在明朝末年，如果从他哥哥明熹宗手中接过的不是一个烂摊子，他可能会做出一番令人称颂的业绩来，但此时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他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透出一种强烈的悲剧意味。
昏君行径
崇祯帝以一己之力除掉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他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并进而一意孤行，一旦败之，就文过饰非，拉过大臣当替罪羊，侥幸成之，则愈发自负，越陷越深。
陈新甲一案就充分体现了崇祯帝的虚伪、昏庸和冷酷无情。
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起义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一日，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议和。陈新甲不在家，那人便将密诏留在了书案上，陈家的书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驻京人员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崇祯帝无法抵赖，恼怒之余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李自成破开封，烹杀福王），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被崇祯帝冤杀的大臣绝不止陈新甲一人，而且往往是干正事的被杀，不干正事的下场还好一点。一代名将袁崇焕是明朝后期最有能力、最忠君爱国的大臣，而他的结局也是最凄惨的。冤杀袁崇焕是崇祯帝犯下的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初，崇祯帝是非常信任袁崇焕的，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将整个对金（即后金，清朝前身）防务都交给了他。袁崇焕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打了很多漂亮仗，致使明朝的劲敌努尔哈赤在宁锦兵败后连伤带病郁郁而死。
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几十万后金军绕道直扑明朝都城北京。镇守辽西的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领明军赶到北京，与敌展开激战。此时，魏忠贤的余党散布谣言，说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皇太极也利用在北京城下俘虏的两个太监陷害袁崇焕，他在军营中广泛散布与袁督师有约在先的谣言，并故意让那两个太监听到，然后放了他们。这两个太监回到宫中便把听到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崇祯帝，昏庸的崇祯帝竟然深信不疑，立即下令逮捕了袁崇焕。两个月后，后金军队撤走，崇祯帝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自毁长城，导致明朝败局一发而不可收。
暴君手段
崇祯帝1627年即位，次年改元崇祯。就在崇祯元年，陕西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时间波诡云谲，风起浪涌，大明王朝疲于应付，回天乏力，除了内患，还有万历以来长期存在的外忧：后金汗国的不断侵扰。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军事领导特别是兵部尚书的职位就凸显出来，变得异常重要，同时也尤其难当，而崇祯帝喜怒无常，动则委过与人的性格更使将领尚书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崇祯帝暴君的一面在此也显露无遗。据说崇祯朝任兵部尚书或挂兵部尚书衔的先后近二十人中，除卢象升殉国，洪承畴降清外，竟全部先后死于崇祯的旨意。其中虽有几个该死之人，但往往是功劳越大，死得越惨，令忠臣心冷，叫敌人拍手称快。
崇祯帝最残忍、最嗜血的行为就是以凌迟杀害了一代名将袁崇焕。凌迟，就是俗语中的千刀万剐，是历史上最最残酷的刑罚。仅此一案就足以把崇祯帝钉在暴君的耻辱柱上。
崇祯帝的残忍在明朝灭亡的最后时刻又一次暴露出来。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大势已去的崇祯帝送走三个皇子后，下令皇后和所有的妃嫔统统自裁，自己提着剑发疯似的四处乱砍。在砍死几个妃嫔后，他来到了长平公主居住的寿宁宫，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为何生在帝王之家！”，一边挥剑砍下，长平公主顿时血流如注，倒在血泊之中。之后，崇祯帝又去昭仁殿杀死了昭仁公主。
庸君形状
崇祯帝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足够的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但发脾气的时候也不可理喻。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渴望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崇祯帝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清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这种行径完全是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
虽然崇祯帝自认“非亡国之君”，但面对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起义军和强悍好战的关外铁骑，却束手无策，无力招架，只有仰天长叹，痛哭流涕的份儿，完全是一副庸君的模样，当年剿除魏阉集团时的沉稳老练，冷静自信都跑到爪哇国去了。
1644年初，李自成逼近北京，京师局势日益危急，而此时明朝国库已经告罄，根本无力御敌。崇祯帝只得下令勋爵百官捐助，可这些有钱的主儿到这时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穷，根本不理会亡国降至。折腾了一个月，崇祯帝仅弄到区区二十万两白银，而大顺军进城后，从文武百官、太监贵族手中搜出的金银多达两千余万两。
对于一个连文武百官都管不了的皇帝来说，要想打败造反者，战胜入侵者注定是镜花水月，注定是痴人说梦，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仁君姿态
实事求是地讲，崇祯帝还是有一些爱民之心的。即位之初，他就颁布诏令，与民休息，停止为皇家服务的土木营造、织造烧造、珠宝采办等活动，取消受灾地区的徭役赋税，他还不断地宣布“减膳”、“撤乐”，削减后宫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可惜，在他统治的中后期，内忧外患搞得他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再也没有心思关心子民的疾苦、百姓的死活了。
就在崇祯帝自缢煤山（即现在的景山）之前，他的爱民之心又一次迸发出来，在内衣上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死后没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直到这时，崇祯帝才想起他的百姓子民，可惜为时已晚，百姓们看到他的遗言，顶多会在评价他时加一点同情分，而绝对不会对他心存感激。
从即位时和临死前爱民之心的两次凸显，我们可以看到崇祯帝性格中非常突出的一面：易于冲动。容易冲动的人是不适合搞政治的，更不用说当位于政治巅峰的皇帝了，更不用说当千疮百孔、植物人似的晚明的皇帝了。
第85章 收复台湾之后的郑成功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而且会想当然地认为，从那以后郑成功就像童话中的王子与公主一样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但是，事实却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美满，实际上，就在收复台湾的战役刚刚开始时，郑成功已经步入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年。
公元1661年四月底，郑成功率军经由鹿耳门海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今台南市北区开元寺附近）登陆，五月初攻取赤嵌城（今台南市赤嵌楼附近），荷兰守军出降。1662年一月，郑成功开始炮轰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古堡附近），二月，统治台湾近四十年的荷兰人向郑成功屈服，退出台湾。
收复台湾之时，郑成功写下了下面这首《复台》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
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
茹苦间关不忍离。
台湾光复之后，郑成功祭告山川，颁布屯垦令，开始了对台湾的开发建设。他下令屯垦的范围，北达噶玛兰（今宜兰），南至琅峤（今恒春），后因大肚土番与琅峤番人的反抗而放缓了屯垦进程。郑成功实际统治的区域大约是从二林（今彰化县二林镇）到茄藤（今屏东县佳冬乡）之间。
郑成功收复台湾继续抗清等于昭告天下他将抗战到底，永远不会向清政府屈服，清朝统治者对郑成功曾经抱有的一点点希望伴随着台湾的收复彻底地破灭了，控制在他们手中的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已经降清）也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他们以牙还牙，把郑芝龙一家推上了刑场。噩耗传来，郑成功面北而泣，悲不自胜，虽然他痛恨父亲的叛国求荣，但毕竟他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曾深受父亲的宠爱啊，而且被害的是一大家子人啊！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郑成功深陷丧父之痛时，四月间，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被汉奸吴三桂杀死于缅甸的消息传到了台湾。虽然他没有见过永历帝，但那一直是他心中的一面写着“大明”的旗帜。如今，大明仅存的这面旗帜也倒下了，他为之流汗流血流泪近二十年的大明刹那间变得虚无缥缈、若有若无了，他怎能不痛彻心肺！
尽管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郑成功依然在努力尽着一个中国将军的义务。
早在1657年，郑成功就曾经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曾两次屠杀华侨的西班牙人。1662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遣使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针对华侨的屠杀。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便在开战时里应外合，智胜敌军。遗憾的是，就在郑成功准备出兵之前，他听到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他的儿子郑经在厦门与家中的乳母陈氏通奸，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