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狗娘养的自白-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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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再也不想干‘今日’栏目了。他已经干了10年。而且跟我一样他也很想赚大钱。斯迪夫在国家广播公司分不到多少钱他们能够做的只是提高他的工资一年提高5万或者10万但这个数字显然不是他想要的。”
我告诉丁克尔要他想办法跟弗里德曼接触看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20分钟后我打电话跟我在《南达体育》的伙伴汤姆·布洛科联系他在国家广播公司工作。
“汤姆啊跟我讲一讲斯迪夫·弗里德曼的事情吧。”
“你个婊子养的！你也想挖走他吧？”
“是他在‘今日’栏目中把你捧红的吧？”
“那倒不是。”布洛科说“是我自己把自己捧成明星的但是他当然是个能干人。”
“说真的他这人到底怎么样？”我问。
“他是最棒的。他是能够找到的最棒的人了。可是请把你的爪子拿开。”
第二个星期我们与弗里德曼见面又是在我们设在沃尔多夫大楼的套间里面的封闭阳台里见面──丁克尔、克雷、麦柯金戴尔和我。
我对斯迪夫的第一印象：
＊ 过于自信为人粗鄙。
＊ 外表邋遢。
＊ 跟丁克尔正好相反。
但是弗里德曼对达成交易兴趣很大：“一份了不起的报纸。我们会把这份报纸弄到无线电里面去直冲云霄。我们会为电视业带来一场革命就像你们在报业爆发一场革命。”他的声音尖厉难听。
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GTG在东边能够做出来的事情跟它在西边能够做的事情之间有很大差别。
“在西边格兰特在电视剧方面无论做什么事情在我们这边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今日美国》弄到空中去节目就必须在风格和方法上适合报纸。我们并不想把名声很响的报纸的名声毁掉。”
斯迪夫反驳：“我也不想让报纸毁掉我的名声。”他的自大意识比我接到的警告还要严重结果这就成了大问题。
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聘用这样一个人说得太多没有实质内容。但是我尊重丁克尔和布洛科的判断力而且我觉得格兰特能够控制这个人因此我们达成交易。
我犯的最后一个大错
我们现在就算一流的演艺业了。
两个合伙人极受人尊敬并且名声极高丁克尔和他极有创意的手下都到了著名的库尔佛城──我们自己的影视中心 弗里德曼在东边拍摄《今日美国》和其他一些现实节目。加内特公司一举电视片制作行业这在媒体引起很大反响。
在接连15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对这个项目保持放手政策。无论做哪一种新的冒险投资这种做法都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尤其是跟《今日美国》关系如此密切的一个项目。作为公司董事长那是我犯过的最后一个大错。
但是我已经做出过承诺只出钱不管事。我对格兰特的管理技能寄予了太大的信任对斯迪夫的名声也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对那些电视节目的宣传和销售工作耸人听闻。节目播出之前已经签署了156家电视台对于第一次做辛迪加节目的新成立公司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1988年9月12日全国人民都在等待《今日美国》的电视节目。
结果十分糟糕全国各地的评论家骂声一片。
汤姆·肖尔斯是《华盛顿邮报》的辛迪加评论人他写道：
“结果电视史上吹嘘得最厉害的所谓信息娱乐节目里面既没有信息也没有娱乐……有原声摘要播出有原光照摄内容有新闻节目一切都有就是没有蚊子咬的内容这种节目最后会把自己烦死。”
我已经习惯于《华盛顿邮报》针对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的疯狂攻击行为。但是这次却不同了。这次说得正对病症我自己也是这么看的。
节目开张的那天我请丁克尔、弗里德曼和克雷共进午餐。斯迪夫看到一致的消极反应后大吃一惊。在大约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游移于谦逊的边缘。
格兰特请斯迪夫注意媒体批评。放慢节目让它有更多实质性内容。这是丁克尔第一次真正涉及节目内容他过去一直愿意让斯迪夫放手干。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一直在看下午4点30分的节目内容看他们如何从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的影视中心到电视台。之后我会跟弗里德曼见面并提出一些反馈意见。他听我说话但还是只按他自己的意思干。
最后我放弃了自己轻言细语的建议方式直接采取行动了。9月28日到节目开播的第三个星期我给弗里德曼写了这么一封“情书”：
斯迪夫：
看在老天的份上！今晚的节目你实在是弄糟了。你对事情先后顺序上的编辑判断臭极了本来可以得甲的东西被你弄成了乙。
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我已经极耐心地对你说过好多次节目要求有传播性、时尚感和新闻内容。
＇别再＇轻手轻脚了。今晚之后你得用棒球棍敲敲自己的脑袋（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这么一样东西）要么就用我的大锤吧……
我标上“重要内容”后寄了一份给格兰特·丁克尔。
斯迪夫拿到备忘录后打来电话：“嗨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希望称呼我为弗里德曼先生而不是斯迪夫。”他总说俏皮话他总在关心自己的名声从来都不理解别人的意思。
弗里德曼明显长于管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对新事物却不能适应。因为他在国家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中的成功他就相信自己真是名副其实的天才结果不是。
再见斯迪夫
最后丁克尔让弗里德曼和他别出心裁的管理风格一起走人。我们拿出一个大价钱来分手：约100万美元。斯迪夫自由了他可以去干自己认为是天才干的任何一件事情。
由于我们已经显出笨拙的样子结果丁克尔、克雷和我达成一致由加内特公司对《今日美国》电视节目进行控制。约翰·奎因当时是报纸的总编他也参加了这项拯救行动。
这样一来丁克尔就可以一门心思去弄他西边的GTG了。
虽然GTG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头三个电视节目失败了但是第四个节目《护滩使者》却引起广泛注意并且被搬到了国家广播公司1989年黄金季节的黄金时间段里播出。
在电视剧制作当中所有者只需要在5个左右的节目当中成功一个就可以翻身了。因此丁克尔的风格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翻身。
《今日美国》电视节目在斯迪夫离开后继续进行消除了原来的管理混乱去除了原来节目中不合适的内容使其得到挽救不然最初几个月就有可能夭折这个节目更多地反应了报纸明亮、轻快和乐观的基调。
无论输赢那个节目展现出来的新的领导风范看来正在起作用它体现了我作为董事会主席退休之前最后说出来的警句和明示哪怕说得有些晚：
“宁可让我们为之自豪的节目失败也不要因为想在得奖游戏中获胜而使我们为之感到羞愧。”
这期间加内特董事会和新的一届领导层已经显示出他们有耐心也有很深的钱袋子这通常是获胜的优良组合。
有话直说：过早缩减新投资的损失无异于自割喉咙。
善待女性与少数团体
因为开国之父中没有黑人也没有妇女……对这两种人来说都是不幸之事。
──纽约州前美国众议院议员谢雷·克里斯霍尔姆
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儿时造就的假如我们留心观察的话。
童年有欢乐也有伤害；有它的战斗也有战斗留下的伤痕；有它的爱也有它的艰辛；有它得胜的时候也有它失败的时候。
童年的一切都像丝线一样织入成人时期的性格。
它们构成我们成功的秘密也构成失败的秘密。
童年生活形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哲学基础。
我早年就已经得到了偏见和固执的教训。
12岁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歧视的巨大痛苦和不公。
我看见自己的母亲工作更长时间干更累的活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更少她是为了养活两个儿子但一家之长偏偏都是男人。
我小的时候护着母亲因此打小就一股怒气成人之后就把这股怒气发泄到与所有形式的偏见作斗争中。我坚信对待所有人都应该平等而不仅仅是那些有能力控制它的人。
作为一个聪明的学生我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吸取了终生的教训。
我利用媒体的力量支持自己的朋友打击自己的敌人我一直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是古老而受人尊敬的一门艺术。
很好玩很刺激但完全是不公的。
那件事情发生得很早因此就能够想办法纠正自己的行为从而使我把全部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一项活动中去那就是要与自己小时候干过的带有偏见的新闻报道行为作斗争。
我到现在还在努力要把自己的教训告诉我的一些同事因为他们还在搞那些“圣屎”新闻。
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长的。
我希望我们活在人世的时候不要看到一件事情发展到报纸上所描述的那般糟糕的程度。
──威尔·罗杰斯
一、善待女性与少数团体
艾尔·纽哈斯给20世纪80年代的“机会”一词赋予了新的意义。
──罗萨琳·卡特
前美国第一夫人
我小的时候在南达科他州长大当时没有人会因为性别歧视而感到羞耻就连联邦政府也公开搞性别歧视。
弗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劳动进步管理局目的是要为大萧条时期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挣面包钱的机会。那个劳动进步管理局公开张贴如下报酬标准：
＊男人──每日5美元。
＊妇女──每日3美元。
在南达科他州我生活的那个地区劳动进步管理局的老板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根本就不聘用妇女。
我母亲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受性别歧视之害的妇女。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偷懒的男人靠在劳动进步管理局为他们提供的铁锹上混日子每天也拿5美元。而我母亲却只能去当洗碗工每星期劳动6天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每天只有1美元晚饭之后还得替人洗衣服。
南达科他州看上去也许不像是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基地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两种歧视都存在着。当时之所以没有引起别人注意不像种族歧视情况十分严重的南部省份那是因为南达科他州人口很少受害者也不尽相同。
在南方许多白人的誓言是要让“有色人种”留在种植园里。在南达科他州主要目的是要把印第安人圈在保留区内。
而妇女的地位就是留在家里。
那样的生活那样的时代在我心里播下了种子我发誓将来一定要努力根除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有朝一日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办到。因此：
＊还是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为一名平等主义者。
＊20多岁和30多岁当记者和编辑的时候成为一名布道者。
＊在40多岁到60多岁的20多年时间里我是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的负责人这期间一直都在当使徒。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和加内特公司一直都因为雇佣、培训和宣传妇女以及少数民族而广受赞誉成为媒体业界内这方面的领导者。
我母亲86岁去世此前我已经告诉过她这一切奖励都属于她。
除非当老板的人真相信、真宣传、真实践否则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私人公司任何一家组织都不可能实施男女机会均等。
一开始哪怕只是宣传男女机会均等的事情媒体业的白人男性都会提出反对意见。
哪怕是现在实践男女机会均等的时候仍然会遇到一些白人男性决策者设置的障碍。而且不幸的是还有一些女性高级主管也这么做她们宁可当象征性的明星也不肯帮助别的妇女升到顶层。
我刚刚到加内特公司就开始严肃认真地开始了这样的宣传活动并且跟业内一些老家伙开始干仗。在加内特公司内外我都在做这样的宣传：“我们的领导能力应该体现在我们的读者对象上。”
下面是我1969年在密苏里大学对全国女性记者们所说的一些话：
“你们都是有天才的人为什么竟然会有那么多人容忍所从事的职业中根本就不存在升迁的机会？
“你们当中应该有更多的人做好准备把自己的眼光定在出版人、编辑、广播电台的管理人等目标上。在这一类的工作当中所谓‘仅供男士’的牌子早该摘下来了。”
目标要定得高声音要压得小
1970年在新奥尔良召开的全国报业妇女联合会上我说的话是这样的：“报纸业顶层的男性太多了对此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应该负责任。”还指出媒体当中的妇女分下述三种情况：
＊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和持温和态度的女性希望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与男子处在同一水平上。这种情况很好你们必须要带头。
＊激进的极端主义者希望从妇女当前的状况和社会情形中逃脱出来。这种情况不好你们应该压低自己的声音提高自己的目标。
＊还有一些妇女根本就不想升到顶层。她们常常会贬低女性领袖说她们“是从床上升到那个地位的”。说这话的妇女才应该留在床上或者圈在厨房里。
我还为其他人留下了机会让她们也来宣传这项事业。
1970年作为纽约州出版人协会的会长我邀请女权主义者格罗丽亚·斯坦因出席我们在雷克普拉西得召开的会议并作了主题发言我请她有话直说她也照办话说得幽默也有力。
在回答期间纽约《罗马哨兵日报》的出版人乔治·沃特斯表达了很多老派男士的感情他以挑衅的口吻挑战斯坦因：“像我本人这样的白人男性出版人为什么必须要支持你们女权主义运动呢？”
斯坦因是这么反击他的：“因为你们会操得更多也更喜欢操！”
一些男人在窃笑。但是后来发生在酒吧间的谈话明显指明他们更喜欢妇女顺从而不是太要强──在办公室和在卧室都是这样。
18年后我又对那个出版人社团发表演讲还是这位乔治·沃特斯他站起来提出一个问题。我打断了他：“乔治上次格罗丽亚·斯坦因在这里给你提了一个建议你照办了吗？”
这次是他窃笑了神经很是紧张。后来他妻子谢莉很自豪地对一个团体里面的人说：“是啊他照办了。而且他的确更喜欢了！”
1973年就是我当上首席执行官的那年我任命了加内特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
格罗丽亚·比格斯是一位极受人尊敬的女士也是棕榈海滩和圣彼德斯堡的女编辑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开办《今日报》的时候她就加入了加内特公司。我任命她担任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时报》的出版人时她被人看做是第一位直接从编辑室升到出版人地位的女性。她因此成为报业界名人我们都鼓励她多多参加任何演讲邀请。
比格斯头脑敏捷有很强的幽默感。有一次出席在宾汉顿召开的纽约州编辑者会议的时候加内特公司一位保守的编辑主持演讲后的问答活动他是以这么一个问题开场的：
“大家觉得妇女跟男人一样好比男人更好或者比男人更坏？”
“在哪方面？”格罗丽亚抢过话头。这可把大家笑晕了但也没有赢得多少转化者。
事后《宾汉顿太阳报》的编辑大卫·伯恩斯坦写了一篇报道。他是男性新闻工作者当中觉醒比较早的一位他写道：
“他们所说的一些恶意的话透露出男性在编辑者中间的不安全感……言行举止如同没有结婚的聪明的姨妈但她的闺房刚刚被伯特·兰卡斯特入侵过。”
我提拔比格斯当上我们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从而打破坚冰尽管如此在加内特公司内部却没有多少女性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外要求得到提升这让我十分失望。但是我坚持下去了。
人要提升事先不一定想得到
1974年我请《罗切斯特时报联盟》的社论作家克丽斯迪·巴尔克雷出任《萨拉托加养育萨拉托加人》的出版人。她感到十分震惊。
我告诉她：“你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嗯你的感觉是正常的你是没有准备好。但是我以前每次提升都是事先想到的你也应该这样以后慢慢就习惯了。”她真的习惯了。
1977年我请《尼亚加纳瀑布报》的编辑苏·克拉克当出版人。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加内特公司的第15位成为出版人的妇女了而出版人是我们报纸里面职位最高的工作。
“会有很大压力。”她告诉我。
我同意她的看法但开了一个玩笑：“但是压力会落在你头上而不是我头上。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女出版人了所以如果你不称职我们随时可以炒掉你。”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接受了这份工作她会受到她那个职位上的男性员工一样的对待。她不仅仅很称职而且干得极好。今天她是我们加内特公司的4位地区总裁之一监督管理西部地区的16家报纸。
除这里那里提拔女性员工以外加内特公司还需要基础广泛的宣传活动让全公司的女性和少数团体都受到重视。
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许多男性经理都只是动口不动手的人只是表面宣传他们是从我的前任保尔·米勒那里学来的。他的态度在罗切斯特的报业系统中尤其明显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当过16年的老板。
我问主管分类广告的经理托尼·包德利为什么接听分类广告电话的都是白人妇女──其中大部分都是包德利的朋友们的女朋友──他回答说：
“以前请过一位黑人妇女但是钱袋子越来越瘪了所以后来再也没敢用。”
我后来请了一位黑人妇女叫多莉丝·英格拉姆她是我的两名秘书之一。此后包德利和其他一些人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故意将包德利关于员工调换的请求和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请示全都堆在多莉丝的桌上。之后他跟我问及此事我微笑着说：
“很明显多莉丝还没有批准那些请求。”
包德利只得从我的那位黑人秘书那里撤回部分请求之后他的分类广告部的人员组成就完整得多了。
20世纪70年代在加内特公司内部在人员提升的事情上面我有两名关键的盟友都是公司高级主管：
约翰·赫塞尔顿他是加内特公司主管人事的高级副总裁他坚信应该实行男女机会均等的制度。还有一位是约翰·奎因当时是负责新闻的高级副总裁是一位对人事十分敏感的人。
奎因、赫塞尔顿和我弄出了一个计划使每个高级主管人员年薪的很大一部分与男女机会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