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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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张春桥之命，“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祥和她的“副帅”孙篷一便住进了衡山宾馆，这是位于上海市区西南的十五层的高级宾馆。这座米黄色外墙的宾馆，建于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叫“毕卡第公寓”。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一百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这次秘密会见之后，一辆红卫兵的宣传车驶进华东师范大学。那是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挂着两只大喇叭，铁皮车厢紧紧关着门。
这辆其貌不扬的三轮卡车，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文革”
一开始，留学生们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
从宣传车上下来的，便是聂元梓和孙篷一。他们秘密地“下榻”于此，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猛烈攻势。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
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叽叽喳喳的“喧宾”——聂元样，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第一二桩轰动全国的事件，即“《解放日报》事件”。红卫兵们要求把他们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是这一期《红卫战报》上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必须送到每一个《解放日报》读者手中，以求“消毒”。聂元梓、王洪文成为红卫兵们的指挥。红卫兵们占领了《解放日报》社，持续了九天九夜。
果真，上海处于大乱之中……
策动徐景贤“后院起火”
犹如下棋一般，张春桥已经对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了两“军”：
第一回，借助于“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总司”，“将”了一“军”；第二回，借来“大炮”聂元梓，猛轰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红革会”
（全称为“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把上海中学、大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策划“《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了一“军”。
深谋远算的张春桥，正筹划着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将”死。
“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回到北京，张春桥跟姚文元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这个“秀才”，如今居然也满口军事术语了。
“我看，这一着棋，要由你出面——争取‘丁学雷’和‘罗思鼎’起义，来一个‘后院起火，中心开花’。”张春桥说着，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了香烟，“‘丁学雷’、‘罗思鼎’都是你的‘脚碰脚’的文友。你给他们打电话，比我方便……”
“行。”姚文元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姚文元与上海丁香花园之间，架起了“热线”……
丁香花园位于上海静安寺与徐家汇之间，闹中取静的所在。这是一座不对外开放的花园，一道波浪起伏的围墙巧妙地砌成长龙卧地的形状，名叫“卧龙壁”。花园里古色古香，据说当年是清朝大官李鸿章的别墅，因园内种植许多丁香，所以得名“丁香花园”。
就在丁香花园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所在地（严格地讲，那座楼不属于丁香花园范围）。写作组建立之际，正是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的时候。秀才们也真会动脑筋，取了香花园的“丁”为姓，以“学雷”为名。于是，上海报刊上常常出现署名“丁学雷”的文章。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真有“丁学雷”其人呢！
“丁学雷”写作组负责人，便是徐景贤。
至于“罗思鼎”，取义于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亦即“螺丝钉”的谐音。“罗思鼎”写作组的负责人叫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姚文元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时，请朱永嘉帮助查阅明史资料，朱永嘉由此发迹，“文革”中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此处单表徐景贤其人。笔者曾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上海市监狱，对徐景贤作了录音采访……
徐景贤，上海人叫他“徐老三”。其实，他并非排行第三，却是因“文革”中，上海的“老大”乃张春桥，“老二”乃姚文元，他是“老三”。
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论笔头，他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远远胜于姚文元。
他长着“奶油小生”般的脸，颇有风度。做起报告来，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
徐景贤的人生经历，与姚文元有许多相似之处。
徐家原在上海郊区奉贤县县城——奉城镇。在镇的东街八号，开过一家名叫“东王成”的布店，后来改为百货店，那便是徐景贤的老家。双开间的门面，雇两、三个伙计，日子小康。
一九○四年，徐景贤之父徐宗骏出生在那里。徐宗骏又名徐雅平，一九一七年小学毕业以后，就离家到松江上中学。一九二一年，他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
一九二六年夏天，他从东南大学毕业之际，正处于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他回到了奉城老家。在这县城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见，二十二岁的徐宗骏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
就在这个时候，徐宗骏在镇上结识了当地豪绅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个知识分于，与徐宗骏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骏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党员。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则在潘汉年介绍下，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姚的父亲的经历，也是那么的相近。
经李主一提议，借助于徐宗骏在当地的影响，于一九二七年在奉城创办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出任校长。学校里来了两位湖南口音的老师，皆姓刘，人称“大刘”、“小刘”。大刘名叫刘德超，又名刘柄；小刘则是大刘的堂弟，名叫刘先齐。
在今日中国，刘先齐这名字，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小刘”，后来变成了“刘晓”——把“小刘”颠倒了一下。刘晓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一九三一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徐宗骏手下，除了“大刘”、“小刘”之外，还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辉林、范纯、范志超、张模、周务农等进步教师，其中大都是中共党员。曙光中学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这个党支部扩大为淞浦特委，负责人之一便是刘晓。
李主一则出任曙光中学校董。
曙光中学成了“共产党老窝”，这消息传入奉贤县县长的耳朵。
一九二八年四月，趁学校放春假之际，国民党县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学。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上海《申报》第三版刊登了徐宗骏的“自首申白”。
不久，李主一被国民党枪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徐宗骏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担任教师。
从此，他埋头业务，脱离了共产党。这一段经历，又大致与姚篷子类似，但徐宗骏没有像姚蓬子那样成为叛徒，为人也比姚蓬子老实。
一九二八年八月徐宗骏与戴秋楠（前妻）结婚。一九三三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贤。
徐景贤小学毕业后，正值父亲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兼任化学教师，他考入了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学。父亲的政治生涯，毕竟给了他以影响。在中学里，他接近了中共地下党支部……
解放后，头脑灵活、笔头又快的徐景贤，成了中共华东局宣传处的一名干事。
写写总结，起草文件，替领导拟个发言稿，这些工作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
一九五七年，在“反击右派”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上最活跃的是姚文元，而张春桥则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时，也冒出几篇署名“徐景贤”的文章，向“右派分子”发射几发炮弹。
此后，徐景贤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他的父亲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学当了二十来年化学教师。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了解交大。他以交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穆汉祥的事迹为题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园里，仍屹立着穆汉祥纪念碑），写了人物传记《穆汉祥》，连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他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了。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此，他可以不断地从张春桥那里，听到何庆施的声音。他关心政治，胜于关心文学。他花大量的功夫，用来揣摩、猜度柯庆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作家的名声是与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景贤很想成为一个作家，无奈，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杂七杂八的文章，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作品。
机会终于来临。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了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很不错，何庆施去看，他也赶紧随之同去。何庆施正在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于是，柯庆施派人，帮助提高这出戏的质量，以求在全国打响，树为“写十三年”的“样板”。柯庆施派谁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
徐景贤在“提高”的过程中，参加了创作，成了作者之一。于是，随着《年青的一代》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成为文化部的获奖优秀话剧，随着话剧搬上银幕，徐景贤名声大振。
一九六五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徐景贤的书《生命似火》。他兴高采烈地在样书上题字，广赠文友。
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那篇大块文章突然在《文汇报》上冒出，曾使徐景贤感到震惊，感到嫉妒，也感到失落——姚文元太不够朋友了，连半点风声也不漏！
“姚文元”这名字变得炙手可热。一时间，徐景贤无法靠上张、姚那条船。他毕竞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张、姚看来，他是陈、曹线上的人物。于是，当“安亭事件”风起云涌之际，徐景贤所忙碌的事，竟是为陈、曹起草检讨书！他受到造反派的大轰大嗡。
眼看着陈丕显、曹获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徐景贤，已在向张、姚暗送秋波了。他已准备好扯起白旗，反戈一击了。
形势不断吃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思鼎”头头——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负责人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进行批斗。红卫兵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黑秀才”。红卫兵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接受过陈、曹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反正什么都要加一个“黑”字：黑线，黑帮，黑话，黑笔杆……
二十七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出现复旦大学红卫兵的身影。他们前来捉拿“丁学雷”，要把“黑秀才”们一锅端掉。
火烧眉毛，徐景贤终于在二十八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长途电话，向张、姚求救。
“时候到了！”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计议了争取“丁学雷”、“罗思鼎”的“起义”之策。
明暗两线，通向徐景贤：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给徐景贤拨电话；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见告诉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
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嘱令徐景贤转告复旦大学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徐景贤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脚碰脚”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个电话就那么管用。“中央文革”，有着无形的、庞大的权力。在“《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下，上海市委已变得发发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
姚文元一次次通过电话，催促徐景贤亮出“起义”之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获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诌诌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当时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
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
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也不知“毛主席亲”？！
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徐景贤和聂元梓分别用“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体现了“政策”的“不同”。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这个口号在上海文化广场高喊着。这是一个“后院起火”
的大会。扇形的会场，宽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悬横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便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联络站”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孙蓬一（聂元梓于十六日离沪返京）等等，大会主席为郭仁杰。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杨西光和常溪萍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
徐景贤以他悬河般的口才，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这是徐景贤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几乎每一个步入文化广场的人，都得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可以说是“秀才造反宣言”。
现把传单全文摘录于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冲开一切暗礁、险滩，奔腾澎湃向前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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