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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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轶事》为代价，他宁居小小囚笼，不慕天高海阔。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回回夕阳西沉。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度过群蚊围攻的酷暑。
忽然，有那么一天，从小洞口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给了报纸，还说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给你！仔仔细细地看吧。”
葛正慧连忙拾起报纸，不由得一怔：《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张照片，一个大包头、戴眼镜、中山装笔挺的人物面带三分笑，正在跟朝鲜外宾握手。如果不看照片说明，他差一点认不出来这位“首长”。哦，说明上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就在这时，小洞口又响起看守的声音：“怎么样？看见了吗？你还敢炮打吗？赶紧交代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葛正慧愤愤地把报纸掷在地上。他简直不可想像，“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更咬紧牙关。越是“狄克”得志，越是不能交出那本《鲁迅先生轶事》。总有一天，“狄克”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看守只给他看这一份报纸。此后，不再给他看报，而是逼着他交代。
在秘密监狱中关押了五年多，他竟然只知道大墙外的两桩事：林彪垮台，张春桥上台。
囚首垢面，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吞辱含冤。望着铁窗，他常常喟然长叹。虽说他无妻无子无女，但他心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
他，忧天下之忧——“狄克”仍在得志，仍在猖狂！
结成“四人帮”
“狄克”，正在做着总理梦！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患早期癌症。
渐渐地，周恩来日益消瘦，每日大量便血，一九七四年四月，他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诚如寒冰与炽炭，两人尖锐地对立。张春桥做着总理梦，邓小平成为他的最大的障碍。
一个是靠“打倒走资派”起家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向蒯大富面授打倒刘邓机宜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
一个是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大帽子下解放出来、重上政治舞台。他要对“文革”进行大整顿。邓小平并没有因为挨整而改变他的政治见解。
论资历、论能力、论智慧、论经验，张春桥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最使张春桥坐立不安的是，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周恩来支持邓小平。
敦请邓小平复出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呢？在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信上，写下一段批示，赞扬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历史上他是挨整的，二战时期邓毛谢古，他是毛派的头子。大家可以看《六大以来》。”
这里的“二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邓毛谢古”，邓为邓小平，毛为毛泽章，谢为谢维俊，古为古柏。一九三三年，“邓毛谢古”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打击，人称“毛派”。毛泽罩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唉，当邓小平成为“毛派的头子”时，张春桥正是“华蒂社中坚”！
接着，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张春桥懊悔不尽，当年没有像整刘少奇那样，置邓小平于死地。如今，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倚重于邓小平，构成了对张春桥的最大的威胁。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邓小平本来就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刘邓大军”的邓便是他。出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受到军队的拥戴。张春桥心中发慌了——他虽然从“文革”一开始就穿上军装，后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可是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几乎等于零！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在“中央文革”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在张春桥看来，江青不过是个草包，如此而已。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两次炮打的危机中，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
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闸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毛泽东本来寄望于王洪文。谁知王洪文一到北京，就被张春桥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起初，人称“上海帮”。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
最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一个传之千古的名字——“四人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便对这个接班人失去了信心。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话。
“四人帮”，人们通常称之为“王、张、江、姚”，那是按照四人的职务高低加以排列。也有的称之为“江、王、张、姚”，因为首领是江青。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是军师。江青的旗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棍子，王洪文的副主席牌子，他们“四合一”，结成一帮。“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
“四人帮”之中，其实没有一个“正宗”的上海人——王洪文是东北长存人，张存桥是山东巨野人，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姚义元是浙江诸暨人。除了姚义元能操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连”都不会说。“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之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战”，她的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充”钻入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出任何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事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他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七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庐弯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接着，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张存桥、姚文元结成一伙。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日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同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它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在中共十大之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四年十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抵达湖南长沙疗养。江青呢？接连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嘱她“不要多露面”。诚如江青自己所言：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十月四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电话的内容，迄今仍可从王洪文亲笔所写的电话记录中查到：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这一句话，引起一场大风波。
第八章 总理梦化为泡影
与邓小平对着干
十月四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张春桥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钓鱼台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来来回回踱着。从张玉凤那里传来的那一句话，击碎了他的总理梦。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的话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毛泽东说“邓”，那就不可能是“张”。一旦邓小平正式出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张春桥就只能屈居邓小平之下。想到当年指挥蒯大富，调动几万红卫兵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声震北京城，如今却要听命于邓小平，张春桥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幸亏，毛泽东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回此事……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十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张春桥踱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十月十七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作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毕竞王洪文大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
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王洪文够“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飞机飞往长沙，当天晚上又飞回北京。
惯于长夜工作、上午睡觉的毛泽东，在长沙仍然如此。在下午，毛泽东听取了王洪文的汇报，无非是说“邓小个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听，就听出这话来自江青那里，因为江青已经不只一次向他告过邓小平的状。从王洪文嘴里讲出来的话，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话的翻版。
王洪文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是一番严厉的告诫：“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兴冲冲坐着飞机来，气鼓鼓乘着飞机去。当王洪文还在天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钓鱼台伸长了脖子，等候“好消息”……
张春桥这“狗头军师”，完全失算了。两天之后——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帮”所激怒了的毛泽东，干脆，托陪着丹麦首相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张春桥得讯，如同跌入深谷，连喊糟糕。他往沙发上一倒，闭上双眼，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两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坐飞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八十一寿辰。那天晚上，两位当代中国的巨人，谈到深夜，一起切磋着党、政、军人事安排。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两位战友，都明显地觉得彼此老了。从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一个擅长理论思维，一个细心处理各种政务。虽然从建国初年的高岗想抢当总理，直至林彪驾机外叛，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儿，不停地发生着这个事件那个运动，而毛、周合作关系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两人气质相差甚远，毛泽东是属于诗人加哲学家这一类型的，周恩来则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行政管理大师。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最为形象而又最为恰当地评价了毛、周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与周恩来在长沙会面时的毛泽东，头脑的温度比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要低得多。已经进行了八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所说的那样：
“文革”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虽然周恩来的身体消瘦了一圈，抱病而来，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安排中国未来命运的会谈。毛泽东呢，也意识到周恩来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周恩来再一次推举了邓小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对邓小平的评语：“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飞回北京。毛、周会谈的结果，在几天之后，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在张春桥的眼里，一月原本是吉利的日子。八年前，他正是在“一月革命”中夺得上海的党政大权；万万想不到，八年之后的一月，他却惨遭败北。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被毛泽东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的主席梦破碎了。
王洪义的委员长梦破碎了。
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碎了。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至一月十八日，短短十三天之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全都交给了邓小平。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再是王洪文了，而是邓小平。
邓小平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一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所谓整顿，也就是整顿“文革”。只消翻开《邓小平文选》，他的一连串的整顿，都清清楚楚印在上面：
《军队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军队整顿的任务》（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邓小平在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用他的话来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大约文艺界乃江青的一块“宝地”，邓小平用一个好听一点的词儿曰“调整”，其中也有一个“整”字。
如果让邓小平这么个全面整顿下去，就会把“文革”整掉，把“四人帮”整掉。
在宦途上颠颠簸簸，历尽艰险的张春桥，用双手托着腮帮，愁眉紧锁。
他在思索着反攻的策略……
“张春桥思想”
姚义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
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