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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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医师呢？在匆忙之中，也疏忽了。他是主任医师，而且常用那台麻醉机。不过，如他所言：“麻醉的准备工作大多数是科里同志或进修的同志准备好的。由于误装了笑气，开关又开着，大量的笑气直接进入氧气管道。”
　　经过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用气相色谱仪测定，由于误装了笑气、以致输出的氧气中，笑气含量高达百分之九十六，而氧气仅占百分之四。
　　于是，给病人输氧气，变成了输笑气！
　　在抢救时，越是想多输氧气，结果输入的笑气越多。
　　张佩瑛之死，便是死于笑气窒息。
　　方兆麟医师承认了错误：
　　“第一，由于工作粗心，出了医疗事故，造成病人死亡，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
　　“第二，当自己发现笑气瓶上结霜，知道了事故的原因，由于想到死者是张春桥的妹妹，心中极为害怕，不敢主动说出事故原因。”
　　直至今日，当我采访方兆麟医师时，他仍重复十二年前说过的话，依然为自己的过失感到痛心。
　　他在写出检查之后，请求领导给予处分。
　　事情到此，可以说该拉上大幕，宣告“剧终”了。
　　四月十一日，中山医院党总支书记Fa，起草了调查报告。这一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查结果：
　　“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发现方兆麟重大政治问题。
　　“在业务上，方兆麟一贯埋头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较好，抢救病人随叫随到，从不计较时间，并有一定的钻研精神。
　　“方兆麟担任麻醉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各种麻醉的操作都比较熟练，有关麻醉学方面的知识也比较全面。他自一九五八年起担任华东医院的高于会诊和手术时的麻醉工作，亦曾多次赴外地为高干或高干家属做麻醉工作，均未出过麻醉死亡事故。
　　“方兆麟基本上拥护党、拥护毛主席。
　　“据我们了解，方兆麟同志平时与张佩瑛同志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听到他对张佩瑛同志的什么议论。”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是张佩瑛手术的主持人。她也实事求是，不仅同意中山医院党总支的报告，而且十分中肯地说：“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张佩瑛之死不是政治事件。”她在报告上加了一段话：
　　“我们认为，关于这次麻醉死亡事件，从方兆麟同志一贯的表现分析，到目前为止，未发现阶级报复的政治事件的依据。”
　　调查报告上报上海市委，还附了方兆麟医师的检查。
　　方兆麟写道：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我一定要牢记这一沉痛的教训，一方面请求组织上给自己一定的处分，一方面要积极工作，认真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
　　喧闹一时的张佩瑛死亡事件，渐渐平息。
　　“红房子医院”恢复了平静。
　　中山医院恢复了平静。
　　一封密告信飞到徐景贤手中
　　历来，人们总是把“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视为最危险、最可怕。然而，更危险、更可怕的莫过于趁人之危，投井下石！
　　有人向张春桥家属偷偷报告调查组“右倾”。
　　一封密告信，先是飞到正在华东医院住院的徐景贤之妻葛蕴方手中，要她转交徐景贤。鉴于张佩瑛之丈夫，乃葛蕴芳之表兄，葛蕴芳表示“回避”不肯代为转交。
　　很快的，这封密告信又飞到徐景贤保健医生手中。于是，便展现在徐景贤面前。
　　此信影印件存于那堆秘密档案之中，摘录原文于下：
　　徐景贤同志：您好！
　　我们想就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调查工作，向市委领导同志反映一点情况，提出一点意见……
　　我们参加调查工作过程中，感到上医党委Fe和中山医院总支态度暧昧……
　　我们的想法是，就日前的材料看未，不能用“粗枝大叶”来解释。政治疑问不少，应当趁热打铁，搞得水落石出。
　　我们感到，如果张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问题就要想得复杂一些。
　　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个人的问题。中山医院现任总支书记Fa是空四军的……
　　我们恳切希望市委领导同志组织适当人员，继续深入调查。
　　信末，签署着两个人的姓名，写信日期为“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本文姑且不予披露密告者的姓名。
　　信的附件，对调查结果一口气提出了十个问题。
　　鉴于两位写信者是调查组的组员，熟知内情，而且提出的十个问题，个个在“纲”上、“线”上，理所当然引起了“马徐王”的重视。
　　“马徐王”当即抓住那封密告信，做起文章来了。
　　王秀珍最为起劲，提笔批道：
　　“这些问题提得很好，都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彻底查清，查个水落石出。”
　　马大水到底在政治舞台上混过多年，一字一句很注意斟酌：
　　“同意秀珍同志意见，一定要抓紧弄清这些问题。”
　　徐景贤写道：
　　“同意秀珍、天水同志意见。”
　　为了“查个水落石出，”，“马徐王”决定另建调查组——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个行动诡秘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一九七七年一月，当北京建工部来沪外调那个调查组的“灵魂”——Q的时候，王秀珍写了如下交代：
　　张佩瑛死亡事件，开始是由市文教组、市卫生局和一医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下来说成是责任事故、我看了这个情况后，认为这个案件说成责任事故是右倾。
　　文静对我说：一医和文教组联合调查组右倾，要我告马天水认真抓这个案子。她还说，张春桥知道张佩瑛死了，他很难过。我把李文静讲的，告诉了马天水。因此，我讲调查组右倾，马天水也讲右倾。我还恶狠狠地批了调查组的同志。
　　那个调查报告，曾同时送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没有出面。由王洪文打电话给马天水，还写了批示，大意是：这个调查组严重右倾。张佩瑛的死亡，要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看、来查，是阶级报复等等。
　　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我和马天水、徐景贤商量后，认为调查组要加强力量，充实人。我提出把Q暂借出来，可担任调查组副组长。还要从工宣队抽一点人，加强这个调查组。马天水、徐景贤都同意。
　　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黑指示和授意，要查出一个阶级报复案，给这个案子定了调子。调查组就是按这个框框和调子去调查的……
　　徐景贤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也作了类似的交代。其中谈及：
　　“成立调查组时，马大水说：‘这件事张春桥不好表态，我们决定算了。’但事后调查小组的报告，都由我送给张春桥秘书何秀文，由他转给张春桥看。”
　　就这样，本来已经闭上了的帷幕，又重新拉开。秘密调查组鬼鬼祟祟地登台了，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荒唐的悲剧……
　　幕后导演稳坐“钓鱼台”
　　那封掀起狂澜的密告信，来历不凡……
　　“马徐王”如此看重那封密告信，因为此信虽然出自调查组的两位组员之手，而不出面的的导演即是那个在北京稳坐“钓鱼台”的张春桥。
　　密告信的作者之一，便是“红房子”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此人跟张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Y本人交代：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天晚上，张佩瑛的丈夫打电话给他，说张佩瑛腹痛。请他安排住院；
　　张佩瑛住院后，起初住的是三个人的房间，是他给她安排了单独居住的病房。
　　不久，甚至连张佩瑛的丈夫发烧，也是经他安排，让张佩瑛的丈夫住入妇产科医院的病房—一这成了“红房子”医院议论纷纷的怪事，妇产科医院里怎么会冒出男性病人？
　　张佩瑛的手术方案，是在他领导下制订。那此名医，是他去请。那手术方案，是他送到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手中，请她“审阅”；当张佩瑛突然死于手术台，是他当场痛哭不已；他同张家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连他自己都承认，一九六六年，他第一次来到张家，张佩换的丈夫就对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佩瑛一直讲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张死事件”发生之后，他跟张佩瑛丈夫的联系更加密切。调查组的一举一动，通过他这根内线，把“信息”立即传输到张家……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晚，张佩瑛的丈夫约Y在他家见面。
　　当Y来到张家，张春桥的二弟张铁桥、四弟张月桥、女儿张维维也在那里。显然，这是一次秘密聚会。
　　Y读到了来自北京的最新指令—一张春桥写给儿子毛弟（即张旗）的信：
　　……听到姑姑逝世的消息，使我很震惊。为了革命事业，我己有七、八年没有看见过她了。她逝世，我当然很难过，但也不很悲伤。因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有多少好同志、好党员，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亲人，我们也为党贡献一个亲属吧。你代我问小白、小兰好！另外，你们自己在这个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
　　张春桥的信是写给儿子的，话是讲给别人听的。这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张春桥对张佩瑛之死的态度：绝不是徐景贤公开传达的“春桥同志三点指示”所说的“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而是认定张佩瑛是“在这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的牺牲品……
　　在轻声的密谈中，张的亲属清楚地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查清张佩瑛之死，但是作为亲属不便出面写信给徐景贤，而Y是调查组成员，由他出面比较“自然”
　　Y心领神会，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一天——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天，Y在下午来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写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两份。一份送到徐景贤手中，另一份“抄送”张佩瑛丈夫手中。迅速地转给张春桥……
　　暗一套，明一套。密告信是暗箭，而四月二十五日的“向家属汇报会”，张的家属公开亮相、施加压力了。
　　在上海卫生局大楼二一三室里，根据家属的要求，调查组向他们汇报着调查情况。
　　大抵由于张春桥惯于特务伎俩的缘故，他的儿子张旗也学得一二。他把一只微型录音机放在包中，步入二一三室，悄然录下了调查组的汇报。
　　调查组的汇报，不断被张的家属粗暴地打断，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在会上重申，“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
　　张月桥当场质问她：“什么替死者负责？我姐姐分明是被害死的！”
　　张佩瑛的丈夫唱的“调子”更高。他一口咬定F是“蓄意谋害”张佩瑛。
　　他说“F事先计划周密，手法极为阴险，手术‘杀人不见血，事后无证据’就连解剖尸体也查不出死亡原因。F制订厂一套完整的杀人方案！”
　　他——这个一九四六年就已入党的老党员，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这次，F害死了张佩瑛，是完成了林彪一伙制定的‘五七一’工程反革命阴谋所要完成的任务！”
　　他们仗张春桥之势欺人，那么嚣张，那样凶狠，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末了，张月桥冷冷地说：“我们认为这不是F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也不再多流泪了，我们要起来斗争，一定要把问题彻底查清！”
　　终于，调查组被迫改组，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调查好一个“有缝就查，有洞就钻”
　　一提起密探、侦探之类，理所当然，首推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那位名震寰宇的福尔摩斯。此外，数得着的，诚然还有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矮个儿比利时侦探埃居尔·博阿洛，还有英国作家柯林笔下的探长克夫……然而，如果跟那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相比，都将大为逊色，自叹弗如。
　　那个调查组见微知著，敏锐的日光远远胜过福尔摩斯鹰一样的眼睛；那推理逻辑大大超过以思维严密著称的博阿洛；至于那丰富的联想力，则使克夫望尘莫及，甚至以富于幻想知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都得退让三分！
　　Q有一句名言：“有缝就查，有洞就钻。什么都要查一查，让领导放心。”
　　我和Q相谈。我本以为，他对王秀珍点名担当重任，势必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有着丰富的侦审经验。
　　不料，我问及他的身世，他竟从未与福尔摩斯为伍。他，山东人，长在东北，高小毕业，后来入北京建材学校速成班。一九五七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造反大旗哗啦哗啦飘扬的年月，他当上了上海一家规模宏大的玻璃厂的“革委会”副主任。他结识了王秀珍，颇得青睐。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他已经接到调令，荣升建材工业部核心小组成员，担任部级领导。正在他对上海市委的“栽培”感激莫名之时，忽然，四月二十四日，他接到紧急通知，前往“康办”报到。
　　下午，他这个干玻璃行当的厂革委会副主任，跟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一起，步入“康办”小会议室
　　他俩刚在沙发上坐定，徐景贤和王秀珍就来了。
　　就这么四个人密谈，Q感到非同凡常。
　　果真，王秀珍宣布，要建立一个精悍、绝密的调查组，组长是那位工宣队政委，副组长便是Q。王秀珍要他推迟前往建工部报到，一心一意地把调查工作搞好。
　　把他这么个“部级”干部，充任一个小小的调查组的副组长，未免有点“屈尊”。
　　可是，当他听罢王秀珍、徐景贤的谈话，受宠若惊，连声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
　　我决不辜负如此重托！“
　　以下，是Q的工作笔记上，当场所记的王秀珍、徐景贤的原话。
　　王秀珍说：
　　“这个案子非常重要，是洪文同志交办的。前些时候，春桥同志来过信，叫市委不要花很大力量去搞。他很谦虚。为了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让你俩负责调查组，是经上海市委常委研究、报洪文同志同意的。这是对你们的信任和考验。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不要就事论事来调查。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把问题搞清楚。”
　　“家属写过信，说是政治迫害。”
　　“要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清查！”
　　徐景贤则说：
　　“这是洪文、文元同志交办的案子，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不要以为只是张佩瑛同志一个人的问题。”
　　“下去以后，要发动群众、干部。把前一阶段的调查情况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大揭大议。”
　　“调查的情况和问题，要随时报告。”
　　“这个案子一定要保密。今后有事，直接与市委办公室主任联系。”
　　听罢，Q的心中像喝了蜜一样甜。这样的“通天大案”，不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却交在他手中。“中央首长”、“市委领导”的器重，使他感激涕零，连连唯唯是从。
　　Q觉得福尔摩斯可笑。福尔摩斯一生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哪一件是“中央首长”
　　交办的？哪有他那么硬的靠山？
　　占领了一医的一座小洋楼。四月二十八日，秘密调查组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宣告成立。一架直线电话，成了小楼与“康办”之间的“热线”。
　　Q明白，徐景贤所说的直线联系的市委办公室主任不过出于客套。他的“热线”，径直跟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联系。徐景贤随时随刻知道调查组的动向。
　　Q和他的前任———一医党委副书记Fe截然不同：Fe搞调查，依靠的是专家、教授、药品检验报告、红外分析报告、尸体解剖报告；Q呢？他凭藉举世无双的幻想力，无与伦比的“逻辑推理”。Fe从科学的角度，调查死因；Q则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大刀阔斧地整人……
　　Q真的“有缝就查，有洞就钻。”有了这样的“灵魂”，秘密调查组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编成一本《政治笑话集》……
　　大胆推理之一：把打字机“推理”为发报机提审方兆麟的一份记录。尊重“原著”，照录于下——
　　问：你的妻子万廷钰学英文吧？
　　答；学的。一般在下午七点。
　　问；你会几种外文？
　　答：英文较熟练。俄文不太熟，法文学一点。
　　问：你给外国人写信，用笔写的吗？
　　答：用打字机。单位里有打字机，可以打。我哥哥家里也有打字机。“文革”
　　中借过来，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一九七三年）还给哥哥。
　　问；你说清楚一点，打字机是什么时候借的？
　　答：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借的。
　　问：打了些什么东西？
　　答：打过麻醉方面的书，打了没几次。去年，打了一本新书，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几天。有时候，万廷与玉也帮我撤几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资料，有些还在，有些丢掉了。
　　以上的提审记录，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调查组查的是张佩瑛之死，怎么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机来。
　　哦，我看了案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段提审记录，从“万廷钰学英文”
　　问起，旁敲侧击，问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机的来历、打宇时间……
　　事出有因。一个邻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时候，忽听得方家发出“啼、啼、啼”的声音，约摸持续了五分钟。
　　在“文革”之中，就连孩子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马上联想起电影《无名岛》中特务偷发电报的“啼、啼”声。
　　这消息传入调查组耳中。根据“有缝就查，有洞就钻”的精神，方家这“啼、啼”声当然需要查一查。因为调查组未经调查，已从王洪文那里论定是“阶级报复案”，方兆麟可能接受“帝修反”的“指示”。理所当然，方家的“啼、啼”声，表明方兆麟可能像《无名岛》里的特务一样，跟国外特务机关有着密切联系。
　　不过，经过实地秘密调查，有点令人失望。方兆麟住在离中山医院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江路一医宿舍里。他住底楼，那个孩子住在三楼。房屋结构甚好。底楼即使开着收音机，三楼也听不见。
　　从“作案”时间考虑，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