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聂元梓，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她和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墙上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张大字报以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顿时名扬全国，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此后，她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四大领袖”之一。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聂元梓此行，颇有来头。
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许多“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
直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
……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X号）。到这里后，住了三、四天……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传出了聂元梓“失踪”的消息。
在花园街X号，决定了聂元梓的上海之行。软卧车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张春桥打电话，关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
聂元梓继续交代说；
在一两天之内，动身赴上海了。临走前，王力来看我，说了些恭维话，又谈到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他说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请他帮助我们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我问了王力，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王力说，交给记者就可以了……
哦，原来聂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颗棋子，如今杀到上海，矛头所向，直指常溪萍。
常溪萍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担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一九五七年三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七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虽说他的职务不算小，但他毕竟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一个部门的领导人。他自一九六三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但还不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江青为什么锋芒直逼常溪萍？为什么密谋指派聂元梓来沪专程“揪常”？
此事说来话长……
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一辆义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
此刻，北京大学大操场上灯火辉煌，万名师生集聚那里，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但是，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意味着可能会有重要人物出场，全场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来暂且填补等待的时间。
一连串小轿车在夜幕中，驶入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停在六十四号前。
一个又一个“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从轿车里出来了：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央义革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戚本禹等。
聂元梓早就在门口迎候他们的光临。
这么多的“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倾巢而至，当然决非寻常。待“首长们”坐定之后，聂元梓手下的一员大将C，见张春桥在座，抓紧时机，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常溪萍问题。
C问江青：“六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张春桥马上答话：“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
C趁机说：“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
江青当场拍板：“可以帮助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
C大喜。聂无梓的脸上、也泛起了微微一笑。
C赶紧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黄纸头那是一份事先已经写好的大字报。十七个人签名，打头的名字便是聂元梓。
当C风风火火赶到燕南园六十四号，“首长们”已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张春桥接过黄纸头，说了一句话：
“保证转到！”
这一过程，不仅C后来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一二十四日作了详细交代，（C是那张大字报的十七个签名者之一），而且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也谈到了：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
张春桥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当他回到钓鱼台，打开这卷黄纸，他眉开眼笑——他钓了一条大“鱼”！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了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张春桥不由得拍案叫绝、他处心积虑，日夜盘算着如何轰倒上海市委，正愁炮弹不够，而这卷黄纸头正是一发重磅炮弹！
须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张大字报轰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的“指导”
下，聂元梓等七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炸仆了北京人学这个缺口，导致六月三日“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导致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六月四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胜利”……
如今，张春桥手中的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说，这是“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能不能把上海的华东师大，变成第二个“北京大学”？能不能把常溪萍，变成第二个“陆平”？
轰倒上海市委，看来要从常溪萍身上打开缺口！
顿时，张春桥仿佛觉得，那卷轻飘飘的黄纸头在膨胀，变成了一颗硕大无朋的巨型炮弹。
怎样把这颗重磅炮弹，从北京发射到上海呢？
如果让张春桥自己来发射，未免过分暴露。他向来颇为谙熟借刀杀人之法。
真是难得的巧妙机会：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获秋前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住在北京饭店。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也出席会议。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张春桥出了难题给曹获秋，叫曹获秋把大字报带回上海去：如果曹获秋同意带回上海，借曹获秋之手，炮轰上海市委，当然很妙；如果曹获秋不同意，那将落个“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曹获秋在一份材料中，写及此事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间，北大帅生开个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就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字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果，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卜六日见到康生，工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见曹获秋，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一他的妻子正“指导”着聂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据他的意旨在办事。有着如此微妙的关系，他不会对那张大字报明确表态。他跟张春桥一样，在这种场合都喜欢打“太极拳”。
曹获秋让秘书糜欣祥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
八月一日上午八点多，糜欣祥挂了电话。很干脆，将近十一点，邓小平的秘书就来电话，请曹获秋马上去中南海。
十一点，曹获秋就来到了邓小平家。
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获秋讲述那张大字报。邓小平对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情况十分了解，干脆利落地作了答复。
诚如曹获秋所写卜的回忆那样：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儿传到江青耳朵里。
江青恼怒了，说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曹荻秋写下这样的回忆：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原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当时在一侧。他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也写下这样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荻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荻秋说：“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回到北京饭店，只得嘱咐秘书：“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把情况告诉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就这样，本来在那年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盛行，谁都可以刷一把浆糊，贴一张大字报，而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却要牵动那么许多高层人物，却要借“中央文革”的“虎威”，转到了上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充满着火药味儿。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
毛泽东还公布了他在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从此，红卫兵运动如潮如涌，在全中国卷起狂澜。
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诚如后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一八月十二日，曹获秋收到了张春桥的一封亲笔信，所谈的又是关于常溪萍，全文照录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江青说“你们市委要被动的”，张春桥也说“不然很被动”，如出一辙。显然，他们私下商量过怎样整常溪萍。
曹获秋一回到上海，把来自北京的信息转告上海市委的常委们，常溪萍一下子成了众所关注的中心。上海市委商议了对策。如同杨西光所回忆的：
“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亦只得同意，但我们商量要常溪萍到北京后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过不久，中央文革又通知说，不要常溪萍去了。”
常溪萍怎么会成为聂元梓的眼中钉、肉中刺？怎么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必欲置于死地的冤家对头？
不能不把时间拨回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常溪萍的报告上被批了个“右”字
一九六五年一月，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Z，正坐在他的办公室—
—北大专家招待所里，他皱着眉头，翻阅着常溪萍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看罢，他提起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右”字！
Z和常溪萍本来素昧平生，只是这次搞北大社教，才一起共事。Z对常溪萍的印象是，“开始还以为他是稳，其实是右！”
Z和常溪萍在对待北大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分歧……
社教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九六二年起逐步在全国展开。最初，在农村叫“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在城市叫“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以及反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社教运动走过了曲折的路＿一九六四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对于纠正“左”的错误、缩小打击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教运动的面越来越宽，从农村扩大到工厂，到学校。北京大学被确定为全国大学中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党中央从各地高教部门调集了二百多名干部，组成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上海当时共有二十四所高等院校，每校各抽一名院级、一名处级干部，作为北大社教工作队员。上海市委指定常溪萍带队。到了北京之后，工作队成立党委，设一名书记、四名副书记，常溪萍是副书记之一，兼北大西语系工作组组长。
Z和常溪萍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在常溪萍看来，Z太“左”；在Z看来，常溪萍太右！
他们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身上。Z要把陆平打成坏人，而常溪萍则认为陆平是好人犯了些错误。
在一年多之后，由于北京人学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炮轰击的单位，陆平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集中攻击的目标。常溪萍和Z当年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分歧，一下子也就随之成为众所瞩目的大是大非。
陆平经过十年磨难，得以幸存。一九八一年十月，陆平写下一段对常溪萍的带泪的回忆：
一九六四年冬，社教工作队在北京大学发起社教运动，把北大当作“烂掉了”
的单位，打击了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使北大陷于半瘫痪的状态。鸟云笼罩了北大，所有正直人们的心中都感到沉重的压力，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随时可能遭到无情的打击，被打成所谓的“敌人”。我和溪萍同志就是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相识的。
大约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北大党委办公室通知我，杜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同志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和溪萍同志只有一面之识，对他还不了解，加上杜教工作队在北大的错误做法，不能不使我对谈话怀着很大的疑虑。
我和溪萍同志谈了两个半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如实地一一作了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他始终认真地倾听并提出许多询问、在有些问题上，他还与华东帅大作比较和分析、他总的认为，这比年来北大党委是执行了党的教育路线的。问时也有若干缺点错误，甚至有的是严重的，但成绩仍是主要的。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北大多年来的工作了公正的历史评价。我从谈话中切实感到溪萍同志观察问题是全面的，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态度足和蔼可亲并允许别人讲话的。这和那些搞“一言堂”，以“帽子”压人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真有天壤之别。我起初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并对他敢于顶歪风，坚持实事求是的高尚行为十分敬佩……
不言而喻，陆平所说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指的就是Z。
一九六五年一二月，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他向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书记张春桥作了汇报，着重谈了他与Z之间的重大分歧。
诚如杨西光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所写的回忆材料那样：
那个时期Z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确实很主观，作风上也独断独行。我在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和Z一次谈话中已经感到，后来也陆续听有些同志谈过……一九六五年春节常溪萍回沪后，首先向我汇报，我相信常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市委是我和张春桥共问分工管文教工作的，我就约了张春桥一起听常的汇报，当时张春桥也同意常溪萍的意见，我们一致意见是要常溪萍按“二十三条”办事，有愈见可以在工作队中问提，也可向组织反映。在这一点上，张春桥没有讲这一句和常溪萍或者和我有什么不同意见。
常溪萍回到北京大学后，于三月四日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
信中说：
昨天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对北大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批评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小平同志说：“运动一开始即应三结合，要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北大运动要总结。总之，有毛病，一去即夺权，斗争方式不正常，陆平被斗得神志不清，不是党内斗争的方法，陆平犯错误不是犯了一切错误，只是某些错误，搞得万里见了陆平要躲开，把市委放在一边。同意市委帮助北大党委总结过去工作的方法，这方法很好……”……如果Z等老是这样，我想向中央写信反映一下（他们自以为是很严重，有许多做法很不对头，作风也很不民主），不知可否？
常溪萍决定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中央写信。
张春桥拿起铅笔，在常溪萍的这封信上开头所写的“春桥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