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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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曾连长告别，搭着难民火车，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再往四川。当时，是遵照曾连长的指示，走一条入山的小路，从桂林往西边走。记忆中，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难民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失去了挑夫，我们不但每个孩子都要步行，而且，连六岁的我，背上都背着包袱，行行重行行，每日徒步三十里路。
只记得那条路上，满坑满谷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至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我们走得苦极了，小弟弟总是哭，可是，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我想，在那么多难民群中，可能只有我们家，在凄凉之余，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
可是，好景能维持多久呢？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战乱中原就朝不保夕，我们的生命力，又能有多强？
第十八章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一一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着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着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着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着我，含着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的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着，哭着，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着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入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的哭泣。“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栈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奇迹”又再度来临了。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的对母亲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的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萧先生！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的为我们全家奔走，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度过了。疟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当他们和父亲一谈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以后许多困难。于是，我们跟着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条小木船，沿着山间的一条激流融河，往贵州的榕江前进。在这小船中，我们又度过了惊险刺激的二十天。
第十九章 融河二十日
我们坐的小船，正像国画中老渔翁垂钓江边的那种小船，细细长长的，中间有一个半圆的篷，是用竹片编成的，篷的两头是船头和船尾，篷下便是“船舱”。在图画中，这种船是很诗情画意的，但你必须乘坐这种小船，挨过二十天的激流逆行，就简直苦不堪言了。
广西大学一共租下了二十多条这种小船，编成了一个船队。每两户人家共坐一条船。我们当然也与另外一家人共同分配一条船。“船舱”的中间挂起了一条布幔，作为藩篱。这一半的“船舱”有多大呢？在我的记忆中，比一张方桌大不了多少。白天，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围坐在一起，中间用一床棉被盖住腿，说说笑笑，倒也容易挨过。到了晚上，面积怎么也不够五个人平卧下来，必须有两个人轮流睡到船头的“甲板”上去——至少有两个人的头或脚，必须暴露在“船篷”以外——天晴，倒也罢了，到了下雨刮风的天气，可真惨不忍睹。风浪太急的时候，江水也会沾得衣襟尽湿，露水也会浸得你彻骨冰冷。记忆中，我常常轮到睡在“甲板”上！（也许父母认为我比弟弟们年长一点，比他们更能忍受一点风寒。）记忆中，我常常被冰凉的雨水、河水、露水冷醒！记忆中，我还是倦极而入眠。那么长时期的“煎熬”，居然没有生病，也可说是奇迹了！
船舱的面积，已不够我们容身，炊事只能发展到船头上去。伙食当然是愈简单愈好，早餐稀饭，用点红糖拌一下就打发过去了，午晚餐，用白饭拌点猪油和盐，就可以充饥了。我们经常就这样没有佐菜下饭的。可能隔一天才有一道“美味”打牙祭——几颗辣椒炒豌豆。那一小瓶辣椒豌豆，实在太珍贵了，全家食用时，定量分配，每人只能分几颗，我记得享受那几颗辣椒豌豆，比山珍海味还可口，必须在口中嚼上老半天，才舍得吞下肚去！
有一天，船队停泊下来的时候，有些船民，煮了新鲜的玉米来兜售。我们实在抵制不了这么大的诱惑，孩子们吵翻了天，要求父母买玉米。事实上，我们穷得不应该有这样奢侈的享受，但是父母还是狠下心买了一根玉米，像分珍珠一样的大家分食。如果辣豌豆是山珍海味的话，那一根玉米，不啻是龙肝凤肉了！我们这条船，是由父子二人来操纵的，父亲才三十来岁，儿子只有十岁左右，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实际上，只能算一个半人。这样满满的一船人，这样漫长的路程，由这样一个半人来操纵，前途如何真不可想像。
开船以后，比我们想像更坏。
融河，也称融江，两岸都是千仞峭壁，江水湍急，处处有暗礁，时时有漩涡，真是危机四伏。这种船当然不用动力，也没有风帆，全靠父子二人合力用竹篙，用木桨，与江水奋斗，所以船速缓慢，并且只能在白天行舟，入晚就停泊在岸边。为了怕江水把船冲散，停泊时二十多条船都用绳子串连在一起。如果停泊的地方无法上岸，大家只能枯守一夜，如果停在一个大站，有码头可以上岸，这可是一大乐事，就可以去补充一点必须补充的用品，也可以上岸伸展一下手脚。当然，孩子们只许在岸边玩玩，不许走远。我记得我最喜欢在岸边捡各种颜色的鹅卵石。有一天，我捡到一些白得晶莹可爱的石块，人家告诉我是打火石，可把我乐极了。我常常蹲在船头用打火石碰击着玩，看点点火星飞耀，觉得美极了，快乐极了，也帮助我度过不少这些难挨的日子。
有一天，我又蹲在船头玩打火石，船一个颠簸，便把我颠到江水中去了，江水湍急，眼看就要小命归天，幸好船夫眼快手快，他的泳术是何等高明，一下子就把我救起来了。虽然命是捡回来了，但我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打火石，难过极了。当时，我觉得这些打火石比生命更可贵！我的童年没有什么玩具，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的小锦旗，和我的打火石！后来，我又掉进水中好几次，几乎每个人都有掉进水的经验，因为我们每个人必须在船舷解决一些“大事”、“小事”，掉进江水的机会是很多的。好在船夫十分机警，每一次都被他救起来，后来，大家就“有恃无恐”了！
但不幸的事件，终于又发生了，我们生命的保障——那位年轻力壮的船夫突然病倒了，是潜伏的疟疾症发作。英雄只怕病来磨，何况一打起“摆子”，任凭你钢筋铁骨，也禁不起折磨。虽然，他咬了牙“主持大局”，不过划船、撑篙的重任，也就落在他儿子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两家人的性命，操纵在一个孩子手中了！船速愈来愈慢，终于脱离了船队，无助地在激流中漂流。
船夫和他的儿子——加上船上其他成人们手忙脚乱的帮忙，勉强把船靠到了岸边，船夫上岸买药。那时候，这条船的主宰就完完全全落在这个十来岁大的孩子身上。
水流太急，绷断了绳缆，船便向下流漂去。孩子用尽了浑身解数，设法把船稳住，他虽然“身怀绝技”，毕竟力气不够，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用双手抓住岸边的杂草，全船的人也都纷纷抓住可抓的东西——一块大石，或一根树根。总算在筋疲力尽的时候，救星出现了，船夫买了药回来了，靠着他的经验和技巧，把船稳住。
第二天，我们终于又赶上了船队，大家都不相信我们会归队。已经有两条船离失，而从此失去了踪影。
经过了这次“大难”以后，我们更能忍受生活方面的痛苦。对这条小船，也增进了不少信心，不再羡慕那些坐“大船”的人们了。对了，这些小船是我们这种贫穷的难民坐的，富有的人家，可以包大船，船舱宽大舒敞。船是几十个人在岸上拉纤，再由两排船夫在船上撑篙，配合着前进。
我记得那些纤夫弓着身子，拚命地向前一步步迈进，绳子都好像快要嵌进肉里去了。他们那些深沉的呼叫声，单调的，重复的，凄怆的，有韵律的哎唷、哎唷的呼叫。这不是歌，这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呐喊。拉纤的在岸上每喊一声，船上的船夫们就应一声。我中学时学会了一支歌“拉纤行”：
前进复前进，大家纤在手。
顾视掌舵人，坚强意不苟。
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
无涯终可至，南北或西东。
曲子是洪亮动听的，歌词是快快乐乐的，中间所谓的：“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与我小时候目睹的景象完全不同，那前进绝不“从容”，而是“沉重”。我觉得我们宁可多吃一点苦坐上这条小船，而不愿坐那些把舒适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大船。终于，我们愈来愈耐得住苦楚了。
终于，我们到达目的地——榕江。
但是，榕江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地，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重庆。从榕江到重庆，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旅程。
到了榕江，广西大学本身发生了财务困难，既无法发放薪水，也无法继续整队向内地疏散，于是大家纷纷各奔前程，无形中解散了。父亲又失业了，而我们的生活，仍然要继续下去，行程，也要继续下去。
第二十章 糍粑与红薯
贵州当地人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糍粑，用糯米磨粉做糕，油煎而成。另一种比糍粑更廉价，而足可果腹的食物是红薯，那时候天气太冷，两手拿着蒸得软软热热的红薯，边走边吃也真是乱世中的一大享受呢！我父母一商议，卖这两种“价廉物美”的食物，可能是最好的生计；再一商议，决定双管齐下——我父亲去卖红薯，我母亲去卖糍粑。全家分成两组，我是归入父亲的一组。因此，母亲卖糍粑的经过，我没法亲眼目睹，父亲卖红薯的故事，却使我记忆犹新。当时的榕江，挤满了难民，大家又都各谋生计，父亲卖红薯，有更多的人也在卖红薯，大家卖红薯，又叫又吼的，生意兴隆。我这位爸爸大人啊，平常在讲台上是滔滔不绝的，在市场上，却真呆若木鸡，完全不知道如何去招揽顾客。他悠闲得很，潇洒得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静待顾客上门。顾客偏偏不上门，一个问津的人都没有，他既不急又不恼，只是静静的等下去。终于上天不负苦心人，等到别的红薯摊把红薯卖得差不多后，总算有一条鱼儿自动上钩来了。——我们好高兴地招呼这位“贵人”——他要买半斤红薯。
我这位“好好先生”似的父亲兴高采烈地到锅里去捞红薯，锅中的红薯一直用火炖着，所以烫得很。他可不知道如何把如此滚烫的红薯捞出来，好不容易一面捞而一面掉地捞出了一些红薯，包了起来用秤来秤，糟了，他不会认秤，不知道怎样才算半斤。秤来秤去秤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多重，他满头大汗地对我说：“凤凰，怎样才算半斤？”天啊，我那时候才六岁，怎会认秤，后来还是旁边的摊贩实在看得忍不住，帮他秤好了半斤红薯。当他把红薯从秤上拿下来的时候，却把那些红薯全部掉到地上去了。
那位顾客已经忍无可忍，我父亲心一横，干脆把秤往地上一，把锅盖一开，对那位顾客说：“你自己拿吧，你爱拿多少就拿多少！”这是唯一的一笔交易。我妈妈卖糍粑的经过如何，不得而知，却只记得以后几天，我们的一天三餐不是红薯，便是糍粑。
第二十一章 瞿伯伯
然后，我们认识了瞿伯伯。
在我们这一路的流亡生涯中，真认识了不少奇异的人物，像曾连长，像老县长，像萧先生……现在，我们又认识了瞿伯伯。瞿伯伯是个“人物”！
瞿伯伯原是广西大学的一位职员，大约四十岁左右，带着太太和三个女儿，一家也是五口。他们跟着广西大学撤退到榕江，广西大学解散了。有的教职员留在榕江，有的就近去投奔亲友，而我父亲呢，却坚持要携家带眷，走到四川去！虽然我们现在已到贵州，离四川还有段距离呢！带着稚龄儿女，要翻山越岭，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父亲执意要走，无独有偶，瞿伯伯也执意要走！
瞿伯伯说，我们两家合起来一起走，彼此都有个照应，就不那么孤单了。瞿伯伯说，两家孩子，还可以交朋友，说说笑笑，就走到四川了。瞿伯伯还说，他有很多谋生技能，不怕没饭吃！瞿伯伯最后又透露：他有一项秘密本领，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还能治百病……原来他笃信我佛如来，会念“大悲咒”，还会念“金刚经”！
于是，我们一家就和瞿伯伯一家，联合在一起，继续了以后这段行程。这段路线是怎么走的，我已经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沿途妙事一件接一件的发生。有瞿伯伯在，几乎没有任何时候是“乏味”的。这一路上，难民极多，大家都是把行李扎好后，连锅盘餐具用扁担挑在肩上走，这样，才能随时随地停下来烧锅煮饭。我父亲本来不可能去挑担的。但是，人家瞿伯伯都挑了，我父亲就不得不挑了。何况，瞿伯伯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鼓励：
“挑担有什么难？只要是男人都会挑！用一点体力而已！你尽管挑，我帮你念金刚经，有我念金刚经，你一定挑得平平稳稳！”于是，我父亲就挑起担来了。挑担这玩意，说来容易，事实上可不简单，打包要技术，重心要平衡，我们真担心父亲一介书生，是不是能吃得了苦！但是，他真的把担子挑起来了，也真的走了不少路，只是人家走五步，他走十步，人家走直线，他走曲线。走得我们全家提心吊胆，走得瞿伯伯嘴中喃喃念经念个没停。好不容易走到黄昏，到了一家废弃的大院子。许多难民都到这院子里去过夜。院子的围墙有个大缺口，可以从缺口处抄近路直接进院子，否则就要绕好长一段路从大门进去。那缺口堆满砖头瓦片，高低不平。我们前面有个挑担的难民，为了走缺口而摔了一大交，把瓶瓶罐罐都摔碎了。所以，母亲叮嘱说：“你不要逞能走缺口，我们还是走大门吧！你瞧，人家都摔了！”“人家摔！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