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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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不！虽然抗战已经胜利，虽然我们“逃难”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虽然我们全家都欣喜欲狂，但是，我们距离“还乡”的日子，却还远着呢！
第二十七章 泸南中学
我们一家人终于到达四川，抵达重庆。在万民腾欢中，迎接着胜利。但是，经过这样一年的长途跋涉，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无所有，狼狈极了。幸好，重庆有我母亲的堂兄堂妹，我前面就写过，袁家是个大家族。这时，我三舅和三舅母收容了我们。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闻迅赶来接济。母亲是袁家长房的女儿，原是极尊贵极娇宠的千金小姐，如今竟然历尽这么多风霜。一时间，大家围绕着父母，详问我们“逃难”的经过。人人听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么多的“故事”，会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的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的说，我就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这段惊涛骇浪、悲欢离合的岁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的铭刻在我内心深处。“逃难”终于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极不愿意在抗战刚胜利，我们阖家庆团圆的时候，却抛妻别子去李庄教书！但，分离事小，失业事大。何况我们三个孩子都年幼，嗷嗷待哺。所以，父亲决定去李庄教书。至于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将怎么办？这时候，我的勋姨出来说话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姐和孩子们，全跟我到泸南中学去！我正缺少国文教员，三姐不是在湖南也教书吗？现在就去帮我当教员！”勋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在长房中行三，所以勋姨称母亲为三姐。当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在四川的泸县，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一切刚刚草创，确实缺少师资。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暂时分离，跟着母亲，去了“泸南中学”。泸南中学（我在《剪不断的乡愁》一书中，曾略略提起过这个学校和我的勋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庙改建为学校的。教室就是庙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有菩萨。我们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处，简单而朴素。经过了那么惨烈的一段“逃难”，现在，我们在泸南中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了。母亲的学生们，都成了我的大哥哥。（这里，要有一点小小说明，当时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全要在家中帮忙做事，没有父母肯把女儿送来读书。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勋姨和姨夫去一家一家说服，争取他们来念书的。所以学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龄很大，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往往还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学生，往往又连小学的学历都没有，母亲教他们，真是教得辛苦极了。但是，他们都是些又憨厚又热情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们会带着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欢笑，在这儿又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的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窃。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的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伤心。”
因为有三个“夜”字，这些大哥哥们全糊涂了。母亲讲得舌敝唇焦，大家还是摇头听不懂。母亲有些怀疑自己的教书能力了。一急之下，发现坐在门槛的我，把我一把拉进教室里去问：“凤凰，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干脆，母亲都愣了。
“那么，你说说看！”母亲大概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
我说了。据说，我解释得丝毫不差。从这天起，母亲太得意了，她开始教我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也认真的学习起来，从此，背唐诗取代了儿歌，我七岁已熟读了《梁上双燕》和《慈乌夜啼》。我想，我后来会迷上写作，和这段背唐诗的日子大大有关。在泸南中学的时期，我们家还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来，母亲在胜利后，就怀了我的小妹妹，对于这个小生命，母亲充满了期待之情。战争已经过去，苦难也应该随之而去。忽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艰辛，夫妻还不能团聚。但，远景是非常美好的。母亲自己也承认说，她孕育小妹这段时间，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喜悦。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来到世间，参加了我们这个家庭。小妹长得很像母亲，皮肤细嫩，面目姣好，五官端正，脸上毫无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心肝宝贝。母亲爱她，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也爱她。那年我已八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娃娃的年龄，我不玩洋娃娃（也没有洋娃娃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兴母亲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那时的我，已经和男孩子有段距离，我衷心盼望有个妹妹与我为伴，这愿望终于实现了。
远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们这一路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风平浪静，家中又喜添孙女，就忙着给孙女取名字。因为妹妹生在繁花如锦的春天，取了个小名叫“锦春”，父母觉得这名字有点儿俗气，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过，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叫她“小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样。
我们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到齐。
第二年，父亲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聘书，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离开了泸南中学，我们一家人迁居到上海，开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
第二十八章 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父亲大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气也很倔强，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来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着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不上学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精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学校去。逐渐的，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着去交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交朋友真太难了。
我上学上得很不顺利，两个弟弟也不顺利。麒麟从小脾气就坏，总是和同学打架。小弟弟更绝了。他一生没有规规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几小时的经验，此时，要他坐着听老师讲课，他怎么坐得住？不知怎的，他发现只要举手对老师说：
“我要尿尿！”老师就会让他去上厕所。结果，他每节课都要举十几次手，去上厕所。有一次，老师忍无可忍，生气的说：
“不许去！”小弟见计谋不成，如坐针毡，居然威胁起老师来：
“你不让我去，我会尿裤子！”
“尿就尿！”老师说：“不许去就不许去！”
谁知，老师的话才说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决”起来，弄得全班师生，大惊失色。那时，学校里有个规定，学生讲了粗话或做错事，要用红笔在嘴上画一个圈，那红墨水画在嘴上，洗好几天都洗不掉。老师这一气，就在小弟嘴上画了好几个红圈。那天麒麟因为打架骂人，也被老师用红笔在嘴上画了圈。结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课，训导主任跑来通知我说：“你今天不要上课了，把你两个弟弟带回家去吧，他们一个尿了裤子，一个打了架！”
学校离我们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带着两个弟弟上课下课。那天，我领着两个弟弟回家，看到他们嘴上画的红圈，和小弟的湿裤子，真是觉得丢人极了。两个弟弟还气呼呼的嘟着嘴，路人都回头看着我们笑。我又羞又恼，对两个弟弟说：“早知道，你们两个在东安城丢掉就算了，找回来干什么，这么麻烦！”话才说完，想起两个弟弟在东安失散后的凄凉惨状，不禁大大后悔起来，心中一酸，泪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见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着我的衣襟说：
“你不要哭，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眼眶就也红了起来。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于是，我一手揽住一个弟弟，三人一路哭着回家。到了家里，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拚命帮他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就怕父母看到了，会和我一样伤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记忆中，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每天三个人手牵手的去上学，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没有钱，就是吃不到。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没有。那时，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离开上海，愿望都没有实现。说实话，从小，我就在困苦中长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为父亲的收入实在不够维持，（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父亲隙骄傲的拒绝了。只有大舅母，变着花样，吃的穿的，经常往我们家送。）母亲见这样不是办法，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这样一来，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课，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我家那张大书桌，已不够我们睡，我们就打起地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写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父亲读了，似乎颇受感动，他帮我寄给了大公报的儿童版。当这篇稿子登出来之后，我整天捧着那张报纸，兴奋得茶不思，饭不想。把自己这篇短文，读了起码一百遍。可怜的小青，到底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但，顾名思义，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我开始迷上写作了。每天下课回家，就涂涂写写。那时，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虽然不是主角，却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看完话剧回家，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好长一段时间，我乐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
我这些“剧本”真可怜，从没有发表过，出版过，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最后，都进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会一个人逛书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
但是，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上海的商店中，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这些事情，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我惟一熟悉的，是那种紧张的气氛。我知道，战争又逼近了！
果然，战争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战争，这次是内战。对我而言，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难。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他们整天讨论着讨论着。最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继续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于是，我们离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第二次和祖父团聚。两次都在战争的阴影下，两次，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
第二十九章 再度回乡
在衡阳市，我们和祖父重聚了。四个孩子，一排跪下，给祖父磕头。小妹妹还小，不会磕头，母亲扶着她跪下，扶着她磕下头去。上次和祖父离别时，小妹尚未出世，现在，小妹已牙牙学语。祖父拉起了我们，一个个轮流看过去，最后，伸手抱起了小妹。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以前那颇为威严的眼光，现在充满了慈祥。他抱着小妹，看着我们，微笑着，哽咽的说了句：“生当乱世，大家还能团聚，真好，真好！”
那时的祖父，一定没有想到，这次的团聚，只是再一次别离的序幕。回到衡阳，母亲认为我们三个大孩子，刚刚开始的学校教育不能中断，于是，把我们送进衡阳市的刚直小学，去继续念书。至于她自己，她又接了一个中学的聘书，那中学离衡阳市很远，而我们全家，依然有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母亲毅然丢下我们三个大孩子，带着襁褓中的小妹，远离衡阳，去教书去了。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一段时间，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不过，这年的我，已不再是第一次回乡的那个小女孩，我够大了。大得已经能照顾两个弟弟，在他们淘气时阻止他们，在他们伤心时安抚他们。但是，母亲当然不会让我们三人自己照顾自己，她把我们交付给我的表姐王代训，和表哥王代杰。代训表姐和代杰表哥，是我姑妈的儿女。这个姑妈，就是祖父元配夫人所生的女儿。代训表姐那时才新婚，表哥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们大家在衡阳市租了几间房间住，那房间在一个四合院里，记忆中，那栋四合院名叫“怡园”。
我的代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