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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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我们宣布维珍管理层将回购维珍集团上市公司，我们的收购价比每股1。4英镑的上市开盘价要低，但是我们决定我们将用发行价收购，这比我们宣布时的股票交易价格——每股0。7英镑——要高得多。那些维珍一上市就进行投资的人，那些在银行外排队曾经给我良好祝愿的人，他们不会受到损失，我们的名声还是完整无缺。
特雷弗再次审查了维珍集团的整个财务结构，在1988年11月底设计好了私有化的步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的顾问塞缪尔？蒙塔古公司试图劝说他们的母银行内地银行加入到贷款银行辛迪加中时，遭到了拒绝。特雷弗决定除了名头外不要塞缪尔？蒙塔古公司的任何服务，他没有建立一个银行辛迪加，而是开始组织一个银行联合体，同每一家银行直接联系，这意味着由于他要同所有的人单独谈判，必须做大量外出搜集情况的工作，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每一家对付其他银行。最后他获得的20家不同银行的授权，我们得到了三亿英镑的贷款额。我们收购了外部股东的股份，然后再次募集资金偿还为保护维珍集团上市公司和维珍航空而形成的债务。
债务额超过了三亿英镑，我们负债累累，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快速转变。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收购索恩百代的想法，卖掉了手中的股份，集中精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唐恩、菲尔？哈里斯爵士和科勃？斯坦哈姆离开了维珍，唐恩已经完成一项很棒的工作，他重铸了公司，让公司的管理架构清晰明了，特雷弗接替他成为公司的总经理。特雷弗和我希望采用合资的方式投资维珍任何子公司，想用在不同维珍子公司的一两个主要合作者来代替金融界的股东，维珍集团的结构也将会变得非常复杂。
18。“每件东西都等着被出售。”（1988…1989）（1）
回购尼克的40％的股份时，因为维珍迅速发行了一系列以菲尔？科林斯为首的畅销歌曲，我能力偿还100万英镑的贷款。那时我就象在刀锋上行走，但一切远远超出了想象：我们负债3亿英镑，必须在一年内归还两亿。这个压力下，每件东西都等着被出售，只要报价合理。特雷弗、肯和我开始研究可以从哪里筹钱，第一个看中的就是维珍零售。
1971年初以后，维珍再没有从维珍唱片店取得很多利润，它们的作用是让我们的名字显
示在热闹的街道上，公众对维珍的印象很大程度从它们那获得，它们也让我们知道人们喜欢购买什么样的乐队。但是，在我们付完员工工资、租金和管理费用后，这些商店通常亏损。维珍零售的问题是自从1980年尼克离开后，没人真正有效地把它们组织起来，对手们开始超过我们。1987年唐恩发起的一次对公司内部的检查中，清楚表明零售业没有为我们赚钱，而且显然再也不可能了。
“让我们把它们全部卖掉，”再次回顾了维珍零售的损失后，我在一次董事会上说。很快我改变了主意，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卖掉小型唱片店而保留大卖场，原因有两个：第一，HMV（全球最大型的连锁音像店）在牛津街新开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唱片店，获得了交口称赞，而且确实销量不错；第二，帕特里克已经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找到了一栋房子，他认为可以把那儿改造成维珍大卖场。
在英国我们有102家唱片店遍布全国，而当WH？史密斯公司问我们是否愿意卖掉一些小唱片店改名为Our Price时，我们欣然接受。1988年6月，我们以230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了67家小唱片店。特雷弗和我接着将维珍零售切割为互不相干的三个部分：第一类包括出售唱片店给WH？史密斯后的剩余部分，分布在各大主干街道和牛津街大卖场；第二类是位于香榭丽舍大道的巴黎大卖场，帕特里克将建立一个独立法国分公司负责这里；第三类是计划为伊恩？达菲尔准备的，他设立了牛津街上的HMV大卖场，我们成功游说他加入维珍。
我现在仍然不清楚伊恩为什么决心离开索恩百代而来到维珍，就短期而言，他离开了一家声誉良好的大公司、放弃可观收入，来为我们工作，而当时维珍在零售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提供给他在世界任何地方建造维珍大卖场的机会，许诺支持他的判断，让他有维珍大卖场的股份。伊恩是这一行的奇才，对唱片店有独到思路，他的兴趣在于到海外去开一系列维珍大卖场，我感到我们可以重振雄风。
我们也考虑过在美国开店，但是当时那里的房租太高，竞争又激烈。我们改为在悉尼开张营业第一家大卖场，那里还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平静市场，我们可以试验一些不同的方式，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伊恩去了悉尼，我们半开玩笑地说，索恩百代集团将再也逮不到他并劝他回头。伊恩雇用了他在HMV的老搭档迈克？尹门，他们一起开始筹建悉尼大卖场。
与此同时，巴黎大卖场也初具规模，找到了一座19世纪后期建造的老银行大楼，大理石地板，高高的天花板，引人入胜的楼梯，这也引发了我的想象。小唱片店赚不了很多钱，仅仅吸引路人进来，他们会挑剔品种不多。70年代已经结束，维珍唱片店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特性和顾客忠诚度。我们必须找到更大的地方，提供世界上最广泛最多的产品、最完善的服务。
维珍董事会其他成员不认同开巴黎大卖场，我却把它看作我们在零售业最后的赌注，如果不幸，那么我们将整个产业售出。当帕特里克第一次提出开巴黎大卖场的想法时，维珍董事会其他成员都不相信他的销售预测。“如果我们不能从牛津街赚到钱，”西蒙指出，“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香榭丽舍大道赚到钱呢？”我明白他对维珍零售长期的失败非常愤怒，因为他拥有20％股份的唱片公司要为维珍零售的亏损提供补助。由于整个董事会反对这个想法，所以如果帕特里克要得到继续进行的许可，那么我就必须做些努力。第二个星期有人问我是否愿意拍一个关于在欧洲大陆开展生意的电视广告，我立刻同意了，并要求在巴黎拍摄。于是维珍董事会看到这则电视广告中的我站在香榭丽舍大道，宣布在欧洲大陆做生意非常好，而且实际上，下一个维珍大卖场就将在这里。虽然西蒙、肯和特雷弗对我的行为非常愤怒，但是我信任帕特里克，相信他会成功。我对每个人的话都认真倾听，一旦做出决定，我就会全力执行，不同意我的人越多，我就越固执。
帕特里克的巴黎大卖场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从开张那天起，它就所有的销售预测，成为巴黎最著名的商店。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商店的范畴，成为了一个路标和旅游景点，几个月后甚至吸引了同罗浮宫一样多的参观者，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量是其他任何一家唱片店的两倍多。每个日本和德国的青少年游客来此朝圣并批量购买CD，而且顶层的咖啡店也成为法国经理们聚会的时尚场所。我对帕特里克非常满意，但是对英国的唱片店束手无策。
1988年情人节的灾难突显所有的问题。维珍唱片店决定那天卖兰花并订购了5000枝。不幸的是，要么没有人知道兰花，要么人们更喜欢买玫瑰，到2月15号之前我们仅售出了50枝兰花，零售连锁店发现自己还剩下4950枝花，这些花不像CD，它们正在枯萎变色，必须扔掉，甚至我也不好意思送给琼那么多花。是时候引进其他人来改造维珍零售了，辞退员工令人揪心，我痛恨做这件事，但是这个团队已经江郎才尽，那一年他们承认维珍零售将亏损两百万。
虽然猎头列出了合适候选人名单，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西蒙？伯克再次应征总经理的职位，他在两年前作为发展经理加入了维珍，负责筛选各种商业计划。
我常常鼓励维珍员工发现自我潜能，我坚信凡事皆有可能。尽管伯克没有改造连锁店的经历，但是我确信他能。1988年8月伯克在维珍零售开始工作，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清除商店里堆积的废物：由于维珍董事会盈利的压力，以前的管理人员曾接下各类生意努力创收，从
金属徽章和拳击短裤到记事本和各种文具，有些店铺还贩卖溜冰板和美式橄榄球护具，甚至贺年片；最不可思议的是伯明翰店，他们把空间转租给洗衣店，店铺的入口都被洗衣机堵住了。虽然这些交易会带来短期的入账，但从长远看，它们迷惑了消费者，不再将这儿当作购买唱片的地方。
在牛津街商店，有一座小小的CD工厂，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场彻底的失败，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认为人们十分有兴趣观看CD如何制造出来，它或许是本世纪唯一一家在牛津街高级地段开设的工厂，但同时它也是场灾难。第一，很多库存被偷走在黑市中出售；第二，技术员工必须从威尔士赶来，工作4天，休息3天；而且，我们的工厂太小了，无法同大型CD厂展开价格竞争。这家工厂制造的CD的长期受害者当然是维珍唱片，肯和西蒙被迫接受。我们曾成功完成了录音棚、唱片公司和唱片店的一体化，我相信这个纵向一体化的例子也会按照同一方式运作。
伯克坚决反对这个行为，坚持立即拆除这家CD工厂，把空间还原成唱片销售场所。“它不过是个噱头，”他说，“它必须滚蛋。”西蒙和肯感激不尽地同意了，我们回到了惯常的商业模式，就是将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减到最少，与最有效率的供应商合作。
伯克的战略开始奏效，1989年6月维珍零售重新盈利，在对维珍董事会陈述中，他要求1000万英镑投资于新店铺。他指出维珍零售正在崩溃，商店的瓷砖正从天花板上脱落，线路老化。他指出如果顾客看见这些，他们也会联想到飞机的状况。但不巧的是，帕特里克也要求1000万英镑用于完善波尔多和马赛的维珍大卖场。基于巴黎大卖场最近的成功，我倾向于投资法国，这一定让伯克懊恼。同时，悉尼大卖场即将开张，伊恩和迈克还把目光投向了日本。
为了帮助英国商店进行投资来偿还债务，我们建立了另一个合资公司。理想中的投资者买下30％的股份，但是由于利息过高，主要街道的零售业正在衰落，没人购买。WH？史密斯得到风声，打来电话问他们是否可以报价。WH？史密斯购买了我们10家英国大卖场的50％的股份，与以前不同的是，这10家大卖场继续保留维珍的名称经营。股份的出售赚了1200万英镑，我们立刻用它归还维珍航空的借款。这是领先那些银行家又一次。
英国零售业飞快地变成同WH？史密斯合资的公司，欧洲大陆的零售业务开始从巴黎扩展到波尔多、马赛和德国后，维珍各个分公司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日本。当许多英国公司抱怨在日本做生意是多么困难时，维珍已在享受同日本人的良好关系，我认为这源自我第一次去东京旅行的成功。那时只有20岁，尚未同克里斯蒂结婚，却颇有野心地安排了与娱乐界和媒体圈中人士进行会谈，试探是否可以建立某种类型的合资公司来分销唱片。那是在我们扩展维珍唱片之前，我甚至没有迈克？奥德菲尔德可以销售。我年轻，满腔热情却身无分文，参加了许多会议，艺妓们在一旁上茶服务，我穿着牛仔装和T恤，积极地同一群群友好耐心的日本商人谈生意，虽然没有达成任何交易，但真正的胜利发生在我的旅馆。当我出了机场后，坐出租车找到一家便宜的旅馆，从外面看毫无特色，房间非常小，那晚我又累又孤独，看见旅馆服务有一项按摩。两个美丽的日本姑娘来到我的房间，让我躺在浴缸里，享受了一生中最销魂的按摩，最后我们都躺到了浴缸里。第二晚我迫不及待的再次要求按摩时，来的却是两个系着围裙的日本壮妇，解释说上次两个姑娘休假。她们用空手道对我又砍又打，我骨头都散了。虽然这一次我预定了豪华酒店，但是什么也不能同我第一次商务旅行相比。
1988年，维珍已经在日本家喻户晓，在那里我们一些艺人们唱片销量很好，尤其是乔治男孩、“人民联盟”、“简单头脑”和菲尔？柯林斯。自从英航收购了苏格兰航空后，我们成功地申请到飞日本航线的权利，但我们仍然必须出售维珍航空和维珍唱片的部分股份以缓解堆积如山的债务。
第一笔生意是出售航空公司10％的股份给日本大型旅游集团西武集团，维珍航空刚刚宣布税前利润翻了一倍，达到1000万英镑，而西武集团用3600万英镑购买了10％的股份。在这笔生意进行的同时，维珍通信签下长期合同将发行世嘉Sega公司的游戏。很明显，日本公司同维珍有着共同的商业理念，他们注意经营长期目标。作为公开上市的公司，除了不得不向独立董事和股东汇报，我另一个主要困惑是投资者的短视，我们必须创造快速的利益，还得付大量的股息，否则股价就会下跌。日本投资者则更关心资本成长，因此，日本的市盈率经常是英国的3倍。我曾经听说一家日本公司正在制定两百年的经营计划！这让我想起邓小平在1980年的名言，当时他被问道如何评价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影响，他的回答是“评价过早”。
同日本伙伴合作的下一个部分是维珍唱片，这是个关键性的买卖。如果要突现回购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意义，维珍唱片就得卖个好价钱。有一家美国公司出价最高，但是不准备长期投资；一家日本媒体公司富士产经最受我们青睐，我与富士产经的Agichi先生在荷兰公园11号我家的花园里会谈，“布兰森先生，”他平静地问道，“你是喜欢美国太太还是喜欢日本太太？美国太太很难缠——太多的官司和赡养费。日本太太非常温顺，非常安静。”
第十卷
19。准备起跳（1989…1990）（1）
维珍唱片以一亿五千万美元，即一亿英镑的价格出售了25％的股份，证明了伦敦金融界的确低估了维珍的市值。这次交易昭示大众仅这一家公司的价值至少有四亿英镑，还不包括曾经在上市公司里的部分，如维珍零售。
有了日本合作者加入维珍航空和唱片，我们决定在日本也扩展零售业务。伊恩、迈克和我们的日本顾问开始做调查，迈克的兄弟娶了个日本姑娘，所以他已开始在悉尼学习日语，
伊恩把他派往东京，自己则去了洛杉矶，沿日落大道寻找大卖场的开设地点。
迈克报告说我们自己不可能在东京建立大卖场。东京是一座零售、居住和商业区全都混杂在一起的大城市，外来人员难以识别出各个区域的特色，不象伦敦很容易辨识，东京到处看起来都一样，房价还特别昂贵，租店铺得交大笔押金。特雷弗、伊恩和律师同许多潜在的日本合作伙伴进行谈判，最后选择和一家叫“丸井”的时装零售商合伙。特雷弗设计了一半对一半的合作关系作为日本维珍大卖场的起点。
唱片店的难处是销售的商品同其他唱片店一模一样，很多竞争对手在东京蒙受了损失，一部分因为他们不得不交付高额的场地租金，另外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顾客忠诚度。为了避免这些缺陷，我们同丸井建立了合资企业，他们是最早真正明白火车站重要性的零售商。他们使自己的商店尽可能地靠近大型火车站，保有大量人流量，他们也首创了内部信用卡。丸井帮我们在东京中心的新宿租下了一个特别好的位置，一万平方英尺，所有权属于丸井，我们商定以销售额的一部分来抵偿租金，这种方式避免交付大笔押金；且虽然与欧洲标准相比一万平方英尺挺小，但是它比东京其他所有的唱片店都大，正是我想要的旗舰店。
为了同竞争对手有所区别和吸引顾客，我们安装了视听设备，并雇用了DJ，这个DJ起到了良好的促销作用。不久东京的维珍大卖场获得了同在牛津街和诺丁山的早期唱片店一样的时尚地位，全市的青少年蜂拥而至。东京的消费昂贵，所以青少年很喜欢在维珍度过一个便宜的下午，听音乐，聊天，购买唱片。消费者在东京大卖场平均的逗留时间是40分钟，大大超过了人们在麦当劳吃顿饭的时间。它简直是我们七十年代初销售理念的延伸，每天有一万名顾客，它的成功超出了我们的期望。
1988年到1990年的两年内，维珍的每一个子公司都同日本公司进行合作，包括世家、丸井、西武集团和富士产经。我也准备加入在日本另一项冒险：佩尔和我计划第二次热气球之旅，从日本起飞，飞越太平洋到达美国。
当佩尔告诉我他的担忧时，已经太晚了，当时我们正坐在去日本的飞机上，他坦白说他没在压力室测试飞行舱，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它能承受四万英尺高空，如果在那个高度窗户爆裂，那么我们只有七八秒钟戴上氧气面罩。“必须保证氧气罩唾手可得，”佩尔以他惯用的保守口气说，“当然，如果另一个人在睡觉，那么只剩三秒钟戴上面罩，另三秒帮别人戴，还有两秒钟调整。”
“事故发生前有征兆吗？”我问。“如果飞行舱减压，会突然起薄雾，你会听见尖叫，感觉肺要被吸出胸膛从嘴中跳出来。”
当记者问我这次飞行的危险时，我叙述了佩尔的话：“你知道，飞行中我们得有一人保持清醒，所以，我们不能使用当年飞越大西洋时用的非常舒服的维珍航空椅，而是向英航索要了他们的两把椅子。”
起飞定在11月，此时穿越太平洋的急流最为强大，然而，这也是海洋一年中暴风雨最多的时候。我们计划从日本起飞，立刻就会到海面上，接下来的航行距离是飞越大西洋距离纪录——三千英里的两倍多。
佩尔的助手已经带着热气球和飞行舱到了起飞地点——位于日本南部的小镇，根据计算，这里恰好在急流层下方。到达的那天晚上，我收到了汤姆的电话，自从飞越大西洋后，汤姆同佩尔分手，迈克代替了他，但是汤姆一直关注佩尔的动态，非常担心。
“你们将会死在水里，”他告诉我，“你的第一选择是准备一次安全的海上迫降。即使到了大陆，60％的可能是身处黑暗，在11月，北美夜长15个小时，尤其是你们去的地方更靠北。你们无法在黑暗中着陆，因此不得不继续飞行15个小时。即使以每小时30英里，你们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