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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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的安慰是校长18岁的女儿夏洛特喜欢我,我很高兴从所有的男孩中脱颖而出,得到她的青睐。不久我们就在晚上定期约会,每天晚上我爬出宿舍窗户,溜到她的卧室里。一天晚上,当我正从窗户往回爬时,不幸被一个老师看到我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你昨天干了什么?布兰森。”校长问。
我给出的是最糟的答案:“我正从你女儿的房间里出来。”
毫无疑问,我立刻被开除,学校通知我父母第二天接我回去。
那天晚上,无法想到其他逃脱父母怒火的方法,我只好写下一份遗书,说自己无法忍受被开除的耻辱而走上绝路。我在信封上注明得到明天才能打开,但是我又把它交给了一个室友,这小子太爱管闲事,我知道他立刻就会打开看。
很慢、很慢地,我离开了大楼,穿过校园,走到悬崖边,当看见一大群老师和同学开始向我追来时,我故意放慢速度使他们可以赶上,哈,他们把我从悬崖边拽回来,不再开出我了。
奇怪的是父母表现得十分平静,爸爸甚至觉得夏洛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2。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1963…1967)(1)
经过填鸭式的教育和鞭打的洗礼后,我转学到一所大型公立学校——斯托学校,它位于白金汉郡,有超过800的男生。在这里我面临更勘忧的前途:服劳役!这是斯托的古老传统,低年级的男孩要供高年级的男孩差遣,为他们打杂,确切地说,做他们的仆人。欺凌弱小相当普遍,只有你擅长射门或者击出六分,才能逃脱酷刑。但是我的膝伤使我不能从事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我的学业也不好,班级最后一名,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我很快就被孤立了。看起来,父母过去给我设置的所有的训练现在毫无用处。
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每天下午都去那里写小说。坐在这个安全的港湾里,周围是真皮封面的书和大地球仪,远眺着人工湖佩尔,我写下所能想象最香艳、刺激、令人咂舌的色情小说,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的男孩,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参加体育活动,但是他成了午夜牛郎,光荣而又熟练地被学校来自北欧的年轻女舍监诱惑。在我的想象中,女舍监常常蹑手蹑脚地跟着男孩;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无论我梦想出多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艳遇,现实中的斯托没有一个女孩,只有一个年过60的女舍监。
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天马行空地浮想联翩时,我注意到另一个人也是图书馆的常客:乔纳森 ·荷兰·吉姆斯。与绝大多数斯托的男孩相比,乔纳森非常老成、稳重,阅读广泛,对艺术有渊博的知识。他是伦敦人,他妈妈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父母认识许多记者和作家,他也认识许多报刊杂志提到的名人。乔纳森激发了我对报纸的兴趣,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记者。
学期中,学校举行 “加文·麦柯斯维奖”的作文比赛,该奖项是一位作家设置,他是斯托的校友。我立刻放下自己动人心弦的黄色小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参赛——并且得奖了!
加文·麦柯斯维亲自来到斯托学校颁奖,一起来的还有小加文,《观察家报》的战地通讯记者。典礼结束后,他们驾车回到萨里,顺路带我回家,他们是我良师诤友,非常扶持我,即使他们意识到我不是那么需要扶持的,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获奖后,我的英语开始有进步,我一跃而成为全班21名同学中的第3名,但拉丁文我仍排名18,数学、物理和化学依然垫底。“他非常努力,但是无法理解最简单的数学方法,记不住任何提到过的新话题。”期末评价中如是说。
不管学校对我的数字能力多么差评,我对于找机会挣钱颇有兴趣。复活节假期,我决定以妈妈为榜样开始挣钱。当时我家刚从山姆里·格林区的一头——东村搬到另外一头,那儿四处散落着许多谷仓、工棚和一些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计划,他也从约克郡的学校放假回来,我们计划在空地上种下400棵圣诞树,下一个圣诞节前它们会至少长到4英尺高,那时我们就能卖掉它们。尼克和我同意一起做这件事,对半分成。
那个复活节,我们犁地,在农场的土地上播下400棵树种。我们盘算着如果它们都长到6英尺,我们就每棵卖两英镑,这样我们就从5英镑买树种的初始投资上,获利800英镑。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去看这些圣诞树,却发现除了一两个小树枝冒出地面以外,其余的全被野兔子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猎杀了很多兔子,一一剥皮, 1先令一只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屠夫,但是离我们计划中的800英镑还差的远。
圣诞节,尼克弟弟得到的礼物是一只相思鹦鹉,这引发了我另外一个伟大的商业机会:养鹦鹉!我可以整整一年都卖它,而不只是在圣诞节前夜。我计算出它们的售价、会长得多快、饲料花多少钱,并说服爸爸建了一个大鸟舍。
爸爸不情愿地建好了鸟舍,鸟儿长得很快。然而,我高估了当地的需求,即使山姆里·格林区的每个人从我这至少买了两只鸟,我们仍然还有满满一鸟笼。一天,我收到妈妈的信,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老鼠咬烂了鸟笼,鹦鹉都被吃掉了。很多年后,妈妈才向我坦白,她已经受不了每天清洗鸟笼,因此有一天她故意打开鸟笼,所有的鸟都逃走了。
但是,即使所有的这些构想没有赚钱,它们教会了我数学。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在的数字解决现实问题时,数学才对我有意义。只有在计算得种多少棵圣诞树,或者喂多少只鹦鹉时,数字才会变得真切,我才喜欢用它。但在教室里,我仍然是一个数学上的大傻瓜。我曾经作过一次十分可笑的智力测试,我不能对其中任何数学问题集中注意力,人们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智力测试经常是由一些学者凭空想出来的,这些学者对于外界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而我,喜欢做真正的商业计划。
我想我的父母向我慢慢灌输了反叛的性格因子。1967年1月和2月间,我和乔纳森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学校的规定。虽然当时才15岁,我父母教育我自信能改变世界,因此看到斯托学校的管理,我肯定我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规则需要打破,斯托学校拥有的规章制度和军队一样多——在我和乔纳森 ·吉姆斯看来,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是过时的、漫无目标。我和乔纳森尤其地如下规定感到愤怒:当校队在其他学校比赛时,任何一个不参加比赛的人必须去观看比赛。虽然我们可以每天下午去图书馆,却被强迫在每个星期六看校队比赛。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膝伤,我一定能入选校队,这令我倍感沮丧,我写信给校长:“我反对被迫观看比赛,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有人不能够参加校队,他应该有权利利用自己的时间。我知道这严重违反了传统,但是我坚持己见。如果这看球赛的450人不把时间花在看球上,哪怕使用来擦白金汉宫的窗户,他们的收益也一定超过‘观看他人获得什么东西’”。
另外,我试图改变学校的用餐制度:
“我觉得要改善斯托,我们应该首先从社交上着手。许多男生渴望从有趣的谈话获得知识。谈话最好的是时候是在吃饭时,但是在斯托,这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在大堂里面吃饭时,每天都被安排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身旁坐着同一个人。所以,我建议食堂里可以自由选择食物、自由入座,这样不会浪费食物,还可以使你裁减至少一半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务生。”
校长建议我把这些想法登在校刊上,但是我和乔纳森想创建另一份观点新颖的杂志。我们想废除劳役、体罚、强制性的教堂礼拜、看比赛和学拉丁文。所有的这些想法过于“革命”,无法在校刊《死拖人》(《史托人》)上发表,校刊的名字看起来倒是挺适合这些长期受罪的学生。
然后我们同其他有相似规章的中学联系,慢慢地,创办一家校际杂志的想法产生了。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各种名字:《今日》《焦点》《1966》、《摩登不列颠》和《访谈》;写出我想要出版的东西,然后又再计算盈亏,这使我领略到数学包含的趣味。
我从《名人录》上搜集到250名社会名流的名字,在电话簿上找到潜在的广告客户。我也写信给怀特·史密斯(注:英国最负盛名的书籍连锁店,零售网络遍及全世界),问他是否能让我的杂志上架。这样,写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费用均已到位——至少在纸上,我已经写下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
可是相关的数字看起来这项生意实在规模太小,所以我们决心扩大覆盖面,纳入更多的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这样杂志将面向更多的受众,吸引广告客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面向大学生,那么高三学生也会购买;但是如果我们面向高三学生,那么大学生将对此不感兴趣。
我们决定起名为《学生》,因为当时流行谈论“学生势力”,经常有学生静坐和示威,这是个年轻人的时代。妈妈借我4英镑交电话费和邮资,乔纳森的爸爸准备了信纸,印着“《学生》——英国青年的杂志”,顶端伴随一轮旭日东升的logo。我们开始给所有的赞助商和广告客户写信。
《学生》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出口。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我在学校自己的房间里开设办公室,请求校长给我装电话,他断然拒绝了。我只好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但是我很快发现一个有用的招数:如果我告诉接线员投币电话吞了我的钱却断了线,我可以免费再打一次电话,更妙的是接线员听起来像秘书:“布兰森先生找你。”
我列出一张人名名单,亲自与他们一一联系。绝大多数人拒绝为一份还没有出版的杂志付广告费,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找到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法。我打电话给国有威斯敏斯特银行,告诉他们劳埃德家族银行刚刚拿下一整版的广告,他们是否想和劳埃德家族银行一同登广告?我还强调《学生》将是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又打电话给可口可乐公司,告诉他们百事公司刚预定了一个大广告版面,但是反面还是空的;我打电话给《每日电讯报》,问他们想比《每日快报》先还是后做广告。
另外一个伎俩是问一个无伤大雅又难以拒绝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招聘到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人事经理说他们要寻找二流人才。“那么我们正出版的杂志恰恰适合你……”
为了避免接线员切断我的电话,我学会了怎样在5分钟内把所有的事情说完。我的语速开始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感召力。我很早就变声了,没人会想到他们正和一个站在公用电话亭的15岁小鬼通话。我留下在山姆里·格林的地址,写好成打的信件寄给父母,他们请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后寄出。
我的功课越来越差,但却学会如何自己树立信心。如果我再大五六岁,一定会觉得试图替一份由两个才15岁的校园男生主编、尚未面世的杂志招揽广告是无比荒谬的事,但是当时我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假期中,我告诉尼克所有关于《学生》的事情,他同样非常兴奋而且愿意帮我们贩卖杂志并尽力找到发行商。虽然尼克知道《学生》实际上是我和乔纳森的创意,但是他同我们一样对杂志的潜力充满信心。我们15岁了,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
1966年4月之前,我丢下一大堆无法通过的课业,更多地投入到《学生》中去,这让教拉丁文和科学的老师们同样松了口气。
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写成百上千的广告招商信,再焦虑不安地等待回信,但是,直到1967年4月,我们也仍然离发刊日遥遥无期。我和乔纳森已经筹划了1年的时间,所能登载的只是一些校长和老师的支持信和政客们含混不清的许诺,没有任何广告和新闻材料。我拒绝妥协,在1967年4月27日的家信中,我对在复活节中同家人相处时间太短表示歉意:
过去的4周是一个非常好的假期,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不能多呆在家里生气。也许是我不对,但我觉得自己有两个责任:一是对家庭,一是对《学生》杂志。对我而言这不容易,因为任何所做的事情我都想全心全意。我感到自己对《学生》尽了全力,以致无法兼顾其他。我知道想左右兼顾很危险,但我已经决定一直走下去。我现在16岁,但是大多数人16岁时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和我两三年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晚上兜风,白天鬼混。你们16岁时在做什么?射击、钓鱼、游泳,或者和女孩出去玩,或者帮着打理花园。你们16岁时能否预见到世界今天的样子,你们的未来早就被安排好了,可是今天的世界却要求艰苦卓绝的自我奋斗。
你们认为《学生》是我自我中心的产物,可能吧,但是人一生中做什么不是自我中心的呢?它是我生活的开始,如同当年大学对于你们一样。写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反感,但是过去两星期这些话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把它写出来也许更好一点。
我很幸运,能同父母像亲密朋友那样自由交谈,他们亲切地回应了这封信,和我保持开诚布公地交流。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很多朋友早已不再相信父母,而我和父母之间从未感到尴尬或者反叛,他们经常鼓励我放手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他们不赞赏我的项目,也会表达同情和支持。妈妈竭尽所能帮我做《学生》杂志,她给我省吃俭用攒出来的钱,帮我考虑我应该联系的人。有一次当我告诉她我想同大卫·弗罗斯特(英国最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接触时,她花了好几个星期问遍她所有的朋友,谁能认识大卫·弗罗斯特?
终于我们实现了首次突破:我们收到了第一份广告订单——一张250英镑的支票,而且杰拉尔德·斯伽非(著名漫画、动画家,《大力水手》的作者)同意为我们画卡通并接受采访。《学生》终于从我们脑海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变成一份真实的杂志。
另外一件从幻想变成现实的事是“性”。假期里我结识了许多女朋友,最终一次聚会中随着灯光熄灭,所有人都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时,我献出了第一次。
在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一位女孩,我们溜到楼上一个很偏的卧室里。当我们开始做爱时,她不断呻吟,尽力控制呼吸,很显然她有快感,所以我对我的技巧这么好感到非常高兴。我尽情享受,变得同样的兴奋异常,大口大口地喘息,接着我从她身上滚了下来。让我震惊的是,她还在气喘吁吁,当我开始怔怔发呆时,终于意识到她的喘息是另有原因。
“哮喘!”她快透不过气来,惊恐无比地喘息道,“呼吸机!救护车!”
我很高兴我的第一个固定女友十分健康,茹迪是个荷兰“革命者”,在最后一个学期,我邀请她来斯托:她溜入校园,偷偷地在树林中搭起帐篷。在这令人高兴的一星期,我每晚偷偷溜过湖边,来到树林。我们躺在星空下,一边抽大麻,一边谈论我们将改变世界的理想。茹迪疯狂热爱世界政治,她成了《学生》杂志主要的“驻荷兰海外记者”,而且继续写一些有关恐怖分子的有影响的文章。
除了古代历史,我放弃了所有科目,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生》上,我一心想着尽快离开斯托,去伦敦开始记者生涯。
1967年,我17岁,离开斯托的时候,校长对我的临别赠言是:“祝贺你,布兰森!我想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
6个月后,我最后一次收到来自斯托的消息,1968年1月16日,校长写来一封信:“亲爱的布兰森,很高兴看见新闻界对你们首版的好评,创刊号非常吸引人。最诚挚地祝贺你,未来一帆风顺!”
1968年1月,《学生》的创刊。
第二卷
3。商业启蒙(1967…1970)(1)
1967年夏季学期末,乔纳森和我搬入了位于伦敦康纳特广场的他家地下室。我们成功说服著名女演员凡妮莎·里德克雷弗与我们做次访谈。这次访谈是我们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的名人。当名人越来越多,甚至包括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时,要说服广告客户《学生》值得它们登载广告就变得轻而易举。
整个夏天,我和乔纳森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又黑又湿,没什么家具,我们的床是铺在
地板上的床垫。这个地方很快变得十分混乱,扔满了脏咖啡杯和包装纸的碎片。我们经常饿肚子,有时候我们溜上楼搜刮乔纳森父母的冰箱,妈妈偶尔会带着装满食物的大篮子破门而入。
“红十字会的救济来了!”她喊道,“你们两个多久没洗澡了?”
于是我们就在地上狼吞虎咽吃起来。
有一天,她带来了100英镑的现金。妈妈在山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拾到一根项链,交给了警察局,三个月后仍然无人认领,警察就把项链给了她。她知道我们没钱,所以她来伦敦卖掉项链,将钱给了我们。她的100英镑还清了电话费和邮费,还够我们熬几个月。没有它,我们可能早已破产了。
彼德?布莱克因为设计甲壳虫乐队的《警察热身》专辑封套而名声大震,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一个学生做封面。纯白底上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标题“学生”,一处是学生打的红领带。除了这幅画,他还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开场白就语出惊人:“没穿衣服的漂亮女孩是最好的作品,而且我对此尤其感兴趣,她和透视或者解剖学一样,会告诉你如何画画。”
他进一步指出“学生势力”的危险——这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我认为学生拥有的权力不应该凌驾老师之上,我不喜欢把学生作为一个阶层,我认为他们高估了自己,他们说得过多,涉足过多的社会活动,有着过多的权力。我认为人们过于热衷当一名学生。毕竟,学生不是如此重要——他们实际上只是学习如何长大成人,学生不应该有权抱怨。”
也许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专业访问者那样咄咄逼人,因此我们的很多访谈对象坦率自由的诉说心声,杰拉尔德?斯伽非描述他的工作:“我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