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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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更糟？可能的暴风雨或者伊拉克的“暴风雨”？已经远远地看见防空炮火。我们决定冒险面对暴风雨，向前冲。
上帝保佑！我们不仅没有碰上暴风雨，景色是如此迷人，我们飞行在亚美尼亚山脉上，空中的管制说：“我代表所有的亚美尼亚人民欢迎你们。”要是所有的国家都这么友好就太棒了。
我们已经走了两千六百英里，足有大西洋那么宽，还剩下两万英里。
1998年12月21日 第四天
我们仍然在飞行，此时旅程变得更加可怕。
我们已经飞过了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里海、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又飞过了内战不绝的阿富汗，伟大的亚历山大曾经征服过这里。突然就在清晨，风向毫无预兆地改变了，现在不能从世界上最大的山脉北线飞过，而是要直接往里面飞去。
这太可怕了，还没有哪个热气球驾驶者飞过喜马拉雅山脉，我们本来计划飞经尼泊尔。尼泊尔在印度和西藏之间，那里是佛祖的出生地，世界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在它的北面。听起来简直太棒了，但是一不小心，风会将热气球吹往山峰，撞得粉身碎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得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在山峰上方一千英尺的高空飞行。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八十英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山峰上方八千英尺。
我们的团队是否能过在珠穆朗玛峰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之间飞过？不知道，所以如果明天我们成功了，我就会告诉你。
1998年12月22日 第五天
好了，因为我现在仍然在这里写我的日记，所以我们一定没有撞上珠穆朗玛峰和乔戈里峰。实际上我们是和山峰擦肩而过，我们更多的是依靠运气。最近的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在这美丽的山脉中，白天它们是那么优雅，晚上在我们脚下却又是那么可怕。我们除了一堆问题，热气球顶部结冰，堵住了气阀，白天到来时，大冰块会落到飞行舱上。
这里真得很美丽，我已经录制了一部非常棒的片子，描述我们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将为我们骄傲。
1998年12月23日 第六天
在我们离中国边境还有三个钟头时，他们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没有允许你们穿越中国，你们不能进入！” 中国已经允许我们飞越南中国。但是因为我们被迫进入了喜马拉雅山脉，我们将比他们允许我们飞行的地方要偏北一百五十英里。
除了进入毫无选择，我们不能在喜马拉雅山脉着陆，着陆就是找死。然而在严重警告后仍然还飞入中国非常危险，只剩三小时说服他们。我认识英国政府前首相爱德华？希斯，他同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的人首先和他取得联系，他非常好，立刻就利用他的关系。我又接通在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话，让秘书联系托尼？布莱尔首相，“但是我们由唐宁街的号码，”她说。
我累计了，坦白地说还非常害怕，我提高声音：“打192问讯电话。”
托尼？布莱尔很好，他写了封信给尊敬的朱镕基总理。我们也得到英国驻中国大使和他的团队的大力帮助。就在我们抵达边境半小时前，终于得到了进入中国的允许，但只能呆在中国底部。我们不久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风会把我们送往上海，两周前我还访问过那里，因为维珍航空最近申请了飞往上海的航线。
接着我们得到通知，中国政府稍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声明我们已经未经允许闯入了他们的领空——如果我们不立即调整，后果将十分严重。同时伦敦的基地发来消息，分析过所有的可能后会采用一架救援飞机，我们接受了。接着我们收到了中国民航局的通知：“请你们必须在拉萨机场着陆，不能继续在我们领空飞行，因为你们不遵守我们的要求。请稍后联系。你们必须按要求驾驶热气球到拉萨机场。谢谢你们的合作。”
好，这些话中“谢谢你们的合作”还比较友好。热气球不能在机场着陆，天气也十分恶劣，两小时后天会变暗，我们那时还在山脉上，携有五吨重的丙烷。我写信给伦敦基地让他们同中国联系，解释我们所有的问题。一小时后我们收到了回答：“你们必须着陆，你们不能在我们领空继续飞行。”
我们左右为难，着陆是死，继续飞行就会被射落。别无选择，只有继续飞行，我让大使交给中国政府一封信：
“我们友好地希望不着陆，否则舱员和地面人员的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由于热气球受风控制，我们无法决定热气球的方向。我们眼前云雾缭绕，无法看清地面，不能从云中降落，这会让热气球上结冰，导致我们粉身碎骨。我们友好地接受你们的关注，我们正竭尽所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对没有遵守你们的规定致以诚挚的歉意。我们不是不尊敬中国政府，我们只是处于无法控制的境地，我们现在不能拿生命冒险。我们友好地请求你们给我们更多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尝试过你们给我们的所有频段，但是还不能联系上你们，他们将继续尝试，你们能否给出更多的高频或者特高频吗？我们非常希望得到你们的答复。”
我们紧张地飞行，毕竟这么多世界上知名人物的个人请求，希望中国不要做太引人注目的事情。凌晨发来的传真让我们大大松了口气：“由于维珍环球航行的热气球已经破坏了双方达成的协议以及英国方面所做的承诺，未经许可进入了中国领空，中国政府只有要求着陆。考虑到大使先生的请求，中国方面克服了种种困难，现在决定允许热气球继续飞行。但是他们要求热气球尽可能快地离开中国领空。如果中国方面有了新的要求，他们会同英方联系。”
我们不知道如何感谢中国人民，谢谢你们。
1998年12月24日 第七天
当我们离开中国海岸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收到从英格兰传来的消息：“热烈祝贺！维珍航空成为唯一一家可以直接从英格兰飞往上海的航空公司。英航遭到了拒绝。赶快回来。”
这是个奇怪的世界，一分钟前还害怕在上海上空热气球被打下来，紧接着就得到驾驶波音747飞往那里的许可。
如果没有往朝鲜飞去，那么这确实是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朝鲜是世界上最封闭和最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之一。我们曾经被告知不要妄想申请飞越领空的权利。鲍勃高速思索能找到带我们飞越韩国的风，同时凯文联系了朝鲜人。令我们震惊和高兴的是，很快有了回音，欢迎我们飞越，或许作为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准备成为更广阔世界的一份子。无论什么原因，太高兴了，我们现在“仅仅”剩下太平洋、美国和大西洋了。
我们前五天仅仅完成了旅程的三分之一，虽然我们都非常敬畏太平洋，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在前几天解决完政治问题后觉得很轻松，在美丽的黄昏，我们飞过了日本。当我们经过时，我们可以看见街道上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抬头看我们。我的得力助手威尔正在那里，他联系上热气球并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壮观的景象——所有的人都驻足观看。”
风开始大起来，让我们放心，速度到了每小时150到180英里，我们进入了需要的急流层。在飞越珠穆朗玛时用了很多燃料，必须赶快回去，剩下的燃料支撑不了五六天，我们计算出可以在四十小时内飞越太平洋，飞越美国一天，飞经大西洋一天，然后就到家了。我们信心十足，坚信自己抓住了机会。接着收到了鲍勃的紧急消息，他说夏威夷有个风会改变我们的方向，将我们吹回太平洋，我们需要在它形成之前到达低风槽，如果没有按时完成，我们会被转回南方，在水里结束旅程。所以我们尽力升高以获得加速度，但是还有一个晚上才到低风槽，鲍勃重新计算了数据，想知道现有速度是否足够让我们到美国。如果没有，幸运的是飞行舱建造得可以飘浮，但是我可不希望检验这一性能。
日记在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几乎要穿越太平洋，而美国就在眼前，天气预报员说我们两天内就可以到家了。风这么强，风速大约有每小时两百英里，看来胜利在望！
就在我要入睡前，我想着对一个人来说，我的一生经历了太多事情，有这样奇异的经历，又这么幸运。遗憾的事，当我醒来时，我意识到这次幸运没有在此降临，我们没有成为首次完成热气球环游地球的人，而是最终着陆在太平洋上。坏天气赶在我们之前，无论怎样都无法通过，就像碰上了厚厚的一堵墙把我们拦在美国海岸前。万幸的是找到了把我们带回太平洋的风，目的地是万里以外唯一的群岛夏威夷，我们在离夏威夷还有六十英里时就落入海中。热气球随着波浪起伏，每次都要上下跳跃三十英尺的高度。我们打开屋顶，从里面爬出，在热气球跳跃了十次后，跳入海中，再一次被刚刚赶到的直升飞机救起，维珍赞助伦敦直升飞机救援服务也就不足为奇了！
圣诞节我登上了夏威夷岛，决定去家人所在的内克尔岛。我抵达那里时，发现了有点离奇的事情，大房子里面没有人。我所有的好朋友和亲戚都在岛屿的一角举行孩子们的聚会，离奇的原因是在我起飞前一天我写下自己的愿望，希望如果热气球掉下来而我的尸体被找到，那么我要埋葬在岛屿的一角。我想我所有的好朋友和家人出席葬礼，我想躺在这非常特别的地方。好了，我已经有了这些不可思议的经历，老天对我真好，我每次幸存下来。我将把注意力转到自己是否能够采取除了热气球冒险之外的其他方式，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些冒险已经帮助我让维珍出名，让自己出名，给予我极好的回忆去告诉我的孙子们。但是我用光了自己的运气，现在想知道如果我用现在所处的地位——比如我可以打电话给曼德拉总统、克林顿总统和布莱尔首相——或许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用这个权力和地位来努力完成我十五岁办杂志时就开始的梦想——改变世界。
我一直认为维珍应该不仅仅是台造钱机器，由于维珍拥有一个小国的财富，我们应该用这些财富比以前更多地去解决社会问题，公司有责任这样做。在过去的几年里，比尔？盖茨已经向非洲投了大笔资金，试图帮助人们消灭疟疾，尽管他处于困难时期，微软面临着沉重压力，比尔仍然给社会大量的回报，他是所有其他企业家的好榜样。当我上次到南非时，我访问了那里的一些医院，尤其是在索韦托，我发现简直难以置信，只要三美元，给患有艾滋病的妈妈在生产前注射预防针，就可以减少孩子感染艾滋病50％的机会。只要在每个孩子身上花几美元，超过五百万的儿童就会得救，否则他们就会在七到十岁时死去。所以我们设立了维珍儿童慈善机构，唤起人们的意识并且着手解决。又是在非洲，我也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支持者，他们致力于让野生动物在非洲的生活环境从2％上升到4％到5％，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给野生动物更大的幸存机会，那么对下一代来说这是多么棒的遗产。这也会给非洲带来巨大的好处，会鼓励旅游者到非洲付出非洲紧缺的外国货币。
2001年9月11日
在我的生活中，我曾期望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在我、我的家人以及维珍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教育我，你必须时刻准备应付意外。但是我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对“9·11”事件有所准备。
布鲁塞尔时间下午三点三刻，我正准备站起来回答欧盟关于竞争的质询，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会议，9月的那天也一如平常。我知道我们的实力，所以已经开始考虑会议后的事情，比如回家、同家人在内克尔岛度暑假、回到日常的工作中。这次不是关于航空、音乐、零售和火车，但同样也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解决欧洲汽车生产商们的免税权。我在那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因特网和呼叫中心降低了分销成本，维珍可以用比汽车专卖店便宜四分之一的价格向公众直销汽车。在前一年，我们已经销售了六千多辆。正当我准备对房间里坐在我周围的既得利益者发动致命的攻击时，世界改变了。有人递了张纸条给主席，他读完后脸色苍白，震惊万分地向整个房间宣布恐怖分子袭击了纽约，使用了好几架飞机，然后他问我是否愿意继续。虽然我们中没有人明白事情是多么严重，但是它们听起来不妙，有人担心欧盟大厦也会成为目标。一小时后，我正要登上欧洲之星的火车返回伦敦，威尔说：“好像中东的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飞机，世贸双塔刚被摧毁了，那儿起码有一万人死亡。也有报道说还有其他飞机被劫持，美国的领空已经关闭。你开会时，我们要求四架飞机返回，其中三架无法返回。我们得赶紧详细地讨论，明天的第一件事情是所有的人到荷兰公园集合。”
当我和维珍汽车的伊恩坐上火车时，开始了解这场人间惨剧。坐在我们对面的女士是位银行家，她疯狂地给伦敦和纽约的朋友打电话，详尽地告诉我们她所知道的一切：坎特？菲茨杰拉德的所有经纪人都失踪了；一些法国和美国银行遭受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我们都可以看到她是那么悲痛，我尽力帮助她。虽然我仍然还没有看见这场悲剧的画面，但是我可以从她的眼泪中明白事情是多么可怕。那天早上，我还在考虑业务进展的怎样。在9月11日前，维珍航空继续着它非凡的成功，新加坡航空已经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在2000年3月他们用六亿英镑购买了我们49％的股权，我们是2001年飞越北大西洋唯一盈利的航空公司。实际上我对这项业务非常有信心，几乎就在世贸双塔惨剧前一年，我还在澳大利亚开设一家航空公司拓展这项业务，公司名称为维珍蓝航，仿照美国西南航空低成本运营。尽管澳元脆弱而且油料昂贵，可是它急速成长，降低了机票价格，使乘坐自己的航线的人数翻倍，到此时它的一个境况不佳的竞争者甚至还要求购买这家公司。
这还不是前几年唯一的新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为了整合维珍品牌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已有了基于“品牌投资”这个概念的清晰战略。不是许多分公司的联合企业，维珍已经成为在不同领域投资的投资商。所以我们谨慎地选择商业领域，努力为这些领域引入更多的竞争来给消费者带来利益。然后我们找好的合作伙伴和管理层带领业务前进，最终目的是让它们能够靠自己独立存活，就像维珍唱片和维珍电台所做的那样。我们也把注意转到自己是否能在其他领域有巨大影响。这年中大约有250天我都在环游世界，试图让维珍成为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品牌：不必最大，但要最好。我们也在英国和国际层面上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管理团队，他们能在所有业务充当我们的耳目，所以前几年新的投资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维珍活力”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的连锁健康俱乐部；在“9·11”事件前我们的网站www。shubao2。com拥有了五百万顾客；维珍移动是欧洲成长最快的移动电话公司，在那个不幸的日子，就要和Sprint公司达成协议将我们的移动服务提供给美国公众；零售业务和维珍其他业务帮助维珍移动在2002年前就赢得了大约两百万用户，这些统一在同一个品牌下的业务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
但是9月12日早上我们聚集在我荷兰公园的家中都很忧伤，所有的维珍高层都来了，讽刺的是维珍航空没有人到。维珍航空总裁史蒂夫和他的管理层已经启动了微机处理程序，开始对整个业务进行72小时紧急检查，在周五前向我们提供应该做什么的建议。由于穿越大西洋航线的关闭和旅客的突然减少，维珍航空每天要损失一百五十万英镑。那天早上我同英航的新老板罗德？埃丁顿交谈，他告诉我英航每天损失八百万英镑。我建议我们一起向政府申请一旦美国领空重新开放，我们可以得到协助。他直接的回答大大鼓励了我：“太棒了，朋友！下周初我就给你电话。”英航比我们处境更糟的事实并不能安慰我们几个人，列出我们面临的问题，显然我们在不同公司有足够的现金让我们撑过最困难的时候，可是维珍航空潜在的黑洞必须尽快填补。另一个不确定性是我们的竞争者。我们知道布鲁塞尔的萨比那航空和澳大利亚的安塞特航空将被政府托管，它们会有何变革？
听说恐怖袭击后，我检查的第一件事是我们认识的人是否卷了进去。曾经为维珍航空服务的弗朗西斯在那个春天搬到纽约去和她的未婚夫成婚，就住在世贸双塔附近。她正在帮助我们完成维珍移动和Sprint的生意。我们同她三天失去联系，后来才发现当第一个塔楼倒下时，她正在世贸中心附近的车上。幸运的是，我们其他的所有亲戚朋友都打电话告诉我们，一切安好。然而对其他人不是这样，坎特的主席霍华德打电话给我，他们在这场悲剧中失去了上千名员工。周五晚上，他们打电话给威尔，需要紧急运送悲伤的亲属去纽约，但是他们的这个业务已经瘫痪了。周六早上我们表示，只要他们需要，我们将尽可能多地运送人员飞越大西洋，毕竟他们比我们糟糕得多。霍华德那天下午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他经历着地狱般的日子，沉浸在失去绝大多数亲密同事的痛苦中。“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说，“对坎特的每个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多。”我感到尴尬，我们能做的已经太少，尤其当我在他的充满感情的电话后知道他自己的弟弟加里也死于这场毁灭性的攻击。
这个周末，我们为类似的危机准备的计划首次启动。维珍航空的团队非常好地估算了英美之间的“市场损失”并草拟了一份危机方案。这里面也有些让人心痛的东西：航空公司在英国的一千两百多个职位将消失，但是他们尽力保证了其他上万份工作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波音747之类的大飞机转到蓬勃兴起的非洲航线，将稍小的空中客车放到北大西洋航线。我们在周日早上启动了重组计划，并在周一通知了员工，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开始工作时表现出的善意和职业素养。虽然接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