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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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伽非描述他的工作：“我经常画画——它让我有精神支柱。我从来无法停止，对我来说它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一旦我有了想法，就必须画出来——像患病似的，一种本能。”当我问达德利？摩尔他对学生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对于你们这一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是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管风琴教授，但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说：“我宁愿选择和六个女人整天在泥沼里打滚，也不愿坐在钢琴边。”
　　米克？贾格尔和约翰？列侬也同意接受访问，他们两个都是学生们所崇拜的偶像。《学生》杂志对贾格尔的采访进行了夸张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尔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他尊敬的哥哥告诉卡拉马佐夫为了学会善良，痛苦必须存在时，卡拉马佐夫回答说，如果小孩必须受苦才能学会神性，那么他虽然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却会很体面地拒绝通向天堂的车票。‘这就是米克？贾格尔式的叛逆与革命。“
　　我不知道为什么引用这段话，当然我们完全弄不明白它的含义。
　　我们对约翰？列侬的采访是另一个“经典”。我和乔纳森一起去，乔纳森试图引经据典：
　　乔纳森：一位批评家认为《生命中的一天》这支歌是《荒原》的缩影。约翰：什么的缩影？
　　乔纳森：艾略特的诗《荒原》。
　　约翰：我没听说过，我对文学一无所知。
　　讽刺的是，对列侬的采访几乎使《学生》杂志关门。访问之后，我想请约翰和大野洋子为我们杂志写首歌，我们可以把它与杂志一起发行。我和甲壳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联系，那时甲壳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用于资助贫困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会见一大堆申请者，每个人都有上百条不同的理由认为甲壳虫乐队应该资助他们。德里克是个温和的人，他就像国王的管家，他会耐心地倾听每一个要求，无论它是多么荒谬或者毫无意义。
　　当我把想法告诉德里克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说列侬和洋子会很高兴，他把我介绍给“苹果基金”的经理荣？卡斯和唱片生产厂商，然后我们定下了发行时间。
　　我带着这个好消息冲回了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访问了约翰？列侬，而且马上还会拥有他没有发表的原创歌曲，这真是《学生》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联系当时最受欢迎的插图画家艾伦·奥尔德里奇，委托他设计一个独特的封面，上面留出空白位置安放唱片，我们计划印发10万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印数。
　　一个星期过去了，唱片仍然没有到，我越来越焦急，就打电话给德里克。“别担心，理查德，”他说，“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保证你会收到东西的。”事实上，我几乎无法做进一步的强求：因为此时洋子失去了她一直想要的孩子，列侬刚因为藏匿大麻被捕，夫妻二人正伤心地呆在公寓里休养生息。
　　我同样陷入了麻烦，发行特刊的计划使我们濒临破产，绝望中，平生中第一次我联系了律师，请他写信给德里克，声称如果他们违背诺言，我们将起诉苹果基金和列侬夫妇。
　　几天后，我收到了德里克的电话，“理查德，快来我这，”他说，“我们有些东西给你。”
　　那个下午我坐在苹果基金的地下录音室中，和德里克、列侬、洋子还有律师一起听带子。磁带的杂音后传来一阵持续、稳定的拍打节奏声——就像人的心脏在跳动。
　　“这是什么？”我问。
　　“是我们婴儿的心跳。”列侬说。
　　他一说完心脏声就停止了，洋子泪如泉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不及说话，约翰从洋子的肩膀上直视着我的眼睛。
　　“孩子死了，那是我们死去孩子的静默。”
　　我回到《学生》杂志社，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不能把这种私人录音当作唱片发行，只能重新设计杂志的封面。也许我错了，因为德里克说它是“概念音乐”，会被人收藏。我考虑过对列侬夫妇采取法律行动，但是他们已经够麻烦，而且毕竟，他们还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履行了合同。解决问题后，德里克写了封道歉信，信的结尾是他所有信件末尾都会说的一句话：“你所需的是爱……”
　　乔纳森阅读广泛，我则极少读书，我没有这工夫。我把时间花在电话上，不是努力拉广告，就是游说名人们无偿为《学生》写稿或者接受采访。在我的一生中，一致需要有人来平衡我，分担压力，弥补弱点。我和乔纳森是一对好搭档，他知道我们应该采访谁以及为什么采访，而我知道如何说服他们接受采访，锲而不舍，孜孜不倦。通常在《学生》做的采访中，我仅仅打开录音机，让被采访人自由畅谈。
　　几期后，参与《学生》的人开始增多。我和乔纳森去夜总会同姑娘们聊天，带她们一起回公寓“喝咖啡”；如果她们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劝说她们留下来帮忙卖杂志，而她们常常会同情我们。消息口头相传，学校的老同学来了，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杂志的人都前来表示想要加入，并不要求薪水。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难民营，我们靠冰箱里的剩余过活，偶尔打打牙祭买的也是便宜的咖哩饭菜。
　　各种各样的人帮着卖杂志，刚开始的设想是他们先带走杂志，以每份两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给我们一半。这意味着他们要预付款给我们，但其实很少这样。不过实际上我从不担心《学生》的盈利，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各种账单和出版下一期杂志就行。我认为卖得越多口碑就越好，最终将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维持杂志生存的现实需要已经把我当记者的理想搁置一边。乔纳森负责编辑，而我负责商业运营，卖广告、与印刷商讨价还价。我开始自然地转变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人对我提到这个词，我很可能还会去问问乔纳森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没有把自己视为商人，商人应该是城市里那些一心想赚钱的人，他们穿细条纹套装，在郊区有个妻子和2—4个孩子。当然，我们也希望《学生》杂志赚钱，我们需要钱生活，但是我们更多地是视它为充满创意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
　　不久后，我进一步意识到商业自身可以充满创意。出版杂志，是在创造一份具有原创性、深入人心、持久、充满理想并且能达成一些有用的目的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创造你所引以为傲的成果——这一直是我的商业哲学。我从未仅仅为了赚钱而去从事某项商业活动，如果仅仅为了赚钱，我建议你最好别做。做商业必须有趣，还能激发你自身创造力。
　　经营《学生》当然有趣，每天打开音响，震耳欲聋地放着鲍勃？迪伦、甲壳虫和滚石乐队的音乐，陶醉在摇摇欲坠的地下室中。当我和乔纳森出去兜售杂志时，我们会为了庆祝卖出一份两先令6便士的杂志，而去买两块1先令3便士的汉堡。当我从地下室脏兮兮的窗户望出去，看见天气不错，就会关掉音乐，叫每个人出去走走。我们漫步过海德公园，然后在瑟盆庭停下，所有人都下去游泳。
　　托尼？米勒是我们主要助理编辑，我们都尊敬他因为他过去是一个工会官员，他比我们其他人都大许多，特别喜欢谈论社会主义。当每个人在争论一些政治声明的准确用词时，我开始意识到更广阔的层面：生存之道。在某些方面，我成了杂志的旁观者。当他人讨论迷幻药宗师蒂莫西？李尔瑞、平克·弗洛伊德和最近学生政治的变化时，我却在担心印刷商和电话单的付费。除了花时间打电话说服当时的风云人物为《学生》写稿以外，我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打电话给广告客户，努力劝说他们来购买广告位，否则，《学生》就会破产。
　　责任让我飞快成长，甚至可以说早熟。当其他人兴高采烈地整夜围坐在一起醉酒，不必担心第二天早上宿醉未醒的麻烦时，我则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父母和琳迪过来帮我们卖杂志。妈妈带着一捆杂志去海德公园的演讲角，把它们塞到游客手中；琳迪和我在牛津街栏着每个人推销杂志，有一次我俩还碰到一个流浪汉向我们要钱，我们没有钱——那可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下，我把身上的衣服脱给他，然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是裹着条毯子在大街上乱走。
　　“可怜的流浪汉！”当爸爸听到这个故事时他吃吃直笑，“这将给他一个教训，他想讨些零钱，结果从你这得到了一堆满是跳蚤的衣服。”
　　在斯托有非常残酷的一种传统，每个男孩必须学会一首长诗，面对全校师生背诵它。如果你犯了一丁点错误或者停顿了一会儿，那么校长就会敲钟，你将被赶下台，伴随你的是周围的嘘声和嘲笑——你被“钟击”出局。由于我有轻度阅读障碍，我很难熟记任何事情，那
　　几年中我一直被无情的规则“钟击”出局。
　　即使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接受采访或者不得不做个演讲，我同样感到颤抖，我不得不克服同样害羞的感觉。如果谈到一些我知道或者很感兴趣的话题，我能够相当地流利；但是当谈论我一点都不懂的东西时，我就变得手足无措。我明白自己永远也无法像政客那样可以对任何问题应答自如，那么我不再试图克服口吃和不能圆滑回答的毛病，相反我尽量给出真实的答案，即使需要的时间更多，我宁愿给人一个缓慢、犹豫的回答，而不是快速、油腔滑调的答复。
　　20世纪60年代末最重大的两次事件就是越南和比夫拉战争。如果《学生》要成为令人信服的出版物，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国家驻有记者。我们没钱往那里派记者，更别说付他们的住宿费和传真费，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最终我们想出了个主意，如果我们挑选年轻的记者前往采访，他们自身或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报道题材。所以我打电话给《每日镜报》，问他们是否有兴趣独家报道一位年仅17岁的记者去越南采访，他们买下这个故事，支付这位《学生》杂志的记者朱利安？曼永去越南的费用。朱利安发回了有关越南战争的一系列重要报道，后来更成为英国独立电视台的著名记者。我们又同样成功地安排一位16岁的记者去了比夫拉。这两次冒险是我首次利用《学生》品牌为杠杆：我们出品牌和人力，另一方出钱资助。
　　我对反对美国越战充满激情，1968年10月，《学生》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凡妮莎·里德克雷弗一道加入学生游行，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我、凡妮莎和塔瑞克？阿里走在一起，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和成千上万人一起游行令人非常兴奋。人们的情绪高涨，但同时有点令人害怕，事情可能随时失控，的确不久就出事了。当警察开始攻击人群时，我落荒而逃。这次示威的一张照片后来出现在《巴黎进行曲》杂志中，图中我弓着后背，正飞奔穿过广场，离试图抓我的警察的手仅有一英尺。
　　虽然我反对越战，但是并不像其他示威者一样是个极左翼分子。
　　“我也许是个左派，”我对《卫报》的记者说，“仅当他们头脑清楚，充满理性时才是。”
　　在政治上，《学生》不是一份激进杂志，我们也不是一份像《Oz》和《IT》一样的地下杂志，我们不像他们那样赞成在饮料中加迷幻药——当然我们同他们有一样在办公室大谈自由性爱。
　　我努力在左右派间保持平衡，游人却认为我的这种平衡就是支吾搪塞。作家兼诗人罗伯特·格拉夫从马略卡岛写信给我：
　　“你的双手似乎比学生们捆得更紧。比如在比夫拉报道中，你一次也没有提到在国际现状中这次战争究竟为何爆发，那是因为你不得不同主流人士和商业伙伴们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杂志就不能生存。是的，你已经尽了全力。”
　　事实上，那些“商业伙伴”一点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友善，找广告比找人撰稿难得多。我们能采访演员布赖恩？福布斯、登载加文·麦克斯韦的文章，但是这些没法立即套现资助我们经营和发行。我们每一版的广告费是250英镑，1/8版的广告费是40英镑。举个例子，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我成功地让9家公司在创刊号上作整版广告，这9家广告客户是从300多家潜在客户中好不容易才拉到的，它们带来2250英镑的收入，已经足够印刷3000份创刊号了。有了这些资金后，我在高兹银行开了户头，把它作为我们的票据交换银行，我家以前经常去这家银行，我一定是他们顾客中最特别的一个，我两手空空走进银行却要求透支1000英镑。《学生》杂志的自始至终，卖广告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尽管我们都很尽力，但《学生》依旧没有赚钱，我开始想办法如何在其他方面扩展杂志和《学生》品牌，比如“学生”会议中心、“学生”旅行社和“学生”住宿代理。我不仅仅把“学生”看作一个名词，我把它看作一个形容词、一个系列服务、一种重要价值的开端，用70年代的话说，《学生》杂志和它延伸的一切东西都是“嬉皮”的。“学生”是个多元的概念，我想充分开发这种多元性，看看我能把它扩展多远，看看它会走到多远去。这样一来，我和我的朋友开始有所不同，他们仍专注于杂志本身，热衷于报道学生政治。
　　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一场混战。我们从来没有钱，却无比繁忙。我们是个团结紧密的团队，在工作中获得乐趣，觉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过伟大的生活。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们前来采访，看看我们怎么回事。通过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我们令他们印象深刻，我和托尼坐在桌上，电话在手边。
　　“很高兴见到你们，请坐。”我一边说，一边请记者坐在我对面的布袋上。当他们手忙脚乱地拍去布袋上的污垢时，电话响了。
　　“托尼，帮我接一下？谢谢，”然后我问这些记者，“现在，你想了解《学生》什么？”
　　“特德·奚斯找你，理查德。”托尼插话。
　　“我就回电话，”我回答，“现在，你们想知道《学生》什么？”
　　记者伸长脖子看着托尼告诉特德·奚斯，很抱歉理查德在开会，只能待会儿回电。接着，电话再响起，托尼再度接起电话。
　　“大卫·贝利找你，理查德。”
　　“我就给他回电，顺便问他午饭是否可以改时间？我必须去巴黎。”我朝记者抱歉地笑着，“——现在，我们说到哪呢？”
　　“我想问你——”
　　电话又响了。
　　“很抱歉打扰了，”托尼道歉道，“但是米克？贾格尔找你，他说很紧急。”
　　“请原谅，等我一分钟，”我说，不情愿地拿起话筒。“米克，你好。我很好，谢谢，你呢？真的？独家采访？好的，听起来不错……”
　　我就这样说下去知道乔纳森电话那头笑得喘不过气来，或者报时器响了。
　　“很抱歉，”我对记者说，“总有突发事件，我们快忙死了。可以结束了吗？”
　　记者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送出门，与乔纳森擦身而过，电话再也不响了。
　　记者们完全相信了我们的诡计，《星期天电讯》写道：“全世界的摄影家、记者和作家看来都与愿意全身心协助《学生》杂志，而且一个庞大的义工发行渠道已经遍布中学和大学，国内超过五十万学生会阅读这份杂志。”
　　“众多风云人物是他们的采访对象，内容包罗万象。”《观察家》写道。
　　《每日电讯报》说：“《学生》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将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1968年秋天，乔纳森的父母受不了20多个员工生活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要求我们搬离。我们搬到阿尔比恩大街44号，就在康诺特广场拐角处。乔纳森被迫离开我们继续他的学业，他对抛弃我十分内疚，但他父母不相信一个由地下室制作的小杂志能成为他可靠的经济基础。
　　失去了乔纳森，《学生》几乎四分五裂。我没法一个人做太多的事情，又没有值得我真正信任的帮手，几星期后，我请尼克来帮我。他刚结束了阿姆颇佛斯的学业，准备去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他同意延迟入学，来《学生》帮忙。
　　尼克来后，《学生》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他开始控制现金，不再用一个大饼干罐装钱，那会让任何人可以伸手拿钱去买食物、饮料或大麻。尼克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银行户头，核对银行往来账目。尼克掉了一颗门牙，再加上一头黑色的长发，他看起来挺凶悍，吓住了很多讨债者。
　　到如今，在《学生》工作的人绝大多数人只有19或20岁，有很多自由性爱的言论和实践。过去挤在乔纳森地下室的员工们，现在可以住进新房子，大家纷纷忙着营造私人空间。我在顶楼安装了一个大铜床，沿着床栏杆拉过来一条长长的电话线，我经常就在床上谈生意。
　　我用父母的名义登记租了这座房子，这样房东——教堂委员会——就不会认为我们把它用于商业用途。父母喜欢新闻业的刺激性，虽然爸爸是一个短发律师，星期天还会衣冠楚楚去教堂，但是他和妈妈乐于同披着一头长发、一个月都不刮胡子不洗澡的人聊天。每半学期和假期里琳迪会过来帮助我们卖《学生》，并同杂志社的小伙子们谈恋爱。
　　我和《学生》的一个职员黛比有一段短暂的恋情，当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都吓坏了，不知如何处理一个婴儿。黛比决定去堕胎，打过一些电话后，发现很难安排，黛比不能在国家保健医疗机构流产，除非她能证明有精神上或者生理上的毛病。我们疯狂地给所有医院打电话，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当我们找到一个私人医生帮忙时，我们发现费用要400多英镑，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无计可施，终于一个伯明翰的医生愿意以50英镑帮我们做这个手术。
　　手术后，黛比和我意识到一定有很多年轻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穷途末路，如果你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打听到合适的医生，这肯定会让情况大大好转。除了意外怀孕，还有其他问题，例如你需要心理援助，或者有性病却害怕向你家庭医生承认，又或者离家出走而无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