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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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奥德菲尔德沉默地坐在那，靠在佩妮的身上，直盯着收音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管钟》的唱片封套镶在画框中，封面是一个巨大的管钟悬挂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迈克盯着它就像看见了海。一个贪婪的想法从我的脑海中冒出来：或许他已经在梦想下一张专辑了？
第二天一整天都有音像店打电话来定购《管钟》。除了打破传统播放《管钟》，约翰？皮尔在《收听者》节目中又做了如下评论：“当在太多的场合有人说某位当代音乐家的唱片值得”永远珍藏“时，我都想去外面透透气。加里？格兰特和Sweets没有任何持久价值，仅被认为代表了70年代真实的声音。说完这些，我将告诉你一张有力量、能量和真正精彩的唱片，对我来说它代表了一个摇滚音乐家在历史上的首次突破。”
约翰？皮尔还说了很多很多，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收听了他的话。
我们安排贡和浮士德乐队在全国巡回演唱，但是计划在6月25日举行的《管钟》音乐会，才是我希望能让全国性的媒体来目睹的盛会。我们让人觉得《管钟》音乐会不可错过，设法让后来是滚石乐队的吉他手的迈克？泰勒、史蒂文？希里奇和北方乐队同意一起演奏不同的乐器。
音乐会的那天迈克来游艇看我。
“理查德，”他平静地说，“我不能完成近今晚的音乐会。”
“但是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说。
“我就是不能去，”他喃喃地重复道。
我感到一阵绝望。我知道当迈克想要什么时，他和我一样固执。可是整个音乐会已经安排好了，票也卖了，甚至电视报道也有了，不过我不能利用任何一样来施加影响，因为这样只会加强迈克的决心，我必须狡猾些。
“让我们去兜会儿风，”我平静地说，走过船道去发动外面的宾利车。我知道迈克经常羡慕地看着这辆有红色皮座椅的蓝灰色轿车。我希望平静地驾驶过伊丽莎白女王大厅后会让迈克改变想法。很快我们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大厅，我将速度放慢，已经有一群人在去音乐会的路上。
“我无法上台，”迈克重复了一遍。
我不能告诉他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这场音乐会可能把他推到完全不同的平台，让他有可能和平克？弗洛伊德站在一起。我停下车。
“你想开车吗？”
“好的，”
我们继续开车，上了威斯敏斯特桥，经过维多利亚港，海德公园从车窗前闪过，从我以前编辑《学生》的教堂附近经过。
“迈克，”我说，“你喜欢要这辆车吗？作为礼物？”
“礼物？”
“是的。我现在就出来，步行回家。你就一直驾车，车是你的了。”
“住口！它是你的结婚礼物。”
“接下来你必须做的是开车去伊丽莎白女王大厅，今晚上台，它是你的。”
我们陷入了沉默。当迈克握着方向盘时，我注视着他，知道他动心了，我希望他会同意。
“成交，”迈克说。
我将不得不告诉克里斯蒂和我父母，我是如何处理我们的宾利车，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太在意。算上所有的魔力和情感价值，宾利只不过是辆轿车，至关重要的是让迈克登台和销售《管钟》，如果他成功了，我将能买我想要的任何车。随着《管钟》的节奏在伊丽莎白女王大厅飘荡，周围一阵沉默，人们在回味他们刚刚听到的东西，似乎被催眠，没有人想破坏这种状态，然后他们跳起来大声喝彩。我坐在克里斯蒂和西蒙中间，我们站起来，欢呼鼓掌，泪水流过脸颊。迈克站在管风琴前，鞠躬说着谢谢，我们只看见他小小的身影，甚至乐队都向他鼓掌，他成了新的明星。
那天晚上我们卖出了几百张《管钟》，迈克太惊骇了，以至不能同新闻记者说话。看着所有的人欢呼，挤着去买他的唱片，他只说了一句：“我觉得我似乎被强奸了。”就和他的新宾利一起消失了，后来很多年迈克一直拒绝回到舞台上。克里斯蒂和我走回家。从那晚以后，迈克·奥德菲尔德的《管钟》成为当年最著名的专辑。维珍唱片也出名了，钞票滚滚而来。
《管钟》于7月14日登上专辑排行榜第23位，没到8月就上升到第1位。接下来的15年里，无论迈克·奥德菲尔德什么时候发行专辑，它都会成为前10名。《管钟》最终卖出了1千3百万张，在英国有史以来销量最好的专辑中排名第11位。牺牲我的宾利车是值得的。
虽然维珍一夜成名，但我们还是家只有7名员工的小公司，没有能力把唱片发行到全国去。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把我们的唱片授权给另一家较大的唱片公司代理，我们可以得到预付金，所有利润都归他们。如果唱片公司销售额回收了预付金，才会付给我们版税，一般在16％左右。这是像维珍这样的菜鸟唱片公司的常规选择。
第二种选择更冒险。不谈付预付款和版税，只让另一家唱片公司代为生产和发行唱片，维珍自己负责所有促销工作，承担所有风险，可能一败涂地，相应地，如果唱片卖得好，那么我们会获得所有的利润。
绝大多数小唱片公司将自己的唱片代理权让出，这种钱来得很容易，他们从其他唱片公司抽取16％的版税，一般只需要付给艺术家5％或者10％。但是我和西蒙决心要同时做生产和分销，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但是只有大胆，你才能去想去的地方。对我们来说，《管钟》看起来挺好，我们有能力自己促销。我确信它会卖得很好，足以还清我们的投资。有了做生产和分销而不是直接授权的想法后，我们去了爱尔兰唱片公司。
我第一次去爱尔兰唱片还是在编辑《学生》时，克里斯·布莱克威尔创办了爱尔兰唱片，他在牙买加长大并且把瑞格音乐带入英国。爱尔兰唱片发行了鲍勃？马里的唱片，他后来成为首位瑞格音乐巨星，爱尔兰唱片还发行了卡特？史蒂文斯和自由乐队等其他人的唱片。
毫无疑问，爱尔兰唱片一开始拒绝了做生产和分销的生意，他们已经取得了“蚕茧” （Chrysalis）和“魅力”（Charisma）两家公司的代理权，希望维珍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版权比——18％。我们只要付给迈克5％，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接受爱尔兰唱片公司的出价，那么我们自己将有《管钟》销售额13％的收益。如果每张2？18英镑，那我们相应有28？5便士，也就是说如果《管钟》卖得非常火的话，那我们大约有17万1千英镑的盈利，当然这要卖出60万张（双白金唱片，一张唱片销量达到20万张就成为黄金唱片，达到30万张就是白金唱片），如果销量达到百万，那么维珍将进帐28万5千英镑，且不必付任何促销和市场费用。从经验上说，爱尔兰唱片远比维珍有能力将唱片推广到全国的唱片店中，处于我们这个地位的绝大多数小唱片公司会欣然接受它，爱尔兰唱片和我们的律师也都鼓励我们这样做。
但我和西蒙感觉不一样，我们在全国有14家维珍唱片店，它们可以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纽卡斯尔、谢费尔德、爱丁堡、格拉斯哥和伯明翰促销《管钟》，还可以穿越英格兰南部到布里斯托尔、巴思和南安普顿。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能够在全国音乐新闻界做促销，在全国卖出10万份《学生》的经验使我确信能够大批量地销售该唱片。当然，我们的工作更加容易，因为《管钟》非常好听，一旦人们听过就会想来买。
对局外人来说，这看起来像大赌博，如果《管钟》被人忘却，那么维珍唱片将破产，但是如果我们卖出60万张，价值约130万英镑，那么维珍将通过零售价格差获得92万英镑。从中我们要付给迈克·奥德菲尔德6万5千7百英镑，付给爱尔兰唱片19万7千1百英镑作为生产和发行费用，还有65万8千英镑——这就是优势！
《管钟》的知识产权是我们应有的权利，我们决定指望它，所以我们拒绝了爱尔兰唱片的报价，坚持自己做生产和发行，他们将出版和分销唱片，付给他们10％到15％的印刷发行费用。爱尔兰唱片仍然坚持代理权，直到我们威胁说要去他们的死对头CBS那里。就这样我们牺牲了的一笔现金收入，决定致力于用我们自己的资源销售《管钟》。
爱尔兰唱片没想到在自己的巢里养肥了个一只布谷鸟——维珍唱片。当《管钟》的销量
从银唱片攀升到金唱片、白金唱片、双白金，然后超过百万时，我们的财富超乎想象。我们成长为唱片业的一支主要力量，并最终成为爱尔兰唱片的对手，当然我们付给迈克·奥德菲尔德和爱尔兰唱片的版税和费用随时间不断变化。时至今日，《管钟》仍然在全世界销售，业已卖出了数百万张，我们在自己推广唱片的赌博中掘到了第一桶金。
下一步是努力拓展国外市场，我飞到纽约去见大西洋唱片公司的总裁阿曼特？厄特冈，娱乐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阿曼特是美国音乐界的资深人士，我却只有23岁。他的办公室可以俯瞰曼哈顿全景，阿曼特从一个大桌子后站起身，同我握手，他是一个土耳其后裔，非常温和、健谈。他告诉我他非常忙，有许多新闻采访，但他愿意安排15分钟谈定迈克·奥德菲尔德的生意。他对迈克·奥德菲尔德的原创性非常有兴趣，但是他认为这笔生意是一次性的，他报价18万美元。我知道他期望我加价，然后15分钟内我们就将以20万美元成交。我摇摇头，阿曼特又笑起来，承认他也会拒绝这样的报价，但是现在他的底价是20万美元，我俩陷入了沉默。
“你究竟在想什么？”阿曼特问。
“我不告诉你，”我说，“但是要高很多。”
傍晚前我们仍然没有达成协议，他的日程被大大延长了，于是提出带我去家夜总会，但要在回家之前取得共识。当他的加长豪华轿车停在我破旧的旅馆前时，我看见阿曼特和两位漂亮的黑美人坐在后座上，我狂喜不已，我想既然他肯大菲周章的安排这些，那么他一定特别想要《管钟》。我不仅可以和其中的一位女孩共度良宵，而且阿曼特还会为《管钟》出价50万美元以上。
路上，阿曼特从车子的冰箱里拿出一瓶香槟，我们边喝边聊。到达夜总会，我跟着他和女孩们进了夜总会。
“我能和你说句话吗？”我们站着等座位时，阿曼特把我拉到一边说。
“当然可以，”我笑道，是时候了！他出价100万美元和高额版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那天晚上我们尽情享受接下来的时光。
“你听得见我吗？”阿曼特提高音量。
“可以。”我说，冲着其中的一位女孩微笑。
“我想说明一下，我不在乎是否签下迈克·奥德菲尔德，”他边拍我手臂边说，“但是我不想引起误会，这两个美女都是我的。”
8。第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4…1976）（1）
伊丽莎白大厅里举行的音乐会后，迈克·奥德菲尔德开着我的老宾利离开了，他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在他和汤姆？纽曼关在庄园独自打造唱片、追求完美的每时每刻，他梦想每个人都来买《管钟》；但是当他站在伊丽莎白大厅，看见观众站起来向他欢呼时，他发现，虽然这种崇拜是他曾经想要的，但是他无法适应。
音乐界可以在几个月内使人超乎想象地富裕，无论他是否愿意，迈克现在飞速成为英国
最富有的人之一。成功也许会毁了他，但我必须负责，我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诱使他举办那场音乐会。迈克和他的女朋友去威尔士一个偏远的地方隐居，除了我之外，拒绝同任何人说话。
当我第一次驾车去看他时，我几乎找不到那所房子。那是一个建在荷杰斯特山脊上的石头小屋，狂风肆虐，就像呼啸山庄，前厅放着一架大钢琴。迈克带着一架6英尺长的木制滑翔机和我上了荷杰斯特山，他小心地从山上跑下来，逐渐推动这架大飞机，虽然一开始它不动，但是接着风托起了它，它侧过身子，盘旋而上，飞离我们，沿着山脊向田野飞去。迈克看着飞机，风吹动了他的头发，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笑容。
我离开迈克，驾车回到伦敦。让人悲哀的是，与我把克里斯蒂的衣服带到“阿尔伯达”号使她不得不搬过来和我住的行为相反，一天晚上迈克去了当地的一家酒吧，让一位朋友收拾好迈克女朋友的衣服后把她送上火车。接下来的10年，迈克？奥德菲尔德过着隐居的生活，没有为他的任何专辑做促销。幸运地是，我们有迈克演奏《管钟》的录像带带，我们把它做成纪录片，中间插入威廉？派伊的雕塑精选。BBC将片子播放了3次，每次播放时《管钟》和迈克的其他的唱片销量都会大增。如果10年中迈克像平克·弗洛伊德那样巡回演唱，我确信他会成为世界上摇滚巨星之一，恰如约翰？皮尔的预言。事实上，《管钟》比迈克·奥德菲尔德有名，虽然他录制了其他许多精彩的唱片，比如我最喜欢的《欧玛黎明》，但是没有一张能超过《管钟》。
迈克的沉寂让其他的唱片公司非常不解，阿曼特？厄特冈就很疑惑。“你是说你的广告片是一堆雕塑？”他怒骂我，“我不想要，这儿没人想要它！”
像通常一样，阿曼特设法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把《管钟》作为电影《驱魔人》的配乐，影片在美国轰动一时，专辑也一样。在英国创出佳绩后，它又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了一年。
每家唱片公司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乐队家喻户晓，当一个乐队达到相当的高度，它就更像品牌，人们开始放心地购买每张新专辑。虽然两张差的专辑会对明星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一旦你有了一批拥护者，很容易预测下一张唱片的销量。新人的夭折率很高，但是一但他们越过了门槛，那么与书、电影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相比，他们有大得多的潜力。如果一张唱片开始火起来，它能直冲顶峰：例如一开始没人听过《卡马变色龙》，也许下个星期全世界都在抢购它。
除了惊人的成长潜力，音乐比大多数行业更加国际化，就连法国和日本这样自我的国家，史蒂夫？旺达、保罗？麦卡特尼或弗利特伍德？麦克等巨星依旧销售。对很多公司而言，从事出口很困难，但是音乐是可以靠电波和言语穿越国界的买卖，在全球卖英语唱片也更容易，举个例子，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听众非常喜欢听甲壳虫乐队的演唱，而我们却几乎不能忍受非英语流行歌曲。
有了这些想法后，当同乐队谈判时，我和西蒙规划出3个主要目标，同迈克·奥德菲尔德的谈判教会了我们这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尽可能取得长期的版权，因为一家唱片公司仅有的资产就是它的版权，所以我们尽全力不把版权还给艺术家，我们也努力把艺术家以前的作品尽可能多地涵盖到我们的合同中，虽然这经常要牵扯到其他唱片公司。在同摇滚巨星们做生意的荣耀下，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歌曲的知识产权，所以我们通常报出高价诱使艺术家签下8张专辑。我们很骄傲在维珍唱片的历史中，我们从未流失过一个乐队，因为我们在几张专辑后会重谈合同。不过讽刺的是，因为我的耽误，差点失去和迈克·奥德菲尔德。经营新乐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常他们的第三或者第四张专辑价值才会凸显。最好的例子是“人类联盟”乐队，他们在维珍发行了两张专辑，销售缓慢增长；但是他们凭着第三张专辑《挑战》进入一线行列，《挑战》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张。我们同艺术家签约后会努力延长合同，虽然我们在版税上让出2％或3％，但是与合同后增加两张专辑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让步。
自成立开始，我和西蒙把维珍定位为国际公司，所以我们坚持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在合同中拥有国际著作权。我们告诉艺人们如果我们在英国宣传他们，而他们却用别的公司在海外宣传销售的话，对双方都不利。
我们最后一个谈判点是确保维珍不仅有乐队的版权，而且还有乐队每个成员个人的版权。有些时候难以定义一个乐队，比如说，滚石乐队很显然包括米克？贾格尔、基思？理查德、查里？沃茨和比尔？威门，但是其他许多人也进进出出，唱片界最供定义滚石乐队为“米克？贾格尔和其他三个人”。还有一些乐队解散，成员单飞成功，“起源”乐队或许是个典型例子，彼得？加百利和菲尔·柯林斯都在离开乐队后成为超级巨星。我们必须确保维珍签的不是一个只剩下空壳的乐队。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的重要事实是如果我们想签一个艺人，就必须签下他们，不计任何代价。其他唱片公司的乐手成功是他们的事，和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经营唱片公司的秘密之一就是树立新形象，坚持同新乐队签约，把他们打入第一流市场。即使一个高知名度的乐队让我们赔了钱，总会有其他无形的收获，比如吸引其他人同我们签约，或者帮我们打开在电台播放歌曲的网络。
脑海中有了这些概念，我们把所有的《管钟》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艺术家和拓展公司上，维珍开始在迈克·奥德菲尔德成功之后签下新的乐队，哪怕他们中很多会不可避免地失败。
克里斯蒂和我结婚两周年时，我们之间出了些问题。婚后，克里斯蒂坚持卖掉船，搬到房子里去，她想要更大的空间画画，“阿尔伯达”太窄了。一开始我试图妥协，买了艘更大的游艇“恶鬼”号；但是那仍然不够，所以我只好把“恶鬼”号卖给了歌唱家凯文？埃也斯。克里斯蒂在登比坡找到了一所小房子，距离我们在弗农院的办公室只有两条街，我们搬到了陆地上。
我俩发现登比坡的生活毫无私密，克里斯蒂得不到片刻宁静，维珍的员工和乐队每天傍晚都在房子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告诉维珍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有任何问题通知我，以免小事变大。自从学生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