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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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所控制，或为自然选择所发展。同时，无论在英国，还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正在顺利地继续进行。唯心主义者和目的论者（“终极原因”学说的拥护者），已不坚持纯粹的造化说了，因为关于物种的一次创造学说，关于物种的静止不变性的学说，都已被摧毁。进化学说获得了胜利。可是唯心主义和目的论却不愿投降。它们把斗争移到了关于进化原因的问题上，以便批驳自然选择，并用“不完善的法则”，或用其他抽象的原则，来代替自然选择。达尔文积极参加斗争，并给予他们各方面的帮助，赞扬朋友们取得成功，一旦他们的文章和书信中出现了旧神学倾向，就批评他们这些错误的东西。达尔文认为，在神学家们特别反感的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公开宣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第十五章 《人类的起源》一书问世
一八六七年二月，达尔文完成了关于家养状态下的动物和植物这部巨著，并将手稿付印，然后又着手写关于人类起源的书。这个问题对所有接受达尔文进化学说的人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达尔文的一些支持者也已经对这一问题作出答复。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最先是达尔文的才华横溢的朋友赫胥黎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作了许多研究，而且特别细致地研究了类人猿的脑和人脑的构造，因为人们认为脑体结构正是人和所有其他哺乳动物在身体上最主要的差别。赫胥黎在和奥温的论战中得到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华莱士在人类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在一八六四年三月号的《人类学评论》这本小册子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华莱士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的祖先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体质在人脑充分发达后不再改变，人类往后的整个进步，是与已经达到高水平的人类智能发展相联系的，人类的智能发展导致了发明工具，交通工具，火等等。
花莱士认为，人类种族之间的斗争，过去是而且将来也是更多地取决于精神的后天变异，而不是更多地取决于身体，即更多地取决于人的智力和道德上的品质。当人仅仅在智力上，在脑和颅骨的结构上变化时，动物则借助于选择仅仅在肉体上发生变化。动物和人之间的差别先达到了属的程度，也可能是达到了科的程度。由于人类这种古老性，所以人种也象哺乳动物科同样石老。如果赫胥黎根据人体特征指出人类这一科的等级，那么人类这一科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更远，即现在一些哺乳动物目首次形成的那个时候。因此华莱士认为，根据人类的起源及其大脑的发展情况来划分人类的等级是可能的。同样，他也把人种的形成推迟了很久，他认为，人种体质上的特征与当前人种的地理分布无关，因为各种人种有足够的时间迁离他们形成的地方。
一八六八年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第一版问世，一八七○年第二版问世。作者在书中详细地研究了人类起源这一问题。
还在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达尔文就开始收集人类起源方面的材料，但是最初他并未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因为材料很少，而且说服力不强，因此达尔文不敢发表。对他来说，物种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发表有关人类的材料，反倒会助长反对他的观点的那种偏见。达尔文在《自传》一书中说：“要是光摆出我对于人类起源的观点，而并不提出任何证据来加以充实，这对这一著作（《物种起源》）的成功来说，不但不会有利，反而会有害。”确实，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他就没有隐瞒自己的信念（正如上面已指出的），即他的著作能够“阐明人类的起源”，换句话说，就是人类起源这个问题应该与其他的各种生物起源的问题放在一起研究。于是我们看到，单凭这一句话就足以引起对达尔文的理论极其猛烈的攻击。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一理论逐年在取得成就，例如，一八六七年，达尔文写信给赫克尔说，甚至比英国任何人都更强烈反对他的“伦敦昆虫学会”的会员们，现在除了两三个老人以外，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甚至在法国（达尔文的理论在这里所取得的影响以在其他国家要小），古生物学家高得里，就古生物的起源问题，准备写一本有关古生动物的书。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达尔文写信鼓励他说：“这件事将使您的渊博学识和论断的才能大有用武之地。我以为您的信念（高得里成了进化论者——作者注）目前会降低您的同胞们对您的评价的，不过，亲缘物种起源于共同祖先的这一信念，既然在欧洲各地（法国除外）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我就应该认为它不久就会·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信·念（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的确，日内瓦国民协会的主席卡尔·福格特也在和二年，即一八六九年说：“没有人再敢坚持——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物种全然是独立地被创造出来的”。
人们在认识上的整个进步，使达尔文打消了顾虑，从而着手整理人类起源方面的材料，以便出版。当然他也清楚，在他所处的时代，用以说明个别的物种，即人类的进化这个问题，还没有象生物的现在和过去的地理分布及其所处的地质层序列这样一些颇有成效地一般说明生物进化的“强有力的证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所依据的有关直立猿人，北京猿人，非洲类人猿化石，海得尔堡人的一切古生物学方面的资料，都是在达尔文逝世后才发现的，而且这些资料，每隔十年就会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人类在远离他们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之后所走过的发展道路。达尔文不得不只限于研究一些间接的论据，这些论据足以使人相信人类起源于某种低级的生物，足以作出人类是怎样发展来的这样的设想。
达尔文读了华莱士一八六九年刊登在《每季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后，就感到特别迫切需要发表自己对人类起源的有分量的看法了。这篇文章有两个方面使达尔文感兴趣；一、文章涉及到赖尔及赖尔接受达尔文理论的问题；二、文章陈述了华莱士本人对人类起源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与达尔文的观点截然相反。华莱士没有署名的这篇文章，就象所有刊登在《每季评论》上的评论文章一样，是评论赖尔第十版（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地质学原理》和第六版（一八六五年）《地质学要素》的。在文章中，华莱士高度评价了赖尔的第一部著作，他指出，地质学方面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出过十版，而且在第一版（一八三○年问世）和第十版之间的三十八年中间，书的篇幅增加了一倍。“诞生了”两个健壮的“婴儿”：《地质学要素》（共出六版）和《人类的古远性》（共出三版），该书并被译成法文，德文和俄文。
华莱士在评论中强调指出，有许多英文的地质学书籍，它们不是发展许多地质学和知识分科中的一科，就是充当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但是只有赖尔的《地质学原理》这本书，能够作出如此重要的概括：只有《地质学原理》把现今的地质变化的事实看成是地质学的基础和原则，并且看得如此透彻，证据如此确凿，体裁如此迷人！华莱士详细地研究居维叶和以前在地质界广为流传的居维叶的灾变说，详细地研究赖尔不得不进行的反对灾变论者的斗争，还详细地研究赖尔在地质学中所实行的改革意义。华莱士在讲到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十版时，还指出赖尔在书中加进去的许多新的资料。
华莱士写道：“但是，第十版的最大特点是赖尔在主要点上（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上）接受了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接着他极力证明，这种接受丝毫不与下述情况相矛盾，那就是赖尔始终是一个坚决反对拉马克和《创造的痕迹》的作者的进化理论的有名人物。相反，这种接受是从赖尔本人所具有的思想和他的著作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他之所以批驳拉马克和《痕迹》的作者的进化假设，并不是因为他不懂世界的自然发展的思想，而是因为这些假设尚未被事实所证实。所以赖尔本人就教导人们说，物种的绝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渐进的过程与大地表面的激变和灾变全然无关。他也反对承认某些作者提出来的物种生命力的减弱是绝灭的原因。赖尔认为，要解释物种的绝灭，只要有下列因素就足够了：凶禽猛兽大量对它们的捕杀，食物条件的恶化，气候的改变，大陆和海洋的上升与下降。华莱士接着说：“赖尔证明说，新的物种的产生应该成为自然体系的正确部分。为什么我们未指出产生这种新物种的方法，原因就是有机界的变化进程要比无机界的变化进程慢得多”。
华莱士在书评中写道：“三十多年前，赖尔就提出有机界和无机界不间断性的学说，他坚决反对整批整批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一起绝灭、造物主说‘生长吧’又生长出来的理论。同时他否认产生动植物新的物种的过程已被发现。”
华莱士接着说：“但是，如果这种原因被找到、被证实、并且和他本人的思想相协调的话，那么赖尔就应该接受它。可是这要求他有道德上的大勇大智的精神”。
华莱士继续说：“在他这部著作发表九个版本的三十多年中，人们经常把他当作最伟大的、最有威望的”演变论“的反对者加以引用，因为他曾严厉地指责过这种学说。而在第十版中，他完全改写了这一部分，同意了这一理论，而这一理论在肤浅的读者看来，同赖尔一生公开反对过的那些理论并无多大差别”。他接着说：“赖尔放弃了他长久抱定的和大力维护的信念，这表现他人虽老迈，而智慧的青春犹存，这在科学史上也未必有这样令人惊奇的例子。如果我们记住作者（即赖尔）是极端审慎的，而且他所写的每本书都标志着对真理的热爱，那么我们就会相信，不经过长期的、痛苦的考虑，决不会作出如此重大的改变，同时支持他现在所采取的观点的那些论证一定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赖尔接受达尔文的理论，否定拉马克的理论，这一事实已经表明，那些说达尔文只是以自己的名义革新了拉马克的理论的人是错的”。
接着华莱士证明他详尽地阐述过的达尔文的学说和拉马克的学说之间的差别。然后他论述一系列新的、有趣的、证实进化论的古生物学方面的发现。这就是华莱士对书的评论的前半部分。
达尔文非常满意这一部分。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件中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已经指出，赖尔起初辜负了达尔文的期望，对达尔文的理论模凌两可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指出过，就在那个《每季评论》上登着一篇匿名文章，这篇文章正如达尔文及其朋友们所怀疑的那样，大概是在奥温的授意下由韦勃甫司主教写出来的，文章估计赖尔不会跟着达尔文走，也不会成为达尔文思想的拥护者，这一估计落空了。赖尔尽管厌恶人类起源于类似猿猴的祖先的想法，但是他在刊物上（《人类的古远性》第二版）表示相信达尔文的理论很快就会成为学者们共同的看法。他在《地质学原理》第十版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他依然认为逻辑上必需承认人类起源于低等动物，并且说出了有关人类迁徙的几点看法。
毫无疑问，达尔文为这种转变感到高兴，他还认为正是在这家过去曾刊登过一篇批评他的最尖锐、最恶毒的文章的杂志上，出现了华莱士的书评，欢迎赖尔转到达尔文这一边来，并称赞赖尔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这一事件也是达尔文主义的一大胜利。关于这一点达尔文写信给穆瑞说：“牛津主教和奥温会恨得咬牙切齿的”。
但是花莱士评论的后半部分却使达尔文大失所望，十分激动。
在这一部分评论中，华莱士没有分析赖尔对人类起源的观点，仅仅局限于“有关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的意见，而对这几个方面的意见，到目前为止，凡就这个问题写过文章的人，显然并未注意到。”
华莱士一开始就说：“要人在自己的主要特征和身体的许多细小部分方面，都通过完全不同于低级生物的另一条路发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华莱士在说出这样的错话后（须知他在书评的前半部分刚刚热情地捍卫了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就接着发挥他的主要思想：无论是自然选择，还是进化理论，都不能解释人的有感情的和有知觉的生命、人的智能和道德本性的来源。所有这些博物学法则，都不能解释经过重新组合的原子是如何赋与知觉的。“有知觉的生命在它刚刚出现时是依据某一进化法则产生的唯一的东西，这是很难理解的。”；华莱士并不限于对这些意见的研究，他继续深入下去，并且证实，也有一些人体特征，是“变异理论和最具有适应性的东西被保存下来的理论”都无法解释的。属于这类特征的，他举出了脑、言语器官、手以及人的外形。他认为，所有这些器官和特征的完善，远在使用之前，就已发展到最完善的地步。例如，野人的大脑和大约史前期的人的大脑，与欧洲中部的人的大脑几乎毫无差别，并且野人的要求、需要和愿望比猴子高不了多少。因此，他认为，自然选择只能使野人的大脑比猴子的大脑略微高明一些。器官的完善程度远远超出了需要。
华莱士也正是这样分析人的手的，人的“科学和艺术整个范围最终取决于”手的结构的完善。这样完善的手野人是不需要的。华莱士认为，即使是猴子的手，也没有被利用到它所能被利用的程度，也就是说，器官也比所需要的还要完善。
他也指出，人体直立的姿势，身材的优美与匀称，还有人的脸形与面部表情，所有这一切，“大概是我们全部美的感受和情感的源泉”，而且所有这一切“使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别，大于动物相互之间的差别”。人的光滑无毛的皮肤，与其说对人的益，不如说有害，因此它未必是从直立的大猩猩那里继承下来的：“光秃秃的皮肤由于需要穿衣服，就推动了我们的理智，并且发展个人温文尔雅感（！），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天性。”
这样，华莱士关于人类起源的思想与达尔文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那么，在华莱士的意见当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呢？当然，华莱士认为不能把人类的起源归结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自然选择因素决定了动植物的进化。但是对于人来说，自然选择理论毫无疑问是不够用的，是不能解释人的进化的原因的。华莱士正确地指出人的一系列特征：人的大脑活动的发展，人的劳动技能，手的功能等等，这些特征是自然选择的作用所无法解释的。然而华莱士不能解决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他放弃了把人类的进化归结为自然选择的作用的意图是对的，但他没有找到对人的进化的唯物主义解释。因此在关于人类的问题上，华莱士脱离了唯物主义，同意了纯唯心主义的观点。
华莱士又是如何解释他所认为的人类进化问题上全部“难点”的呢？那些不能接受反映人类起源全部真理的进化理论的人们的新观点“，原来是很陈腐的。他认为，这里”有一种力量（力量一词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在起作用，”这种力量指导法则朝一定的方向、为了专门的目的发挥作用“。这种爱沙·葛雷关于进化是按神所预定的渠道进行的想法是多么的相似，而达尔文早就反对过这种想法！在结尾的一段中，华莱士再次重复这些想法，毫不怀疑想使科学和神学在此处达到调和：”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找到科学和神学之间的真正调和的方向……至高无上的智慧……监视这些法则的作用，指引着变异的方向，预先决定它们的组合，最后形成十分完善的体形，以便接受我们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天性，甚至促进这种天性无止境的完善“。
这样，自认为总是“匆匆忙忙的年青人”①的华莱士，沉重地打击了达尔文的整个主张，这种打击之所以特别沉重，是因为它来自达尔文的志同道合者，尤其是来自与达尔文同时被人们认为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创立者的那个人。达尔文又不得不再次纠正自己战友的错误见解所造成的后果，就象船长一样，以非常熟练的操作技术重新拨正他们的航船，使他们的“共同事业”纳入正确的航向，重新与最接受他的自然科学家著作中习惯的宗教观念的遗留物作斗争。
①见他在“林纳学会”1908年所举行的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这一著名的庆祝大会，是为纪念华莱士论述自然选择理论的文章，纪念达尔文《一八四四年概要》中一些片断而同时提出报告而举行的。这一发言的摘要被引用到193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达尔文全集》第3卷第790页。见斯·尔·索博利对第224页的注释。
赖尔和爱沙·葛雷渴望看到进化论的“命运”，华莱士则更加发展了他们的想法，这两个实例一方面表明当时要抛弃旧的宗教观念和思想是十分困难的，而达尔文在用纯唯物观研究有机界和人的发展问题上不容许有什么妥协①，他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定、诚恳。另一方面，这说明为什么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这本书中，在论述人的身体特性的同时，用了许多篇幅把人的智能与动物的智能两相比较，谈人的智能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还谈到道德观念的发展问题，而不管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困难。②
①关于自己的宗教观点，达尔文写道：“当我乘‘贝格尔’号旅行时，我是完全信仰上帝的，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但在1836年10月到1939年期间，我逐渐地意识到，旧约比印度教徒的圣书没有更令人值得相信的地方……以后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必须要有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相信支持基督教的那些奇迹；我们越是认识自然的固定法则，奇迹就越变得不可信……同样我也不能不思考，许多重要现象在各种福音书中被描写成各式各样的……所有这些想法……对我产生了强有力的作用，而且在它们的影响下，我逐渐相信，基督教不是一�
